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間內激烈爭吵,早已吸引外麵大堂和其餘雅間茶客。

不少士子,甚至一些隻是粗通文墨商人都圍攏過來,聽得津津有味,並不時低聲議論。

“說得對啊,那些道學(理學)先生平時道理一套一套的,真遇到事屁用沒有。”

“可不是嘛,就知道讓人滅欲,他自己怎麽不禁欲,能如程頤夫子那般真正貫徹自己學說嗎?”

“心學說得玄乎,但聽著解氣,憑什麽朱熹說的就是對的。”

“事功派實在,現在國家缺的就是錢和兵。”

這些議論聲雖小,卻清晰地傳入朱元龍及其身邊幾個年輕理學門人耳中,讓他們感到前所未有壓力。

朱元龍麵沉如水,他引經據典反駁,但對方根本不跟他糾纏經典釋義,而是不斷用尖銳的現實問題(北孔、軍備、苟安)和(偽學、虛偽)進行打擊。

饒魯指著林惟明喝道:“爾等心學於國於民有何實益,除了在這裏搖唇鼓舌,還能做什麽?”

林惟明冷笑回應:“總比爾等皓首窮經,卻為虎作倀要強,至少我輩敢言爾等不敢言之言。”

“就是,有本事你們也籌個軍資出來看看,爾等除了空談還會什麽?”

兩邊學派都以理、心為主,都偏向自身道德,隻不過一個向內一個向外。

而事功學派則顯得另類,以其強烈現實關懷和功利導向猛烈抨擊理學空疏,但在理學看來其義利雙行主張模糊了道德界限,有陷入唯利是圖風險。

場麵徹底失控,朱元龍知道再辯下去已無意義,隻會自取其辱。

“道不同不相為謀,與此輩狂徒、功利之徒有何道理可講,我們走。”

說罷,他拂袖而起,在一眾理學門人簇擁下離開了清流閣。

朱元龍與饒魯等人麵沉如水,正欲快步離開是非之地,忽聽一旁有人高聲道:

“朱兄、饒兄何必匆匆而去,方才內間高論,我等在外聽得一二。既然理越辯越明,何不與我等也論上一論?”

說話之人乃是一位身著月白長衫、氣質疏朗文士,此人名為李慕舟,家學淵源,乃是蘇東坡蜀學寥寥傳人之一。

他身邊還站著一位身材魁梧、麵色黝黑的青年張世延,據說是北地南遷學者後人,承襲的正是張載關學一脈。

這兩派如今勢微到快不能稱之為一個學說流派了,所謂一個儒學流派便是有清晰師承、有組織、能與其他學派進行正麵學術論戰的學派。

正好這兩派祖師都與二程有不少恩怨糾纏。

張載是二程父親程珦的表弟,按輩分是二程表叔。

據二程門人記載,二程年輕時曾在東京城與張載論《易》,張載大為歎服對眾人說:“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這個故事很可能經過了程門弟子吹噓用以抬高師門,但足以說明他們早年有過交流,且二程展現出了非凡才識。

張載是氣本論,認為宇宙本質是氣(太虛即氣),理是氣化運動規律。

二程是理本論,認為宇宙本質是理(天理),氣隻是構成萬物的材料,理在氣先。

呂大臨是張載學術成就最高門人之一,陝西藍田呂氏四兄弟之一。

張載去世後,關學失去了領袖,呂大臨與兄弟呂大鈞等人東入洛陽拜二程為師,成為程門四先生(呂大臨、謝良佐、遊酢、楊時)

結果他給自己已故老師張載寫《行狀》總結一生,有一句話說張載學問“盡棄其學而學焉”(完全拋棄了自己之前學問而向二程學習)。

當時仍然忠於關學立場的張載弟子們,對呂大臨的舉動感到非常生氣。

程頤看到後堅決要求他修改,呂大臨便改為“乃盡棄異學,淳如也。”

說張載拋棄了佛老等異端學說,心境變得純粹了,這個版本回避了張載與二程之間誰學誰問題。

至於蘇軾與程頤矛盾就更大了,看法與立場完全不一樣,在宋神宗死後,他們被司馬光與太後高滔滔召回朝廷教導小官家宋哲宗趙煦。

蘇軾認為程頤迂腐,程頤認為蘇軾不守禮。

1086年元祐元年,在高滔滔的支持下,反變法派大獲成功,將變法派全部貶官安置,統統羞辱了一遍,所有新法全部廢棄。

王安石受不了,在鍾山鬱然病逝。

司馬光下麵那群人一看打死也不能給這個奸邪諡號,全當沒看見。

結果沒幾個月,宰相司馬光也去世了,兩位老友兼政敵前後腳離開。

正逢朝廷舉行神宗靈位入太廟的祔廟大典,典禮剛結束,官員們就趕去司馬光家吊唁。

程頤認為這不符合古禮,引用《論語》中“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規矩,主張大家既然參加了吉禮(祔廟),就不能在同一天再參加凶禮(吊喪)。

蘇軾直接嘲諷程頤的做法是鏖糟陂裏叔孫通。(你這是從臭水溝裏爬出來的假叔孫通。)

諷刺程頤是個泥古不化、不懂變通、自以為是的腐儒。

此言一出,就成了二人矛盾公開化的導火索,後麵又是一頓對罵。

個人衝突迅速演變為政治派係鬥爭。

蘇軾身邊聚集了蜀黨成員(如蘇轍、黃庭堅、秦觀等),而程頤身邊則有洛黨門人(如朱光庭、賈易等)。

結果兩派都被更強的朔派壓著,等太皇太後高滔滔一死,宋哲宗趙煦將這些人全部打包送去嶺南吃荔枝,在他看來這些都是廢棄變法的小人,是捧老太太打壓他的奸臣。

他將章惇、曾布、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全部召回去東京重新紹聖變法。

總之梁子是結下了。

所以程頤、張載、蘇軾的門人遇見了,場麵一定好不了。

朱元龍心知來者不善:“李兄有何見教?”

李慕舟唰合上折扇,輕敲掌心悠然道:“東坡先生有雲: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此乃通透豁達之境,敢問元龍兄,貴門終日辨析理氣先後、人心道心,如飛鴻孜孜於雪泥上刻畫爪痕,力求清晰分明。

可曾想過一旦雪化泥融,這萬千爪痕又複何在,豈非徒勞心力,錯過了鴻飛冥冥自在境界?”

李慕舟引用蘇軾詩句諷刺理學就像一隻大雁,非要在大雪泥地上把自己爪印畫得清清楚楚,糾結於細節。

可雪一化泥一幹,這些痕跡就全沒了。理學那些精細辨析是徒勞的,反而失去了人生應有的通達和自在。

朱元龍麵色一沉,肅然道。

“李兄此言差矣,雪泥鴻爪雖屬偶然,然鴻之能飛,泥之能承,爪之能留痕,莫非天理流行,各止其所。

吾輩格物正是要明此所以飛、所以承、所以留痕之天理。豈能因痕跡之暫駐便謂本體為虛無?此正是東坡之學,耽於空靈忽於實理,易流於莊禪之弊也!”

朱元龍反駁說大雁能飛,雪泥能承載,爪子能留下痕跡,這本身就是天理在起作用。

我們研究事物就是要明白這些現象背後規律。

怎麽能因為痕跡會消失,就說背後規律是虛無的呢,他指出蘇軾學問過於追求曠達,忽略了實在的理,容易滑入道家、禪宗弊端。

李慕舟哈哈大笑。

“好一個忽於實理,卻不知這實理可能解民生多艱,可能退金虜於江北?東坡先生知杭州時疏浚西湖築就蘇堤,活民無數,此乃實理否。

爾等終日袖手談心性,可曾築得一尺之堤,活得一戶之民,這理再實,不能化為民生之利,與那雪泥鴻爪又有何異,不過是書齋中的玩物罷了。”

他用蘇軾修建蘇堤實際功績質問,你們說的實理能解決百姓困苦嗎、能打退金兵嗎?

蘇軾用行動造福了百姓,你們除了空談做了什麽,如果理不能帶來實際好處,那跟終究會消失的雪泥鴻爪確實沒區別。

張世延踏前一步,他解開外衫,露出襯衣上繪製的陝西地圖。

“堅守天理,爾等可知這天理在何處,不在爾等書齋經卷之中,而在這一山一水、一城一池之間,在我南遷父老淚眼中,在我中原遺民茹毛飲血哀嚎裏。

橫渠先生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心是仁心,是收複故土之心,這命是活命,是安頓黎庶之命,不是爾等空談的什麽理先氣後。”

當年西夏入侵陝西,宋軍連戰連敗,死了好幾萬西軍。

年僅二十歲張載滿懷豪情,準備聯絡一批誌同道合的人,投身軍隊抵抗入侵。

張載給當時擔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軍務的範仲淹寫了一封信,陳述了自己的想法與抱負。

範仲淹在閱讀了張載的信後,接見了他。

他勸張載:儒生自有其報國之道,鑽研學問、探尋治國平天下根本道理,其價值不亞於在戰場上衝鋒陷陣。

後來張載又教出了老種相公種師道、範育、遊師雄等人,老種自不必說,堪稱北宋末年第一名將。

遊師雄在元祐年間那個罷兵退地的大環境下,多次在熙河、涇原等地打退夏軍進攻。

所以關學門人堪稱踐行了張載主張,怎麽說的便怎麽去做,而不是袖手空談。

朱元龍試圖回到經典。

“張兄赤誠天地可鑒,然則,民胞物與亦需有禮法節文,無禮法則秩序崩壞,如同無理主宰之氣,隻是一片混沌。格物窮理,正是要…”

李慕舟不待他說完,便插言笑道。

“朱兄,禮法豈是僵死之物,東坡先生論《禮》雲,‘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乃有禮樂。

爾等存天理,滅人欲,將人情與天理對立,豈非緣木求魚?

譬如這清流閣中之茶,因其香、因其味,方為人所喜,此乃人情天理。

若按爾等之說,莫非要先格盡此茶之理,證明其合乎天理方能品其味?如此讀書做人,豈不累死?”

他邊說邊端起茶杯,悠然品了一口,姿態瀟灑。

李慕舟從禮的起源入手,論證禮法本於人情,批評理學將天理與人欲對立是根本性錯誤。

他用品茶例子,諷刺理學格物繁瑣反人性,凸顯蜀學通達自然特質。

張世延緊接著喝道:“不錯,關學亦講禮,但講的是躬行禮教,是如橫渠公一般試驗井田,研究井法、兵法、禮製,是真真切切去做,

不是如爾等隻知在故紙堆裏格那虛無縹緲之理,為往聖繼絕學不是繼其章句,是繼其精氣神,

為萬世開太平更不是用嘴說出來的,是用血汗拚殺出來的,爾等可敢與我北上,將這天理說與金人鐵騎聽聽?”

朱元龍麵色煞白,他感到自己熟悉的經典義理在具體如何做麵前,是如此笨拙無力。

“爾等這是舍本逐末,不行王道隻求霸術。”

李慕舟卻輕歎一聲,語氣帶著一絲憐憫。

“王道霸術亦需審時度勢。東坡先生既反對王荊公(王安石)之躁進,亦不取司馬溫公(司馬光)盡廢新法,何也?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治國如烹小鮮,火候分寸,存乎一心。豈是抱著一個天理就能應對萬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