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一座美麗的江南古城，對蘇曼殊來說卻十分陌生。
蘇曼殊從上海轉到蘇州，顯然有為生計問題的打算。他在上海沒有熟人，隻得應留日蘇州籍學生吳帙書、吳綰章兄弟之邀，前往蘇州吳中公學教書。蘇州靈山秀水，特別是園林別具一格，名勝古跡數不勝數，曆經數代名家暈染，文化底蘊豐厚，深具浪漫氣質的蘇曼殊尤其鍾情於此。在這裏，他結識了一批具有民族思想的名士，如包天笑、祝心淵、朱梁任等，與他們吟詩作畫，暢議時政，度過了一段難得的時光。
性情中人做性情中事
初來乍到的蘇曼殊對吳儂軟語一竅不通，隻能和同仁們作筆談。這種形式對於心性有些急躁的蘇曼殊來說實在有點困難，因為朋友之間最基本的問候如“嗨，吃了沒”也要用筆寫下來，這讓他時不時地無名火起，時常以粵語甚至英語來應付朋友們的話，有時更是一問三不答，茫然無以對，幸好吳氏兄弟早將蘇曼殊沉默寡言的性格告知大家，因此大家也不放在心上。
找不著人說話的蘇曼殊並沒有因此虛度光陰，每天閑暇時就練習書畫，並嚐試文學創作。蘇曼殊是性情中人，他畫畫寫詩從不留底稿，隨手就丟掉了。有時候他塗抹幾筆，作畢即扔進紙簍；寫幾句西哲格言，作數首小詩，寫完不滿意就立刻焚燒。他在詩畫方麵對自己要求極高，稍不如意就或焚或毀。為此，包天笑等人時常悄悄守在蘇曼殊門口的紙簍旁，搶救蘇曼殊未撕掉的“漏網之魚”。
盡管蘇曼殊很快在國內卓然成家，但詩畫留存下來的極少，以至於現代人知道其名聲的也很少。
蘇曼殊是一個性情中人，做性情中事，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蘇曼殊喜歡吃牛肉，友人們常常抓住這一點，來同他逗笑取樂。一天，友人聚會，他進浴室洗澡後，有人故意揚言要下館子吃牛肉去，還拚命製造各種響聲，似乎大家已經開了門，馬上就要走的樣子。蘇曼殊在浴室聽見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連忙大叫：“等等我，等等我！”說著，即倉皇而出，渾身水珠都來不及擦幹。看到他那副狼狽緊張的樣子，大家一齊哄笑起來。
還有一次陳去病來看他，蘇曼殊正苦於無錢買糖吃，發現陳兜裏有三塊錢，並不征得陳的同意，隨手平分，掏去一塊半，隨即匆匆外出，轉眼之間，就從街上買了不少摩爾登糖回來。當他實在弄不到錢來買糖時，就把平時丟在床下的空糖瓶收集起來，作為破爛賣了出去。得到錢後，又買回一把糖來。
他這樣的隨性之事還有很多，比如後來偷章士釗的錢，偷師兄的度牒等，你要說蘇曼殊主業是做賊，副業是寫詩作畫，似乎也可以。
而一幅為包天笑繪的《兒童撲滿圖》不知是不是經曆過差點被蘇曼殊隨性毀掉的命運。畫麵上有一個小孩，在敲碎他貯錢的瓦罐。撲滿是古代小孩蓄錢的器皿，滿了就撲碎把錢取出來。很明顯，蘇曼殊此舉是借題發揮，語帶雙關，“撲滿”，隱喻“撲滅清廷”的意思。包天笑曾作詩回憶此事：渡海東來是一臒，芒鞋布衲到姑蘇。劇憐秋扇遭捐棄，難覓兒童撲滿圖。
該圖在後來並未留存下來，除了保管不善外，恐怕也有該圖的政治隱射意味過強而怕招致殺身之禍而將其焚掉的可能。
此外，他還為吳中公學的學生繪過《吳門聞笛圖》。圖中所題所畫與《撲滿圖》寓意頗為不同。題語曰：癸卯，入吳門，道中聞笛，陰森淒楚，畫示諸同學。
“陰森淒楚”，此詞意味極為不妙。我們知道，笛聲悠揚婉轉，適合輕柔清脆之音，所以兒童較為喜歡吹笛，古詩中有“牧童吹笛”的詩境，喻鄉村生活的美好恬靜。然而，笛聲若聽起來“陰森淒楚”，則可能就暈染了聽笛人內心諸如苦悶與不安這樣的小情緒了。由此可見，此時的蘇曼殊在革命的道路上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壓抑和鬱悶。也許，這是因為蘇曼殊聽不懂蘇州方言而產生的，但是也應當注意到，從小深受欺淩的蘇曼殊心靈極為脆弱和敏感，受不得一點委屈，無人可以說話的處境是否觸及了他那顆孤寂的心靈？我們不得而知。孤寂，就像一顆定時炸彈，說不定哪一天他就會看破紅塵，遠離塵世，當一個“蘇和尚”。
聚會鳴槍公開與政府決裂
與朋友結伴出遊，是他這時期最樂於做的事。而他們所謂的出遊，則是做一些見不得人的“秘密儀式”。
什麽儀式何以見不得人？原來，包天笑等一批愛國人士仿效古代喪禮，試圖為沉淪的祖國招回正氣之魂。好“潮”（fashion）好文藝。
說到招魂，我們最熟悉的恐怕莫過於《楚辭》中的《招魂》一篇了。楚國大臣屈原被放逐，在山澤之間愁雲漫步，他的魂魄四處遊**，因此楚人作《招魂》祭奠，以讓他入土為安。而包天笑他們要招的，則是我中華的正氣之魂。
在蘇州郊外的獅子山，包天笑、蘇曼殊等一群人秘密地做好了一幅招魂幡，上書：
歸去來兮我國魂，中原依舊屬公孫，掃清膻雨腥風日，記取當時一片幡。
蘇曼殊在白布幡上畫了一頭猙獰的雄獅，表示祖國將要以驚人的吼聲宣告自己醒來。白幡隨風飄起，不時已纏繞數結，這表示魂魄已招回。打結在此很重要，現在農村喪事中，若幡不打結的話，主人家必心慌意亂，叫念經的先生想各種辦法，運用各種物理知識迫使幡打結，以表示死去的人已入土為安。當然，這已是迷信之說了。
朱梁任手書七絕一首：“維有胡兒登大寶，豈無豪傑複中原。
今朝灌醒獅子山，要洗腥膻宿世冤。”作畢也當風焚燒。“胡兒”
一句自然是寓意清朝入主中原，若是在康乾時代，這樣的“反詩”
若流傳到市麵上，朱梁任就是有十八代子孫也不夠皇帝砍的，隻是到了清末，內憂外患，清廷似乎也不敢再興文字獄，給這座搖搖欲墜的大廈再添把柄了。
然後，諸人以後膛槍麵北鳴放，以示驚醒睡獅。這也很有講究。麵北，表示爭奪國家權力。古代以北為尊，所以君主之位一般都朝南擺放。向北鳴槍，則表示愛國人士革命的決心。然而，這已經是十分危險的行為了。清末軍隊中雖已有洋槍隊，各地新軍中也已使用槍支。但是，槍械的管理還是十分嚴格的。不僅因為槍的價格讓一般人買不起，而且政府規定平民不得攜帶槍支，當然地主家買槍看家護院似乎是可以的。蘇曼殊等人在獅子山麵北鳴槍，完全可以以“亂黨”定罪。槍聲直灌蘇州城，蘇州衙巡捕大為不安，立刻出動，不久即循獅子山而來。
然而，大家並沒有慌張，而是悲壯地唱起了包天笑作的《招國魂》：“籲嗟，美哉神聖國，沉沉睡獅東海側……”唱畢，眾人從容離開，隻留下一束迎風飄起的長幡。
不久，蘇曼殊離別蘇州前往上海，包天笑寫下慷慨激昂的《送別蘇子穀》七絕二首相贈：
其一
劍不光芒酒不溫，沉沉歌哭叩天閽。死生流轉終相值，風雪來招武士魂。
其二
激浪怒濤翻海水，膻雨腥風撲胡塵。低徊我自無言說，珍重前途為國民。
第一首回憶起大家在獅子山為國招魂時的情景，情感頗為真摯，而痛哭中又蘊育著刀劍無情的寒光。雖然是劍無光，酒不溫，愛國誌士隻能仰天長歎，長歌當哭，但是人的死生流轉相對於國家安危來說算得了什麽呢？一個民族尚武之魂若是醒來的話，個人生死都是值得的。
第二首以浪濤的急翻過海水、腥風血雨撲滅胡塵來暗示革命的風雨推翻清朝統治的情景。詩句極具氣勢，有排山倒海、震徹乾坤之威。當時的清王朝，風雨飄搖，萬馬齊喑，一片沉悶，急需革命之浪潮、革命之風雨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這座大廈。
從詩文意蘊和文學價值來看，包天笑的這兩首七絕遜於蘇曼殊的贈別汪國頓的二首。包天笑的這兩首詩缺什麽呢？缺的是蘇曼殊那份天才，缺的是蘇曼殊那顆敏感的心所表現出來的複雜和反複無常。當然，包天笑不必因此剁手。
此時包天笑是蘇曼殊在蘇州最誌同道合的朋友，後來他成為近代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流派——“鴛鴦蝴蝶派”的重要人物，這也解釋了二人日後在文學創作方麵的相似性，即都趨向於描寫理想中的美好女性及充滿虛無主義的故事。這遭到後來的多數文學史家的詬病，不過本人對此則表示：不敢苟同。
《國民日日報》
包天笑的嗅覺似乎很靈敏，因為此時的上海確實彌漫著一股緊張的氣氛。政府和主張革命的知識分子之間正劍拔弩張地暗中較勁。
清政府在上海製造的緊張氣氛並沒有嚇住革命人士的反清活動。1903年8月7日，就在《蘇報》停刊後的二十三天，由章士釗、張繼、陳去病、盧和生、何糜施等主辦的《國民日日報》在上海重整旗鼓，陳獨秀、柳亞子等人也參與了文字工作。該報的發起人盧和生是英國海軍工程學校的畢業生，因此該報以他的名義在英國領事館注冊，受其“保護”，以迂回的政策逃避清政府的查封。
《國民日日報》有過《蘇報》而無不及，繼續鼓吹反清革命，而篇幅上較《蘇報》更為新穎，發刊不久就風行上海灘，時人都評之為《蘇報》第二。就該報地位而言，它無疑是革命黨人在上海的主要喉舌。蘇曼殊聽說青年會的張繼（剪人發辮而被遣返那位）、陳獨秀回上海辦報，即辭去在吳中公學的教職，投奔到上海的《國民日日報》報社。
這時的《國民日日報》正處在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成長時期。對於任何初生事物來說，無鬥爭無出路。所以，新生事物的先鋒性往往是與生俱來的，這於文學理論、天才作家都是一樣的。《國民日日報》正是在與清朝報紙、保皇黨報紙的口誅筆伐的口水戰中逐步確立起自己的先鋒和激進地位的。
在此期間，蘇曼殊的雜文長進不少，在十餘天內連續發表《女傑郭爾縵》和《嗚呼廣東人》兩篇文章。他還意譯了雨果《悲慘世界》第二章，改名為《慘社會》在該報連載。該書後來由鏡今書局出版單行本，改名《慘世界》。這算得上是蘇曼殊文學創作活動的第一個高峰時期。
蘇曼殊第一篇雜文《女傑郭爾縵》中提到郭爾縵這位女性，實際上她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生於立陶宛，死於加拿大多倫多。在其坎坷的一生中，她主要從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活動，多次被囚於監獄中。
而蘇曼殊這篇文章最主要的目的，則在於借議論郭爾縵來宣揚無政府主義的恐怖暗殺主義，即蘇曼殊所謂的“狠辣”手段，以配合當時革命黨人在上海製造的恐怖活動。盡管蘇曼殊也引用了郭爾縵辯白中所謂“無政府黨的主義，是要破壞社會的惡組織，在教育個人，並不是利用暴力的主義”這樣的話，但是在後文中，他還是列舉了一係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事件：與奧匈帝國皇帝佛蘭西斯·約瑟夫分居的妻子伊麗莎白皇後1898年在瑞典被殺；1900年7月意大利國王洪柏特被殺；1901年3月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不來梅火車站被刺傷；1902年11月比利時王利奧波德二世被暗殺未死。蘇曼殊在文章結束時寫道：“繼此風雲，尚不知其何所極也！”1大有鼓吹在國內掀起暗殺風潮的意味。
《嗚呼廣東人》，以悲愴的行文向人們提出一個問題：在一片向西方學習的聲音中，我們中一些人是不是在忘記自己的“根本”。
蘇曼殊說：“無論其手段如何，‘根本’二字，萬萬是逃不過，斷沒有無根本的樹子可以發生枝葉的。”對列強時刻準備瓜分中國的現實表現出清醒的認識和敏銳的政治嗅覺。他舉廣東人為例，廣東因為地理位置的優勢而發展較快，但因此媚外之風也頗為盛行。他憤怒地對這些加入外國籍以尋求庇護的“西崽”大加鞭撻：
他偏不願做廣東人，把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棄掉，去搖尾乞憐，當那大英大法等國的奴隸，並且仗著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國奴隸，來欺淩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
並因此而“悲來血滿襟”，“幾握管不能下”地正告廣東人：“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先亡於廣東人之手；我廣東不亡則已，一1《曼殊全集》第1冊，第155頁。
注釋
亡必亡在這班入歸化籍的賤人手裏。”1這篇尖銳抨擊廣東同鄉的文章，有著鮮明的青年寫作的強烈情緒和民族意識。它像一把投槍，刺向那些“狡猾的廣東人”。客觀來看，蘇曼殊所說的崇洋媚外的“西崽”確實存在，然而如孫中山這樣的具有憂國憂民思想的廣東人也大有人在。
廣東，後來成為國民革命的重鎮，這與廣東人的開明意識是分不開的。而蘇曼殊在這裏的激動情緒，則更多的屬於“怒其不爭”
的性質。盡管我們知道蘇曼殊是中日混血兒，而在文化和民族認同上，蘇曼殊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國而非日本，這是很清楚的，所以近年來有些學者將蘇曼殊後來的逃禪和頹廢歸結為由於血統問題而產生的“文化失根”，倒不如說是這些學者自己失根了。
身為廣東人，蘇曼殊對廣東的文獻比較關注。其在1907年編成的《嶺海幽光錄》，記述了明末清初的廣東人進行的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他在序言中寫道，我廣東在南海海邊，明朝亡國之際，人心尚能統一。艱難困苦中，先賢們奮起反抗，雄才瑰意，智勇過人。古德幽光，寧容沉晦？現在的廣東人中雖然也有有識之士，但拘泥門戶之見，自相傾軋；婦女們則是競相奢侈，貪圖享樂。可見，在表達對曆史先賢的敬仰之外，《嶺海幽光錄》更有深刻的現實內涵。這種指涉，與《嗚呼廣東人》中的對國家責任感的強調是一致的。
還有一點，這篇《嗚呼廣東人》是用白話文寫成的。我們知道，白話文運動是在大約十年後才由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發起1《曼殊全集》第1冊，第159頁。注釋
的，在這個運動之前用白話文寫作的人極少。這篇文章在語言上雖然不太成熟，在白話中還夾雜著一些古語，但作為實驗性的語體，蘇曼殊的嚐試還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這一點，我們的文學史顯然將它忽略了。
《慘世界》的無政府主義
《慘世界》無疑是該時期蘇曼殊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說是著作，是因為蘇曼殊在翻譯法國大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時做了大量的自我發揮。全書十四回，前六回半和後麵一回半是由雨果小說翻譯而來，中間六回則是蘇曼殊的個人創作。而這近六萬字的小說，不過雨果《悲慘世界》的4%，而且書中將中國的社會現象和原著的形象場景進行了巧妙的嫁接，所以說它是創作也不為過。
陳獨秀曾對蘇曼殊的《慘世界》進行過潤色，在他看來，蘇曼殊在譯書時喜歡亂添亂造，對於想從蘇曼殊的翻譯了解原著的讀者來說，這是一種痛苦。不過，對於試圖通過該書了解蘇曼殊內心活動和中國社會現實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好機會。在那個年代，篡改原著、杜撰人物和情節以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是一種十分流行的風尚。
蘇曼殊的這種自我發揮首先表現在對黑暗腐敗、倚強淩弱的社會現實的不滿上。譯作首回，主人公華賤（這名字起得）在寒風落葉的悲涼氣氛中登場，他被關了十九年，剛剛被釋放，罪犯的身份使他處處受到歧視，想找個地方過夜也無人收留。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草窩還被野狗趕出來。蘇曼殊力圖通過他為我們說明“世界上有了為富不仁的財主，才有貧無立錐的窮漢”的真理，展示一個“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的不平等世界。可見，蘇曼殊同情苦難中的人民的人道主義立場是十分鮮明的。
那麽，怎樣改變這種現實呢？蘇曼殊在書中把前途交給無政府主義。他認為，天皇玉帝、禮儀神佛、道德聖人都是糞土，要用“狠辣”（即起義、暗殺）的手段來粉碎它，建立一個“公道的新世界”。蘇曼殊通過臆造的人物說出了自己對公道世界的看法：1．瓜分富戶財產給貧民；
2．做工自由；
3．已經出賣的土地可以索回；
4．保護為自由而死的遺族；
5．不準任何人多占土地。
這些簡單的政綱，既承襲了雨果的人道主義理想，也與太平天國《資政新篇》和同盟會“平均地權”的主張有相似之處，屬於西方平等自由思想與東方小農經濟觀念的集合體。
男德是《慘世界》中著墨最多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姓明名白，字男德（即難得之意），是蘇曼殊構想的理想人物。他是一個為民請命、除暴安良的會黨式英雄。對黑暗腐敗的社會現實十分不滿，凡是欺壓百姓、奴役人民的舊勢力，他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他痛斥皇帝是“搶了別人國家的獨夫民賊”，富人是“搶殺他人財產的蟊賊”。他認為，為人在世，總要長時間問著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會什麽上帝、天地、神佛、禮儀、道德、名譽、聖人、古訓。他聯絡會黨，寄希望於大起義兵，用狠辣手段推翻暴政。這些開創性的反對一切傳統的新思想，已近昭示了新文化運動和國民革命運動的提前來到。可以說，蘇曼殊改造社會的理想和追求在此表露無遺。
小說裏的名字多為諧音。如範財主的兒子阿桶，諧“飯桶”
音；吳齒，字小人，諧“無恥小人”音。小說裏，有通往城市的“假新黨小路”，諷刺康有為等保皇黨人；有一個叫“尚海”的“死脈路”，隱指上海的四馬路（今福州路），當時的四馬路上茶館、酒店、戲園遍布，官僚、文人、流氓地痞、政治逃犯聚集。在此，蘇曼殊表現出對革命結果的極強預見性，對革命陣營中的一些空談革命實際上謀奪私利的偽革命人士進行了針砭：尚海（上海）那個地方，曾有許多出名的愛國誌士。
但是那班誌士，我也都見過，不過嘴裏說得好，實在沒有用處。一天二十四點鍾，沒有一分鍾把亡國滅種的慘事放在心裏，隻知道穿些很好看的禮服，坐馬車，吃花酒。還有一班，這些遊**的事倒不去做，外麵卻裝著很老成，開個什麽書局，什麽報館，口裏說的是藉此運動到了經濟，方好辦利群救國的事。其實也是孳孳為利，不過飽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國的事，他還是一毛不拔。哎，這種口是心非的愛國誌士，實在比頑固人的罪惡還要大幾萬倍。
在上海租界酒樓、妓院裏，充斥了高談闊論的空談人士，也有一些人開個書局報館，說是救國利黨，實則唯利是圖。而四馬路一帶，是當時最著名的妓院集中地。妓院是上海畸形繁榮的重要代表，也是一批自詡先進的革命、愛國、維新人士乃至文人經常出入的場所。
實際上，這並不是蘇曼殊的個人偏見，當時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比如著名的小說家曾樸在其成名作《孽海花》中就不無諷刺地寫到，廣東省革命團體青年會中意誌堅強的骨幹楊雲衢來到上海，受陸皓東之邀到妓女彩雲屋中喝酒，彩雲知道陸、楊二人不太懂上海話，就跟二人說起了英語，清脆悠揚，娓娓動聽，二人歡呼暢飲，征歌招花，刹那間渾然忘了血花彈雨的前途。
正是對這類人的警惕，蘇曼殊對在《國民日日報》上的空談產生了厭倦，後來離開了上海。也是因為如此，他才不斷宣揚必須要用“狠辣”的手段來推翻舊世界，這與軍國民教育會倡導的“鼓吹、暗殺、起義”方針，宣揚郭爾縵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後來革命黨人的各種起義和暗殺活動都是一脈相承的。
無政府主義早在19世紀80年代便由《萬國公報》傳入中國，而直到20世紀初革命團體不斷鼓吹才使其被一部分革命黨人接受並付諸行動，這部分人，就是我們在後文將會提到的狙擊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的吳樾，擊殺安徽巡撫恩銘的徐錫麟，謀炸攝政王載灃的汪精衛，組織暗殺團的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在當時，除了蘇曼殊不斷寫文章宣傳無政府主義之外，《浙江潮》、《江蘇》、《漢幟》等刊物也大量介紹鼓吹無政府主義暗殺的極端手段，這造成了清末不斷高漲的暗殺風尚，客觀上支持了辛亥革命的到來。
人們常說，蘇曼殊屬於舊派人物，而魯迅以《狂人日記》開創中國文學的新時代。殊不知蘇曼殊十多年前早已在《嗚呼廣東人》、《慘世界》中躬行筆耕了。《慘世界》雖充滿了聲嘶力竭的政治性宣傳和說教，但是其對全知全能的皇帝和孔教的衝擊，以及其對明白淺近白話文的運用，同樣閃爍著新文化、新思想的異彩。
說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一點也不為過。
不過話說回來，現今的現代文學史其實在很多地方存在著問題，這也涉及我們如何來評價那個紛繁複雜的年代的問題。如果把名聲更高的魯迅在1918年的一部作品作為現代文學的開始的話，那之前的這些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文學活動被摒棄在現代文學史之外也就不足為奇了。
“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麽？”
蘇曼殊、劉師培、章士釗等人不斷發表尖銳的文章，以磅礴的氣勢、淩厲的筆鋒和雄辯的論證，一時讓上海革命氣焰十分高漲，《國民日日報》的名聲也越來越大，這無可避免地引起了清廷的警覺。但是清政府鑒於查封該報時與外國人打交道比較困難，所以決定從發行方麵截斷其銷路。
可悲的是，《國民日日報》並不是夭折在清朝政府的封鎖下，而是毀在自己人的內部鬥爭中。報社的經理部和編輯部因為職權問題大起爭執，最後竟然鬧到外國公堂打起了官司，當時在上海的馮鏡如、葉瀾等人居中調停，仍然難以平息。遠在香港的《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看到黨內出現內訌，趕緊從香港跑來滅火，大擺筵席，聯絡雙方感情。但是，人心散了，隊伍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風行一時的《國民日日報》就這樣退出了上海的新聞舞台。
停刊後，蘇曼殊與陳獨秀、章士釗、何梅士合租，大家也沒什麽事情做，一起談論當今時事。蘇曼殊對古詩詞特別感興趣，和陳獨秀學起了古詩，晚上則一起看戲。可是到了後來，蘇曼殊愈發厭倦了朋友間的高談闊論，當時遠在湖南的黃興，正在長沙醞釀組織華興會，他聽說這個消息後興奮異常，無奈囊中羞澀，一直難以成行。
一天，陳獨秀外出，蘇曼殊約何梅士出去看戲，剛剛坐定，蘇曼殊說自己沒帶錢，要返回寓所拿錢。何梅士說：“我有錢，這次就我請你好了，何必要你跑回去拿呢。”蘇曼殊有些急了，說：“今天看戲是我發起的，本該我來付錢。”何梅士知道他比較敏感，不好爭著付款，隻得讓他回去。
誰知道蘇曼殊這一去就久久不回，何梅士傻傻地等到戲都散了，蘇曼殊還是蹤跡杳然。何梅士趕緊跑回寓所，發現蘇曼殊的行李鋪蓋都沒有了，還在桌台上發現了他留下的一封信。蘇曼殊在信中說自己要到湖南找黃興，還預算著何梅士看到這封信時，他已經不在上海了，言下之意是不必再找尋或是想要堵截他了。因為蘇曼殊的《慘世界》一書被清廷列為禁書，他也進了上海道的通緝名單，因此陳獨秀等人都不準他到處亂跑。
不過，看來蘇曼殊是為這次出逃煞費了苦心，不僅把時間安排在陳獨秀外出的時候，還支開了何梅士，又趁章士釗不在時返回了寓所，搬走了鋪蓋，最後還順手牽羊偷走了章士釗的30元，並留書給章士釗說：“你的這個錢我拿了，等有錢了再還。”
眾人都回來後，看著字條麵麵相覷，原來這個“道貌岸然”
的出家人還有如此心思。大家倒不是真責怪蘇曼殊偷盜、誆騙大夥兒，隻是都沒想到他為了逃出上海，竟能如此“精心謀劃”，實在是用心良苦。
這件軼事後來也成為朋友間時常揶揄蘇曼殊的段子之一，而蘇曼殊則每次都紅著臉跟大家解釋，將事件從起因到結局事無巨細地一一道來，完全是以己度人，把責任都推在眾人身上，天性率真、稚氣且不拘小節的性格顯露無遺。當然，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蘇曼殊為自己辯護的那一車子的話，那便是孔乙己那句熟悉的台詞：“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麽？”
湖南的運動
湖南很特別。這一點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
湖南自古為中原文明所不齒，被視為“南蠻”，三國出了個蔣琬後便再無人可記。直至唐宣宗時才有一個叫劉蛻的人第一個中了進士，當時荊南節度使崔鉉為了表彰他，特贈送錢十七萬貫，稱之為“破天荒錢”。
但是近代以來形勢突變，曾有人言：“一部近代史有半部是湖南人寫就。”確實如此，絕非大話。在近代，湖南的人才形成了一個令人驚異的“井噴”效應，前後出現了幾個極為壯觀的人才群體。魏源是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啟蒙家之一；太平天國時期，“中興將相，十九湖湘”，曾國藩、左宗棠都是國之大材；在洋務運動中有曾國藩、左宗棠；收複新疆的有左宗棠；中國第一個駐外公使是湖南湘陰的郭嵩燾；從俄國人口中虎口索食的有曾紀澤；戊戌維新時期喋血維新的譚嗣同；黃興“無公即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蔡鍔在全國複辟逆流滾滾之時，提三千鐵騎，以西南邊陲奮起為四萬萬人爭人格……湖南出的人才之多、人才之偉實在令世人震驚。
蘇曼殊被黃興等人安排在長沙明德學堂教國文，同事有教曆史的張繼等，黃興也在該學堂任教習，不過這隻是為革命黨人的活動作掩護。
該年冬，黃興邀請蘇曼殊加入華興會籌組事宜的秘密會議，在場的人還有張繼、譚人鳳、吳祿貞、宋教仁、陳天華等後來大名鼎鼎的人物。與會者還有來自武昌的幾位。眾人暢所欲言，插不上嘴的蘇曼殊隻得幹坐在一邊。黃興發現蘇曼殊一直沒發言後問他有什麽意見，蘇曼殊吞吞吐吐半天也沒說出話來。當時黃興已三十歲，而蘇曼殊二十歲，所以他以為這個年輕人還對革命有所畏懼，於是並未給他安排具體的工作。
不久，革命黨在長沙成立了“華興會”。黃興任會長，秦毓鎏任副會長。他們將會所設在“連升街”，對外稱“林公館”，也稱“旅湘俱樂部”。這個俱樂部以知識分子為主體，會員大概有四五百人。在華興會之外，又設立了“同仇會”，以哥老會分子為吸收對象。哥老會就是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之後解散的湘軍自發成立的一個組織，成員多為退伍的湘軍戰士，後來演變成了地痞流氓團體。黃興任“大將”，劉揆一任“中將”，會黨的一個首領馬福一任“少將”。“同仇會”會員多為哥老會成員，人數極多。後來黃興等在長沙起事時召集了三千餘人，其中同仇會的人占了大部分，可想象哥老會的人數之多。不過，黃興等不愧為旅日學生出身，“少將、中將、大將”這樣的官銜可謂得西方風氣之先。
而原本以為能在長沙開展革命活動的蘇曼殊卻被黃興放在一邊“學習”革命經驗，這可不是蘇曼殊的初衷。在長沙短暫停留了一個月之後，蘇曼殊啟程前往香港。
一路向南，蘇曼殊由湘江登舟蜿蜒而行。在經過衡山時，蘇曼殊登上祝融峰頂，向下俯瞰，湘江在山嶺原野之間蜿蜒流淌，蘇曼殊頓時生出置身天地之間的寂寥。他在《燕子龕隨筆》中寫道：昔黃龍大師登峨眉絕頂，仰天長嘯曰：“身在此間，無言可說，惟有放聲恫哭，足以酬耳。”今衲亦作如是觀。
入夜，蘇曼殊借宿在山中雨華庵，庵中老僧知道蘇曼殊善畫，向他索畫。山中天冷潮濕，蘇曼殊嫌作畫勞神，忽然想起唐朝天然和尚的詩很合此時的情境，就手書該詩送給山僧：悵望湖州未敢忘，故園楊柳欲依依。忍看國破先離俗，但道親存便返扉。萬裏飄蓬雙步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峰望晚暉。
該夜，蘇曼殊從夢中驚醒，走出屋外，雖時值寒冬，但素月仍掛當空。蘇曼殊披著禪衣，駐足遠眺，在雲煙渺渺中，看著山下隱隱約約的江中幾點燈火，不覺悲從中來。
在日本時，為了革命他總是凡事衝在最前麵，精神亢奮；到了蘇州後，與革命黨人暫時失去了聯係，他又變得心灰意冷，想到了自己在蒲澗寺出家的安閑；在《國民日日報》與陳獨秀、章士釗等人共事，他有所回落的革命情緒再度高漲起來，加入縱橫捭闔的論辯之中，有氣吞天下的氣概。而風生水起的報社說倒就倒了，眾人空談度日，蘇曼殊選擇了來湖南“革命”，誰知黃興等見他年輕，並不委以重任，蘇曼殊對革命行動和起義的熱情被一下澆滅，此時對革命的失望鬱悶之情更加嚴重……起起伏伏的情緒在不斷奔波中愈發加劇。身處祝融山頂，看著世間萬物似乎都在自己的腳下奔流行走，蘇曼殊心生虛幻之感。他對革命萌生出的動搖很可能就來自於這個夜晚。
人生不過一場戲，匆匆開場，還未開唱，戲已終了。心灰意冷的蘇曼殊不知道自己的來回奔波換來了什麽。在那個寒冷的夜，他獨自徘徊在衡山一條悠長的小路上，染著月的清輝，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獨自旅行
有一則廣告曾這樣描述旅人的心境：“人生就像一場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風景，以及看風景的心情。”說得好極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多少人沿著命運的軌道行走，以為可以看到想要的風景，但風景總將你辜負。所以培根在《論旅行》中說：
對於年輕人，旅遊是一種學習的方式；而對於成年人，旅遊則構成一種經驗。
葉落鋪道，前路難行，有人沮喪有人愁。他們隻希望找到一個能安放自己疲憊靈魂的客棧，躲到連自己影子都找不到的黑暗角落，獨自憂傷。
對於這時的蘇曼殊來說，茫然不知所往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如果連自己也不知道該去往何方時，才是我們最放得下的時候。蘇曼殊有太多的放不下，現在，他累了，困了，在廣州的土地上信步而走。他的心一如天上的雲彩飄忽不定，你看他灑脫的時候，其實他是茫然的。因為茫然，才會這樣散漫無羈。
惠州，位於香港以北百餘裏的東江流域。當年大文豪蘇東坡被貶惠州曾留下詩篇：
雲何見師祖，要識本來麵。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會失，受此百年遣。
這時的蘇東坡，屢遭打擊，政治失意，坎坷際遇。致君堯舜，兼濟天下的理想已經破滅，對人生、對社會哲理有許多思考。
不知蘇曼殊與蘇東坡是否是本家，不過他們同在惠州，心境應頗為相似。塵世中的紛爭和人生坎坷都是“中間一會失”，“我本修行人”才是他們的重新定位。都說“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然而世事的無常與相似，總令人唏噓！
在郊野一破舊不堪的古寺，囊金將盡的蘇曼殊停下了行走的腳步。對他來說，或許真的算是一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出家，因為之前的蘇曼殊天天想著的就是如何致康有為於死地。
但是，放下屠刀的蘇曼殊真的就能立地成佛嗎？
蘇曼殊出家不是第一次了，早年為了贖罪，他在蒲澗寺閉關三月，現在他算是“二進宮”了。不過，誰知道他又能待多久呢？說到底，蘇曼殊不過是一枝被卷入革命漩渦的蒲公英，他的心性無力承擔救國救民之重任，因為他總是有著太多的懷疑，太多的回環往複。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蘇曼殊或許已經吃透了這句話，所以，他看到了革命誌士以及革命成功後誌士們的腐化。這些紅塵諸相的虛妄讓他猛然決定抽身。
然而，我們看蘇曼殊的“逃禪”又何嚐不是一種對佛法大智慧的絕對的追求呢？如果這種追求算是一種“權力”和這種追求本身算是一種腐化的話。
蘇曼殊曾抄錄過《波梨波闍書》中的一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此語頗受曼殊青睞，原因恐怕就在它的形象化和淒美意境上吧，這也算是蘇曼殊在佛教意識上的一種扼要闡述。芸芸眾生，塵事紛紛，這就是“人間”的寫照，隻有那通玄之峰，方是佛家大智慧所在之地。法在我心，那麽一切業行有何不可？隻要真心向佛，又何必在乎行跡為何？法在心頭，則是滿目青山綠水。這樣的認識比一般的得道更深，更高一個層次。
話說回來，蘇曼殊“下榻”的這間惠州古寺果真是“古”得可以。斑駁的外牆，堊粉脫落，部分外牆已經坍塌；屋頂的瓦溝中，雜草叢生，海風吹來，雜草和著細泥飄落，景象淒涼不堪。全寺就兩個和尚，一個住持，一個成了他的師兄。寺廟沒有幾塊地，香火也不旺，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雖說蘇曼殊吃了稱砣鐵了心要出家為僧，也沒曾想到竟然淪落至幾乎要餓死的地步。
每天粗茶淡飯的生活，蘇曼殊倒也安之若素，但是這樣的生活如果沒有堅強的意誌或精神力量做支撐是很難產生愉悅感的，蘇曼殊竟能在開始時過得怡然自得。劈柴挑水，打掃院落，再加上做早晚課，誦經念佛，每天的事情安排得滿滿的，蘇曼殊也沒有時間體味曾經的消沉，他倒好像十分喜歡這種繁忙。
然而，因為多了一張嘴吃飯，原本緊張的糧食早已吃盡，於是，住持決定派蘇曼殊和他師兄出去化緣。
化緣，是讓蘇曼殊最頭大的事。首先化緣需要走十多裏的路，他和師兄輪流出勤，來回一次，往往已汗流浹背。他的師兄人高馬大，扛一袋米不在話下，而這對於身材瘦弱的蘇曼殊來說則是不折不扣的折磨。每次回來，蘇曼殊的肩膀都要磨破一層皮，往往還是舊傷未愈，又添新傷。這傷，除了因為糧食重，還因為時常遭到強盜的毆打。當時適逢大旱，道中匪盜橫行，蘇曼殊千辛萬苦化得的些許糧食在路上屢次被強盜搶走，稍有反抗就遭致一頓拳打腳踢。
漸漸地，出門化緣成了畏途。而要是遇上陰雨天氣，師兄弟則連化緣也不成，隻能餓著肚子念經禮佛。
人們嘲笑小和尚是說“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而這時的蘇曼殊念經是：有心無力。沒辦法，人是一個生物體。在科學家研究出把精神能量轉變成生物能之前，即便是天才的思想家也要接受餓肚子的命運。
蘇曼殊慢慢地熬著，他在等一個機會。這個機會當然不是說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把寺廟掃**一空，而是“夜縋而出”，一路狂奔五百裏。他在等心靈的信號，輕輕地來，輕輕地走，都聽靈魂的安排。有時候，蘇曼殊就是這麽一個可愛又高傲的人。說其高傲，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畢竟已和佛結下了幾世的緣分，不然今生為何會幾次三番輾轉走進寺廟。既然命運注定我與眾不同，那麽我就要隨我心性，來去自由。這對我們這些有著太多束縛的俗人來說，是多麽充滿詩意的行為！
幾個月的寺廟生活，蘇曼殊好像冬眠了一場：腹中空空，多次不吃不喝就睡去了。
大約在1904年的正月間，過完傳統節日春節，困苦不堪的蘇曼殊狼狽地選擇出逃，看來蘇曼殊實在是等不了靈魂的召喚了。
一天，趁著師父和師兄出門，蘇曼殊收拾行李出走，並習慣性地收走了師兄的度牒和寺中僅剩的兩角銀元。他步行三四天，幾乎未吃一口飯，從古寺徒步到廣州，從廣州乘船到香港的船費剛好兩角。而“曼殊”的來曆，就是其師兄度牒上的法號，此後，蘇曼殊就由“蘇子穀”改成了這個大家熟知的名字。
回到《中國日報社》的蘇曼殊著實嚇了大家一跳：一張疲憊不堪的蒼白臉，一身粘著黃色灰土的破袈裟，一件薄棉藍布長坎肩，一個合掌曲躬的小和尚，一聲柔弱的問候——“貧僧曼殊有禮了。”
這就是不受任何羈絆的蘇曼殊，寧做天邊的一縷雲，不做玉淨瓶中的一汪水。他的靈魂飄**在天地之間，或許無依無靠，但是落葉紛飛的時節，他或許還會回來，與你相遇，與一切有緣人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