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茶類從史前,曆唐宋,至元初,一直或隱或見、或多或少,在民間薪火相傳著,從來就沒有絕跡過。
在唐代以前,沒有確切的文獻涉及茶的殺青工藝的存在,也沒有關於揉撚工藝的任何記載。由此我們隻能認為,在唐代以前煮飲的茶,就是自然而然的白茶雛形。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古老過去,利用日光能曬幹茶青,消耗的能源和占用的勞動力是最少的,這與那個時代的工具簡單及農業生產技術的落後有關。
到了宋代,宋徽宗在《大觀茶論》裏,有了關於白茶的詳細記載:“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雖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過四、五家,生者不過一、二株,所造止於二、三胯而已。芽英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而為常品。須製造精微,運度得宜,則表裏昭徹,如玉之在璞,它無與倫也;淺焙亦有之,但品不及。”其中,宋徽宗描述了白茶樹的長勢,葉片的嫩薄瑩白,又說蒸培尤難。從中可知,宋徽宗喜歡的白茶,是茶樹自然變異後、葉綠素含量低的白葉茶,一如當今的安吉白茶、白雞冠等品種。從加工方式來看,應屬於蒸青綠茶。
關於白葉茶,在北宋初期曾貴為貢茶。據宋太宗時期的《太平寰宇記》記載:“同峽州,今貢黃蠟、白茶、椒、馬鞭、苧麻、亭麻子。”宋代的峽州,位於今天的湖北宜昌地區。該書又寫道:“《郡國誌》雲:永嘉有三京灣,無所不容。諺雲:人有能食者,雲‘腹如三京灣’,即此也。白茶山在邑界。”邑界,是指在永嘉縣城的邊界上。在陸羽的《茶經》裏,有關於白茶山的記載:“永嘉縣東三百裏有白茶山。”唐代的三百裏,相當於今天的130公裏。古代計算路途的距離,是按照蜿蜒曲折的古驛路來計算的。古人在山區修路,多憑借平緩的山腳、水流而建,不像我們今天可以依靠大型設備,如此神速的逢山開道、遇水架橋。宋代王存的《元豐九域誌》記載:“永嘉郡地裏,東北至本州島界三百裏。”“自界首至福州一千二百九十三裏。”從上述可以看出,王存的記載與《太平寰宇記》的“白茶山在邑界”,在地理上基本是吻合的。另外,北宋官修的《太平禦覽》也記載:“《永嘉圖經》曰:縣東有白茶山。”上述文獻,很確鑿地證實了白茶山就在永嘉境內。白茶山究竟位於現在的何處呢?按照唐代古驛路一站為30裏計算,至雁**山正好為10個驛站。那麽,陸羽記載的白茶山,即是永嘉東北部的雁**山。明代《雁山誌》寫道:“每春清明日,采摘芽茶進貢,一旗一槍而白色者,曰明茶;穀雨日采者曰雨茶,此上品也。”上文中的白色的明茶,可能是指白葉茶,也有可能是指殺青後白毫較多的綠茶品種。根據曆史的記載,結合我對茶山多年的考察發現,茶樹的白化現象,是一個在茶區偶然可見、處處可尋的存在。茶樹的這種變異現象,在一些茶區的很多有性品種裏都可見到,但數量較少。
現在的很多學者,為了達到商業目的,想方設法去證明《茶經》記載的“白茶山”和福鼎有聯係,一廂情願地把永嘉的“白茶山”與福鼎白茶拉郎配,然後,不惜去修改、胡亂解讀《茶經》,信口雌黃地宣講:“陸羽在《茶經》中,把‘西’錯記為‘東’了”,這種說法,不僅荒誕無稽,而且貽笑大方。如此大言不慚地認為:陸羽把永嘉縣的東、西方向記錯了,是陸羽親口告訴您的,還是他托夢給您的呢?如此治學,也未免太不嚴謹和令人失望了吧!大膽假設不錯,尚需小心求證。即使是陸羽錯了,但是,北宋官修的《太平禦覽》和《永嘉圖經》的記載,是不會同時錯的。
宋代宋子安的《東溪試茶錄》記載:“茶之名有七:一曰白葉茶,民間大重,出於近歲,園焙時有之;地不以山川遠近,發不以社之先後,芽葉如紙,民間以為茶瑞,取其第一者為鬥茶,而氣味殊薄,非食茶之比。”宋子安的“芽葉如紙”,與宋徽宗《大觀茶論》的“其葉瑩薄”是一致的,都是對白葉茶的葉張薄嫩的表達。類似的白葉茶,蔡襄在《端明集》中也有記載:“王家白茶聞於天下,其人名大詔。白茶唯一株,歲可作五七餅,如五銖錢大。方其盛時,高視茶山,莫敢與之角。一餅值錢一千,非其親故,不可得也。終為園家以計枯其株。予過建安,大詔垂涕為餘言其事。今年枯蘖輒生一枝,造成一餅,小於五銖。”當建安的王大詔,把唯一的那個珍罕異常的小白茶餅,千裏迢迢地送給蔡君謨時,愛茶成癖的蔡襄,焉能不因之深深感動?蘇軾有詩:“自雲葉家白,頗勝山中醁。”葉家白、王家白,都是宋代珍稀的白葉茶的代表。另外,宋代學者劉學箕,寄跡浙湖時,曾有詩《白茶山》:“白茶誠異品,天賦玉玲瓏。”
福建政和竹林裏的白葉茶
在武夷山、桐木關、政和、安化、顧渚山等茶的主產區,在其他很多地區的荒野茶山上,我均見過宋人筆下描述的白葉茶。在桐木關一株野茶的不同枝幹上,我曾見過白葉、紫葉、黃葉、綠葉四種顏色的共生、變異現象。可見,因變異而存在的白葉茶,自古至今,在各地區都能見到,隻不過野生的白化茶,數量不多,很難量產化,故顯得珍貴。
宋元時代,著名學者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中,對生曬白茶類,有過記載:“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幹之,如今之茶也。”上文中的“幹”,即是生曬、曬幹之意。在茶葉的揉撚工藝沒有出現之前,不炒、不蒸、不揉、不撚的生曬散茶,已基本等同為今天的白茶類。可見,白茶類從史前,曆唐宋,至元初,一直或隱或見、或多或少,在民間薪火相傳著,從來就沒有絕跡過。一旦有機會,便可春風吹又生。
到了明代,文人們開始追求個性解放,推崇自然,拋棄了之前團茶的矯揉造作、浮華奢麗,從明人尤愛各類鬆散綠茶上,由此可見一斑。在明代文人返璞歸真、獨抒性靈的思潮推動下,不惟綠茶,竟連曆史上隱現於民間的最古老的白茶,又一次給挖掘出來,並一度大放異彩。最有代表性的是,田藝蘅《煮泉小品》的記載:“芽茶以火作者為次,生曬者為上,亦更近自然,且斷煙火氣耳。況作人手器不潔,火候失宜,皆能損其香色也。生曬茶瀹之甌中,則旗槍舒暢,清翠鮮明,尤為可愛。”對田藝蘅推崇的生曬芽茶,明代《茶箋》做了進一步的解讀,作者聞龍於此寫道:“田子藝以生曬、不炒、不揉者為佳。”生曬、不炒、不揉,其工藝不就近似於今天的白毫銀針嗎?隻不過在明代,政和大白茶、福鼎大白茶的選育技術還未誕生,選用的茶青,可能還是江浙一帶群體種的茶芽。
明末屠隆,在《考槃餘事》中記載過白茶,並且是作為一個類別提出的。他說:“茶有宜以日曬者,青翠香潔,勝似火炒。”由此可見,在明代,“白茶”已經作為一個生曬茶的單獨類別出現了,而不是偶然存在;隻不過當時的白茶,太過小眾,而罕有記載罷了。巧合的是,田藝蘅是杭州人,屠隆是寧波人,倆人均為浙江人。這說明當時的“白茶”類,在江浙的文人圈內,是有一定需求的。有需求,就一定有供應、有製作、有技術的存在。但有需求,不一定產生市場,因為一個市場的建立,是需要達到一定的數量作為支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