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年間,發生了一起牽涉朱熹、唐仲友與歌伎嚴蕊的著名公案——朱唐公案,其本質是南宋學術派係之爭與地方監察權博弈的產物,嚴蕊作為卷入其中的弱女子,因一首《卜算子》詞留名後世,更讓事件被賦予了理學家迫害才女的戲劇色彩。
朱熹與唐仲友的矛盾核心並非私人恩怨,而是深層的學術與政治立場分歧。
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主張存天理滅人欲,強調道德自律;唐仲友則屬於事功學派,主張事功之學重視經世致用,兩派在學術理念上針鋒相對。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以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身份巡查地方,擁有監察地方官員職權,而唐仲友時任台州知州,正是朱熹的監察對象。
朱熹抵達台州後,很快對唐仲友展開彈劾,羅列其貪汙受賄、役使百姓、私通歌伎等八大罪狀,其中直接牽涉嚴蕊的指控是唐仲友與嚴蕊有不正當關係,且利用職權為其脫籍。
嚴蕊當時是台州知名官妓也稱營妓,兼具姿色與才華,常受邀參與地方官員的宴飲應酬,唐仲友曾以紅白桃花為題命其賦詞,嚴蕊即席吟出“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的名句,這成為朱熹彈劾的重要籌碼。
根據宋朝律法,官員可以召官妓歌舞陪酒,但不得私侍枕席(不能發生性關係)。
朱熹認為唐仲友與嚴蕊有私情,已觸犯律法。
朱熹隨即逮捕了嚴蕊,試圖從她口中撬出唐仲友宿妓罪證。
然而,盡管在獄中被嚴刑拷打(史料記載再痛杖之、一再受杖),嚴蕊卻始終不肯誣陷唐仲友。
她說:“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
我身為卑賤營妓,縱然真的與太守有私情,按律也不至於判死罪。但是是非真假,怎麽能胡說八道來汙蔑士大夫,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誣陷他。
朱熹連續上了六道奏折彈劾唐仲友,罪名遠不止宿妓這一條,還包括貪贓枉法、催稅殘暴、蓄養爪牙、偽造官會(貨幣)等八大罪狀。
其中關於嚴蕊,朱熹的指控是:唐仲友與嚴蕊確有私情,並曾授意嚴蕊為自己冒充的侄女騙取嫁妝。
也就是說,在朱熹看來嚴蕊是唐仲友違法亂紀的同案犯,而非無辜的受害者。
宰相王淮(唐仲友的同鄉兼姻親)將朱熹的前三道彈劾狀壓了下來,沒有上呈皇帝,隱秘不讓他人聽聞。
吏部尚書鄭丙、侍禦史張大經此時又站出來舉薦唐仲友,唐仲友並未受彈劾影響,反而升遷為江西提刑。
案子僵持不下之時,朱熹被調任。
後來,張詔接任,他同情嚴蕊遭遇命她作詞自陳。
嚴蕊當口說出首著名的《卜算子》: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詞意:我並非生來就喜愛風塵生活,一切都是前世因果。我的命運如同花開花落,全靠東君您來做主。
我終究要離開這牢獄,但回去營妓的生活又如何能忍受?如果有一天我能頭插山花,過上普通婦人的生活,請您不必問我要去哪裏。
張詔大為感動,當即判她從良釋放出獄。
涉及唐仲友一案在押人員,一概無罪釋放,嚴蕊也被釋放回家。
鬧得沸沸揚揚的朱唐公案草草了結。
後來這個故事就不斷被人演繹成戲劇和小說,讚譽嚴蕊這個弱女子在文人士大夫的爭鬥中據理力爭。
關於嚴蕊的傳奇能夠一再被演繹傳播,除了宋代文人隨性、行文自在,也與民間百姓同情弱者、厭惡強權的心理有著莫大關聯。
後世許多人對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教條感到窒息,因此更願意相信並傳播這個展現理學家嚴酷無情一麵的故事。
麵對指責,朱熹弟子當然劇烈反駁。
“荒謬,吾師朱子乃是依法辦案,查究唐仲友貪瀆擾民、狎妓逾製之實罪!那嚴蕊乃關鍵人證,依法訊問何錯之有,至於別人穿鑿附會,編造出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正是為了掩蓋唐仲友之流劣跡,汙蔑吾師清名,爾等不提唐仲友催稅害民之實,卻拿一營妓說事,豈非本末倒置?”
關學張世南哈哈大笑:
“好,既然嚴蕊案子你們不認,那咱們就說說另一樁——南康軍阿梁案,這事可是白紙黑字記下來了,你們總不能再說是政敵誣陷了吧?”
他環視全場,見眾人都豎起耳朵,便詳細道來:
“淳熙五年,南康軍一個叫程念二的軍士死了,他妻子阿梁後來與商人葉勝相好,官府懷疑二人合謀殺人。可審了九年,十一次重審,始終證據不足,那葉勝在獄中都病死了,就剩阿梁一人,口供成了孤證。”
他目光銳利地看向李燔:“可笑的是朱熹在任南康知軍時,明知證據存疑,卻一再上書要求處死阿梁。說什麽人理之所不容、自合誅死,無足憐者,請問這就是你們理學仁心?”
永嘉學派陳耆卿接話道:
“我記得刑部當年奏議為九年之獄,十官之勘,不為不詳矣,而猶有異同,則謂之疑獄可也。夫罪疑惟輕,則阿梁當貸死。連刑部都認為該免她一死,為何朱熹非要置她於死地?”
他冷笑一聲:“莫非在你們理學門人眼裏一個女子疑似與人有私,就比殺人放火還可恨,非要殺之後快?”
心學謝希孟拄杖歎息:
“此案最關鍵證據始終找不到,屍檢也說不出所以然,全憑通奸二字,朱熹就要取人性命。好一個存天理滅人欲,莫非你們的天理,就是專門盯著婦人女子腰帶?”
“農人種不出糧食,你們說格物未精;金兵打過來了,你們說理氣未明,唯獨對懲治婦人,你們倒是雷厲風行!”
“李山長,你口口聲聲格物致知。請問在阿梁案中朱熹格了什麽物?是格了那根本不存在的毒藥,還是格了那無法驗證的屍體,他致的什麽知,就是知道無論如何都要殺掉一個弱女子來成全你們心中的人倫嗎,你們的格物莫非就是格心中想當然之物?”
“可怕,著實可怕!老夫原以為理學隻是繁瑣,那時才知更是冷酷!證據不明便是疑案;疑案不決當從輕發落。
這是三歲孩童都懂的道理,可到了朱夫子這裏竟成了無足憐者,莫非在你們看來,維護你們那套僵硬的理,比一條活生生的人命更重要?心學講本心,這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們的本心莫非是鐵石所鑄?”
麵對各方責問,朱熹弟子一時有些詞窮。
簡單來說,這就是一個九年牢獄,展現了大宋司法製度的複雜麵貌,死刑在大宋是慎之又慎,絕對不是什麽當地主官想判誰死就判誰死。
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南康軍(江西都昌縣)發生了一起命案。
南康軍有個軍戶之妻阿梁,丈夫程念二病弱,她與商人葉勝有了私情。
某日葉勝上門與程念二發生衝突致其死亡。
官府抓捕二人後,阿梁一開始承認自己與葉勝合謀殺夫,到了審訊環節卻稱自己並不知情,沒有幫葉勝在門口望風,也沒有看到裏麵的情況。
此案頓時成了糊塗賬——既無目擊證人,又找不到阿梁作案凶器,全憑葉勝口供指認阿梁是否是同謀。
按《宋刑統》,若通奸婦女知情不報需處斬,但阿梁抱著幼兒在門外站立半個時辰的舉動,成了知情與否的關鍵疑點。
因為阿梁推翻了之前供詞,稱自己是冤枉的。
根據《宋刑統》的規定,在此情況下就要啟動翻異別勘程序——犯人在州一級司法機關(州院或司理院)翻供喊冤後,由上級(提點刑獄司)指派另一個州院或司理院重新審理;
如果再次喊冤,則由提點刑獄司派官複審;若仍有冤情,則轉交中央司法機構——刑部、大理寺複審;若仍有爭議,上呈趙官家裁決。
一共可以喊冤五次。
還有大宋獨特的司法製度——審案分家:審案的和判案的是兩撥人,互相製約。喊冤重審:犯人如果喊冤,必須換一撥人重新審理。
這就太複雜了,按照大宋的通訊與辦公情況,一件事在江西與臨安的衙門來回傳訊處理,想想都知道要耗費多少時間。
案件在地方衙門與刑部、大理寺間往返拉鋸九年,曆經十一次重審。
最蹊蹺處在於每當刑部認為證據不足發回重審,阿梁必在堂上喊冤;而每當地方官欲結案,她又翻供。
直到奸夫葉勝病死獄中,此案已成無頭公案。
淳熙六年(1179),朱熹做了南康軍的新任知軍。
作為理學大家,他從三綱五常角度出發,認為阿梁不守婦道,雖然審訊時屢次翻異,但是於理死罪難逃,應該按照原來裁決判處阿梁斬刑。
也就是阿梁不符合道德君子的道德,必須死,朱熹管你這的那的,哼,女人想逃?
於是,他向孝宗皇帝上書:“阿梁所犯窮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審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
孝宗皇帝則以“須至依條再行推鞫”答複了朱熹,即阿梁可以五次翻異別勘,而朱熹上書之時才第三次。
孝宗不喜歡理學家那套仁義道德,想要阿梁死就得拿出證據來,否則免談,別給我提什麽你那套天理人欲。
直到淳熙八年(1181)朱熹調離南康軍時,阿梁案依然處於未審結的狀態。
到第十一次重審時,由江東提刑耿延年主審。
此時,案件當事人之一的葉勝也死在獄中,該案當事人僅剩阿梁一人,其供詞已成為孤證,無法驗證她到底是否知情與參與葉勝殺丈夫。
於是,耿延年將審理的案情上報臨安,奏請趙官家裁決,我們實在沒辦法了,還怎就咋,趕緊的吧。
刑部在向宋孝宗提交文案中言道:“竊謂九年之獄,十官之勘,不為不詳矣,而猶有異同,則謂之疑獄可也。夫罪疑惟輕,則阿梁當貸死。”
就是阿梁案子已經審了九年,牽涉官員眾多,但案情仍有可疑之處,根據罪疑惟輕的原則,阿梁可以免於死刑。
孝宗認真聽取了各方意見,最終對阿梁案作出終審判決:“南康軍民婦阿梁特貸命,決脊杖二十,送二千裏外州軍編管。”
即免去阿梁的死刑,改成杖刑二十後流放二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