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不期而至，讓陳獨秀很是詫異。
陳獨秀說：“國燾，是你呀！前幾天《新華日報》上登出的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報告裏說，‘張國燾公開叛黨前在武漢見過陳獨秀一次，在黨外去尋找反黨的同盟者’。我們也有十多年沒見麵了吧？他們卻說你已來找我做政治上的同盟者，這簡直可笑之極！”
張國燾說：“老師，學生到武漢後，一直就想前來登門拜望你和我的老同學羅漢。隻是剛剛從那邊過來，事情太多，直到今天才擠出點時間。”
羅漢說：“老同學，你看上去比以前富態多了，肚子也腆起來了，但氣色明顯不好，一臉疲憊之態。”
張國燾說：“我前日在委員長行營見到蔣夢麟蔣前校長，他告訴我，北大同學會委托羅漢兄照料老師的生活，這我就很放心了。”
羅漢說：“每個月北大同學會還寄來300塊錢，足保老師生活無虞。”
陳獨秀說：“國燾，你不是一直幹得很好嗎？長征到達陝北後，他們還讓你擔任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代主席嘛。”
張國燾說：“唉，一言難盡，一言難盡呐！我和老毛因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在毛兒蓋鬧翻一年以後，斯大林派張浩回國調解，我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見，把手中的部隊一交，到延安後，我的日子就一落千丈了。我雖然在政治局仍然排名第四，可是，中央卻發起了一場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政治運動，在抗大舉行的批判大會上，他們居然放任不知內情的紅軍將領衝到台上扇我的耳光。等到王明一回延安，我的日子更不好過，他們把我劃到托派圈子裏，如同軟禁一般，沒辦法，我隻好過這邊來了。反正都是抗戰，彼此都是友黨友軍嘛，延安沒有我的容身之處，我就到這邊來繼續參加抗戰。隻不過讓人寒心的是，老師和學生為共產黨辛辛苦苦出生入死，到頭來卻成了一根藤上倆苦瓜。”
陳獨秀說：“不足為奇，不足為奇，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我是深有體會的。”
張國燾說：“我剛才進門時，老師說《新華日報》汙蔑張國燾在黨外去尋找你作為我反黨的同盟者，這一點，我倒覺得他們有先見之明。學生今天來，確有一事與老師商量。我聽說老師曾打算創建一個第三黨，不知此事眼下進行得如何？”
羅漢道：“譚平山、朱家驊都曾動員老師出麵創建第三黨，既給創黨資金，又給參議員名額，可老師不願受蔣介石擺布，來了個敬謝不敏。”
陳獨秀說：“我的主張是和第三黨、救國會，以及一部分有影響力的民主人士接觸，組織一個聯合陣線，不擁國，不阿共，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
張國燾說：“老師的這個想法很好啊，學生今天來，就是要向老師建議，由老師掛帥，成立一個第三黨，名字最好就叫作新共產黨。”
陳獨秀說：“成立新共產黨，這不明擺著就是和延安的共產黨唱對台戲嗎？國燾，我想這大概不是你的建議，而是草字頭的旨意吧？”
張國燾說：“延安對我師生二人寡情薄義，甚至到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地步，而絕非我們對不起共產黨。就算我們打出旗號和延安大幹一場，又有何妨？”
陳獨秀連連搖頭：“不，不，我的想法與你完全不同，共產黨是對不起我，但蔣介石與我更是不共戴天，我若置殺子之仇而不顧，替仇人搖旗呐喊，我陳獨秀還配為人父嗎？豈不讓天下人笑話於我？我那兩個被老蔣殺掉的兒子，在九泉之下，也斷不會原諒我的！”
“老師……”
“你我都是從大風大浪中過來的人，應當知道，創建一個政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當初創建共產黨，費了多大的勁？現在看來，一個階級隻能由一個黨來領導，我們再重起爐灶另開張，未必能比老毛他們這批人搞得更好。”
“老師，難道你這樣的鬥士，也沒有信心了？”
“我現在是既無信心，也無耐心，更無半點討好老蔣之心。”
鞭炮炸裂聲，鑼鼓敲擊聲，遊行隊伍發出的此起彼伏的口號聲，把全城震翻了天。陳獨秀在潘蘭珍的攙扶下，與羅漢步出小院，來到了人頭湧**的大街上。目力所及，到處是歡呼雀躍的軍人、老百姓，武漢三鎮沉浸在節日的狂歡之中。
報童高舉報紙邊跑邊叫：“看報啦，看東洋鬼子在台兒莊吃大敗仗啦！”
家家戶戶門前掛出了青天白日旗，街上不少人手中，也揮舞著青天白日旗。
街上隨處可見橫的豎的大橫幅、大標語：
“慶祝台兒莊大捷”
“中國必勝，日本必敗”
各家寫著報館名稱的大卡車拉著趕印出來的號外，駛上大街，鋪天蓋地往行人頭上散。五花八門的救亡團體湧上街頭，他們把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畫像畫在大畫板上，抬著走在遊行隊伍前麵。
一位身穿國民黨陸軍中將黃呢軍裝的將軍站在街邊高高的台階上，有力地揮動手臂，發表即席演講：“同胞們，國共兩黨的兄弟和軍隊將士們，我們要能每個月能打一個像台兒莊、平型關這樣的勝仗，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極大地振奮我國軍民的士氣，號召世界人民的支援……”
羅漢驚喜地：“老師，你看，那是周恩來！周恩來也到街上來發表演講了。”
陳獨秀遠遠看去，說道：“恩來現在是軍委會政治部的副部長，此人原本就相當能幹，如今國共合作，供他馳騁的舞台就更廣闊了。隻可惜，昔時出生入死的戰友，今日已如同路人了。”
潘蘭珍說：“台兒莊一仗就打死了上萬名鬼子兵，日本那麽小個國家，那麽點人口，有多少人來中國送死啊？就算我們以五個對一個，十個對一個，這仗要能這樣打下去，中國也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吧？”
陳獨秀也激動不已：“我陳獨秀即便與老蔣有殺子之仇，不共戴天，此時此刻，也甘願拋棄個人恩怨，成為他麾下一名老兵！”
夜裏，武漢各界聯合舉行聲勢浩大的火炬遊行。天黑之後，各路火龍匯聚到黃鶴樓下。三條火龍齊頭並進，如同三條耀眼的金龍，在廣場上翻騰湧進。人們忘情地高唱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陳獨秀在潘蘭珍的攙扶下，與羅漢登高俯視著眼前激動人心的場麵。
陳獨秀老淚縱橫：“塞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可惜我已垂垂老矣，要是我能年輕20歲，我也一定會投筆從戎，到前線去和日本人大戰一場！”
潘蘭珍說：“儂一介書生，能打什麽仗啊？”
羅漢說：“嘿，你還看不起我老師啊！我告訴你，老師可是在日本專門學過軍事的，比我們這些曾經帶過兵，打過仗的人還內行。”
潘蘭珍提著剛買回的早點，走進院門，從信箱裏取出報紙雜誌，送到陳獨秀書房裏。
潘蘭珍敲敲房門喊道：“羅漢，早點買回來了，快起來趁熱吃吧。”
陳獨秀挾起一支油條，一邊吃，一邊打開一本《解放》周刊翻閱起來。
陡然，陳獨秀瞳孔大睜，口中念出聲：“《鏟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徒》！”將油條往桌上一扔，翻開《解放》看起來。
陳獨秀呼吸急促，怒色滿麵。
報上竟然黑字白紙地寫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查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查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後，日本津貼由陳獨秀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於是中國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麵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雖然陳匪獨秀從“九?一八”以來就與日寇勾結，然而，還可以在武漢演講，使用其老奸巨猾的偵察技術，讓這些日寇漢奸在全國抗戰之後還能繼續活動，這不能不是全中國人民的恥辱，全國抗戰的損失。為了抗戰的勝利，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陳獨秀氣得臉色煞白，猛地在桌子上一拍。
羅漢進來了：“老師，一大早的，誰惹你生氣了？”
陳獨秀將翻開的《解放》往羅漢麵前一推：“你看看，他們不僅幹出了血口噴人之事，居然還公開汙稱你我為匪！”
羅漢趕緊接過《解放》，一邊看一念出聲：“美國的托匪格拉斯，聯合著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在上海和北方建立托匪暗探組織……”羅漢大為吃驚，“林伯渠給我的那期《解放》上登出的《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中還說，希望你‘重振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隊伍的行列中來’，這才過了多久啊，怎麽一下子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還口口聲汙我們為匪了？”
陳獨秀氣得拍著額頭嚷嚷：“大敵當前，他們到底想幹什麽啊？”
羅漢問道：“趙容是誰啊？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能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上發表如此重要的文章，想必也不會是名不見經傳之輩啊？”
陳獨秀肯定地說：“趙容就是康生。此人在我任中共總書記，領導上海工人運動時，隻不過是上海總工會一名筆頭還不錯的小幹事，那時他寫文章，就常常用這個筆名。”
羅漢說：“可是，他與老師並不在一個層次上啊，你是總書記，他是個小小的幹事，你們之間何來的矛盾？何來的恩怨？現在他為何要無中生有，竭盡造謠之能事，誣陷老師為‘日本間諜’？”
陳獨秀略一思忖：“噢,我想起來了，前些日子董必武來看我時，欲言又止，沒把問題說透，我就已經隱約感覺到了。他說王明帶著莫斯科的精神，近期已經到了延安，今後是否有什麽變化，誰也說不準。我想，這恐怕就是他當初擔心的結果吧。”
羅漢仍然不能理解：“王明作為老師的後輩，對你也不可能有這麽大的仇恨啊……”
陳獨秀說：“王明是什麽人？我在莫斯科時，聽說王明在中山大學讀書時，百般討好副校長米夫，最後由米夫舉薦，當上了中山大學學生會主席，成了米夫的親信，也自然成為斯大林跟前的紅人。王明不足慮，他執行的是斯大林的旨意罷了。看來，這次斯大林是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國的陳獨秀和他的眼中釘托洛茨基畫上等號，必欲徹底除之而後快了！”
陳獨秀頭上搭著毛巾，病懨懨地仰靠在藤椅上。
羅漢說：“自康生的文章出來後，延安的《群眾》，以及《新華日報》一窩蜂地發表文章、汙蔑老師是‘托匪漢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暗探’等。這種聳人聽聞的新聞一經製造出來，頓時引得輿論大嘩，使得各界富有正義感的人士，對中共及其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產生了懷疑和動搖。”
包惠僧說：“這兩天《大公報》《武漢日報》《掃**報》等報紙，都在顯著位置，發表了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兼江蘇省教育廳長周佛海、中央大學校長傅汝霖、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梁寒操、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張西曼、國防參議會參議員陶希聖、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林庚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段錫朋九位名流高官聯名發表的公開信。你聽聽，”拿著一份《中央日報》念起來，“‘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生平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議論行動，亦國人所周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蔑，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
羅漢安慰道：“人間自有公理在，老師也不必太生氣。王明、康生之流的無恥謊言沒有把你打倒，反倒氣壞了你的身子，這就太不值了。”
包惠僧說：“對，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嘛。”
陳獨秀一把揭掉了頭上的毛巾，大聲道：“友人能在這樣的時候公開聯名主持公道，為我辯汙，讓我深感友情之珍貴，之溫暖。但是，麵對排山倒海般的攻擊，我決不能保持沉默！這不是筆墨之爭的問題，而是對我進行惡意誹謗，我要拿起法律武器，與王明、康生之流對簿公堂！”
這時，不僅陳獨秀與延安關係劍拔弩張，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參與進來，對延安發起圍攻，勢態日趨擴大與嚴重。在這十分困難與複雜的條件下，周恩來為了捍衛中共的利益和抗日統一戰線，對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出麵對各方人士做了許多工作，以求盡快縮小事態，平息風波。
這日夜間，周欽嶽在武漢一酒樓雅間宴請陳獨秀夫婦與羅漢。
陳獨秀淺淺地抿了一口酒：“老朋友，你不在重慶編你的《新蜀報》，跑到亂紛紛的武漢來幹什麽？”
周欽嶽說：“不瞞仲公，我是受我們一位共同的老朋友之托，專門應邀前來武漢，扮演魯仲連這一排難解紛角色的。”
陳獨秀一怔：“共同的朋友？”
周欽嶽說出三個字：“周恩來。”
陳獨秀說：“恩來不就在武漢嗎？他有一雙慧眼，對當下延安某些人對陳某無端發起的這場無中生有鋪天蓋地的攻擊，想必不會無動於衷吧？”
周欽嶽說：“這個自然，這個自然。恩來昨日親口對我說，在中國托派裏，陳獨秀和羅漢是主張抗日，讚成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他已建議對陳獨秀等人，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使用。”
陳獨秀說：“鑒於《新華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攻擊我的文章，我拍案而起，給他們寫了一封公開信，我告訴他們：‘我如果發現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接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當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失；是否漢奸應以有無證據為斷。’可是，他們拒絕發表。我知道王明眼下就在武漢主持共產黨方麵的工作，《新華日報》拒絕發表我的文章，我一點不感到奇怪。可令我憤怒的是，他們卻在《新華日報》撰文說，‘我們再一次坦白聲明，陳獨秀現在還是否托派漢奸，要由陳獨秀本人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的漢奸行動為斷’，僅僅因為我拒絕承認錯誤，便捏造罪名攻擊我，可以這樣不講做人的基本道德嗎？”
羅漢說：“康生一文，真可謂極盡造謠汙蔑之能事，以這樣嚴重的賣國行為，參加談判者又有政府要人在內，而其結果，僅以區區300元成交，真可謂廉價之高峰。”
周欽嶽說：“恩來說了，現在的事，不是像你們想象的那樣簡單。他讓我給你們帶句話，不要活動，不要寫文章，否則事情隻會越來越糟糕。”
羅漢說：“我等已經成國人皆曰可殺的日寇暗探了，還能糟糕到哪裏去？”
周欽嶽說：“你們師生心裏有氣，我自然能夠理解的。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們，這也絕不是恩來願意看到的。他除了讓我給你們帶話，還專門請了黨內元老徐特立從長沙趕過來作調解人，爭取能夠盡快地平息這場風波。”
陳獨秀說：“我似乎聽出點意思來了，在汙我為匪、為日寇暗探這個問題上，延安恐怕也不是一個聲音……也罷，衝著恩來的這番苦心，我就接受這位老朋友的勸告，暫且將此事擱置一旁，不再使事態繼續擴大和惡化。”
周欽嶽如釋重負：“仲公有這個態度就好！這樣也算是給我一個麵子，讓我不辱使命了。來來來，我敬仲公一杯。”
陳獨秀話鋒一轉：“不過，你也給王明、康生帶一句話：擱置一旁並非置之不理，所有的證據我都已搜集在手，將來到法庭上，和他們一並算總賬！”
周欽嶽說：“行，行，等到打完仗，國家太平了，你們再來慢慢地了斷這些難以說清的是是非非。”放下杯子，緩緩說道，“我雖遠在重慶，也常常能夠看到仲公的文章，看到報道仲公的消息。仲公積極宣傳抗日，受到各界人士歡迎，隻是當前武漢形勢日趨惡化，政府前日已發布公告，命令非戰鬥人員在8月15日之前全部撤離武漢，尚不知仲公有何打算？”
陳獨秀說：“宣傳抗戰，乃是老夫本分，隻可惜中國軍隊不爭氣，上海戰敗，南京淪陷，這武漢看來也是凶多吉少。你看看政府公告一出，機關法團，以及無數百姓，攜家帶口，提箱背簍，紛紛向那遠離戰火的大西南逃去，我陳獨秀也隻能成為一隻喪家之犬了。鄙人已決計入川去重慶，在大後方再為抗戰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我在重慶人生地不熟，恐怕到時候還得麻煩老弟喲。”
周欽嶽：“客氣了，客氣了。仲公入川，小弟自是衷心歡迎，定會全力予以關照。屆時望仲公務必提前告知行期，以便小弟聊盡地主之誼。”
羅漢說：“老師遷居重慶，我受北大同學會委托，將會陪同老師入川，並負責照料老師在避難期間的生活。”
周欽嶽笑道：“哈哈，仲公到底是國寶級人物，任何時候都有貴人相助啊！”
陳獨秀捋著幾根山羊胡須，既感激又不無得意地說：“我在北大執教不過短短兩年，可北大對我的恩情，山高海深，老夫是沒齒難忘的！”
周欽嶽還告訴陳獨秀一個最新消息，說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恢複11年前開除的26名進入國民黨中央高層的中共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其中就有他，還有毛澤東、周恩來和目前與他鬧得很僵的“托派”實際掌控者彭述之。
聽到這個消息，陳獨秀笑道：“我對國民黨一時的心血**嗤之以鼻，這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鬧劇，難道就是他們所謂的‘國共合作’嗎？”
羅漢說：“倒是毛澤東在延安剛剛出版的新作《論持久戰》，與老師在武漢演講中所宣傳的全民抗戰、持久戰的思想不謀而合。”
周欽嶽道：“英雄所見略同，英雄所見略同啊。”
1938年7月，素有“長江第一火爐之稱”的重慶城烈日懸空，熱浪滾滾。處於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的朝天門碼頭，人潮湧**、嘈雜喧囂，輪船的汽笛聲、橈手與纖夫發出的雄渾的號子聲在江麵上不時響起。中國第一黃金水道上檣帆如林，百舸爭流。全麵抗戰爆發已經一年，四川作為全國抗戰的大後方，正將一船又一船的糧食和鹽巴搶運出川，送往前線。比糧食和鹽巴更加寶貴的是由四川熱血青壯年組成的川軍官兵，擁擠在碼頭和船上，他們高唱著剛剛學會的歌子，急切地奔赴前線殺敵。長江上的朝天門碼頭、儲奇門碼頭、望龍門碼頭、黃沙溪碼頭，嘉陵江上的千廝門碼頭，到處可見他們的身影，滿載著出川隊伍的輪船和木船源源不斷地馳出，壅塞了寬闊的江麵；重慶各界組成的歡送隊伍齊聚各個碼頭，旗幟飄揚、敲鑼打鼓放鞭炮，在激動人心的口號聲與親人相別的哭泣聲中送出一船船天府子弟兵。
國逢大難。自民國初以來便遭軍閥割據，二十多年間被連天炮火打得百孔千瘡的天府之國，終於萬眾一心，投入到了抵禦外侮的撼天狂潮之中。國難見忠臣。在民族大義麵前，一年前還和紅軍在戰場上兵戎相見，拚殺得你死我活的四川軍閥們停止了內戰，抗日愛國熱情被空前激發出來了。
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三天，劉湘即電呈蔣委員長，請纓抗戰；同時通電全國，籲請停止內戰，全國上下同德一心，共赴國難。幾天後，劉湘又以川康綏靖主任名義，發表《告川康軍民書》，大聲疾呼：“今者，自盧溝橋事件發生，此一偉大之民族救亡抗戰，已經開始。默察此次戰爭，中日雙方均為生死關頭，而我國人所必須曆盡艱辛，從屍山血海中以求最後之勝利。四川為國人期望之複興民族根據與戰時後防重地，山川之險要，人口之眾多，物產之豐富，足為戰爭資源，亦為世界所公認。故在此全國抗戰已經發動時期，四川七千萬人民所應負擔之責任，較其他各省尤為重大。……如此軍民一心，上下共濟，隻知目前抗戰是唯一的中心，隻知抗戰解放中國是唯一的坦道，排除一切歪曲的認識，克服一切事實的障礙，前赴後繼，百折不撓，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中華民族！”
畢竟皆為炎黃子孫，值此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關頭之際，劉湘登高一呼，過去為爭奪防區互相廝殺不休的四川軍閥們竟然全都收刀撿卦，爭先恐後致電宣誓，擁護蔣委員長，願隨劉湘出川抗擊倭寇。
應了“亂世出英雄”這句老話，率部出征的四川軍閥裏，也果真出了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122師師長王銘章、145師師長饒國華等名昭日月，永垂青史的抗日民族大英雄。在他們的家鄉，後人為其建陵樹碑，供子孫後代緬懷憑吊。
7月2日下午四時許，民生公司的“民權”號客輪正鳴響汽笛，推波擁浪，緩緩向著濁浪濤濤的長江、嘉陵江交匯處的朝天門碼頭駛近，悶熱且臭氣熏天的船艙裏頓時喧囂起來。性急的旅客早已收拾好行李，爭先恐後地擁到了甲板上舷梯旁，準備搶先登岸。
首先展現在逃難者眼前的重慶，是密密麻麻麇集在長江與嘉陵江沿岸峭壁上的吊腳樓。毫無疑問，這種以木料、竹篾捆紮而成的房屋已經成為重慶城的標誌建築，它體現著這座內地大城市的落後與貧窮，仿佛在提醒著所有的逃難者，他們在此地的日子必然會充滿艱辛與坎坷。
但是，畢竟這裏遠離戰場，沒有槍炮聲，沒有血腥的屠殺，沒有戰爭的恐怖氣氛，它是所有逃難者共同的希望所在！四川——天府之國；重慶——陪都——這一切對船上的許多乘客來說都是陌生的。他們全都是從已經陷落或即將陷落於日本人鐵蹄之下的江、浙、皖、鄂等省攜家帶口逃出來的難民，而且大都是第一次入川，第一次到重慶。他們飽受驚駭的心中多少有了一點終於尋覓到了一塊安全之地的欣慰。但充塞於人們胸中更多的，則是對於未來生活的擔憂與彷徨。
在他們的雙腳踏上重慶碼頭的那一刻起，四川人便送給他們一個嶄新的名字——下江人。
在這一派嘈雜喧囂聲中，船舷邊出現一位身著玉白色長衫偏矮身材、膚色黝黑、雙目炯炯有神的老人。他站在舷梯旁，手把欄杆，目光急遽地在碼頭上掠過，似在尋找什麽人。
緊跟著，一片驟然而起的歡呼便向他擁來。
“哈哈，仲甫兄，你可到了！”
“陳先生，陳先生，我們在這裏。”
陳獨秀的目光緊隨著驟起的歡呼落到了江邊囤船上。那裏，簇擁著一群衣著講究，看似學者、商紳模樣的人，他們正揚起手臂使勁地向船上的老人招呼。其間，還有不少胸前挎著相機的記者。
陳獨秀的雙眉倏地蹙緊了。顯然，這種熱烈的場麵使他驀然感覺到了不悅。此刻他並不知道，6月28日，當他攜潘蘭珍在漢口江漢關碼頭登上由“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包租的“民權”輪離開武漢後，他的好友——國民政府禁煙委員會主任李仲公已經用電話通知駐重慶辦事處的部下前往朝天門碼頭迎接。而消息一經泄露出去，陳獨秀的老友張友鸞、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嶽、薜農山、沈尹默等，以及大批學生、仰慕者、大報小報的記者，也都趕在輪船到達之前，在朝天門碼頭上不期而會了。
陳獨秀雖然是第一次入川，但是，此時此刻，他卻對這塊陌生的土地油然產生了一種親切之感。他淵博的曆史知識使他知道四川自古便是一方人才輩出、藏龍臥虎之地。遠的不必說它了，在中國的現代史上功不可沒的戊戌變法中就有綿竹人楊銳、富順人劉光第成為光緒皇帝欽定的變法維新中樞機構“軍機四卿”中的成員。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倆喋血菜市口，成為譽滿中華的“戊戌六君子”。在辛亥革命中，蜀人投入之踴躍，貢獻之巨大，足令國人刮目相看。著名的黃花崗之役便主要是福建人與四川人參與，“七十二烈士”亦然，內江人喻培倫則是其代表。而為了逼迫清帝退位，金堂人彭家珍孤膽隻身進入北平，炸死滿清宗社黨頭目良弼，更是壯懷激烈！陳獨秀在日本留學時期的好友、重慶人鄒容，以《革命軍》震驚神州。在辛亥革命中，四川人民掀起的保路風潮，更是直接推動了武昌起義的爆發並導致了滿清王朝的垮台。
而眼下，當祖國麵臨巨大災難時，又需要廣闊富饒的天府之國，來提供庇護和濡養了。
這年6月12日，日軍侵占安慶，陳獨秀請前些日子剛由國民黨內政部調往航空委員會當差的包惠僧，找了一條軍用火輪，將剛從安慶逃難來的嗣母謝氏、兒子陳鬆年、兒媳竇珩光、孫女長瑋先行送到了宜昌。
分手時，陳獨秀叫陳鬆年到宜昌後去二馬路平和裏找史嶽門，說：“我過兩天乘行營開往重慶的差船，到宜昌時，我會到史嶽門家來接你們。”
可是，陳獨秀並沒有如期啟程，而是在漢口多耽誤了一些日子。
原來，鬆年一家剛走，闊別近多年的大姐向榮與大姐夫吳欣然，還有他們的父親和四個孩子，全家九口突然從安慶流亡武漢，前來投奔陳獨秀。
陳獨秀對包惠僧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到重慶？無論如何，我得想辦法，再搞幾張船票，把他們一家子全帶走。”
吳季嚴是向榮的長子，他和妻子李秀泉，政治上都是陳獨秀狂熱的追隨者，此番也隨父母逃難。吳季嚴與陳獨秀感情深厚，情同父子。吳季嚴早年追隨舅舅獻身革命，並在陳獨秀的資助下遠涉重洋，先後留學德、法、俄三國，熟讀馬列經典，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李秀泉入黨則更早，192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主持的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在轟轟烈烈的湖南農民運動中，擔任醴陵縣婦女組織領導人。
陳獨秀最初接觸的托洛次基的著作，便是由剛從莫斯科歸來的外侄吳季嚴給他的。陳獨秀坐牢時與濮德治、羅世凡被關押在江蘇一監，同為托派組織成員的吳季嚴與鄭超麟等人則被關押在南京軍人監獄。大姐一家逃到漢口後輾轉打聽，總算在武昌小潮街找到了陳獨秀。陳獨秀弟兄四人，哥哥、二姐早已故去，隻剩下大姐一人在世。陳獨秀長年奔波在外，已經有三十多年沒有和大姐見麵，此時相逢於亂世，自是悲喜交加。“三十未見姊，見姊在顛危。相將就蜀道，歡聚忘百罹。”
此時下江難民，均爭先恐後往四川湧去，船票異常緊俏。無奈，陳獨秀隻好找到為他在武漢安排避難居所的國民黨將軍楊鵬升，托他務必幫忙，並說：“我畢生對家中成員無甚幫助，如今戰亂紛紛，大姐一家滿懷希望前來投奔我，我怎麽能拋下她們不管，自己先走？”
在楊鵬升、包惠僧、夏雲鬆等朋友的大力幫助下，陳獨秀這一大家子十餘口，才登上“中中交農”四大銀行包租的專輪駛往重慶。
專輪靠近重慶朝天門碼頭，陳獨秀剛登上囤船，一大幫記者便搶上前來，將他簇擁在中央，爭著向他發問。
“陳獨秀先生，我是《字林西報》的記者。請問先生，3月16日《大公報》發表了傅汝霖、高一涵、段錫鵬、周佛海等九位名流拍案而起，聯名為先生辯汙的公開信，可直至今日，為何不見先生撰文向延安開戰？”
陳獨秀本打算不接受采訪，但這位《字林西報》的記者卻頗有心計，他的一腔話，恰恰戳到了陳獨秀的痛處，讓他難以保持緘默。他轉過身，瞪了提問的記者一眼，捋著山羊胡須字斟句酌地回道：“我並非沒有奮起反擊，我曾致《新華日報》一封公開信，但該報拒絕發表。此信後來在《掃**報》上發出，社會各界均已看見。我在信中明確表明了我的觀點：我如果發現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陳獨秀頭一個要站出來反對。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嚴重的刑事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當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失。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造謠汙蔑，惡意中傷，於我陳某而言，並非稀罕事。”
張友鸞對朋友們歎道：“這個一生八次遭通緝、四次入大牢、曆經無數劫難的大文人，儼然還是一粒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的鋼豌豆啊！”
陳獨秀稍微壓了壓火氣，環顧一眼圍在四周的記者，繼續說道，“與我同時受汙的彭述之先生已經就此事控告上海四家轉載誣陷文章的報社，法院將很快判決，屆時大家定能見到，這也算是給了延安某些人一個教訓。陳獨秀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我相信一句話：是非自有公論。延安某些人毫無情理地往我身上潑髒水，我已拿定主意，暫時置之不理，惟隨時收集證據，將來到了法庭上，再一並與他們算總賬。”
“陳先生，請問你到重慶後，政治上有何發展？”
“此間盛傳先生應胡適先生之邀，即將遠赴美國，請問先生是否屬實？”
“對不起，”陳獨秀不願再與記者們糾纏，提高聲調說道，“鄙人旅途勞頓，身體不適，有什麽問題，待日後有機會再問吧。”
陳獨秀一句話關了門，然後在前來迎接的朋友的簇擁護衛下，從記者叢中擠出，登上了棧橋。
十幾乘滑竿已經擺在河邊上，主人客人依次登上河沿，躺進滑竿。隨後，一長串滑竿絡繹不絕地順著陡峭的石梯坎往上蠕蠕而去。陳獨秀也真是心力交瘁了，待滑竿到了辦事處門口，他居然已經睡了過去。
“共黨巨頭陳獨秀已到重慶！”
陳獨秀剛到重慶，此間大報小報上便競相刊發了消息。消息一公布，陳獨秀便再也難得清靜了。如今他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雖然已是個落魄之人，但五四時期的巨大威望猶在，在無數人的眼中，他依然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時代風雲人物。由此一來，便引得眾多的記者和社會名流紛紛前來求見。但除至親摯友外，陳獨秀一概拒絕接見，讓他們大都乘興而來，掃興而去。
次日上午，老友沈尹默來看望陳獨秀。兩人交談片刻後，沈尹默見他身心憔悴，便勸他離開政界，找一個清靜的地方潛心著述，不要再為聲名所累。並說現在共產黨某些人罵他，他不認錯，扯旗放炮地和他們對著罵；國民黨拉他當部長，他又不俯就，還寫文章把內幕捅了出來，這下可好，把兩黨全給得罪了！還說他性格太倔，辦事從不知妥協退讓，事實證明，完全是一個不及格的政治家。
沈尹默的直言不諱，令陳獨秀既感動又恨氣複燃。他在漢口時，就曾見過一家報紙上的漫畫，畫的是他陳獨秀被國民黨一拳打傷了，又被共產黨一腳踢倒在地，真所謂腹背受敵，眾叛親離。
陳獨秀感慨地叫著沈尹默的小名說：“還是沈二了解我啊，也隻有你這樣的老友才能對我出此真言了。我這人雖然頑冥不化，你的意見，還是聽得進去的。我眼下也是這個打算，過了幾年牢獄生活，現在弄得來一身都是病，高血壓、胃腸炎，最近又添上個心髒病。眼下的陳獨秀孤家寡人一個，哪裏還有什麽心思、精力和本錢去搞政治。”
臨別前，沈尹默還作了一首詩贈給陳獨秀，詩雲：
聲名晦已久，不掛齒頰間。
時乘逐入市，曲盡宜歸山。
四日晚，《新民報》社長張友鸞、《時事新報》社長薜農山、《時事新報》副刊主筆張慧劍、《新蜀報》總編周欽嶽、《新民報》副刊主筆、著名作家張恨水等在皇後餐廳設宴為陳獨秀夫婦洗塵。上的是川菜，別人都列鼎而食，唯獨陳獨秀很少動筷。
張恨水注意到了，關心問道：“川菜離不了麻辣，仲公初次入川，尚不能習慣吧？”
陳獨秀笑道：“可以，可以將就。”
這幾位朋友，除周欽嶽是當地人外，皆是早些時候攜家帶口入川避難之人。酒酣耳熱後，他們說到重慶的現狀，確實讓陳獨秀一驚一詫。尤其是張恨水，這一年他四十出頭，腦門寬闊，頭發後梳，長得英俊不俗，他的祖籍是安徽潛山，與懷寧接壤。陳獨秀在金陵獄中讀過張恨水的《啼笑姻緣》，對他的不藏書於名山頗有同感，兩人的關係也就比旁人更顯親切一些。
“心遠，”陳獨秀叫著張恨水的本名說，“南京一別，我們大略有兩年沒見麵了吧。不過，老弟的文章，我還是經常能拜讀到的。出獄後，我看了你在漢口《申報》上連載的《遊擊隊》，在《立煌晚報》上連載的《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倒委實讓我對你刮目相看呢。過去文壇，不時有左派拿棍子打你，始而說你是‘鴛鴦蝴蝶派’，繼而又說你是‘禮拜六派’。你如今寫出這種激勵抗戰的小說，既歌頌那些浴血獻身，出生入死的戰士，也讚揚同仇敵愾，毀家紓難的民族誌士。這下，倒該讓那些自以為是的批評家，重新評價你了。”
張友鸞道：“心遠的小說，還多呢。他是個奇才，可以每天同時為多家報紙寫連載小說。如今《時事新報》正連載他的《衝鋒》，《立報》正連載他的《潛山血》，《國民日報》昨天也開始連載他的《大江東去》。這些小說，全都是鼓勵將士民眾，積極投身抗戰的。”
“好，好！”陳獨秀連聲讚道，“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秀才不能躍馬橫刀上陣殺敵，登高鼓勁呐喊，也算為國家做了一份貢獻。”
“獨秀先生過獎了，”張恨水道，“我這些抗戰小說，也是給逼出來的。我到這被稱為大後方的重慶不到一年，所見所聞，真讓人怨極恨極，目駭心驚。官僚們醉生夢死，貪汙腐化；而民眾百姓，也大都渾渾噩噩，難以警醒。心遠無非想用這樣的文章，對他們當頭棒喝幾聲罷了。”
張恨水這番話，倒著實引起了眾人的一番感慨唏噓。
周欽嶽則代“朋友”勸告陳獨秀到重慶後不要張揚活動，更不要發表什麽政治性的東西。如果能這樣的話，“朋友”可負責陳獨秀在川期間的生活。周欽嶽雖語氣委婉，表達含蓄，仍然讓陳獨秀頓感不悅。
“欽嶽，這樣的招呼，想必是受延安某些人之托吧？”陳獨秀不客氣地盯著周欽嶽問。
周欽嶽“嘿嘿”一笑，說道：“仲公千萬息怒，他們托我來帶這個話，恐怕也是想和你來個化幹戈為玉帛，不希望再和你在報上打嘴仗了。”
陳獨秀恨恨道：“剛往我陳獨秀腦門上扣了個屎盆子，還不允許我叫喊一聲，此種做派，何其霸道也！你可以明明白白告訴他們，話你帶到了，我的回答是，該做的事照做，該說的話照說。至於我的生活，更無須他們來勞神費心。”
宴畢回到辦事處，陳獨秀依然心緒難平，遂提筆寫了《抗戰一年》一文。他在文章中說：“敵人的軍器，軍事技術人才和經濟力都強過我們，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實……然而經過一年的戰爭，以一個大力士竟不能擊倒一個病夫，使他不能還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見這位大力士的本領不過如此，這位病夫，也不是人們以前所想象的那樣容易馴服的民族。”
6日，《新民報》發表了這篇文章。
陳獨秀或許沒有想到，這篇文章，居然給他引來了一位地位顯赫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