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最早住在A城故鄉區。那一帶是城郊，平民區。住的是一間半草房，房產屬於私人。那房子很破、很低，草頂多年未換，後牆傾斜著，靠三根木樁撐住。房東姓鄒，是個怪老成的人，懼內。無論大事小事，家裏家外，概由他女人一手遮天，說一不二。
房東女人四十多歲，又白又胖，長得不難看，愛打扮。整日打扮得體體麵麵的，東家西家串門子。她待人接物倒也隨和，嘻嘻哈哈，仿佛對什麽事都不往心裏去，不計較似的。唯有一件事她是頂認真的——收房錢。每個月還差幾天到月底的時候，她便走過我家來，扒著門框對母親說：“老梁家的，這個月又快過去了呀！”似乎在感歎白駒過隙，時光流逝。
母親就堆下笑回答：“房錢預備了呢！”
真虧得她月月叮囑，我家的房錢是未曾拖延過一天的。
我上三年級的時候，父親隨東北建築工程公司調轉到大西北，支援西北建設。父親走後，家裏的生活更拮據了。我向母親要錢買兩支鉛筆或一塊橡皮，母親都遲疑、詰問，掂量再三才從兜裏掏出角兒八分錢。然而房東的房錢照例一天也不曾拖延過。母親是個剛強的女人。
第二年四月裏的一天早晨，外麵刮著五級大風，一陣比一陣刮得猛。先刮斷了電線，屋裏頓時陷入昏暗。接著刮斷了窗前一棵碗口粗的小榆樹。當時，母親正和我們幾個孩子圍著炕桌吃飯，忽聽一聲巨響，一根房梁突然斷了，斷碴像柄鋒利的砍刀，懸在母親頭頂。母親驚駭得麵色蒼白，一把隔著桌子抱過最小的妹妹，緊緊摟在懷中，呆呆地翻起眼睛望著那根斷梁。我和弟弟躲到牆角，縮成一團，瑟瑟發抖……
是房東家磚砌的煙囪被風刮倒，砸在我家房頂上。
當天，房東女人就花錢雇人把煙囪重新砌起來了，比原先還高。而我家被砸塌的房頂，她卻並不過問。
“這可怎麽住呢？這可怎麽住呢？”母親懷抱小妹，瞅著露天的屋頂，反複地叨咕這句話。
我說：“叫房東家修，是她家煙囪砸的嘛！”
母親立刻捂住我的嘴：“不許亂說！這房子咱們一搬過來就講好的，自維自修。”
我知道，母親怕得罪房東女人，又說：“那就雇人來修唄！”
母親歎了口氣：“哪來許多錢啊！你爸爸每月才寄四五十元錢，剛夠養活你們這幾隻小狼的！”母親很傷心，很難過，落淚了。
傍晚，房東男人下班後走到我家來，訥訥地對母親說：“他大嫂，你們趁早另找住房搬家吧，指望我們修是沒門了！你知道，我是個當家不主事的。她早就想把這房子賣了呢！礙著麵子，沒好意思對你吐出過這話。現在她可有了借口了！這女人啊！搬吧，搬吧！”
房東男人走後，母親哭了。母親不敢大聲哭，怕房東女人聽到起疑心，說三道四。或者竟翻起臉來，將我們母子攆到露天曠地去過夜，她也不是做不出來的。母親一宿沒合眼，翻一次身，歎一口氣。第二天一早，母親帶著我和小弟小妹，來到了爸爸單位的留守機關。
在一間辦公室，我們看見一個女人，坐在靠窗口的長條凳上。她五十來歲的樣子，臉挺長、挺黑、挺瘦。頭發抿到腦後，草草地挽了個鬏。衣服褲子都打了補丁，衣襟上有一小片油亮的汙漬，想必是終日圍著鍋台轉的結果。她的兩眼又紅又腫，顯然剛剛哭過一大場，臉上淚痕未幹，連鼻子尖都還紅著。她見我們進來，略微移動了一下身子，把臉轉向窗外，同時從兜裏掏出條半幹不濕皺巴巴的手絹，擦了擦眼睛。
留守機關的一位同誌，聽母親講述完了我們的處境，安慰說：“你先回去好不好？我們很快就派人到你家去了解一下具體情況，也許，我們可以做做房東的工作，出人出料把房子修修。”
母親帶著我們出來不一會兒，那個女人也出來了，在樓梯口趕上了我們。
“你男人也到大西北去了？”她問母親。
母親陰鬱地點點頭。
“這仨孩子都是你的？”她逐個兒端詳我們。
母親又點了點頭。她抱起小弟，一手領住我，和我們一塊兒下了樓。在樓外台階上，她放下小弟，對母親懷中的小妹細瞅了幾眼，說：“小丫頭長得怪俊呢。”
母親回以淒然的一笑。
她勸母親：“大妹子，把心放寬點。人活在世上，誰也保不住一輩子攤上什麽傷心事！你要是不放寬點心，焦急出個好歹，就苦了你這仨孩子了！”
當時，我幼小的心靈中，對這女人充滿了感激。她雖然並沒有給予我們什麽實際的幫助，但畢竟安慰了母親幾句。我知道，世上有些人，是吝嗇得連對別人的不幸施舍一點同情和憐憫都不肯的。
第二天，爸爸單位的留守機關果然來了一位同誌，先到我家察看了被砸塌的屋頂和那根耷拉在半空的斷梁，連口水也沒喝，就到對門找房東女人洽談。我和母親也跟了過去。房東女人咬著肉嘟嘟的下嘴唇，看看母親，又看看那位同誌，尋思了半天，才慢吞吞地說：“房子嘛，我是賣定了的，誰說什麽也沒用。我等錢花。不過，我倒有個兩全其美的主意，你們單位出錢替她把房子買下不就得了嘛！”
那位同誌問：“你想賣多少錢？說個數我回去跟領導研究研究。”
房東女人一笑，伸出三個指頭：“我們兩家是多年的老房東房戶了，給這整數就行！”
“三百？”
“三千！”
房東女人獅子大張口。那位同誌聽了，二話沒說，轉身就走。
母親拉著我，也垂下頭失望地往外走。房東女人在門口拽住母親的袖子，悄聲說：“老梁家的，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你可得纏住他不放鬆呢！買下了，房子就歸你了！到時候大兄弟那麵分了房子，你們往西北搬家把房子一賣，不是白撈三千元嘛！”
母親歎了口氣，什麽都沒說。房東女人立時拉下冷臉，鼻子裏哼了一聲，把門重重地關上了。隔天，房東女人就把出賣私人房產的告示貼到街上去了。在我家門上也沒忘貼一張。
母親又帶著我們來到了留守機關。一走進我們來過一次的那個辦公室的門，母親就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我們幾個孩子也都齊聲跟著哭起來。上次見過的那個同誌，有點不知所措，一會兒勸媽媽，一會兒哄我們。他說情況他都知道了。他詛咒房東女人太刁，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房東女人敲公家這樣一大筆竹杠。
母親哭哭啼啼地說：“那，叫我們大人孩子的住哪兒去呢？你總得替我們想個辦法呀！”
“大嫂，你冷靜點兒，我們是正在替你想辦法的呀，不過，現在一時……”那同誌為難地皺起眉，搓著雙手。
“大妹子，搬到我家住去吧！今天就搬！”一個女人忽然插嘴說了這句話。
母親停止了哭啼，扭過頭去。我也停止了哭啼，扭過頭去。上一次我們在此見過的那女人，從長條凳上站起來，走到我們跟前。她掏出手絹，挨個兒替我們擦幹了臉蛋上的眼淚，還把小妹摟在懷裏，親了一陣。爾後，她輕聲對母親說：“大妹子，你先到我家去看看，要不嫌棄，今天就搬去吧！我家兩間屋，可以給你們娘幾個騰出一間。”
“這，這，你家人口也不少，還有個老公公，不合適吧？”留守機關的那位同誌說，接著，又對母親說：“這位大嫂姓陳，她男人也到西北去了，剛去不久，就因公……撇下她和兩個孩子，還有個癱瘓的老公公。夠困難的，我們正在聯係給她找個什麽工作……”
“別講這些個了！”她打斷那同誌的話，拉住母親的手，在母親手背上輕輕拍了拍，說：“大妹子，咱們都是拖兒帶女的人，誰也能體諒誰的難處。再說，我們男人又都撇家舍業的……”她眼圈又紅了。
母親淚汪汪地抓著她的手，不知說什麽好。
“這、這……這可真叫我慚愧，這本來是我的責任，卻……”那位同誌很受感動。
……
陳大娘家住的也是兩間草房，外加一間傍著山牆用土坯碎磚壘起來的“偏廈子”。她有兩個男孩，一個比我大，叫正子，一個比我小，叫柱子。我家搬去之後，她就讓兩個孩子和爺爺住到一塊，給我們騰出一間屋子。她自己，就在低矮陰暗的“偏廈子”裏用凳子木板搭了個鋪，跟爐灶水缸就伴兒。
她那老公公，已經七十多歲，脾氣特壞。我們搬去那天，他躺在炕上用一口山東話大聲咒罵：“我說正子他娘，這回男人可不在家了，沒人管著你了，就做妖是不是？！你怎麽敢給我領回幾口人來住到家裏？看我不爬起來打斷你的腿！”罵得滿院子裏的大人孩子都聽見，站在各家門口瞧熱鬧。那些大人，尤其那些女人，抿著嘴做出毫不掩飾的譏笑模樣。那些孩子們，則學她公公的腔調互相罵著玩：“看我不爬起來打斷你的腿！”
母親尷尬得不行，恨不能叫搬家的車再把家具拉回去。我生平第一次體驗到了那種無家可歸、寄人籬下的卑微心理。
陳大娘被公公罵得滿臉通紅，用很抱歉的口吻對母親說：“大妹子，別理他，叫他罵去，你就當沒聽見！我一天裏不知要挨多少罵呢，沒人理他，他罵一陣就過去了！”她走進屋去，細聲慢語地哀求公公：“爹，你要生氣，就打我吧，我站到炕邊來給你打行不行？別罵了，叫鄰居聽見笑話咱家呢！那女人的丈夫和你兒子是一塊兒到西北去的，她讓房東攆出來了，拖兒帶女的多可憐。遇到人在難處，咱們能幫就相幫一下有什麽不對呢？咱們也有遇到難處的時候呀！”
對於丈夫的死，陳大娘守口如瓶，始終瞞著兩個孩子和老公公，隻是時常偷偷背地裏落淚，或者在母親麵前述述心裏苦衷。
“大妹子，你說往後的日子可叫我怎麽過呢？那筆撫恤金總有一天要花光的，我不找到個工作幹哪能行呢？可誰替我端屎倒尿地服侍老爺子呢？他雖說脾氣不好，可老人總歸是位老人啊，總是不忍心讓他病在炕上受了委屈，他還能在世上活多久呢！”一天，陳大娘愁眉不展地對母親說了這番話。
“她大嫂，別犯愁，有工作你就盡管放心出去幹，家裏的事兒我一概替你照應著！”母親這樣回答。她們兩位做母親的女人彼此之間的同情、安慰和相助，使我幼小的心靈極受感動。
不久，陳大娘果然出去工作了，在鐵路上的一個什麽廠子當翻砂工，據說那是很累的活。她每天早早地就帶著半飯盒生高粱米和幾塊鹹菜疙瘩上班，很晚才下班回家。工廠遠，但她為了節省下車錢，天天都是走去走回，不論刮風下雨，大雪嚴寒。母親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諾言，一人操持兩家的家務。
第二年，陳大娘的公公去世了。她十分悲傷，給公公從裏到外做了簇新的裝老衣裳，親自給公公換到身上。還用白酒給公公洗了最後一次臉。入棺的時候，她虔誠地說：“爹，媳婦平日裏有服侍不周的地方，您老多擔待吧！逢年過節，媳婦忘不了給您老燒紙焚香，上供培墳……”眼淚，從她那幹澀的眼窩裏慢慢溢了出來。
院子裏的幾家女人，聚在一起悄悄議論：“這麽個老爺子，死了還哭什麽勁兒？早死一天，少受氣，少挨罵，好像她還沒當夠受氣包似的……”
又過一年，到了三年困難時期的年頭。那年我已念到小學五年級。饑餓真會使人做出蠢事來。我經受不住幾十斤糧食的不可抗拒的**力，塗改了購糧證，從母親兜裏偷出幾元錢，到糧店去買糧。結果，糧證和錢當場被扣了。母親萬沒想到我會幹出這等事，把我狠狠打了一頓。之後，氣得臉色鐵青，犯了心絞疼的病。陳大娘下班後，得知這件事，慢慢在我家炕沿上坐下，愣怔了半天。
“孩子，過來。”她把我叫到跟前，瞅定我的臉說，“這就跟偷是一樣的呀！”
我哇的一聲哭了。
母親從炕上撐起身子，對我說：“你給我丟盡人了！滾出去！不許回家！”
陳大娘平和地說：“孩子哭，證明他認錯了。我領他把糧證要回來就是了。”
“這是你家的糧本兒嗎？”糧店的人像審訊似地問。
“不，不是……”陳大娘搖搖頭。
“那，這孩子是你家的？”
“不，也不是，是鄰居家的孩子。”
“鄰居家的？”對方不相信地端詳了我一陣，又端詳了陳大娘一陣，說，“那，叫你鄰居來！”
“這……同誌，誰來還不一樣呢，孩子已經認錯了，就原諒他這一次吧！”陳大娘低聲下氣地請求。
“光認個錯就行了？”對方瞅了陳大娘一眼，把糧證放進抽屜，鎖了起來。不管陳大娘再如何請求，他都不理睬我們。陳大娘隻好沮喪地領著我出來了。到門口，聽到那人在屋裏說：“哼，八成她就是家長，慫恿自己的孩子幹這種事！”聽見這話，陳大娘在門外呆呆地僵立了半天。
她領著我慢騰騰地往家走，一句話都沒說。走到我家門口，家裏傳出母親嚶嚶的哭聲。母親是個要強的人，一定是因為我做了這麽丟人的事，大大傷了自尊心。我真怕母親興許連尋死的心都會有。
陳大娘在家門外站住了。“咱們再回糧店去。”她聲音很低，可是語氣很堅決。
“行……”我隻訥訥地吐出一個字。下雪了。西北風嗖嗖的，我的手和腳都凍僵了。
糧店已關門，隻留下一道窄縫。辦公室亮著燈，有人值班。我們推門進去，見一個人正從爐子下往外扒土豆。他抬起頭，奇怪地問：“你們有什麽事？”
“同誌，就求您把糧證還給我吧！”陳大娘用乞求的語氣說。
“糧證？”那人遞過一把掃炕笤帚，“你們快掃掃身上的雪！坐到爐邊兒來，烤烤火再說，看你們凍得可夠嗆！”
陳大娘替我打掃幹淨身上的雪，把我推到爐前，又拍打了幾下自己身上的雪，將來意說明後，雙唇抿得緊緊的，準備著無論對方怎樣訓斥都不開口辯護。
“唔，是這樣。”那人沉吟一會兒說，“我不知道糧證放在哪兒了呀！”
“就在那張桌子的抽屜裏！”我鼓起勇氣說。
“是嗎？”那人從褲兜裏掏出鑰匙，打開抽屜，取出糧證，“這個？”
“對，就是！”陳大娘伸出一隻手，想把糧證一把奪過去的樣子。可是那隻手還沒有摸到糧證，又縮了回來，說，“同誌，你就還給我吧，孩子真的認錯了，他媽氣得不行，你要訓就訓我好了！”
那人說：“孩子知錯就行了唄，還訓什麽，把糧證拿回去吧！”陳大娘接過糧證，揣進兜裏，拉著我往外就走，像怕糧證又被奪回去似的。走到門口，她又站住了，轉過身來，問：“同誌，這……不會使你擔責任麽？”
那人笑了：“這點主我還是做得了的。”他從煤炭裏抓起幾個熱乎乎的土豆，走過來塞進我兜裏，摸摸我的頭，說：“記住，這樣的事再也不能幹了！”將我們送到門外。天完全黑了，雪下得更大。
路上，陳大娘低聲問：“記住那位叔叔說的話了？”
我無比羞愧地回答：“記住了。就是餓死，我也不做這樣的事了……”
陳大娘叮嚀：“回到家裏，要跟你媽也說一遍這話！”
雪接連下了好幾天。住雪那天，正好是元旦早晨。用北方人的話說，那天“冷得嘎嘎的”。我們兩家把麵口袋裏的麵抖落到一塊兒，包了一頓凍蘿卜餡餃子。餃子剛下鍋，院子裏來了個討飯的。幾戶鄰居都把門插上了，討飯的挨家挨戶敲門乞討，沒一家理他。最後，他來到我們兩家門前。
“給一口吃的吧，好人們，我三天沒吃東西了，救一條命吧……”討飯的在門外凍得嗦嗦發抖，哀聲乞求著。
陳大娘從窗子向外看看那討飯的，再看看鍋裏翻滾的餃子，又逐個兒看看我們兩家大大小小、饞涎欲滴的五個孩子，最後，目光停注在母親臉上。
母親仿佛沒有感覺到她的注視，轉過身去，從牆角拿起笤帚，彎著腰掃著很幹淨的屋地。
討飯的一直在門外哀苦地乞求著。
陳大娘走到門前，開了門，默默無言地把那討飯的讓進屋來。而母親，這時已放下了掃地的笤帚，拿起了撈餃子的笊籬。
討飯的一經陳大娘的默許在飯桌前蹲下，便如餓狼一般眈眈地盯著剛出鍋的餃子。母親看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將第一盤餃子遞給了他。他一口一個，根本沒嚼，頃刻吞光。母親又遞給他一盤，他又頃刻吞光。
母親愕然了，不禁瞥了陳大娘一眼。陳大娘輕微地歎了口長氣。我們幾個孩子不由也加快了吞吃的速度。
“給我一盤！”
“再給我一盤！”
“再給我一盤！”
我們同那討飯人之間，為填飽各自的肚皮，展開了一場潛意識的競爭。
那討飯的吃完第三盤餃子，忽然挨個兒盯視起我們幾個孩子來。他不再嗦嗦發抖了。他眼中那種餓狼般的令人有點悚然的目光漸漸消失，眼神兒靈活起來。也柔和起來。母親又遞給他一盤十幾個餃子，他接了過去了，一個也沒吃，輕輕將盤子推給了小妹。
他忽然用那雙肮髒的骨瘦如柴的大手捂住枯槁的臉，放聲大哭，邊哭邊說：“我，我在和你們的孩子搶餃子吃呀……”他雙膝跪在地上，接連磕了幾個響頭。慌得陳大娘和母親同時“唉喲”一聲，趕忙拉起他來。
他臨走時說：“好人們，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們！”
陳大娘從炕上拿起自己上班穿的棉工作服，塞在他懷裏，他無論如何不肯收受。陳大娘竟有些生氣地說：“就你那身單薄的衣裳，餓不死也得凍死！”他才含著眼淚穿到了身上。
討飯人走後，陳大娘說：“看樣子是農村人。”
母親說：“像是的。”
陳大娘說：“遇到這樣的大荒年，沒有農民養活，城裏人不知會餓死多少！”
母親說：“就是的。”
她們在飯桌前坐下時，餃子已剩下不多了。陳大娘隻吃幾個，就放下了筷子，說是匆匆忙忙地包了頓餃子，現在餓勁兒過去了，一個也吃不下了。母親也放下了筷子，埋怨陳大娘把餃子餡拌鹹了，吃了幾個就“齁死人”了。她喝了滿滿一大碗餃子湯。
三年困難時期總算熬過去了。被饑餓感壓迫的人們都在生活中緩過口氣來。我們兩家的孩子也都長大了，母親和陳大娘臉上經常流露出某種希望的微笑。可不久後，陳大娘卻失業了，她所在的那個工廠下馬了。她雖然辛辛苦苦在那個廠幹了許多年，到頭來卻還是個臨時工，被解雇了，隻領到了幾十元錢的照顧費。
為了生活的女人，尤其那些做了母親的女人們，普遍具有一種令人欽佩的不肯向命運低頭的精神。
陳大娘用當年節儉下的丈夫的部分撫恤金，組織起一個加工棉膠鞋幫的街道工廠。為了這個小小的街道手工作坊的誕生，她四處奔波，同有關部門層層交涉，又動員家庭婦女們參加。這個生活在最底層的普普通通的女人，充分顯示出一種卓越的組織和鼓動才幹來。街道工廠終於宣告正式成立了。婦女們湊錢買下了某商店的一個廢棄的倉庫當廠房，各自從家中把縫紉機搬到了廠房裏。一向花錢手緊的母親，那天慷慨地給了我們幾個孩子三元錢，叫我們買鞭炮到破倉庫前去放。陳大娘受到婦女們的信任，以發起人的資格被推選為廠長。
僅僅一年之後，那些婦女們便從這小小的街道工廠每月得到了很實惠的收入。她們有了相當可觀的基金，陳大娘雄心勃**來，計劃要在第三年修建一個像樣的廠房了！
然而，她的計劃還沒有來得及付諸行動，“**”就在那一年開始了。這個小小的街道工廠，也未能幸免那股巨大的政治龍卷風的掃**。
一天，一隊紅衛兵雄赳赳地開了來，聲稱這個小街道工廠也不能成為政治避風港。如果這裏的革命群眾不主動起來造反，揪出一至兩個“微型走資派”的話，他們就將實施強硬手段，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動了！膽小怕事的女人們紛紛把縫紉機又搬回家裏去，不再來上班。這個小小的街道工廠麵臨倒閉的危機了，這對陳大娘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打擊。因為那是她的事業，她賴以維持生活的事業。一些不願離開這個小街道工廠的女人(她們和陳大娘一樣，是把加工棉膠鞋當作養家糊口的事業來幹的)，三個一幫五個一夥來到陳大娘家，跟她商議如何拯救事業的辦法。她們所有人出的都是同一個計策，要陳大娘當一回“微型走資派”，接受一次批判和遊鬥。表麵看來有點所見略同，不謀而合的意思，實則她們在和她這位廠長商議之前，分明取得了一致。她們保證過後還照樣把她當廠長看，說這樣做實實在在是出於無奈，所謂周瑜打黃蓋，不過是苦肉之計。
陳大娘沉吟了許久，問：“這樣做，當真就能保住咱們這小廠麽？”
她們異口同聲地肯定地回答——能！
陳大娘說：“隻要能保住咱們這小廠子，把我怎樣都行。”
“為了像回事，要給你戴一頂高帽子。”
“戴就戴吧。”
“還得掛牌子。”
“那就掛。”
“還得剃鬼頭。”
“剃。”
“抹不抹黑臉呢？不抹黑臉恐怕不行吧？”
“那……就抹吧。”
“遊鬥的時候，你手裏還得拿個破盆。”
“嗯。”
“你得一邊敲，一邊自己說：‘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死。’你說嗎？”
“我……說……”
就這樣，像演街頭戲一樣，她，被那些女人們批判了一次，押到大馬路上敲鑼打鼓地遊鬥了幾回。她是那麽鎮定那麽從容地忍受了這一切。有次在街頭碰見她的正子和柱子，她還對他們喊：“別貪玩了！回家把豆角擇出來，等我回家做晚飯！”
正子和柱子，兩眼淚汪汪地看著遊鬥媽媽的隊伍走過去。
街道工廠可以繼續辦下去了。那些女人們卻迫於當時的“革命形勢”，不能實行她們保證繼續讓她當廠長的諾言。她非但不能再當廠長，而且因為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走資派”，(盡管是微型的，但到底屬於走資派！)連繼續當一個工人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她第二次失業了。
這種打擊將她徹底擊垮了。她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個石頭一樣的人。她整天麵對鏡子，注視著自己被剃了鬼頭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發呆，不說一句話。連我母親的勸慰，似乎對她也不起什麽作用了。母親因此恨透了那些女人們，提起她們就咬牙切齒，用最可怕的語言加以詛咒。那些女人們畢竟不全都忘恩負義，每到月底，她們之中便會有人主動給陳大娘送錢，或者親自偷偷送來，或者打發孩子送來，有的送十元，有的送五元，也有的送三元兩元。陳大娘一家，陷入了這種依靠施舍一般的困境。同院的人們都說：“這女人早晚有一天會瘋。”那時，我的父親已從大西北某城市來過信，說在那裏已經申請下了房子，盼望我們速往團聚。母親吩咐我給父親回了一封信，信中說：“即使夫妻父子們一輩子兩地分居，也不能在此時離開陳大嫂。”幸虧有我的母親像親姐妹一樣關心著她，同情著她，照料著她……
又過了半年，二輕局所屬下的一個工廠，看中了我們院子那塊地皮，要在那裏建一個二層樓的廠房，我們全院的人家便都成了動遷戶。幾戶鄰居，把動遷看成一個千載難逢的占大便宜的機會，提出各種各樣非分的條件刁難廠方。廠方組成動員小組，挨家挨戶說服動員，請求諒解，降低條件。可那幾戶人家形成了攻守聯盟，任憑廠方好話說盡，他們早有一定之規。
動員組從我家和陳大娘家離去後，啞人一樣的陳大娘，竟主動開口對母親說：“大妹子，別人家不搬，咱兩家先搬吧！這廠子是大集體，廠房蓋不起來，生產不出東西來，那些工人們就開不出工資啊，咱們得為那些工人們想想。農民不種田，工人不做工，咱們這個國家是要垮的呀！真到那一天，孩子們都沒指望過好日子……”
母親一聽陳大娘說出這番話，立時就摟抱住她失聲哭起來，邊哭邊說：“陳大嫂，別人都說你會瘋，今天聽你這番話，還是那麽明白事理！我聽你的！咱們就提一個條件，隻要還能讓咱兩家住一塊兒做鄰居，不管搬到哪兒，咱們二話不說就搬！”
廠方很快給我們找到了房子。我們搬家那一天，全院鄰居都不幫忙，大人孩子都站在自家門前，抱臂旁觀。一張張臉全都耷拉著，冷冷地瞧著我們裝車。仿佛我們兩家人在他們心目中全都是可恥的叛徒一樣。
杜家的老太太，顛達著一雙小腳，嘴裏不幹不淨地指桑罵槐，罵我們兩家準是受了廠方的賄賂，存心動搖他們的聯盟，破壞全院的好事。母親不屑於臨分離再同那老刁婆大動幹戈，裝沒聽見，隻是催促我們幾個孩子快裝車。
陳大娘走到那老太太跟前，和氣地說：“他杜家奶奶，我沒記錯的話，您都七十三了，人過留名啊！”
那老刁婆，聽了一怔，張張嘴還想罵出什麽來，可能一時間再想不出什麽罵人話了，便默默地悻然地閃進家裏去了……
我們兩家搬走之後，我和正子很快就一塊兒下鄉了。我每次回城市探家，一放下提包，就立刻到隔壁去看望陳大娘。在我第三次探家期間，陳大娘去世了。
母親連夜趕做了一套新衣，替陳大娘穿上。母親還替她洗了臉，梳了頭，剪了手指甲腳趾甲……一個女人能替另一個女人的死所做到的一切事情，母親都一絲不苟地做到了。
她死得很泰然，沒有經受任何痛苦。她的遺容非常安詳，嘴角掛著最後一抹微笑，那是對一切人一切事都予以寬容的微笑。
如今，陳大娘死去多年了，在悶熱的夏夜，我記下這篇文字，向曾經生活在我們國家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的，社會最底層的，一個普普通通的、很黑很瘦的女人，表述我大的敬意和深的哀思。同時我真誠祈禱，在我和我的後代們身上，多多少少保留一點點陳大娘身上所具有過的什麽，哪怕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