自從我被批判後，我們機關的造反派，在進駐的紅衛兵的幫助下，對我的態度越來越嚴峻，也可以說越來越惡劣了。有些原來對我持中立態度的人，也“覺悟”起來，開始轉向。甚至有的過去和我挨挨擦擦的人，忽然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成為揭發我的能手，批判我的幹將。我看他們跳梁的精彩表演，隻覺得他們可悲可憐。甚至他們的子女，也迅速革命化起來。這些娃娃不僅敢於當著我的孩子的麵，罵我是反革命，而且尋機會侮辱我的孩子，叫他們“狗崽子”，以致打起架來。

既然對我管得鬆了，我的孩子又可以回來住了。女兒開始還留在她的學校裏，隻是有時回來看我一下，後來學校紅衛兵分成了兩派，無人顧及“狗崽子”，她就跑了回來。兩個十歲才出頭的男孩子，不大懂事，小學又關了門，於是天天就在家，倒是叫我樂享天倫。但是沒有想到他們也麵臨嚴峻的形勢，這都是由於我禍延子女嗬。

對麵宿舍裏有幾個孩子，不知道是受他們造反的父母的唆使，還是他們自覺起來革命了，老在對麵大聲地惡言罵我。我聽了雖然不安逸，倒也不想理會。可是我的孩子們卻難以忍受，便也反言相罵，這樣便結了仇。小造反派們從對罵發展到用他們能找到的武器彈弓，向我發起攻擊。我當時坐在窗口閑望，他們忽然從我的窗口打石彈進來，把我打著了。但是我處於被專政的地位，求告無門，隻得忍氣吞聲地把我的窗子關起來。可是他們並不善罷甘休，仍然用彈弓打，於是我的窗玻璃一塊一塊地被打破了，飛彈不時穿窗而入，打到我的**來。我好言向他們呼籲停戰無效，反倒打得更凶，石子紛紛打進窗子裏，我的孩子也被打著了。我向機關反映，要求製止這種破壞公物的行為，沒有人理會，大概認為那也是紅小兵出於義憤，向我采取的“革命行動”吧。我的孩子再也不能忍受，不管什麽革命反革命，於是也以彈弓還擊。一場小小的戰爭便這樣爆發了。

我看在這裏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了，隻能以牙還牙。於是我也參加進去，為他們出謀劃策。我首先用一張竹簾子把這朵窗子遮起來，變成防禦工事。對麵打不進來，這麵卻可以從簾子後邊向對麵的窗子發起進攻了。但是對麵的孩子躲在窗後，石子打進窗子，並沒有打中人，沒有能夠替我報一彈之仇。大的一個兒子到五樓屋頂上埋伏起來，對麵沒有注意到，才伸出頭，我的大兒子對準他們發射石彈，他們便被打著了。孩子還不解恨，他約了幾個夥伴，趁無人的夜晚，偷偷地把凡是曾經從那裏向我發射過石彈的窗戶的玻璃全都打爛了。監管我的人曾經來問我，我說我的窗玻璃也全被打爛了，知道是誰打的？他們拿不到證據也無可奈何。不過我還是告誡了我的孩子，叫他們不再這樣打了，但是他們不接受，還很生氣，認為這些娃娃太可惡，這樣欺侮到他們頭上，他們就是要報仇。他們竟然約了幾個本來有氣的“狗崽子”，在黑夜裏，把那棟宿舍臨街的窗玻璃打壞了好多，才解了恨。我批評了他們，他們反而對我生氣。認為我太不懂得當時那個社會了，那是誰也不怕誰的時代，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誰厲害，誰就占上風。我沒有想到他們竟然也學起造反派的脾氣來了。我很擔心。不過轉頭想想，孩子們在外，常常被欺辱，他們想不開，拿起他們能找到的武器，進行反抗，本是可以理解的事，然而我竟批評他們，使他們更感到委屈。他們有時候對我發脾氣，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我的孩子在外麵行走，常常被人吐口水，被不知哪裏來的石塊打中，甚至在食堂排隊打飯，也常常被無理加塞，被擠到後邊去。那時因為鬧革命，生產也不管了，肉類副食品供應越來越困難，在食堂裏能買到好菜不容易，排到後麵的自然買不到。我見孩子隻能買一點小菜回來吃，一問才知道是受到造反派和他們的娃娃的歧視。我很傷心。造反派對我再怎麽樣，我也不在乎，該剮該殺，隨他們的便，但是孩子何罪？為什麽要這樣欺侮和淩辱我的孩子？

有時孩子們回來，強忍著抹幹眼淚，不想叫我知道他們在外麵受了氣，吃了虧，隻是我的女兒回來說到她的床單上被同學無端倒上墨水，她卻莫奈何的事，我聽了心如刀絞，我在被侮辱與被打擊時，沒有流淚，現在卻潸然飲泣。天若有情，情何以堪！我簡直想說，隻怪我這個爸爸參加革命早了，做了許多事，現在都說成是罪惡，連累了你們受罪。你們在外麵受了氣，回來不能得到我的撫慰，反而受到我的批評。你們怎能不生氣？其實我哪裏還有臉來責備你們？我真想擁著你們大哭一場呀。但是我沒有這麽說，他們也不需要我這麽說，他們完全知道我的心情，我的苦衷，不願叫我更為他們增加痛苦。他們有意和我扳手勁，在**打鬧，要我給他們講他們早已聽過的我的革命鬥爭故事，希望我在這一小間房子的一統天下裏，過得快活些。這種相濡以沫的感情，比什麽都珍貴，永遠不能忘記。

我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麽傳統，是不是一種國民劣根性，一人獲罪，為什麽要株連親屬朋友？為什麽過去封建王朝的誅九族的遺風，我們現在搞運動，還在盛行？我們的大國民為什麽總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得罪，群起落井下石，連子女也不能幸免？

我後來在當權的劉、張兩口子的授意迫害下，處境更為險惡。我被紅衛兵抓走後，我的孩子更是陷入困難。他們被“掃地出門”，造反派把他們強製趕出我原來的房子。那房子當然馬上被腳快手長、在造反派裏又有點權勢的人占領了。屋裏的家具，也被到我的房子裏來造反、垂涎久已的人們全部瓜分掉了。他們把三個孩子攆到另外一幢宿舍五層樓上的一間不足十平方米小屋子裏去，而且竟然不準孩子們帶出任何衣物被褥。那時正是冬天，我的女兒就在晚上帶著兩個弟弟冒死從二樓樓梯間爬到房裏去拿，結果被造反派以“幫走資派轉移黑材料”的罪名抓住。造反派甚至用手榴彈威脅他們，要他們和我劃清界限，直到黎明前才把他們放了。所需的被褥，也是在我女兒的再三要求下，三天後才給他們。

五樓的那間屋子是一個害什麽瘟疫的人才死空出來的，誰也不願去住，把走資派的孩子安置進去住，自然是最理想的了。有的幹部實在看不過去，提出至少要先把那屋子消過毒，才讓孩子搬進去嘛。可是沒有人理會，多虧科委的一位過去一直對我比較尊重的女同誌，當時也住在那幢樓的五樓上，她親自提了幾桶石灰水，把整個屋子洗刷一遍，才讓孩子進去，並且在可能範圍內給以關懷，使我難以忘記。

我的女兒那時已經十六歲了，和兩個男孩子住在一間小屋裏，實在不方便。她向造反司令部的頭頭反映，要求再給她哪怕是空著的走道頭幾個平方米的地方，讓她用木板隔起來住也好。可是不行，就這麽一點要求也是“狗崽子”的非分之想。她沒有辦法，隻好住到她的中學裏，在屈辱中苟活下去。後來兩個男孩子也住不下去，是我的弟妹侄女把他們收容起來，才免於流落街頭之苦。

這些情況，當時我已經被紅衛兵抓走，當然不知道。是我後來從省革委的監獄裏放出來，又被弄回機關關起來的時候，才聽說的。就是連這些，也不是我的兒女告訴我的。我從省革委監獄裏出來時，對我宣布，我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了，可是仍被關在機關裏，連我的子女想來探視我，也不被允許，他們沒有機會向我訴說他們的苦情。我個人遭難，倒也罷了，卻殃及子女，他們小小年紀，弄到如此狼狽，我聽了真是五內俱焚。中國利一人有難，株連九族的遺風，何時才算有個完？

但是我並不悲觀，中華民族的正氣尚存，疾風知勁草，正是在這樣的大風大浪裏，才使我認識了中華民族，還有精英，好人總是多數。我在危難中，總有那麽一些好人向我伸出援助的手。他們或出於對我的友誼，或出於自己的正義感。無論出於什麽樣的動機，他們都要冒政治上很大的風險，有的可能成為和我套在一根繩上的螞蚱，一同遭難，有的則可能受到包庇反革命的批判。他們的勇氣使我感動，也叫我佩服。這些人便是民族的精英，中國的希望。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特別是其中一些平常默默無聞，居於生活底層的一般勞動人民。這樣的勞動人民，我過去在做地下黨工作時，碰到過不少。當我處於危難，自分必死時，卻有他們冒險犯難，為我通風報信，或為我掩護，得以死裏逃生。這次我遭不白之冤，也碰到這樣的幹部（有的且是領導幹部）和工人。我們大門口做傳達的老陳是一個，我們食堂裏的一個大師傅老李又是一個。我原來的小車駕駛員老高更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