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德國人。——如果我們將康德、叔本華與柏拉圖、斯賓諾莎、帕斯卡、盧梭和歌德比較,考慮他們的靈魂而不是才智,我們會看到,這種比較不利於前者:他們的思想並不就是他們靈魂的感人曆史,我們不能希望在其中會看到傳奇、危機、災難和生死時刻;他們的思想並非同時也是其靈魂的自然記錄:在康德那裏,它隻是一個頭腦的記錄;在叔本華那裏,隻是一種性格(“一種不可改變的[性格]”)的描述和反映,以及對於“反映”本身的欣賞,也就是對於一種卓越才智的欣賞。康德,當他出現在他的思想中時,完全是一個誠實和可敬的人,但同時也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他缺乏廣度與深度;他的經驗有限,他的工作方式不允許他有時間發展他的經驗——我指的當然不是對普通外在生活事件的經驗,而是在最孤獨和最安靜的人生中所發生的內在的震動和騷亂;要想經曆這種震動和騷亂,生命必須有閑暇,又有燃燒的思想**。無論如何,叔本華至少在這一點上超過了康德,因為當他恨、欲望、虛榮和懷疑時,他表現出強烈醜陋的性情:他的心性更狂野,並有時間和興致沉湎於這種狂野。但他缺少“發展”,正如他的思想王國之缺少發展;他沒有“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