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時分，陳獨秀與潘蘭珍下得樓來，到院壩邊的平房裏吃飯。
鄧仲純鄧季宣兩家人，加上陳獨秀一家，還有醫院雇請的護士員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了滿滿三大張桌子。
鄧仲純對一對青年男女道：“仲先，稼先，快來見過你們的陳伯。”
鄧仲先和鄧稼先姐弟倆驚訝地對視了一眼，趕緊起身走到陳獨秀跟前鞠了一躬，恭敬地：“陳伯好。”
陳獨秀詫異地問：“你是……”
鄧稼先叫道：“陳伯，我是稼先呐！你不認識我了麽？”
鄧稼先的父親就是鄧仲純的哥哥，陳獨秀的好友，北大著名教授鄧以蟄。
陳獨秀驚喜地叫起來：“稼先，哈哈，變了，變成大人了，連你陳伯也認不出來了！呃呃，你父親怎樣了，他現在過得可好？”
鄧稼先搖了搖頭：“爸爸……過得不好。”
仲純也上前說道：“稼先這次可遭罪了，他仲先大姐這次把他從日本人占領下的北平帶出來，繞道上海、香港、越南，從雲南來到江津的。”
陳獨秀感慨地：“以蟄的兒女都這麽大了。當年，你們的爸爸從早稻田大學畢業，他和我還有蘇曼殊三人從日本同船回國時，他也比你們大不了多少呢。”接著問道，“你剛才說你爸爸過得不好，怎麽回事，他沒從北平逃出來麽？”
鄧仲純對兩個孩子道：“坐下說吧， 陳伯雖是個大人物，可和你們爸爸是老朋友，你們倆在他麵前不要這麽拘束。”
陳獨秀也說：“對，對，隨便點，隨便點好。以蟄從日本回來不久，又去了美國普度大學專攻哲學，我都許多年沒見著他了。”
鄧仲先說：“七七事變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南遷，組成了西南聯大。日本人進城後，周作人當上了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兼北大校長，邀請爸爸出來執教，被爸爸稱病拒絕了。”
陳獨秀一驚：“以蟄還留在北平啊。”
鄧仲先說：“爸爸因患肺病，未能隨校南遷，日軍進城那天早上，爸爸對我們說：‘孩子們，從今天早上起，你們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了。’”
鄧以蟄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兒子，稼先在崇德學校上高二，民族自尊心非常強烈，他每天上學都要路過府右街日本憲兵隊門前，中國人路過那裏都要給日本哨兵鞠躬，稼先上學放學寧願繞很遠的路，也決不給日本人行禮。
一次，日本人召開祝捷大會，給每個學生發一麵小太陽旗，稼先悄悄把太陽旗撕了，還在上麵跺了兩腳，不料被一個日偽警察看見，還告到了學校。校長是鄧以蟄的好朋友，趕緊到鄧家對鄧以蟄說，稼先的學業很有前途，但思想激進，留在北平遲早會出事，必須盡快把他送走。這樣，鄧以蟄就痛下決心，讓長女仲先帶著稼先到江津來投奔二叔鄧仲純與四叔鄧季宣，在大後方繼續學業。
鄧稼先說武漢陷落那天，日本人逼著北平的大學生中學生為皇軍的勝利召開大會慶祝，會後還要上街遊行，他一怒之下，就把太陽旗給撕了。
臨離開北平前，爸爸叮囑他說：“國家幾十年來受盡日本人的欺侮，雖然原因多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因為科學太弱，今後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象我這樣，不要學文，隻有科學發達了，國家才能強大起來。”
陳獨秀說：“稼先小小年紀，國難當頭仍不墜青雲之誌。好，好！中國的年輕人都要像稼先這樣，國家就決不會亡。”
鄧仲純說：“稼先馬上去國立九中接著念高三，畢業後再爭取考上西南聯大。現在大後方最好的大學，就是西南聯大了。”
鄧稼先一到江津即被鄧季宣安排到高中三年級插班。他在這裏認識了同班同學、許德珩的女兒許鹿希，此後與鹿希喜結良緣。
鄧稼先語氣堅定地說：“我一定努力，不辜負二叔四叔對我的期望！”
當年僅僅16歲的青年才俊鄧稼先，一年後果真如願考上了西南聯大，由江津前往昆明繼續求學。新中國成立後，參與組織和領導我國核武器的研究、設計工作，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者開拓者，為發展中國的核科學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被譽為“兩彈元勳”“中國原子彈之父”。
逢此戰亂之際，陳家卻人丁興旺起來，鬆年的大女兒長瑋剛滿兩歲，又添一女長嶼。九中在與縣城一江之隔的德感壩，鬆年周末才能回家，照顧產婦和嬰兒的事，就落到了潘蘭珍的身上。陳獨秀有時見她忙不過來，也幫忙遞遞湯水，抱抱孩子。歐陽大師、高語罕、許德珩、潘讚化、何之瑜等一幫故舊學生經常到延年醫院與陳獨秀喝茶擺龍門陣，見到陳獨秀抱著小孫女，臉上流露出的那一份他們過去難得一見的慈愛親情，想不到昔日向孔孟宣戰，銳氣淩厲的鬥士雄傑，竟也有如此的溫柔細膩，兒女情長，不禁感慨萬端。
當然，生活也並非無風無浪。潘蘭珍對陳獨秀百依百順，關懷備至，可謂賢妻。而在鬆年眼中，卻並非良母。從年齡上講，他這兒子比後母還大出兩歲，從感情上講，到江津之前他們也不過見過兩三次麵而已。而且，潘蘭珍時常因不堪家務之累而與鬆年發生不快。鬆年性子平和綿軟，可他的妻子竇珩光卻不讓人，婆媳倆口角之爭是經常的事。有一次潘蘭珍甚至當著從重慶給陳獨秀送來平價米的許德珩的麵與兒媳爭吵，弄得一輩子極要麵子的陳獨秀十分尷尬。
此時的陳獨秀，由於筆者在前麵已分析到的原因，經濟上也日見窘迫。雖然他的進項不少，可即便如此，麵對一日三漲的物價，陳獨秀也時感阮襄羞澀，英雄氣短了。
而他一大家子老老少少七口人與仲純、季宣兩家人在一口鍋裏吃飯，經濟上主要又由鄧仲純、鄧季宣兩兄弟承擔，寄人籬下的日子一久，鄧太太臉上便時時露出顏色來了。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話偶爾背著丈夫也吐出幾句，讓陳獨秀、潘蘭珍深感苦惱，氣憤，礙著鄧仲純的麵子，又不便發作。
忍氣吞聲地捱到這年夏天，終於在一場公開的衝突之後，陳獨秀與潘蘭珍被逐出了“延年醫院”。
這場風波的起因，卻是鄧季宣六歲的小兒子引起的。而鄧季宣本人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波更是記憶猶新。江津縣誌辦保存的一份鄧季宣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未刊稿）中寫道：
陳獨秀到江津後，就把小兒子鬆年送到江津縣城對岸的德感壩國立九中總務處潘讚化那裏，由潘給他在總務處安排一名最低級的職員。
我那時也在九中任教。我和二哥考慮到陳家和我們鄧家是世交，此時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已算是到了窮途末路山窮水盡的陳獨秀，覺得應該幫助他一下，所以我們就主動邀請陳家搬到延年醫院同住，也依靠我們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鍋裏吃飯。
那時，陳獨秀已經滿60歲了，可他的新夫人潘蘭珍才二十幾歲，我們都比她大很多，不好稱她陳太太，就叫她小潘。
我和鬆年平常都在德感壩，隻有星期六才過江回到江津城裏。我的一家子對陳家還算過得去，隻是我那位二嫂對這一對老夫少妻萬般厭惡，經常惡言惡語地給他們夫婦難堪。偏偏我二哥懼內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麵製止。
民國二十八年夏天，氣候炎熱，陳獨秀也學著當地人的樣，上身啥也不穿，下身隻穿條褲衩。幾家人擠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當初在漢口難民所裏一樣，確實不大方便。
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頑皮的六歲小兒子，看到陳獨秀禿著腦袋，打著赤膊，覺得好玩，就跑到陳獨秀背後去拉下褲衩摸他的屁股。
這樣一來，陳獨秀大冒其火，責怪我們鄧家的小孩沒有教養。
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麵給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裏就有氣，此時一聽‘沒教養’幾個字，馬上火冒萬丈指著陳獨秀的鼻子喝罵道：‘你說別人沒有教養，你還是先看看你自己吧！60歲的老頭子騙娶人家年輕輕的大姑娘做老婆，你這算什麽教養？大熱的天幾家人擠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個老東西赤身露體地在中間走來走去，你這又是什麽教養？’”
陳獨秀讓鄧太太這一頓急風暴雨般的斥罵鎮得來目瞪口呆！他這一生中雖然曆經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過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純老弟的妻子！
陳獨秀心裏非常清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掃地出門的事，遲早會發生的，而今天隻不過是讓她逮著個借口罷了。
“噫，鄧太太，這種無情無義的話你也有臉說出來呀，你別忘記了，當初你男人是怎樣到郭家公館來求我們，我們才搬過來的。要不是給你男人麵子，我們才不願上你家來看你這張包公臉，吃這碗受氣飯呢！”
陳獨秀怒極無辭，潘蘭珍則已挺身而出，高聲武氣地和鄧太太幹了起來。
鄧仲純聞聲急忙扔下病人，飛步跑進後院，厲聲招呼老婆住口。
可鄧太太哪肯罷休，捶胸頓足地哭嚎起來：“氣死我啦！氣死我啦！他們白吃我的飯，白住我的屋，反倒騎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啊啊啊啊，他們今天不滾出去，我就不活了！我馬上去投河、上吊！”
陳獨秀鐵青著老臉，瞪著歇斯底裏的鄧太太，眼中倏然滾出兩滴老淚，愴然道：“不要與她一般見識，蘭珍，我們走！”說罷，氣急敗壞地推搡著潘蘭珍往樓上而去。
鄧仲純扔下老婆不管，也跟著上樓。
“先生，怪我，是我不好，管不住自己的老婆，你罵我怨我都行，求求你不要走！”
陳獨秀雙手抓住仲純的肩膀使勁搖了搖，悲聲道：“仲純……仲純，好兄弟，我……我心裏清楚，我不怪你。”
這一次，陳獨秀去意已定，無論仲純怎樣賠禮道歉，磕頭作揖，他也心硬如鐵，決不動搖了。一怒之下，陳獨秀帶著一家老小，當夜便住進了北固門街口鄒智和開的“智合茶樓”裏。
於此期間，從陳獨秀給應聘到綦江教書的沈尹默的一首詩中，可以看出他政治上的失意與生活上的困窘。
詩雲：
湖上詩人舊酒徒，十年匹馬走燕民；
於今老病幹戈日，恨不逢君盡一壺。
村居為愛溪山盡，臥枕殘書聞杜鵑；
絕學未隨明社屋，不辭選儒事丹鉛。
哀樂漸平詩興減，西來病骨日支離；
小詩聊寫胸中意，垂老文章氣益卑。
論詩氣韻推天寶，無那心情屬晚唐；
百藝窮通諧世變，非因才力薄蘇黃。
陳獨秀急欲租屋另居，徹底結束這種令他不堪羞辱的寄人籬下的生活。可此時的江津，要租上幾間屋子，又談何容易？因國軍連遭敗績，各地的逃難者，此時正像狂潮一樣湧入四川，湧到重慶。重慶近郊的巴縣、江北、江津、綦江等地也都人滿為患。加之日機對重慶市區頻繁大轟炸，城裏人拚命往城外跑，不少機關、法團、工廠、學校也爭先恐後地往郊區、鄉下轉移。郊區、鄉下哪有這麽多現成房屋供他們居住。下來的人，就以較少的錢，在地方政府劃出來的城郊空地上，搭蓋起臨時性的“國難房子”來居住。
這種“國難房子”，是用竹片夾著，黃泥塗抹權當牆壁的屋子，楠竹做梁柱，用篾條紮緊，再用穀草和芭茅鋪蓋屋頂，七歪八倒，在山坡河灘撐立起來，就是避難的居所了。連當時攜家帶口來到江津的著名教授盧前、曹靖華以及遲一點到來的朱光潛，也都住在這樣的屋子裏。
潘蘭珍整天外出奔波租屋，卻總是無功而返。她終於沉不住氣了，與陳獨秀商量，是否給白沙的鄧蟾秋去封信，請他幫忙解決。
陳獨秀當即拒絕：“這副樣子去找他，我這張老臉往哪裏放？不行，伯夷叔齊寧願餓死首陽山，尚不食嗟來之食。我堂堂一個陳獨秀，難道還不如兩位古人！”
話說起來容易，可正如川人講的，“火舌子落到腳背上，燙起來還是痛得惱火”。
這智合茶樓，也的確不是居家過日子的地方。既是茶樓，又做棧房，樓下門口處還壘著一眼老虎灶，專門賣開水，那嗆人的煤煙片刻不斷地飄上來，充斥在一間間鴿子籠般逼仄的房間中，經久不散，弄得陳獨秀整日咳喘個不停。白天沒有片刻的安靜，到了晚間，則更是度日如年，樓下大茶堂晚間是生意的高峰期，茶客湧動，人語聲喧，小販穿梭其間，高聲叫賣，而且還有打揚琴、唱漁鼓和說評書的藝人坐堂賣藝，直到午夜後才能清靜下來。
待到星期六傍晚時分，仲純、季宣兄弟和鬆年到茶樓裏來了。仲純兄弟，自然是前來賠罪，言辭懇切，確是真心實意。倔強的陳獨秀，雖為他兄弟倆的真誠所感動，但一想到鄧夫人的刻薄寡情，仍心有餘憤，無論鄧氏兄弟如何動之以情，他已下定決心，再不回去受三遍罪，遭三道辱了。
鬆年見妻子兒女跟著父親在這破破爛爛人聲嘈雜的下等棧房裏吃苦受罪，心中早已不忍，也勸道：“爹，事情都過去兩天了，還是消消氣，回去住吧！二叔三叔都說過二嬸了。二嬸那個人，刀子嘴豆腐心，你和她相處了那麽些年，是知道的。不管怎麽說，即便二嬸做得不對，二叔三叔還是對得起你老人家的嘛。”
鄧季宣也道：“嫂子不仁，我弟兄還是有義的，仲甫，就看在我和二哥的份上，再原諒我二嫂一回吧。”
陳獨秀思前想後，終於作出讓步，緩緩地，然而又是不容商量地說道：“你弟兄二人的古道熱腸，我是深銘心底的。倘若我再回去，日後實有諸多不便，也恐再弄得仲純夫妻失和。我看，鬆年一家就暫且搬回去住，我與蘭珍，還是租屋另住的好。”
眾人再三苦勸，終是無效，無奈，隻好帶上鬆年妻小怏怏離去。
那一夜暴雨驟至，銀蛇亂舞，霹靂驚天，小小客棧，猶如汪洋之中一隻搖搖****已快沉沒的破船。因避免遭雷擊，西門外的大明電廠提前拉了閘，滿城一片黑暗。陳獨秀靠在床頭，無法入睡，樓下傳來的漁鼓詞蒼涼瘦硬，聲聲入耳，字字撓心。
陳獨秀驀地起床點亮蠟燭，從藤箱裏抓出一本線裝書，翻開書頁，大聲吟誦起來：“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曆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淒風苦雨帶怨長。雄城壯，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此段唱詞係袁世凱二公子袁克文所撰——作者注）念著念著，禁不住悲從中來，兩行熱淚，順著臉頰，淒然流淌而下。
突然，身後傳來了嚶嚶的抽泣聲。陳獨秀驀然回首，看見潘蘭珍獨坐床頭，正擁被而泣。
“蘭珍！”
“先生，你為何就為了爭一口氣，數次三番和自己過不去呀？”年輕的妻子揚起一雙淚水迷蒙的眼睛，悲傷地問道。
陳獨秀趕緊上前，雙手將她的頭撫在胸前，激動得難以自持，卻找不到話來安慰，僅一個勁地呢喃道：“蘭珍，你跟著我受苦了……受苦了……”
“先生，我是個平凡人，我能吃苦……可是，我不忍心看見你這樣的大人物,也吃這樣的苦，受這樣的羞辱啊！”
還有句話，在潘蘭珍的心中翻騰得厲害，卻終未出口。“先生，你高官不做，如今受困江津倍遭淩辱，難道你就不為你當初的選擇後悔嗎？”
雨住了，屋簷滴水，“噠噠”的響……
數日過去，租房之事依然沒有著落，連鄧仲純也在托人幫忙了。
自母喪後，陳獨秀便輟筆未寫一字，此時，想寫幾篇文章也靜不下心來。百無聊賴加上棧房裏日夜吵鬧，不得安寧，陳獨秀每日上午在“家”裏整理一下研究語言文字學方麵的資料。下午，則與潘蘭珍到支那內學院，與歐陽競無、高語罕、七十多歲的老進士蘇鴻怡聊聊天。潘蘭珍則與三人的太太湊在一起，搓搓麻將，也算是多少尋得了一些樂趣。
不料，卻接到鄭學稼的來信，催他速將《實庵自傳》續寫完，由他拿去設法出版。關於自傳，他在給鄭學稼的信中曾提到過，沒想會引起如此重視。
看來，這篇文章倒是不能不寫了。
他最初動筆寫《實庵自傳》還是在金陵獄中，剛寫了兩章，在《宇宙風》發出後，反響極大，卻因日機轟炸，無法再寫下去。而現在客居江津，阮襄羞澀之際，恰逢鄭學稼又函約他將《實庵自傳》續寫下去，這對陳獨秀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接下來的一段日子，陳獨秀幾番提筆而終未成文，不禁有文思枯竭之感，甚至連文采也自覺黯然失色了。作為避難之地，江津雖比重慶平靜，少驚擾，但遠離中樞之地，信息也深感閉塞，與經常前來探望他的許德珩、台靜農、盧前等人交談，也使他頻生孤陋寡聞之感，覺得自己真是大大地落後於時代了。
此時，日機對重慶的轟炸日甚一日，即使走不了的城裏人，也紛紛把家眷撤往了鄉間。台靜農、許德珩在鄧氏叔侄的幫助下，都在白沙找到了房子，把家眷安頓在那裏。往來重慶、白沙期間，有時船泊江津，也就趁便上岸來看看老師。
盧前乃金陵大學名教授，是吳梅的大弟子，散曲、套曲寫得極好，而且善歌能飲，此時也把家眷送到了江津。他和台靜農，作為淪陷區逃出來的名教授，均被安置在中央編譯館領一份微薄的幹薪，也各自再去重慶的大學裏兼點兒課。
陳獨秀曾《實庵自傳》前兩章的原稿上寫有一段跋：“此稿寫於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時居南京第一監獄。敵機日夜轟炸，寫此遣悶。”
自傳前兩章由《宇宙風》首發，陳獨秀出獄後，即將兩章交由汪孟鄒，在亞東圖書館裏出了本小冊子。在那本小書裏，他僅僅寫了他17歲前的一段歪歪扭扭的人生足跡。而在此後的四十多年裏，他經曆了多少大風大浪，霜刀雪劍？譽他者把他捧上了天，毀他者毫不留情地將他踏入了地；既有壯麗無比的輝煌，也飽嚐了不堪言及的恥辱。如今，他已是個行將就木的垂垂老翁。可畢竟，老翁也是從一個天真稚嫩的孩童一步步走過來的呀！
他激動了，他感到全身似乎重新澎湃著青春的熱血，枯老的胸腔裏，跳動著的是一顆純潔無邪的孩童之心……
陳獨秀還記得1920年年底，他應廣東省省長、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之邀，前往廣州出任省政府教育委員長。陳炯明是清末秀才，留日時與自己過從甚密。接到邀請後他給陳炯明回了一信，提出他出任廣東教育委員長的三個條件：“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幹涉；以廣東全省年收入十分之一撥作教育經費；以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的學說作統一趨勢。”陳炯明當即回信表示：“保證以全省年收入十分之一以上為教育經費，無論如何，決不短缺。”
12月16日晚，他動身去廣州，啟程之前，他請李漢俊代理上海共產黨小組書記一職，把《新青年》則委托給陳望道主持。
他到廣州後，陳炯明、汪精衛為他設宴接風，視其為貴賓。可萬萬沒有料到不足三月，他便成為廣州保守勢力千夫所措、合力驅逐的“邪惡象征”。
事情的起因，是他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的演講。他說，中國的家庭，家姑壓迫媳婦，小姑壓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時服從父母，既婚之後，服從丈夫，丈夫死後，還要服從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當的人生。他的演說如天花亂墜，片片噴香。滿堂聽眾忘了對他遲到的怨氣，此時都睜大眼睛，一個個聽得入了神。
猛烈的攻擊也隨之而來。3月8日政學會機關報上海《中華新報》載文：陳獨秀“開章明義即言廢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說，必極力發揮萬惡孝為首、百善**為先之旨趣，青年弟子多具有好奇摹效之性，一聞此說，莫不傾耳諦聽，模仿實行……凡社會上囂張浮浪之徒無不樂聞其說，謂父子為路人，謂奸合為天性！聞現時廣州各校學生多因仿效此等風氣家長父兄甚為惶恐，飭令子弟退學者絡繹不絕。”
廣東高等師範守舊派歡呼雀躍：“我們要把陳獨秀趕出廣東！”他們給省長陳炯明呈文道：“陳獨秀為人，其道德學問已為職教員工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縱廣東教育之權，廣東教育前途，必不堪問。如不收回成命，必全體辭職！”
一日，陳炯明在宴會上問他：“外間說你組織什麽‘討父團’，真有其事嗎？”陳炯明問話的聲音很低，不像是在說笑話。
陳獨秀一聽，也收斂起笑容大聲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是一個從小就沒有父親的孩子。”
他還記得1897年7月，自己與慶元前往南京參加盛大的江南鄉試的情景。
當時，有一件事留給陳獨秀的印象最深，考頭場時，天氣熾烈似火，生員待在狹小逼仄的考棚裏揮汗如雨。一位徐州來的大胖子，將大辮兒盤在頭頂上，全身脫得一絲不掛，腳趿一雙布鞋，雙手捧著試卷，在熱氣蒸騰的長巷中走來走去，上下兩個腦袋搖晃著，長聲吆吆地念他的得意文章，念到自覺精彩之處，神采飛揚，用力一拍大腿，震得“小腦袋”一陣亂顫，蹺起大拇指連聲狂叫：“好，好，今科必中，今科必中！”
陳獨秀在自傳的結尾中寫道：“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兩個鍾頭。在這一兩個鍾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誌，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又因此想到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的一切製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啊！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鍾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我此次鄉試，本來很勉強，不料其結果卻我於意外有意！”
前次在南京監獄中，他寫到此處便止住了，然而這才僅僅是他擬寫的《實庵自傳》的一個小小的開頭。接下來的40多年的風風雨雨，奔來眼底，更值得他寫一本厚厚的大書了。而此時他思前想後，卻處於了躊躇兩難之中，欲罷不忍。寫，則必然會給他招致更大的麻煩，抑或是一場災難。當然，他並不懼怕任何後果，曾經滄海難為水，還有什麽樣的打擊，他不能忍受？他唯一擔心的是蘭珍，他現在還得對可憐的蘭珍負責。他已經帶給她太多的苦難，倘若再因他這篇文章又起戰火，將她最後的一點安全感也殘忍地奪去，他也實在是於心不忍了。
更何況，他倘若如實寫來，重慶能出麽？延安能出麽？國共兩黨，皆視他為不合時宜的異物呀！要是能回避開政治，那倒是一大幸事，可他陳獨秀全身每一個毛孔都是政治，又怎能回避得了？
過了些天，陳獨秀複函鄭學稼：“弟之《自傳》，真不能寫，也決不能寫，但寫也不能出版，如之奈何？”
陳獨秀在鄒之銀棧房裏一困半月，最後，仍是鄧仲純出麵，在與“延年醫院”相距不足一百米的大西門租到了兩間臨街的民房。而且，仲純還替他們預交了三月的房租。
雖說是戰亂時期，舊曆年的氣氛畢竟不同於平日。最明顯的，便是江津城中大十字、小十字一段最熱鬧地段兩側幾乎所有的店鋪門前，都貼上了紅紙春聯。
歐陽大師忙了起來，街上到處都是他的手跡。陳獨秀寫的春聯也不少，但他無非是以此來報答一下那些對他時有饋贈的新朋舊友罷了。而這些新朋舊友大都知道他那“無功不受祿”的脾氣，平時接濟他時，都故意請他寫字破石，到了這年節上，便更有充分的理由登門“求”他了。
對這一切，陳獨秀自然胸中有數。不過，他那蒼老沉雄獨成一家的書法，也大受江津人的讚賞喜愛。居然還有識貨的“斯文賊”偷揭呢。陳獨秀貼在自家破門枋上的一幅“乾坤萬裏眼，天地一家春”，未過一夜，居然就不翼而飛了。
節前的一個早上，陳獨秀起得遲了一些，潘蘭珍把熱水給他端來，讓他洗了臉，再把煨在鍋裏的燙飯給他端上桌，然後提著幾隻風雞跨出門檻，將風雞懸掛在屋簷下曬衣裳的竹竿上。竹杆上本已掛了不少熏肉、臘肉。潘蘭珍又學著江津人將紅蘿卜、白蘿卜切成連格花掛起來風幹，屋簷下琳琅滿目，更增加了過年的濃厚氣氛。
陳獨秀剛吃過早飯，鬆年牽著長瑋、妻子抱著長嶼來看望爺爺奶奶了。這已成慣例了，自離開延年醫院後，鬆年每個星期天皆會如此。這讓陳獨秀頗感欣慰。但也時感驚訝，他眼下怎麽也會產生如此強烈的隔代之戀了？做父親時，他因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沒有工夫也沒有心情去關心愛護自己的兒女們，如今做了爺爺，他卻對含飴弄孫之樂有了強烈的渴望。鬆年能善解人意地滿足了他的這種渴望，他從心底裏感激鬆年，並因此而對鬆年產生了一種內疚的感情。
長瑋已經懂事了，進門便向爺爺鞠躬，問爺爺好。剛轉臉叫一聲“二奶奶”，潘蘭珍卻視而不見，起身進屋去了。
陳獨秀煞是不快，卻也無奈。蘭珍前幾日和鬆年媳婦竇珩光為件小事口角了幾句，她心裏也的氣至今也還沒散呢。
竇珩光也是個傳統型的賢妻良母，相夫教子，整日操勞，為了多增加點收入，她還去小學裏做過代課教師。但對與自己年齡差不多的婆婆潘蘭珍，她和鄧二嬸一樣，也有不佳的看法，所以婆媳倆處得不是很融洽。
鬆年當然也注意到了，但是，他是個性格謙和明白事理的人，從不會把他的不滿溢於言表。
陳鬆年第一次看見潘蘭珍是在南京模範監獄，當他前去探監時才知道父親身邊又有了這麽個年齡比自己還小的女子。當時，他從感情上接受不了這個事實。他把憤懣之情，轉移到了父親的身上。而第二次見麵，則是出於無奈，眼看安慶即將落入日軍之手，他隻有帶著他的祖母、妻子與長瑋輾轉奔波到武漢投奔父親。
自出獄以後，陳獨秀與潘蘭珍起居公開，朋友們都把潘蘭珍當作了陳獨秀的愛人。因高曉嵐、高君曼均已去世，陳鬆年一家人也都隻好默認了這個事實婚姻。
鬆年一家趕到武昌雙柏廟街時，父親不在家，潘蘭珍親切地接待了他們。
鬆年鼓足勇氣，不自然地叫了她一聲“二媽”。
陳獨秀回到家裏，見到嗣母兒子孫女，也高興萬分。一家人相逢於亂世，除了歡樂，也有悲切。
鬆年稱潘蘭珍為“二媽”，此後又叫女兒尊她為“二奶奶”，委實是因為他仍然從感情上把高君曼當作他的二姨媽，而非繼母之故。
隨著延年、喬年的相繼犧牲，筱秀病故，鬆年是陳獨秀第一次婚姻留下的最後一枚果實了。
1920年1月下旬，陳獨秀受湖北學生聯合會的邀請，去漢口講學。出門那天，他戴上氈帽，用圍巾遮住嘴巴，手提小旅行箱，見門口無人，匆匆叫了一輛人力車，向火車站奔去。此行他決定經上海轉道武漢。
就在列車向著上海奔馳的時候，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與鄧季宣等人一起登上了一艘海輪，從吳淞口開出，經香港、海防、西貢、新加坡、科倫坡、吉布提、蘇伊士運河、塞德港向馬賽馳去，開始了漫長的赴法勤工儉學生活。
幾年後，陳獨秀在北京出獄來到上海，暫住於汪孟鄒家中。潘讚化聽說陳獨秀到了上海，趕忙來見。幾句問候話說過，潘讚化就提到了此時已經從法國歸來的延年、喬年兄弟。
陳獨秀問：“延年、喬年知道我在北京被抓的事了嗎？”
潘讚化猶豫了一下，鼓足勇氣說：“仲甫，我實在不明白，你們父子之間的感情是怎麽調理的？”
陳獨秀驀地盯著潘讚化，隱隱發怒地問：“怎麽？莫非這兩個雜種希望我死在軍閥手裏？”
潘讚化坦言道：“意思差不多，隻不過話並沒有這樣明白地說出口罷了。延年認為，你要真是和北洋軍閥作鬥爭犧牲了，倒是件很光榮的事情。”
潘讚化直率的話語深深地刺到了陳獨秀的痛處，他神情木然，默默地坐了一會，才歎息了一聲說：“我的確算不上一個好父親，我的事太多了，顧不上管他們。”
潘讚化繼續說道：“一天晚上，我上法租界去上課，在街上遇到了延年、喬年，他們穿的衣服很少，也很破料，像叫花子一樣。兄弟倆的脾氣和你一樣，強得很，我給他們錢他們不要，我叫他倆上我家拿件衣服，他們也堅決不去。延年、喬年去法國勤工儉學，自闖前途，你該滿意了吧？”
陳獨秀聽得出，潘讚化的話裏分明帶有一點埋怨的意思。
“我在他們那麽大時，不也闖關東了麽？”陳獨秀看了一眼潘讚化說。
潘讚化道：“延年、喬年出國，吳稚暉從中幫了大忙的。”說到這裏，潘讚化也生氣了，提高聲音說，“你說你當年也曾小小年紀闖關東，你能和他們比麽？你可是隨做官的老爹一道去關東享福的。”
的確，作為父親，陳獨秀對兒女們盡到了什麽責任呢？沒有。已經離開人世的延年、喬年、筱秀從未得到過他半點關愛，以至於兒女們至死也對他不能原諒。這同時也成為他難以言說的終身遺恨。而他留給唯一活著的兒子鬆年的，同樣是除了災難與驚駭，便是無盡的孤獨與悲憐……
鬆年比兩個哥哥小十來歲，當他誕生時，父親已經與姨媽生活在一起。陳獨秀即便回到安慶擔任省政府秘書長期間，也很少再回陳家大洋房子，也從不給家裏寫信、寄錢。在鬆年幼時的記憶裏，隻知道父親“陳仲甫”在家裏是個受到眾口譴責的人物，他丟下自己的妻子兒女，居然和妻子的妹妹私奔。再後來，他聽家裏人說父親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學當教授。
鬆年的母親長父親三歲，因自幼受繼母虐待，雖是出身將門之女卻目不識丁。她身材修長，麵目清秀，一雙小腳，總是穿著老藍布做成的長長的大褂子，寬大的褲腳管，用細繩子紮得緊緊的，很少穿顏色鮮豔的衣服。她自從嫁到陳家，就再也沒有回過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漢口探望患重病的兒子喬年，從沒有出過陳家的大門。母親是一位普通的舊式婦女，沒有文化，但很有教養，善良溫和，孝敬公婆。母親逝世時，父親沒有回家，倒是姨媽高君曼不顧族人的風言風語，從南京趕回來給姐姐送葬。
安葬母親後，奶奶氣不過，叫鬆年前往上海去找汪孟鄒伯伯，一定要見到父親。
那一次去，他總算在一條狹窄弄堂裏的一幢石庫門房裏和父親見了自己出世以來的第一麵。後來他才知道，那時的父親已經被共產黨打入了冷宮，形單影孤，心灰意冷。那樣的見麵，自然不能化解和消除他對父親的怨恨之氣。
後來，也就是陳鬆年22歲那年，從報上知道父親被關進了南京模範監獄，奶奶讓他帶著媳婦珩光趕去探監，才又一次見到了自己的父親。
鬆年經曆了一個封建官僚須大家庭從鼎盛到衰微，從衰微到貧窮的全過程。這其中幾多苦難，幾多驚駭，幾多憤懣和心酸，他感覺得最深切。直到抗戰爆發，眼看安慶已經不保，不得已才將家具運往鄉門親戚家中，撇下空空如也的祖宅大洋房子，隨後赴武漢，上重慶，轉江津。
隨著鬆年思想的成熟，以及對父親愈加深入的了解，他的感情發生了奇怪的變化，過去，父親在中國社會中馳騁風雲，如日中天時，他對他並無敬重感、親近感，而當父親已經陷入了政治上失意，生活上窮困潦倒的地步後，相反，他卻對父親產生了出自內心的敬重。
因為，此時的陳鬆年已經知道父親在中國曆史上曾產生過的重大的作用。何況他太清楚不過，對父親來說，隻要點點他那顆高傲的頭，高官厚祿、洋房小車便唾手可得。可父親卻偏偏為了氣節，選擇了貧窮。
當然，從感情上講，鬆年與他的兩位哥哥延年、喬年一樣，並不熱愛父親。但是，他們卻無法排遣對父親的敬重之情。
能夠證明陳獨秀與兒女們感情極其淡薄的還有他和高君曼所生的女兒陳子美。陳獨秀到江津後，陳子美就在半日之程的重慶城一邊當護士一邊深造婦科，但是，她卻從來沒有到江津來看過一眼他的親生父親。
陳子美原本是想到江津看父親的，但因她當初帶著在南京銀行供職的新婚丈夫張國祥到老虎橋監獄看望父親，沒想父親對初次見麵的張國祥很反感，反對她和張國祥的婚事，當著張國祥的麵就厲聲大罵子美，氣得張國祥扭頭就走，陳子美則與父親大吵了一架。
後來的事實證明陳獨秀也的確沒有看走眼，陳子美比張國祥大十來歲，結婚幾年後，她才知道張國祥在老家有老婆兒女，兩人大幹了一場。最終，陳子美考慮到已經有兒有女了，也就承認了自己姨太太的身份，但卻給他倆的感情埋下了隱患。
抗戰爆發後，陳子美和張國祥先到貴陽，後到重慶。陳子美得知父親此時在江津避難，準備前去江津看看父親，可張國祥堅決反對。
抗戰勝利後，感情生活上飽受折磨的陳子美最終和張國祥分道揚鑣。張國祥拒絕承擔五個兒女的生活費，陳子美一個弱女子哪裏養得起這麽多嘴巴，無奈把最小的女兒張樹範送給了在貴陽醫學院讀書時的同班同學楊慧倫。
解放後，陳子美輾轉南京、上海，最後她又在上海和李照煥組織了新的家庭。1956年隨丈夫遷到了廣州。全國解放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陳獨秀都是一個令人恐怖萬分的名字，誰沾上誰就大禍臨頭，子美從來不敢告訴孩子們他們的外公是陳獨秀。但是，“文革”期間仍然整得她夫離子散，九死一生。
一天深夜，陳子美從變相拘禁她的學習班逃出來，用最後的積蓄183元錢買通了一個漁民，在珠江口用一隻汽車輪胎，抱著死中求生的念頭，漂洋過海偷渡到了香港。
陳子美始而在香港醫院裏當護士，繼而輾轉加拿大，最後定居美國紐約。
2004年4～5月間，海內外許多華文報紙登出這樣一條消息。
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紐約淒涼離開人世
陳獨秀之女陳子美今年4月14日在紐約去世，終年93歲。由於一直沒有家人前往料理後事，所以延至5月26日才在紐約下葬。
陳子美淒涼的晚景近日被多家當地中英文媒體報道。報道說，晚年的陳子美一個人住在紐約皇後區艾姆赫斯特一幢合作公寓裏，曾因無力繳付公寓維護費而一度麵臨被逐出公寓的窘境。已成為基督教徒的陳子美近年來一周七天由社區護士照料起居生活。今年四月初，身體欠佳的陳子美轉入老人護理中心，由中心全天候護理，不久又轉入皇後區聖約翰醫院。直到最後在該醫院去世時，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
鄰居說陳子美從來不曾談及她的父親、丈夫，隻是聽說她的父親是位老教授……
這樣的消息肯定不會激起中國人心靈上的任何一絲漣漪，可在重慶市綦江縣的文龍鄉卻有一名農村老太婆號啕大哭，她率領滿門子孫，秉燭焚香，向著西方跪拜不止。
這位老太婆，就是陳子美的小女兒張樹範，當初母親把她送給楊慧倫時她才剛滿三歲，現在，她已經是一個年過古稀、老態龍鍾的老太婆了。
抗戰進入第三個年頭，前線的形勢是愈發地不妙了。重慶來的朋友，給陳獨秀帶來的大抵都是令人揪心的消息。
而且，日機對重慶的轟炸也加劇了。過去是十天半月來上一次，而眼下幾乎是天天數次襲擾。如今連遠在市郊的江津縣城，也安起了警報器，城中最高的古建築魁星樓頂上還掛上了氣球，警報“嗚嗚”一響，氣球一上天，老百姓就得成群結隊地往城外跑。
一段時間後，日本人的飛機沒見著一架，幾次演習後，倒把全城老百姓搞得人心惶惶。時間一久，大家也就煩了，聽到警報響，看著氣球上了天，大家也隻當又是演習，仍待在家裏不動。
你動，它不來，你不動，鬼子的飛機偏偏就真的來了。而且一來就是好幾架，像無頭蒼蠅一樣在天上躥來躥去……
這一天，恰好何之瑜過江來看望陳獨秀，剛要跨進門檻,警報聲突然尖厲地吼叫起來，高高的魁星樓上，也飄起了一串紅色的氣球。
滿街行人頓時大亂……
何之瑜大駭，趕緊仰頭觀天，隻見白雲悠悠，天藍如洗，並無敵機的蹤影，隻有一串紅氣球在空中飄**。
何之瑜衝向門裏大喊:“老師，飛機來啦！飛機來丟炸彈啦！”
警報聲驚天動地，猶似鬼哭狼嚎般響徹天地。
江津人這一次可認了真，嚇得一窩蜂往城外的武城山上跑，卻終不見一顆炸彈落下來。
潘蘭珍奔到門外往天上看了看，回頭大叫：“老先生，魁星樓上的紅氣球都上天啦！快上山躲一躲。”
陳獨秀喊道：“你們倆別害怕，日機加劇了對重慶市區的轟炸，三天兩頭飛到重慶上空丟炸彈。你看看，他們對重慶炸了這麽久，哪一次來江津丟過炸彈？”
挨日本人的飛機炸，對陳獨秀來說，這倒不是第一次。早在南京坐牢時，他就已經多次領教過。不過，日本飛機的炸彈對他來說，倒並不完全是壞事。要不是抗戰爆發，他現在肯定還得在南京監獄裏服刑呢！
何之瑜急得嚷：“滿街的人都一窩蜂往南安門外武城山上跑，沒準這次真的就來了。”
陳獨秀說：“每次老百姓一聽警報響，一見紅氣球上天，就成群結隊往武城山上的槐樹林子裏跑，到頭來哪一次不都是自己嚇自己。我看這次和過去一樣，又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罷了。要跑你們跑，我可不願去流一身臭汗。”
何之瑜重新坐了下來：“我把你扔下自個兒跑了，老師真要有個三長兩短，那還得了！老師不跑，學生也隻能留下來陪著你。”
潘蘭珍站在大街上仰頭看天，天上突然傳來猶似打雷般的暴響聲，好些架飛機相互開炮。炸開的彈頭，在空中綻出朵朵煙團。
何之瑜和陳獨秀聽見空中暴響，也趕緊跑出門來仰頭觀天。
何之瑜興奮地大吼：“是我們的飛機，是我們的飛機在和日本飛機打仗！有十多架呢。”
潘蘭珍尖聲喊道：“你們怎麽還在街沿上看天上打仗啊？滿城人都跑光了，我們也快往山上林子裏跑啊！”
何之瑜說：“老師，得躲一躲，等到炸彈落到頭上，我們可全都沒命了！”
陳獨秀也害怕了：“是得躲躲，是得躲躲。”
何之瑜架住陳獨秀的一隻手臂：“快，快，跟著大夥兒往武城山上跑。”
三人裹進人潮，向著南安門奔而去。
陳獨秀由何之瑜攙扶著，隨潮水般的人群湧出南安門城門洞子，向武城山上落荒而去。
到得半坡，陳獨秀累得氣喘籲籲雙腿發軟，直喘大氣：“我不行了……我跑不動了！”
何之瑜：“就在這兒歇歇吧。”
陳獨秀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不少人到了野外山坡上也都不跑了，仰起腦袋看天上的飛機打仗。
陳獨秀也瞪大眼睛往天上瞧，但目力不濟，老花眼鏡上又蒙上了一層汗氣，啥也看不真切。他趕緊取下眼鏡，撩起長衫下擺擦了擦鏡麵，再戴上看時，隻見天上騰起一股濃煙，一架飛機拖著長長的煙帶，向長江下遊方向栽下去了。
“嗨，打落了！打落了！”有人高興得狂吼。
有人卻惡聲惡氣地罵：“你吼個卵！沒看見上麵的青天白日徽麽？那是我們的飛機被日本飛機打下去了！”
不一會兒，更多粗細不一的嗓門一齊吼了起來：“打中啦！打中啦！這回是日本飛機，有‘紅疤疤’的飛機栽下去了！”
江津老百姓目睹日機轟炸自己的家園
緊跟著不遠的地方傳來一聲巨響，連武城山也仿佛顫抖了一下。
老百姓一片聲吼：“跑了，日本飛機被打跑了！”
緊跟著，又有兩架飛機拖著黑煙載了下去。
隨著滾雷般的轟鳴聲消逝在天邊，天地間恢複了往日的寧靜。
空戰也就是一時片刻的事兒，隨著那滾雷般的轟鳴聲消逝在天邊，天地間又恢複了往日的寧靜。
從緊張、恐懼中突然解脫出來的陳獨秀，方感覺到疲乏難支，頹然仰躺在半山坡的草地上。
山腳下，一道黑黝黝的古老城牆環繞著一大壩麟麟黑瓦。無數道粗粗細細的人流，正向城中湧去。
在此之前，陳獨秀已從重慶來的朋友口中知道蘇聯空軍誌願隊已經飛到了重慶，白市驛、珊瑚壩、九龍坡機場都有他們的飛機。陳獨秀對蘇聯印象惡劣，認為斯大林態度變幻莫測，令人迷惘；歐洲各國均暮楚朝秦，翻雲覆雨，而尤以蘇聯為甚。1939年8月即“二戰”前夕，蘇聯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1941年4月，蘇聯又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而此時英、法等國已對德宣戰，此種隻顧本國利益而不管他國安危的惡劣行徑，自然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聲譴責；對正與日本人浴血奮戰的中華民族來說，更是一種公開的背叛，國內反蘇之聲，頓時高漲。連久不動筆地陳獨秀也忍不住撰文予以聲討。
但無論陳獨秀對蘇聯為爭取稍長一點的戰爭準備時間不惜自毀形象的舉動怎樣的不理解，也不論陳獨秀對斯大林何其厭，對於蘇取人民暗中幫助中國抗戰這一點，倒是十分感激的。特別是他親自“耳聞”了發生在江津上空的這一場短暫而激烈的空戰以後。
何之瑜鬆了口氣，對陳獨秀潘蘭珍說：“還好，沒往江津城裏丟幾顆炸彈。”
陳獨秀說：“這不是轟炸機，是日本的零式戰鬥機，可能是為前去炸重慶的轟炸機護航的，被我們的飛機攆到這裏來了。”
陳獨秀與何之瑜、潘蘭珍回到了家中。
潘蘭珍掏出鑰匙開門。
突然，街口傳來了一陣“堂堂”的鑼聲，緊跟著響起一串興奮的喊叫：“縣政府通知，日本飛機被我們的空軍打下來了，被打死的日本鬼子和日本飛機已經抬到了東門外大操場上暴屍示眾，大家快去看啊！”
剛剛回到家裏的大人娃兒遍街奔走相告：“快去看快去看，日本飛機和摔死的日本鬼子兵弄進城了！”
滾滾人潮，又向著東門外湧去。
陳獨秀說：“蘭珍，聽見了麽？日本人的屍體和飛機都擺在東門大操場上暴屍示眾了！”
潘蘭珍嚷道：“那還磨蹭什麽呀，我們快去看看呐！”
東門外大操場成了狂歡的世界。到處一片鑼鼓聲，鞭炮炸得來硝煙彌漫。
江津中學與江津女中的學生也排著隊唱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子來了。
兩架被摔成碎塊的飛機擺成了兩大堆。四周用繩子圍著。
縣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員大聲吆喝著維持秩序：“挨著走，不要擠，不要擠。”
另一名工作人員喊道：“日本飛機被我們打下來兩架，一架連摔死的鬼子已經運到了這裏，還有一架載進大沙壩河裏去了，縣政府正在組織力量打撈。”
陳獨秀與何之瑜、潘蘭珍隨著人流，興致勃勃地參觀飛機殘骸和日本人的屍體。
一架是中國空軍的飛機。機身上塗有青天白日徽。
另一架是日本零式戰鬥機，機身上塗有血紅色的太陽旗。旁邊，還擺著兩具已經麵目全非的日軍飛行員的屍體。
陳獨秀感歎道：“抗戰數年，大後方的人絕少有人看見過日本兵，如今大家不僅能看到日本鬼子的屍體，還能見到被打落的日本飛機，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不少老百姓撿起石塊泥團，向著日本飛機碎片和日本人的屍體砸去。
一位戴眼鏡的老師揮臂領呼口號：
“中國必勝，日本必敗！”
“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陳獨秀三人來到大操場邊，看見歐陽大師、高語罕、方孝遠和黃鵬基、鄧仲純、曹茂池、龔農瞻等正聚在一起說話。
黃鵬基迎上前去招呼：“陳先生、何先生也來了？”
陳獨秀道：“我們的空軍擊落了兩架日本人的飛機，這是了不起的勝利呀！全城的老百姓也都樂得像過年似的。”
黃鵬基說：“我已經下令把兩個日本鬼子暴屍三天，通知江津各個單位，學校，都要組織人來參觀。”
陳獨秀拍拍額頭：“呃，黃縣長，這日本人的飛機連同鬼子飛行員的屍體都擺在操場上示眾了，我們的飛機不也被打下來一架麽，怎麽沒見著我們自己的飛行員？”
黃鵬基壓低了聲音：“這事，上麵打招呼叫注意保密的。對你們嘛，就用不著遮掩了。駕著我們的飛機上天和日本鬼子打仗的其實是蘇聯人。蘇聯人的兩具屍體本來已經抬進了城裏，重慶來電話叫馬上送上去。我派人雇了條小船，把蘇聯飛行員的屍體用白布裹上，已經送走了。”
事後，江津人為了紀念這次空戰中犧牲的蘇聯飛行員，在東門外公園內的長江邊上修建了一座中蘇血誼亭。亭頂，就是用蘇聯飛機上的鋁皮蓋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