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覺得我們在某個環節上出現了疏漏，雖然邏輯推理很完整，但事實證據上卻不足，致使我們麵對許守義時也束手無策。

次日，我們又聚集到了刑偵隊。

我站在示意圖前，用手指著展板說：“現在，我們已經確定了杜笑花身後的那個影子殺手，就是她的親生父親許守義。也就是說，一九九八年許守義服刑期間，以假死的方式冒名頂替了真死的王延生，然後以王延生之名提前被釋放出來。這一點已經有了足夠的證據，那就是許守義的血型。由此可以斷定，許守義為了保護其女杜笑花，先後涉嫌殺死了邵威、薛娜、李瘋子、張山。這四起殺人案由於時間跨度長，作案手法比較隱蔽，給偵破帶來了很大的難處，但再完美的犯罪，也會留下痕跡，可能我們在某些關鍵的地方疏忽了，現在還沒有找到許守義的犯罪證據，大家好好想一想，究竟在哪些方麵被我們忽略了？”

周小飛說：“師傅，我有個疑點。我們過去一直認定薛娜是失蹤的，而且我們找到了當年負責調查薛娜案子的片區民警，派出所最後也是這麽結案的。你現在突然說薛娜已經被殺害，而且又是許守義所殺，依據是什麽？”

“昨天我在許守義麵前說到這個問題時，就看到了你似乎有異議。不錯，派出所是這麽結的案，在我們沒有查出杜笑花身後的影子殺手是誰的前提下，我也認定這是一起失蹤案。但當我推斷出許守義就是隱藏在杜笑花身後的影子殺手後，就毫無疑問地確定薛娜已經被害了。原因很簡單，許守義的目的是為杜笑花清除障礙，他不是綁匪，不會為了金錢把薛娜賣到深山老林裏去。所以，薛娜的結果肯定與淩辱過杜笑花的邵威、李瘋子、張山一樣，被一刀斃命，她不可能還活著。”說到這裏，我的腦子突然閃出了一道亮光——插花刀。然後我問白擁軍和周小飛：“你們還記得許守義用的插花刀嗎？”

“記得。那幾把刀具中，好像沒有我們要找的刀。”

“問題就在這裏，上次在他的住所裏，看到那些刀具中根本沒有與張山傷口相一致的，這說明許守義還有三厘米寬、七厘米長的刀，可能就是真正的凶器，被許守義藏到了別處。”

周小飛說：“要是能開出一張搜查證，搜查一次就好了。”

我說：“他要真的藏起來，我就是去搜查也未必能找到。小軍，這樣吧，那個啞巴不是常到花市送花嗎？你們兩個盯緊他，等他出來了把他帶到隊裏來，法醫老秦懂點兒啞語，到時候讓他問一問，看能不能問出些線索。還有，要問清楚四月十九日晚上，許守義有沒有外出過。”

他們倆應了一聲，就去行動了。我又盯著示意圖看了起來，我還是覺得，有什麽東西漏掉了，可能就遺漏在了那四個已死的人物中間。我按順時針的方向推理起來，從二〇〇二年邵威的案子，到二〇〇五年薛娜的案子，再到二〇一二年李瘋子的案子，最後推到二〇二〇年張山的案子。我又折回去，按逆時針的方向推理，依次從張山、李瘋子、薛娜推到邵威的案子上。我突然發現，薛娜的案子中好像缺少了一個重要環節，丁小軍曾找過當年負責薛娜失蹤案的辦案警察，說薛娜歸屬於失蹤人口，派出所並沒有原始檔案，隻做了銷戶處理。如果是失蹤，自然歸屬派出所，如果是刑事犯罪呢？薛娜的家人向刑警隊這邊報過案沒有？我的腦子突然一閃，立即上樓去了檔案室，想看看我們這邊有沒有案件的存檔。

檔案室的小吳問我：“又要調哪份檔案？”

“查一下二〇〇五年失蹤人口的檔案。”

“方隊，我們這裏沒有失蹤人口檔案，失蹤人口都歸所在的派出所。”

我還是有些不甘心地說：“你調出二〇〇五年綁架拐賣婦女兒童的檔案。”

不一會兒，小吳調出了所有的檔案，一共十二期，我逐一查去，果然查到薛娜被綁架的卷宗，上麵是這麽記載的：

薛娜，女，十七歲，身高一米六五，體重四十四公斤，邊陽區中學高中一年級學生，穿天藍色校服，於七月九日晚七點三十分離家去學校，途中失蹤。

事發後的第三日，薛娜的媽媽高秀蓮從薛娜換下的舊衣服中發現一張小字條，上麵寫道：“薛娜，晚上八點在東關樹林裏見，別讓人看到了，謝成。”字條上沒有落款日期，高秀蓮不敢斷定是不是失蹤那天收到的，懷疑這可能就是一起有預謀的綁架案，便向公安分局刑警隊報了案。我們接到報案後，立即提取了字條上的所有指紋，並由章世傑負責前去邊陽區中學開展調查取證，對嫌疑人謝成進行問詢，他矢口否認字條是他寫的，經過筆跡鑒定和指紋取樣核對後，排除了謝成的嫌疑。說明字條是有人冒他之名而為，並非他本人所寫。同時，我們對全班四十九名學生的筆跡作了鑒定，亦未發現可疑之人，而且，全班四十九人都有不在場的證明。

另外，我們依據字條上提供的地點，從薛娜所住的聯安小區到東關小樹林依次搜尋，並沒有發現可疑之處。

附一：報案人依據的小字條。

附二：從小字條上提取的四枚指紋清樣，分別是薛娜父母薛長青、高秀蓮，還有薛娜本人的。還有另外半枚指紋，非常模糊，電腦辨別不出來。

經辦人：章世傑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七日

我又查看了一下裝在塑料袋內的小字條，大概有三指寬，是學生用的作業本中的紙，用圓珠筆書寫的，字跡工整，字樣雖不好看，卻也很老辣，不像學生的字。另一張紙上是提取的半個指紋，很模糊。盡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這個環節很重要，等我們拿到許守義的指紋和筆跡，交技術科一核對，就會真相大白。

來到章世傑的辦公室，我向前輩做了核實。章世傑說：“這個案子雖然過去十多年了，但大致情況我還記得，那個失蹤的女孩叫薛娜，是薛副區長的女兒，他們最先向派出所報了案，派出所也花了一定時間和精力進行了尋找，終沒找到。後來，薛副區長的夫人從孩子的舊衣服裏發現了一張字條，也不好確定那張字條究竟是失蹤那天晚上收到的，還是之前約會時用過的。他們懷疑可能是一場有預謀的綁架案。我還詢問過，他們收沒收到過綁匪的勒索電話或信件。他們說沒有。我說，事情都過去好多天了，既然沒有收到勒索電話，就說明不是被綁架了。本來像這樣的普通失蹤案向派出所報過案就好了，我們根本不會立案的，主要她是薛副區長的女兒，薛副區長還向頭兒打過招呼，要我們立案偵查，這才違背常規立了案。至於調查過程，檔案中記載得很詳細，當時我們也不好確定究竟是有人綁架了薛娜，還是孩子自己走失了，報紙上也刊登了《尋人啟事》，到頭來也沒有結果。”

章世傑說完後，問我：“是不是案子有了新進展？”

“現在剛剛有些眉目，缺少的就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根稻草，可能就是你留在檔案中的那張小字條和字條上的半個模糊指紋。”

章世傑笑了一下：“你忙去吧，如果有什麽需要我幫忙的，盡管說。”

我打了一聲招呼，就起身告辭了。我知道章世傑是老刑警，不該問的他不多問。

我立即趕往邊陽派出所，我知道，刑滿釋放人員被釋放後，都要持釋放證到所在派出所備案，重新登記身份和住址。許守義即使是假借王延生之名，也免不了這一程序，那他必然會留下他的筆跡和手印，隻要拿去讓技術科一鑒定，立馬見出分曉。

來到派出所，我調取了許守義以王延生之名填寫的備案材料，以及他的簽名和手印，立即返回到分局。

在我做完這一切後，白擁軍和周小飛也回來了，他們找了一圈兒，沒有找到小啞巴。我說，也罷，沒有找到就不找了，我現在有了新證據，正在等待技術科的鑒定結果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