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撰部門誌，自然比編撰縣誌難度小。最大的困難其實不是業務上的困難，而是與部門一把手、部門檔案管理人員的合作上。如果一把手不好合作，很難修出好誌。好在我們所要編撰的《紫陽縣人大誌》的編撰委員會主任，是縣人大一把手張教誌。他是我的老師，是一位學者型的領導，重視修誌，也容易相處，這一點編輯們都很放心。編輯們擔心縣人大機關檔案室管理人員不好合作，工作起來不方便。聽了他們的擔憂，我就笑了，對他們說：“這兩個工作人員，一個是老錢，我多年的鄰居；而另一位老徐，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學。我們是那種勾肩搭背的朋友，你們說好不好合作？”說實話，到這個部門去修誌，我簡直可以說得上是如魚得水了。
果然，當我們的編輯人員入駐縣人大機關後，查找檔案非常方便。
不管節假日還是下班以後，兩位檔案管理人員都能第一時間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老徐同學更是全力以赴，有時候還幫我們把可能需要用的檔案，整摞整摞搬到我們編輯部來。有一次我要查詢一個檔案，到檔案室沒找到他，隔壁辦公室的同誌說他才出去十多分鍾，我給他打電話，問他還過不過來，結果沒過十分鍾，他就滿頭大汗、氣喘籲籲地跑了回來。我說：“我不是給你講了，你先辦你的事情，事情辦完了我再查。”
他說：“不行，要優先保證你們的需要！張主任說要全力以赴地配合和支持你們修誌！”這就是老徐，隻要工作需要，他可以放下自己的事，不怕酷暑、不顧一切……
當然他對我的幫助不僅僅是這些，這隻是工作上的配合和支持。老徐有一種獨特的稟賦，就是有很好的記憶力。他能夠記得住多年前的事，對本地的一些人和事如數家珍。比如過去三十多年了，他記得清我們初中時同班每個同學的名字，他甚至說得清楚誰和誰是同桌，誰的父母當時在哪兒工作。這種超常的記憶力其實是史誌工作者的稟賦。他土生土長在紫陽縣，又在縣人大工作十三年，許多事都記得清清楚楚，能給我們提供一些特殊的幫助。
有一次他看到我們《紫陽縣人大誌》初稿上的代表名單說：“你看你們這個‘第六屆城關鎮縣代表周春廷、第八屆城關鎮縣代表周春婷、第九屆城關鎮縣代表周春庭’，應該是錯的，這可能是同一個人的名字寫了不同的字。這人應該是周春庭，是個管放自來水的，就住在我們家坎上。”後來查證確實是同一人，他的名字正確的寫法是周春庭。編輯們是抄原始檔案，責任當然是當年的工作人員不夠認真。可是，我們既然遇到了，當然要考證清楚，以免以訛傳訛。
由於曆史時間跨度大，類似的錯誤很多，我們現在都不容易搞清楚，若幹年後的人更不清楚了。我們必須重新核對曆屆代表名單，發現疑似同一人而名字寫法不同的，要一一更正！這就是這件事過後，我們做出的決定，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誌書的質量。
後來和他談起這件事，他說過去有很多這樣的現象。比如，總是把曲輔勤的“勤”字寫成雙王那個“琴”，成了曲輔琴。我當時腦子裏靈光一現，感覺我們誌書裏也寫的是“曲輔琴”，頓時心裏忐忑不安。急忙回去一查，果然寫錯了。她的名字總共出現五十九次，錯誤也多達五十九處！曲輔勤是人大老幹部，和我家鄰居多年，可以說是看著我長大的，我喊了多年曲姨，竟然把她的名字寫錯了。何況曲姨去年才過世，我真正對不起逝者。如果沒有發現，不及時更正，印刷成書，那會讓我寢食難安、愧疚一生的。
當然，老徐對我的幫助絕不止這些。有一次我們查紫陽縣第十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曾補選一名市人大代表，但是沒有名單，查了很多次檔案，幾乎把檔案重新翻了一遍，也沒有找到這個名單。問代工委的同誌，代工委的同誌幫忙找了很久也沒有找到，他們也很著急。過了一個星期左右，老徐抱著一大摞資料到我們編輯部，說這是在車庫的角落裏發現的，正好有紫陽縣十六屆人大三次會議補選的一名市人大代表袁澤強。翻開這一摞資料，才發現這正是缺少的那部分會議資料。我突然明白了，紫陽縣十六屆人大三次會議是十年前開的，可能是當時的工作人員，因為某種急事，匆忙把這摞資料放到車庫的一個角落就忙別的事去了，讓這摞材料在車庫裏靜靜沉睡了十年。它們沒有進入檔案室，我們自然翻不到這個材料，也無法確定到底是誰當選市人大代表。
這個發現，無疑幫了我們很大的忙。如果沒有這些資料，我們隻好到市上去查。因為當年當選的這位代表是在市人民銀行工作，是紫陽選區選出的代表，不是紫陽當地人，就算找到代表名單，我們也無法確認。誌書如果在這裏斷線，會成為一種缺憾。
這件事對我挺震撼的，好像賈平凹曾表達過這樣一種思想，一個人做一件事情久了，做得用心了，做得專注了，什麽事都能辦到，就好像鬼上身一樣，又好像神都在幫助他。像這樣十年前遺失的檔案他都能找出來，可見他對檔案這份工作是多麽執著，多麽認真，多麽細心，對我們修誌多麽支持。我慶幸有這樣一位同學，和這樣一位有獨特稟賦的人成為朋友，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老徐，名全勝，當過工人、司機、檔案管理員，為《紫陽縣人大誌》的編撰做出過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