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習慣於綠茶的品飲,對發酵或氧化紅變的茶,缺乏科學的認知。
元代揉撚技術的出現以及明代散茶的解放,為製茶發酵技術的誕生提供了可能。中國紅茶的最早出現,大約是在明代晚期。其技術的啟蒙和來源,必然是在綠茶的製作過程中,因某事件的突然發生,茶青來不及收尾或烘幹,經自然發酵、氧化紅變而成。
紅茶既然誕生了,那麽,為什麽很少見之於文獻記載呢?因為直到今天為止,中國仍然是綠茶大國。在數百年前的明代,上層社會消費的幾乎全是綠茶。黑茶類偏安於邊疆,產量巨大卻默默無聞。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在《閩茶曲》自注雲:“前朝不貴閩茶,即貢,亦隻備宮中浣濯甌盞之需。”前朝,即是明代。為什麽明代不重視閩茶呢?陳眉公在《太平清話》中,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武夷山力則、紫帽、龍山皆產茶。僧拙於焙,既采則先蒸後焙,故色多紫赤,隻堪供宮中浣濯用耳。近有以鬆蘿法製之者,既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茶葉出現難堪的紫赤如故,其原因首先是,那時的武夷山,經廢團改散後,茶葉的製作還停留在蒸青散茶階段,大概是殺青不夠徹底的原因,尚有殘餘的多酚氧化酶的存在,茶葉容易氧化紅變。其次是,當時的僧人或者茶農,還沒有完全掌握焙茶的幹燥技術,無意識把茶葉的含水率降到6%以下,導致成品茶的含水率過高,造成後期茶葉的紫赤如故。另外,古人也缺少我們今天的密封技術和密封材料。因此,製作完畢的茶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便因上述各種因素的可能存在,便自然發酵而發生紅變了。
古人習慣於綠茶的品飲,對發酵或氧化紅變的茶,缺乏科學的認知。他們甚至把紅變後的茶葉,誤認為是變質或者黴變,故不堪飲用,這也在情理之中。假如曆史可以重現,我們再把紅茶的製作過程,還原到明末,也確實存在著因缺乏技術或不經意等,造成茶葉過度發酵或發酵後沒有及時烘幹的可能,導致酸餿、黴變的“紅茶”出現。這類茶,在當時恐怕還沒有紅茶之名,隻能稱為變質的綠茶吧!
即使到了科學如此昌明的今天,我們真正習慣於喝紅茶,也是在2004年以後的事情。清代著名醫家王孟英,在《隨息居飲食譜》中說:“茶以春采色青,炒焙得法,收藏不泄氣者良。色紅者,已經蒸庵,失其清滌之性,不能解渴,易成停飲也。”在民國以前的成品茶,由於缺少規範統一的茶葉生產標準,往往是各自為政,可能會造成幹茶的含水率偏高,又缺少我們今天的密封保存技術,因此,綠茶容易返青、受潮,輕則紅變,重則變質發黴。變了質的茶,黴菌超標,飲後容易發生嘔吐、腹瀉、腹痛、眩暈等不良症狀。王孟英講的色紅的茶葉,失其清滌之性,是特指殺青不透、焙火不足、黴變泛紅的綠茶。由於早期缺乏完善的紅茶製作工藝,大部分國人平時又基本接觸不到紅茶,因此,古人很容易經驗性地把保存不當的紅變、黴變的茶葉,與工藝紅茶混為一談。這恐怕也是國人,當時不喝紅茶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明末的桐木關,由於當地的土著居民,對紅茶也存在著一些誤解,因此,他們幾乎不喝自己做出的紅茶,恐怕他們當時也不清楚,這類茶究竟是為何物?當賴以為生的茶葉,遭遇意外的原因發生紅變了,且在自己的產區又沒有市場,那該怎麽辦呢?迫於生計,就要想辦法遠遠地賣出去。連自己都不屑去喝的紅茶,用什麽燃料去烘幹呢?自然是最容易得到且最廉價的鬆柴。窮途並非末路,一切皆有可能。當時,恰逢明末海外貿易的興起,荷蘭人把武夷紅茶帶到歐洲,這一切無法言說的因緣巧合,推動了風靡世界的正山小種紅茶的發展。歐洲人青睞紅茶,與其氣候偏涼、冬季漫長而潮濕有關。暖色調的紅湯茶,一盞在手,無論是誰,都會由衷地感覺別樣的溫馨與暖意融融。正山小種紅茶與祁門安茶的銷售情況非常類似,都是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典型案例。
乾隆十八年(1753),劉埥在《片刻餘閑集》記載:“凡岩茶,皆各岩采摘焙製,遠近買客於九曲內各寺廟購覓,市中無售者。山之第九曲盡處有星村鎮,為行家萃聚所也。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廣信等處所產之茶,黑色紅湯,土名‘江西烏’,皆售於星村各行。”劉埥作為崇安縣令,對於轄區內本地茶的銷售狀況,一定會比其他文人更加熟悉,更何況他又是愛茶之人。劉埥在《片刻餘閑集》繼續寫道:“餘為崇安令,五年,至去任時,計所收藏未半斤。十餘載後,亦色香俱佳矣。”我們試想,當時武夷山地區的最高行政領導,為官五年,所藏的武夷岩茶不足半斤,這說明了什麽?由此可以基本證實,上好的武夷岩茶,在乾隆年間的產量極少,在市場上根本不可能隨意買到,隻能去寺廟購覓。也就是說,此時采自名岩製作的武夷岩茶,還不可能真正形成商品,更不可能出口外銷。在乾隆年間,武夷山能形成商品外銷的,就隻有武夷山的洲茶所製作的紅烏龍、綠茶、紅茶,還有桐木關的正山小種紅茶、江西烏等等。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同為崇安縣令的陸廷燦,在《續茶經》裏,進一步佐證了劉埥對名岩名叢茶的記載。他寫道:“武夷茶在山上者為岩茶,水邊者為洲茶。岩茶為上,洲茶次之。岩茶北山者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兩山又以所產之岩名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種,則以樹名為名,每株不過數兩,不可多得。”
江西烏,屬於紅烏龍一類。當時人們眼中的紅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條索較細的工夫紅茶,一類是條索粗大的紅烏龍。清末柴萼《梵天廬叢錄》記載:“山中產茶,紅茶中最佳之烏龍,即武夷山所產。”胡秉樞《茶務僉載》寫道:“烏龍以寧州最佳。”寧州烏龍,即是江西修水的寧紅。至光緒初年,祁門紅茶的注冊商標,名稱用的還是“赤山烏龍”字樣;永昌茶號的商標,也為“祁山烏龍”。2012年左右,我問茶祁門時,還能買到祁門烏龍。無論是寧州烏龍,還是祁門烏龍,在當地都是對條索粗大紅茶的稱謂。桐木關至今還遺存有紅烏龍的說法。
清末胡秉樞的《茶務僉載》,很清晰地記載了紅茶與紅烏龍的製法。他說:江西寧州的紅烏龍,采摘後先在太陽下暴曬,待枝葉柔軟後,揉撚成條索狀,放入竹木器中壓緊,蓋上被子,完成第一次發酵。“約片刻後,其葉由青色盡變微紅”,然後高溫殺青。殺青完畢後的茶青,又移至另一低溫炒鍋內,隨炒隨揉,趁熱揉撚。這一步類似於過去紅茶的“過紅鍋”工藝,待條索緊結後,再收起來,繼續壓緊在竹木器中,完成第二次的深度發酵。“大約一小時許,俟其葉變成紅色”,移出焙幹,乃成。
而紅茶的做法,則是把鮮葉曬萎軟後,揉撚成條索狀,如上文所述,第一次發酵為“葉盡變成微紅色”。取出,在太陽底下曬至半幹,又收入竹器內蓋被,當葉變為紅色後,在太陽下攤曬至極幹,最後挑揀、火焙。湖北《崇陽縣誌》也有記載:“道光季年(1850),粵商買茶,其製,采細葉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炮,雨天用炭烘幹。往外洋賣之,名紅茶。”
從胡秉樞和《崇陽縣誌》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大部分地區紅茶的做法,屬於曬紅茶。在過去貧窮的山區,木柴也是難得的民生資源。如果做茶的季節趕上晴天,曬紅茶是最節能、成本最低的幹燥方式。但此時桐木關的紅茶有所不同,多為鬆柴明火的煙熏工藝。武夷山的做茶季,多為陰雨天氣,茶青的凋萎、發酵、烘幹等工序,就必須借助青樓完成。因此,製作煙熏小種紅茶的青樓,就成為桐木關做茶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過去的武夷紅茶,選擇用含油量較高的馬尾鬆,作為茶青凋萎和烘幹的燃料,是山裏民眾的不二選擇。在缺衣少食的困苦歲月,山民們不可能拿蓋房子、做家具的優質良材,去作為製茶的烘焙燃料的,都會能省則省、物盡其用。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青樓的一角
最早製作紅烏龍的茶青,要比製作紅茶的原料粗老些。為什麽二者會同時存在呢?這可能與當時的紅茶出口,缺乏統一的驗收標準有關,隻需達到色烏湯紅、外觀近似即可,這就為紅烏龍向紅茶工藝上的靠攏,提供了機緣和可能。從製程上分析,紅烏龍大概是在武夷鬆蘿茶向武夷岩茶的演化過程中,因不同人群、不同人家的製茶工藝差異,形成的與岩茶並列存在的同一茶類。采用名岩名叢精製的小品種茶,稱為岩茶,多存在於寺廟;利用周邊稍差的茶青,製作的產量較大的茶類,叫做紅烏龍,多為茶農製作。紅烏龍與岩茶的並存和發展,此起彼伏,類似一個蹺蹺板遊戲。武夷岩茶的發展曆程也表明:當紅茶的出口興旺,岩茶的產量就低;當岩茶的市場崛起,紅烏龍就幾近銷聲匿跡。紅烏龍既類岩茶,又似紅茶,它在省略了烏龍茶的繁瑣做青環節的同時,提高了製茶的效率。既滿足了出口的要求,又保證了產量之需,可謂磨刀砍柴兩不誤。紅烏龍的製作工藝,與桐木關的紅茶相比,多了一道殺青工藝。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傳統茶區做茶的習慣使然。其次,可能是為了保留更多的兒茶素等內涵物質不被氧化,使茶湯的滋味更濃強,香氣更高揚。台灣今天的東方美人茶,在發酵程度上,還能找到過去紅烏龍的影子。
中國在元代實行海禁。明代隆慶元年(1567)的一段時間,海禁解除,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據《清代通史》記載:“明末崇禎十三年(1640),紅茶始由荷蘭轉至英倫。”《崇安縣新誌》有記:“1666年,華茶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入歐洲。1680年,歐人已以茶為日常飲料,且以武夷茶為華茶之總稱,此為武夷茶之新世紀。”1689年,荷蘭戰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靠泊廈門港,收購並壟斷了歐洲的武夷紅茶貿易,自此,正山小種紅茶開始風靡歐洲。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五口通商。福州辟為口岸之後,洋商來華購茶,推動了政和、白琳、坦洋三大閩紅工夫茶的誕生。
大約在1835年,印度開始利用機器研製紅碎茶,製茶效率空前提高。而中國的紅茶製作,尚停留在手揉腳踩的原始階段。大約在1870年前後,中國的紅茶出口開始出現衰退。紅茶危機的出現,不外乎如下原因:首先,是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社會動**,茶稅、厘金過高,勞動效率低下,造成運銷成本過高。原始落後的曬紅工藝,使得製茶過於受到陰雨天的限製,造成茶葉品質的時好時差。其次,出口茶的摻假造假嚴重,也是紅茶衰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此,清末《紅茶製法說略》寫得很清楚:“而尤大之病,在多作偽。如綠茶之染色,紅茶之摻土,甚至取雜樹之葉充茶出售,壞華商之名譽,蹙華茶之銷路,莫此為最。”第三,英國政府對國際茶葉市場的操縱和反向宣傳,成本較低的印度、斯裏蘭卡機製紅茶的崛起等等。宣統年間的《南海縣誌》,基本證實了上述結論。據此記載:“茶葉從前為出口貨大宗,現在出口之數,曆年遞減。光緒十八年出口尚有六萬五千擔,至二十八年,出口不過二萬四千擔。蓋西人多向錫蘭、印度購茶,以其價廉也。前後僅距十年,銷數之銳減已如是,中國茶業之失敗,亦大略可觀矣。”
從紅茶的發展曆史來看,紅茶的製作工藝,主要包括凋萎、揉撚、發酵、烘幹等環節。在怎樣的溫度、濕度條件下發酵,是決定紅茶品質形成的核心環節。紅茶的發酵,本質上是借助凋萎,提高鮮葉中酶的活性,借此完成以兒茶素為主的酶促氧化過程。實驗室的研究結果表明:紅茶茶湯內的水溶性茶多酚的保留量,一般都保持在50%~55%。這個關鍵的數值,既說明了紅茶並非是茶多酚的全發酵,又證明了紅茶在後期的儲存過程中,仍具有豐富的內質和廣闊的轉化空間。
在紅茶的發酵過程中,茶多酚通過氧化、聚合,形成了分子量更高的茶黃素和茶紅素等特征物質。對茶的寒性影響較大的咖啡堿,在鮮葉的凋萎過程中是明顯增加的,但是,它會因發酵溫度的不同,與茶紅素形成不溶於水的不等量的複合沉澱物,沉積在葉底中,很明顯地降低了紅茶的寒涼性。在傳統紅茶的烘幹過程中,咖啡堿的含量,會因自身的升華作用而減少。因此,融於茶湯中的咖啡堿,一部分又會與茶黃素、茶紅素形成複合物,使得真正呈遊離狀態的咖啡堿含量銳減,這是高等級紅茶甜醇不寒的真正原因。
茶樹喜濕耐陰的生長環境及其咖啡堿的存在,決定了所有的茶類,都是寒性的。其寒性,根據咖啡堿與糖類、氨基酸等溫性物質所占的組分比例,又分為大寒、寒、微寒、涼、微涼等不同程度。
過去的紅茶,基本是用苦澀的夏秋茶製作,又多為曬紅,咖啡堿含量高,刺激性強,故常用牛奶調飲。現在的紅茶,基本是依靠機器完成茶青的揉撚,其凋萎程度比過去要重很多,以減少茶青的破碎率。尤其是以正山小種為代表的高等級傳統紅茶,生態絕佳,茶青基本為成熟度較高的頭春茶。經高溫幹燥並多次複火後,茶中的咖啡堿含量較低,可溶性糖類、果膠與氨基酸的含量較高,故桐木關的紅茶,湯色金黃清透,柔和清甜,多呈花果蜜香。這類甘甜、柔和、幾無苦澀味道的紅茶,其茶性是微涼的,刺激性較弱,而非民間以訛傳訛的熱性。桐木關的高等級傳統紅茶,茶性是微涼的,並非是說所有的紅茶都是微涼的,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該紅茶的茶青較嫩,又采自夏秋季,發酵淺,焙火輕,茶湯苦澀,那麽,此茶仍是刺激性很強的寒性茶。其寒性,甚至會超過高等級的頭春綠茶。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平時認為的綠茶寒、紅茶溫、白茶涼等說辭,都不見得是準確的。倘若比較六大類茶的寒性高低,必須是同一個山場、同一個季節,相同嫩度的同一批茶青,在焙火程度幾近相同的前提下,去綜合評價,得出的結論,才有可能是客觀、準確的。
紅茶經過發酵,澀味較重的酯型兒茶素,大部分會被氧化成茶黃素。其咖啡堿的含量,可能會因季節、發酵程度、焙火工藝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現得或高或低。紅茶的茶湯、滋味,因工藝原因而變得醇和、刺激性弱,有促進消化的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紅茶有“養胃”的功效。助消化和養胃,是兩個大相徑庭的概念。養胃,其實就是以“五穀為養”,不暴飲暴食,少給自己的胃添麻煩,還要注意營養均衡,細嚼慢咽,作息規律,少吃生冷等等。所謂的“養”,就是順四時,適寒暑,養氣血、調情誌,應該是自性的協調與完善,反求諸己,莫向外求。故《黃帝內經》雲:“正氣存內,邪不可幹。”
市場上的很多紅茶,有的可能比綠茶還要寒涼、刺激,這需要視茶而論。紅茶入口的清甜、醇和、溫柔、刺激性低,常使人放鬆警惕,自古暗箭難防,其微弱的刺激,甚至連胃腸也覺察不到,可謂是甜蜜裏的溫柔一刀,因此,飲而不貪,適可而止,才是養生之道。瀹泡濃度較高的紅茶,其中所含的咖啡堿,照樣會對胃腸粘膜形成強烈的刺激,並成為消化性潰瘍發病的潛在因素。如果是胃、腸潰瘍患者,咖啡堿的存在,會直接影響到消化道潰瘍麵的愈合,進而會加重病情,不可等閑視之。
隻要茶湯中含有咖啡堿與酯型兒茶素,且濃度稍高,就一定不利於腸胃的健康。在飲茶後,如果感覺胃脹、不舒服,就需要及時消減飲茶量,進一步降低茶湯的濃度。胃腸不佳的人,就要少飲茶、喝淡茶,更不可空腹喝茶。如果胃腸不良,對茶又實在難以割舍,不必“寸寸柔腸,盈盈粉淚”,隻需在淡茶中加牛奶、薑汁調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