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對待道德的態度。——德國人有能力成就一番大事，但他很少願意成就一番大事；由於懶惰的天性，他總是能服從就服從。在某些時刻，當他不得不自我依靠和拋開懶惰，當他不再能像一個零一樣消失在一串數字中（在這方麵他比一個法國人或一個英國人要遜色得多）——他的力量油然而生：這時他變得危險、惡毒、深刻和大膽，他那一直沉睡著的力量蘇醒過來，使別人（甚至也使他自己）難以置信。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德國人開始服從他自己——這是極不尋常的——他以一種與他以前服從國王和他的公職一樣緩慢、死板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服從他自己，因此，正如我們所說，這時的他完全可以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兒，與他過去所假定的“性格軟弱”的自我迥然不同。然而，一般來說，他害怕自我依靠，害怕發凡起例：德國人所以需要那麽多官吏和墨水，原因就在此。——他與輕舉妄動格格不入，對於輕舉妄動來說，他是過於小心翼翼了。但是，在全新的環境使他從昏睡中驚醒之後，他幾乎是輕舉妄動的。新環境的陌生和新鮮感使他感到陶醉，飄飄然忘乎所以——在自我陶醉方麵，他可是一位行家裏手！因此，我們看到，目前這個時代的德國人在政治上幾乎總是輕舉妄動的，雖然即使在這裏，人們通常也總是理所當然地假定，德國人仍然帶有徹底性和嚴肅性的長處；然而，盡管他在與其他政治力量周旋時可能充分利用這些長處和假定，但使他心中充滿歡樂的卻是，他覺得自己終於可以縱情、任性和敢於創新，可以隨意更換人物、黨派和希望，仿佛他們僅僅是一些麵具。——那些訓練有素的德國學者，迄今被視為最具德國性的德國人，過去是並且也許現在還是優秀的德國軍人的真正兄弟，同樣根深蒂固地和幾乎孩子氣地易於服從一切外在事物，同樣不得不經常獨立負責，回答科學中的許多問題：隻要他們能夠保持他們的驕傲、單純和耐心，隻要他們能夠保持他們那不受風雲變幻的政治狂熱影響的自由，我們就可以期待他們大有作為：像他們現在這樣，或者像他們過去那樣，他們乃是某些更高事物的萌芽。——德國人（甚至他們的學者也不例外）的真正長處和短處在於，他們比其他民族更愛好迷信和渴望信仰；他們的惡習一直是他們的酗酒和自殺傾向（這表明了他們的精神的沉重，這種沉重很容易促使他們自暴自棄）；他們的危險在於一切束縛理智和放縱情感的東西（例如，音樂和精神麻醉品的過量使用）：因為德國人的情感是一種對自己不利的因素，像一個醉漢的情感一樣是自我毀滅的。熱情本身在德國比在其他地方價值要少，因為德國人的熱情是無結果的熱情。若德國人做了什麽偉大事業，必在艱難、犧牲中，在刻苦、緊張思考以及經常是心胸開闊的狀態下。——他們確實是值得關注的，因為幾乎每一個德國人都可以給予某種東西，隻要我們知道如何使他發現這種東西，找回這種東西（德國人本身是亂糟糟的）。——現在，如果這樣一個民族開始考慮道德，什麽樣的道德會使他滿意？它的第一個要求必然是，在這種道德中，它對於服從的衷心願望應該變成一種理想。“人不能沒有某種他可以無條件服從的東西。”——這是一種德國情感，一種德國式推理，在德國的所有道德教導的深處，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情感和邏輯。整個古代道德留給我們的印象是多麽不同！所有希臘思想家，無論作為個人是多麽千差萬別，作為道德家卻都像一位體育教師，他對他的學生說：“來，跟著我！照我的要求做！這樣，也許有一天你就會在全體希臘人麵前奪冠！”個人成名，——這是古代人的道德；悄悄地或公開地順從和追隨——這是德國人的道德。——早在康德及其絕對命令很久以前，路德就基於同樣的感情宣布說，必定有一種人對之可以信任的絕對存在——這就是他的上帝存在證明；與康德相比，路德更粗糙和更大眾化，他要人們無條件服從一個人格，而不是一個概念。不過，康德之所以繞道道德，最終也還是為了達到對於一個人格的服從：這是典型的德國人的崇拜，在宗教崇拜越來越少的今天更是如此。希臘人和羅馬人在這方麵的感情是不同的，他們肯定會對這種“必定有一存在”的說法嗤之以鼻：由於他們的南方的自由情感，他們反對任何“絕對的信任”，並在內心深處保留著對一切——無論神、人還是觀念——的某種最後的懷疑。他們的哲學家在這方麵走得更遠，以至於說“沒什麽是值得崇拜的”——他認為這句話包含了整個哲學。而一個德國人叔本華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這樣遠，以至於說：哲學就在於崇拜（admirari id est philosophari）。但是現在，如果像有時發生的那樣，德國人需要再次進入能夠完成偉大事業的狀態，那又如何？如果不服從的非常時期突然來臨，那又如何？——當叔本華說，德國人超出其他民族的唯一長處是，在他們中間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無神論者時，我並不認為他是正確的——但是我知道，當德國人能夠幹一番事業時，他總是使自己超於道德之上！他難道不應該這樣做嗎？現在有新的事情等待他去做，也就是說，等著他去命令——無論是命令他自己還是命令其他人！但是，他的德國道德並沒有教過他如何去命令！德國道德已經完全忘記了如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