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還沒有亮，我便醒了，其實他們比我醒得更早，已經作好早餐，端來叫我享用。吃了早餐，我的侄兒們出去偵察一下，沒有事，便一同出門。這時街上很清靜，沒有什麽人。我們上了自行車，一溜煙地穿過黎明時的薄霧，出新南門直奔郊外。從中和場到龍泉驛雖然隻有六十裏地，卻走了一天，因為鄉村小路滿是泥濘，有好長一段隻能扛起自行車走路。到了龍泉驛已是下午五點鍾，一天趕到石橋不可能了。隻好進龍泉驛街上去住店。這裏隔成都不遠，且在街上發現有造反派活動，我們真有點不放心，晚上查起號來怎麽辦？幸喜我的侄兒出去打聽一下，這裏的造反派不是“紅成”派的，倒和我侄兒是“同觀點”的，這倒更保險了。江湖風波險，但是隻要是同門同派，拿得上“言語”，便通行無阻。我們安心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早步行上龍泉山，八十裏路，翻過山，天黑前到了石橋。我本想在龍泉驛就叫我的哥哥弟弟回去，他們卻堅持要送到石橋。我們一塊走到石橋，同住一夜，第二天硬是把我們送上火車，他們才回去了。我在火車窗口，看他們那種依依之情，禁不住老淚暗落。從此我將亡命江湖，吉凶難卜，不知何處是我的歸宿也。
那時的火車，大概也造起反來，時開時停，到了內江，說不走就不走了。我們隻好下車找旅館寄宿，這在別的旅客說來，也許沒有什麽，對於我說來，卻是憂心忡忡，誰知晚上旅館查號時會發生什麽，這裏隔成都到底不遠呀。謝天謝地，查號的人們也許忙於分派別爭權打仗，晚上竟沒有來查號的，平安無事。第二天，我們再上車，直開貴陽。但是過重慶時又緊張一會，誰知在重慶車站有沒有人在那裏攔截？算好，過重慶正是半夜，造反的大概也要睡覺的。火車過了長江橋，進入貴州境，我知道四川的造反派是管不了貴州造反派的，可以放心了。
我們快到遵義，我忽然有了閑情逸致，想下車去參觀遵義會址。過去我從這裏過了幾次，都沒有功夫去參觀，一直念著，這次好不容易有機會從這裏經過，我是不能錯過這個機會的了。我們下車找個小旅館住下，便馬上到那個展覽館去參觀。這是一座小洋樓，院子幽靜。如此重要的革命文物勝地，參觀的人好像不多。我們上了二樓，一眼就看到當時開遵義會議的會議室。桌子小靠背椅子排列有序，據說都是當時原樣。在玻璃櫃裏陳列著一些油印文件，據說就是當時起草的文件複製品。我看了好一陣，字跡模糊，看不清楚。
我在那裏東張西望，流連忘返，感慨頗多。這是決定中國曆史命運的地方，是共產黨從敗亡的惡運中走出來的轉機。中國的革命航船後來雖然還經曆了不少的惡浪險灘，然而航向是基本正確了，光明就在前頭。這一段曆史，我從黨史中學過，知道一個大概。當時就不明白，現在到這裏來看了，更不明白，為什麽參加會議的人中，有一個叫李德的洋人。正是這個洋人代表共產國際，在那時的王明、博古等以莫斯科之命是聽的黨中央的支持下，來中國瞎指揮，把指揮有方的毛澤東打了下去，差點把紅軍搞光了，弄得天怒人怨。正是在遵義，毛澤東等老革命起來造他們的反，才把軍事指揮權奪了過來，把中國的革命航船，導向正確的航道。但是現在中國的革命航船，又被政治野心家實際掌握了船舵，不知要開到哪裏去，正陷入險灘激浪中，前途未卜。我們這些小人物，落點難，倒算不得什麽。
我一麵看，一麵陷入沉思。忽然聽到那個解說員解說，把那時其實不算起大作用的林彪，特別突出地加以歌頌。而那時候起過重大作用的一些革命元勳，卻略而不言，因為他們現在都已經列入被打倒的中國最大的走資派的名單裏去了。我聽起來不是味道，卻不能怪這個小毛根，她不過是照本宣科而已。現在正是這位副統帥炙手可熱之際，把曆史作這樣的篡改，也是出於革命的需要吧。不是聽說井岡山會師，也把毛澤東和朱德改成毛澤東與林彪了嗎？大概在他們看來，為了革命的需要，已經成為事實的曆史，也是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篡改的。然而曆史是無情的，它絕不容許任人改動，終歸有一天要還曆史以本來麵目。
這是一個革命曆史名城，革命勝跡頗多。我們第二天又到城裏城牆、街道、公園、各處文物景點去看了一下。我所知道的曆史紀錄中劉伯承如何帶少量紅軍化裝智取遵義的傳奇曆史，仿佛又曆曆演出在我的眼麵前。
我考慮這裏沒有認識我的人，住旅館也沒有受到多少幹擾，也許比貴陽那種大城市住起來還隱蔽些，我何不以采訪革命勝跡為名，在這裏多住些日子呢？主意已定，我們就在小旅館裏住了近一個星期，這期間，我們或者出門去看名勝，遊公園，或者趁霪雨天，就坐在房間裏下棋打撲克玩。這也算我好久沒有享受過的在流浪中的快活日子了。
我們在途中流浪了這麽多天，以致我們到貴陽農學院我侄女家裏，她正在著急。她已經得到成都的信，知道我們早已上路了，見我們遲遲未到，擔心我們在途中發生了什麽意外的事情。侄女問我為什麽在途中耽誤這麽久，我說：“這一年來，我倒黴透了，沒有心情舒暢過，這次在路上才有機會過幾天拋卻一切煩惱，得快活時且快活的日子。”
這裏是大學，紅衛兵一樣在造反。他們並不知道我是誰，隻是從侄女的口中聽說是她的一個在成都當教員的叔叔，因為停課鬧革命，便到貴陽來當“逍遙派”玩耍來了。但是我在侄女家裏住了半個多月，卻隻是深居簡出，幾乎不邁出宿舍樓一步，反倒引起紅衛兵的懷疑，我是不是“逃亡走資派”？那個時候和在“土改”中一樣，在城市裏人人都注意“逃亡地主”。我眼見有的人，或以侄女和侄女婿的學生，或以他們的同事名義，常常來拜訪他們。房子小，總不免和我打照麵，說幾句閑話。我看出他們之中有的人可能負得有偵查的任務。當然也可能什麽也不是，隻不過是我的過慮罷了。
但是過不幾天，我的侄女婿也說，他感到不對，有人在盤根究底地打聽我的身份。也許危險正在向我臨近，我以做過地下黨的高度警惕性，仔細觀察開始發生的不尋常的現象，我斷定他們紅衛兵已經把我當作懷疑對象，他們隻要把我的情況向成都掛電話一查問，我就會露餡。看來我不能再陷入被動局麵，寧可信其有，不可逞僥幸。於是我當機立斷，馬上離開這個大學，到北京去暫避一時。我叫我的一個侄兒回成都，向家裏通氣，知道我去北京了，另外一個侄兒陪我去北京。
那個時候買火車票不大容易，侄女叫我等一兩天，他們去搞兩張票。我說不行，既然是當機立斷，說走就走，絕不可遲疑。我說，過去搞地下黨工作，有時就因為遲疑一下，耽誤一兩個鍾頭，結果出了大婁子。於是侄女婿決定馬上就出走，先到他的一個在附近勞改農場裏工作的哥哥家裏玩一兩天，再上火車。我說，好，到一個農場去躲兩天最好，那種地方遠，是沒有造反派活動的。
說走就走，侄女婿悄悄地帶我們到郊區那個農場去，不是躲，卻是玩了一天多，倒也舒服。侄女買到了火車票，送來交給我們，他們陪著我和侄兒上火車站，看我們安全地離開貴陽，他們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