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姨妹和她的愛人都是中學教員。他們一家三口，住了大概隻有十二平方米的一間小房，擺了一大一小的兩張床，一張書桌，一個書架，屋子裏就再也沒有回旋餘地了。現在又加上我和兒子兩個人，這五口人怎麽安頓呢？人，總不是物件，晚上可以在牆上打個釘子掛上過夜的呀。我沒有想到他們作了多年教員，卻隻能住在這樣小的房子裏。然而他們說，能夠分到一間這樣的房子，還是對他們外來雙職工教員且又生了孩子無法再住集體宿舍的一種優待呢。他們的床除開作睡覺之用外，還要作他們晚上修改學生作業的書桌用。幾個小凳子拚起來，還要當小床用。床下的空間就是他們的庫房，塞得滿滿的雜物。連床頂的空間也加以利用，許多東西就懸掛在牆上。他們和別家共用一個小廚房和隻有一個蹬位的黑屋廁所，隻有輪流使用。這和我們在行政部門當“官”的人住得寬敞而設備齊全的房子，沒有辦法比較。從這一點說，我當時真想到：恐怕我們這些人真的在變“修”了。
女主人，我的姨妹，卻似乎早已胸有成竹，或者她早已處理過同樣的難題，已有經驗，她有條有理地進行安排。我和姨妹夫睡雙人床，姨妹睡單人床，我的兒子睡小凳臨時拚成的床，他們的小孩子則睡在兩床之間的地板上，也可和姨妹一起擠睡在小**。白天，宿舍的教員們都上了班，孩子去了幼兒園。隻有我和兒子在家，倒也顯得清靜，這裏實在是個很好的避風港。
我的小姨妹見到她姐姐的骨肉、我的兒子，本來已很難過，現在見到我，卻不見她的姐姐，當然更難過。我不敢對她提起她姐姐在成都住醫院，聽我被打成反革命後驚懼而死的事，但是她偏要問個究竟。我一說起我家破人亡的事來，自然引發她熱淚長流。再說到我的事，她更認為太冤。她說：“從你過去教育我們的話，給我們看的書，包括你自己寫的書，怎麽能相信你是反革命呢？”姨妹夫說：“現在誰能說清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我說：“正因為我過去是革命的，所以現在才成為反革命。現在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人妖不分，冤獄遍於天下的時候。”
我雖然對於我的前程如何，無法預見，但既然有這麽一個避風港，我開始考慮我怎麽過一段休閑日子。北京的朋友雖然很多，我想象他們的處境不會比我好到哪裏去，不能去看望他們。街上我不敢去，怕再撞見成都來北京串聯的造反派。我這書呆子隻有讀書，可是姨妹他們是教物理的，除了理科的書，別的書很少。我過去曾在大學上過工學院，理科的書我也可以讀得進去。我便開始讀起物理書，特別是無線電的書來。讀著讀著，我竟然對於新興學科半導體讀著了迷，半導體深奧的書我讀不通，對於一般半導體應用常識的書卻能領會。不僅能讀懂，甚至躍躍欲試，自己來安裝半導體收音機。說幹就幹，我在兒子的陪同下，偷偷上前門去買一些元器件和工具回來，照書上的線路圖安裝起來。簡單的礦石收音機和電子管的收音機，30年代我在上海就安裝過，解放前在成都也和妻子一起安裝過電子管收音機，收聽延安的廣播。無線電原理差不多，所以我一開始就安裝三管四管再生來複式收音機。我的手藝居然還沒有回潮，一裝就響。連教物理的姨妹都感到驚異，不想搞文學搞政治的人還會玩半導體。我說：“我要不參加革命抗日，在大學把工科讀畢業，我也就進入技術部門，作一個安分守己的工程師或教授，哪會弄到今天這麽狼狽？”
我的姨妹夫卻說：“那也不一定，技術部門也不是清靜的地方，一樣年年搞運動，知識分子一樣挨整。”
他說的倒也是。我不是就領導過學校和科技部門“整風反右”、“拔白旗”之類的荒唐運動嗎？
我雖然安裝好了半導體收音機，能夠收聽北京的廣播，但是我實在沒有興趣收聽。那裏麵清一色的造反的語言，都是那麽氣勢洶洶，那麽咋咋呼呼，那麽嗷嗷叫喊，叫我聽來膽戰心驚。就是那些音樂節目，也都是一個調子，高亢的樣板戲的叫聲，我實在無福享受，雖然我也並非是不喜歡音樂的人。孩子們喜歡擺弄，卻並不喜歡收聽，連姨妹的大收音機，我們除開用來聽必要的新聞外，別的節目也很少聽。
我就這麽在姨妹家裏，過了一個多月的安寧日子。後來天氣漸涼，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圍上圍巾，由兒子陪著，到大街上去看大字報，隨便走走，倒也自在。但是成都的家人派我的一個外甥匆匆趕到北京來了。他對我說，家裏人在成都聽到消息，“紅成”紅衛兵已經報告了省革籌，派人到北京來尋訪和查找我來了，要我特別注意。他們為策安全，叫我的外甥來北京和他的一個好朋友、在北京任成都“八·二六”造反派駐京聯絡處的負責人建立關係，他們在北京交際很廣，消息靈通，希望從他那裏及時了解情況，讓我知道。
過了幾天，我的外甥來告訴我說，他已經和他的好朋友建立聯係，他的好朋友的態度很好，一直對我比較尊敬，願意盡一份保護之責。後來我的外甥有事要回成都，他便把他的好朋友引到我的住處來，和我見了一麵。我看這個青年很本分，很誠懇，對我並非虛情假意的樣子，我同意接受他的關心，雖然我的心裏還是感到有點玄。
過不久，他來過一次，說他和四川省革籌及成都造反派的人都有來往，沒有聽到他們關於我的情況的消息。
後來過不多久，我早上起來下樓去到學校操場作活動時，我發現有一個也在那裏做早操的人，在留心看我。這馬上引起我的注意。起初以為是我的多疑，後來暗地查看，他是在注意我。以致我不去操場活動而在宿舍露台上活動時，他在操場上好像很關切地看那個露台。這是怎麽一回事呢？莫非是我的外甥的朋友出賣了我，或者是“紅成”造反派從別的途徑找到了我的下落？不管怎樣，依我的判斷，絕不是我的多疑，而是真有問題了。
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的姨妹和她丈夫，他們偷偷去觀察，也感到這個人對於他們的住處有超乎尋常的關心跡象。也許真有危險在向我爬來。他們都同意我的意見，我應該搬到別的地方去避一下的好。但是在北京很難找到合適的地方，我那些朋友不是住在機關宿舍，就是住在學校宿舍，其中有不少是“走資派”的身份。隻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宿舍和機關不在一處，可以去打聽一下，看他那裏能容我去躲一下否。
我的姨妹去了，回來說，北京的朋友們都在落難，有的已經弄進“牛棚”關起來了。那個朋友也算是一個走資派，雖然不大，也要天天去機關接受批判。他說：“老馬既然到北京來了，沒有地方好去，我這裏就是不太好，也義不容辭地接待他，叫他來吧。”我聽了，真是感激涕零，世上還是共過患難的朋友好。
我正決定搬家時，卻恰恰晚了一步。實際上隻晚了不過五個小時，我失悔不迭。就是當天晚上，我又大禍臨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