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數百年的曆史經驗來看,少數民族以之煮飲奶茶的方式,是經得起考驗和充滿智慧的。
黑茶的工藝啟蒙,來源於邊銷茶,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茶的利用和發展,首先從荊、巴地區開始,然後影響到長江流域,繼而開始向北方地區傳播的。唐代的《封氏聞見記》,記載過一個飲茶的傳播片段:“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根據封演的記載,唐代的茶葉從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同時飲茶的習俗,從江淮地區沿著茶葉的運輸路線,從山東的鄒縣、曲阜,經過濟南、滄州、德州等地區,彌散式地向當時的洛陽、長安等京邑地區傳播。
飲茶習俗最早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和傳播,古今的很多曆史資料,均指向唐初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的各色茶葉及飲茶習慣。唐代陳陶的《隴西行》詩寫道:“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如詩中所言,文成公主利用她尊貴的地位和感染力,深刻地影響了西藏人的飲茶習俗,我認為有此可能,但缺乏翔實的史料證據。
私房茶暗香盈袖
植物的機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化傳播的機遇,如茶。唐代的飲茶之風,在當時是作為先進、時尚的文化形態,北傳影響到少數民族地區的。其性質和模式,與可口可樂、星巴克、麥當勞等強勢消費文化的入侵雷同,都曾以時尚的標簽,風靡中國市場。《新唐書》有記:“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這是我國曆史上關於茶馬互市的最早記載。盡管當時少數民族的貴族,能有幸喝到唐朝政府賞賜的蒸青團茶,但茶葉在少數民族地區,還屬於奢侈品。作為普通的百姓,是不可能輕易得到或擁有茶葉資源的。到了唐代的中後期,西藏地區的貴族,對茶有了一定的認知。據唐代李肇的《唐國史補》記載:“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讚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讚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這近似唐代封演描述的,來自江淮的茶葉色額、品種甚多。讚普展示給魯公的茶葉,應該多為朝廷賜予的等級較高的貢茶。
即使到了宋代,茶也不是普通百姓,能夠隨便喝到的。遼國契丹皇帝過生日,在宋代皇帝饋贈的禮物中,據《契丹國誌》記載:其中有“的乳茶十斤,嶽麓茶五斤”。的乳茶,是福建建州的團茶,遼人非團茶不貴。《遼宮詞》有:“解渴不需調奶酪,冰甌剛進小團茶。”雖贈茶數量區區,卻由此可見宋代茶葉的珍貴。當普通百姓千方百計,能喝到點粗放的邊銷茶之後,金國統治者又感覺貿易逆差太大,政府財政吃不消,於是,尚書省便上奏說:“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屬之物也,若不禁,恐耕財彌甚。”遼金上層對國人消費的這種冷靜反省的圖強精神,短短數年,就使外強中幹、號稱高度文明的宋朝王室,集體淪為階下之囚。靖康恥,何可雪?鑒於此,據《章宗本紀》記載,皇帝完顏璟正式下令:“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見微知著,一個政權,勵精圖治值得稱讚,但這種隻許州官品茗,不許百姓喝茶的等級歧視,將會成為芸芸眾生永遠的憤憤不平。
宋代為了控製茶馬交易,在成都設置榷茶司,在秦州設置買馬司,分別負責管理買賣四川茶葉與吐蕃馬匹等事宜。不久,又把二者合並為茶馬司,由政府統一管理川茶的征榷、運輸、銷售、買馬事宜。以內地多餘之茶,換戰爭必須的番人良馬,取長補短,占盡先機。黃庭堅有詩:“蜀茶總入諸番市,胡馬常從萬裏來。”
四川產茶量大,西北又與西藏為鄰,故川茶在曆史上有“邊茶”之稱。用於茶馬交易的茶,所需量大,多采得粗老質劣。待茶從四川運到少數民族地區,至少耗費半載光陰。篾簍包裝的茶葉,在人背馬馱的一路風雨中,必然吸濕受潮,因濕熱作用造成茶的發酵及葉綠素脫鎂,茶的色澤便由綠變烏,故在當時的邊銷茶,又稱“烏茶”。《明史·茶法》有載:明太祖朱元璋“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蒸烏茶易馬”。關於烏茶的重量,《宋會要輯稿·食貨》有記:“利州路夏稅37028斤,秋稅170斤;夔州路7907團,每團25斤,共197725斤。”從宋代的文獻記載可知,宋代的邊銷茶,不是八餅或20餅一斤的龍團鳳餅,是體積很大的蒸壓成團的綠毛茶。把茶葉體積高度壓縮,是為了運輸方便;采用25斤的蒸壓綠茶為一團,大概是盛茶的篾簍體積所限。
元代忽思慧《飲膳正要》指出:“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澀,煎用酥油。”元代四川銷往藏區的茶,統稱西番茶。唐代毛文錫《茶譜》記載:“邛臨數邑,茶有火前、火後、嫩綠、黃芽號。又有火番餅,每餅重四十兩,入西番、黨項重之。如中國名山者,其味甘苦。”名山,即是今天的四川蒙頂山。忽思慧所言的西番茶,即是四川臨邛的火番餅,到了清代,仍是與普洱茶同等重要的貢茶。宋代梗粗葉大的“西蕃茶”,又叫馬茶,就始於四川邛崍。
忽思慧作為元代著名的太醫,記錄了邊銷茶的喝法,或煎以酥油,或加奶煮飲。邊銷茶的作奶茶煮飲,自古至今,在邊疆地區非常傳統和普遍,上至唐宋,下至清代以降。
明朝嘉靖三年(1524),禦史陳講疏奏雲:“以茶商低偽,悉征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為上中二品,印烙篾上,書商名而考之。每十斤蒸曬一篾,送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這是曆史上關於“黑茶”的最早記載。此時的“黑茶”,是以茶的外在色澤命名的。從茶的外觀分析,這時的安化茶,已經初步掌握了黑茶的發酵、著色工藝。這意味著,自四川烏茶之後,真正意義上的黑茶類,終於開始嶄露頭角了。
湖南黑茶為什麽會在明末開始崛起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明代的茶馬交易,仍然沿用宋製,在川、陝設立專門的機構,以茶易馬。由於川陝邊茶的產能,已無法滿足茶馬交易的需求,關鍵還質差價高,而湖南茶多又價格便宜。巨大的利差**,必然驅動部分商人敢於鋌而走險,於是,湖南安化開始率先仿製四川烏茶。晉商們跋山涉水,從原四川的酉陽越境,翻山越嶺到達湖南的安化販運黑茶。山西的茶商,在明代林之蘭輯錄的《明禁碑錄》中,稱之為“川商”,由此可見一斑。因為在明代,晉商先走私安化黑茶到四川,然後再以川茶之名銷往邊疆地區。當時,根據茶的外觀形態不同,分水路和陸路走私。陸路販運的是緊壓茶,從安化洞市的茶馬古道出發,由馬幫馱茶,經新化的蘇溪關,到懷化的辰溪改為船運,最後經現重慶的酉陽入川。當時的黑毛茶,主要用船載走水路,沿安化資江而下,經洞庭湖、長江,進入湖北的荊州,在這裏完成對黑毛茶的蒸壓精製,然後再經陸路運至四川。
隨著黑茶走私活動的愈演愈烈,黑茶的製作技術,便在仿製四川烏茶的過程中,應運而生了。仿製沒有標準,隻需施以手段,做出茶的烏色,唯求形似,便可達到獲利的目的。隻要存在巨大的利益,就會驅動人類的魔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湖南安化的資江兩岸,應該是中國最早進行主動探索和有意識發明茶類發酵技術的地區。由此可以推論,黑茶製作技術的啟蒙,來自於四川烏茶;而黑茶發酵技術的主動研發,則肇始於湖南安化。
安化千兩茶的製作
據《明史·食貨誌》記載:“萬曆十三年(1585)中茶易馬,惟漢中保寧。而湖南產茶值賤,商人率越境私販。”當安化茶的越境走私行為,影響到明朝政府利益的時候,嚴厲打擊和禁止湖南之茶的販賣,就是勢在必行的國家之舉了。明代《神宗實錄》記戶部複李楠議雲:“奸商利湖南之賤,逾境私販,番族享私茶之利,無意納馬,而茶法,馬政兩弊矣。”萬曆二十五年(1597),禦史徐僑上書請朝廷放開湖茶時說:“漢川茶少而值高,湖南多而值下,湖南之行,無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嚴,以遏假茶。”至此,湖南黑茶才正式以“官茶”的麵目,主銷中國的西北地區,而四川邊茶隻能銷往西藏了。所謂官茶,並非是指特別了不起的好茶。它是特指交完稅、政府允許販運的茶,是相對“私茶”而言的。《甘青寧史略正編》稱:“蘭州及河西喜用磚茶者居多數,磚茶名曰福茶,又曰官茶。其葉采自湖南,其製造在陝西涇陽,葉粗而色黑。”福茶,又叫茯茶,是在陝西涇陽壓製的黑磚茶。
“自古嶺北不植茶,唯有涇陽出磚茶”。陝西涇陽過去並不產茶,為什麽會成為茯磚的主產地呢?這是因為,涇陽位於涇河水域的下遊,湖南茶葉由南向西北運輸,涇陽是必經之地。茶葉沿水路到達涇陽後,就要改為陸路,由馬匹、駱駝承載運輸。北方天幹物燥,之前由竹篾簍包裝的茶葉,到了涇陽,在卸船、搬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竹篾折斷、茶葉撒漏現象。因此,為適應馬匹、駱駝的長期旱路運輸,茶葉就必須在涇陽完成壓磚。黑茶必須就地壓磚的原因:首先是進一步縮小茶葉的運輸體積,增加運量;其次是秦人自古會打坯、做磚,秦磚漢瓦,人人皆知。會做磚就會壓茶,涇陽人用蓋房壓磚的模具,對散茶進行簡單的壓製,自然是信手拈來、無師自通。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在湖南安化的山區,家家住的是木房子,所以不會打坯、做磚,也不可能去主動壓製磚茶。到了1939年,彭先澤先生在安化的江南德和茶號,壓出了湖南第一片黑磚茶。江南德和老號,緊靠資江南岸,始建於乾隆年間,它不僅是白沙溪茶廠的前身,而且也是民國彭先澤撰寫《安化黑茶》、《安化黑磚茶》的風水寶地。江南德和老號,是安化黑茶無法避開的半部曆史,深刻左右著近代黑茶技術的進步與發展。江南德和老號的舊址,與良佐茶棧毗鄰,是萬裏茶道湖南段、現存的最古老的木結構茶行。雖斷壁殘垣,風雨飄搖,卻依稀可以透過曆史的塵埃,看到江南德和當年的風采與繁榮。
一路的風雨飄搖中,沿水路從湖南運來的粗老茶葉,在涇陽壓成茶磚以後,又一路向北長途販運。隨著天氣的越走越幹燥,恰好形成了茯磚外幹裏濕的發花條件,自然接種於空氣中的冠突散囊菌,在黑磚內部呈金黃色、斑點狀地繁殖、代謝,促進了黑毛茶的二次發酵,極大地改善了茯茶的品質和口感。這就是過去,茶不到涇陽不發“金花”的根本原因。
千兩茶自然的日曬夜露過程
江南德和老號遺存的銅製采茶工具(靜清和收藏)
清代,朝廷以茶治邊,對川茶控製得更加嚴格。“凡商人買茶,按數赴官納銀給引,方準出境貨賣。”根據當時的規定,是嚴禁川商進入藏區的。他們把茶葉包裝完善,運至打箭爐(康定)地區,在此完成交易之後,由西藏商人把茶葉從此運走。清朝後期,經打箭爐出關的川茶,每年高達1400萬斤以上。此時的雲南茶,已經繞開清政府的管轄,部分通過走私販賣到藏區。到了清末光緒年間,川茶摻粗造假,因質量、品質嚴重下降而聲譽掃地,為滇茶入藏開創了有利的局麵。據《藏事紀要》記載,到民國二十九年,經印度入藏的滇茶已高達300萬斤。質次價高的川茶市場,在後藏地區已幾乎被滇茶取代。
雍正四年(1726),鄂爾泰出任雲貴總督,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改土歸流。清朝政府借助武力,在真正控製了雲南勢力之後,普洱茶的入貢才會成為可能。雍正七年,鄂爾泰倡設普洱府,以便集中管理普洱地區的茶葉貿易。同年八月初六,雲南巡撫沈廷正,開始進貢普洱茶。在清代,全國各地供應皇室的貢茶,非常普遍。據清初查慎行《海記》統計,僅在康熙年間的貢茶供應地,就涉及全國七十多個府縣。
為嚴控雲南茶葉稅收,避免販茶漏稅,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頒布雲南茶法。據《清史稿·食貨五·茶法》記載:“以七圓為一筒,三十二筒為一引,照例收稅。”朝廷批準雲南行政區,每年發“茶引”三千份,販賣雲南茶葉需持“茶引”,每引購茶一百斤。雲南茶法還特別規定:交易之茶需做成圓餅狀,每個圓餅重七兩,七個圓餅為一筒,每筒49兩,每筒征稅銀1分,每張“茶引”可買三十二筒(合老稱約一百斤),上稅銀三錢二分,永為定製。自此,七子餅茶開始問世,其規格製式延續至今。
清代茶法延續了明朝的規定:“明時茶法有三:曰官茶,儲邊易馬;曰商茶,給引征課;曰貢茶,則上用也。”雍正頒布的雲南茶法,主要針對其中的商茶。由此可知,普洱茶壓餅並規範餅重為七兩,是為了便於核對販運的茶葉數量、是否與茶引完全一致,有無偷漏稅的行為,因此,散茶是嚴禁出關交易的。同時清朝又規定:商民賣茶,即商茶,須先向政府納錢請茶引。茶葉和茶引需攜同隨帶,如二者數量不合,就予以拿辦治罪。待茶賣出後,茶商必須把原領茶引向政府繳銷。偽造茶引者處斬,家產充公。
清代的普洱茶,究竟是什麽狀況呢?阮福在《普洱茶記》引用《思茅誌稿》說:“又雲茶產六山,氣味隨土性而異,生於赤土或土中雜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於二月間采蕊極細而白,謂之毛尖,已作貢,貢後方許民間販賣。”“其入商販之手,而外細內粗者,名改造茶。”阮福,是一代文宗、雲貴總督阮元的兒子,是個眼界開闊、經史造詣頗深的官二代。據阮福記載,清代普洱茶的供應,需要先完成皇家的貢額後,才允許民間販賣。而民間販賣的都是“改造茶”,即貢後剩餘的、梗粗葉大的、經過人工輕微發酵、茶湯粉紅的茶葉,具體論述詳見《茶路無盡》一書。在建國以前的普洱茶,芽頭較多、等級較高的,一般為不發酵的綠茶。市場流通販賣的,多為粗老的等級較低的茶葉,衝泡後的茶湯色澤,一般呈發酵程度各異的淡黃色、淺紅色、紅色、深紅湯色,等等不一。我在雲南的檔案館,查閱到一份民國三十七年的茶葉收購記錄,其中,毛茶的湯色,從深紅、淡紅、深黃、淡黃,到淺綠、綠色,而對應的茶葉收購價格,則從每擔二元玖角到一百三十元不等,且隨著湯色越深、發酵程度越重,毛茶的價格就越便宜。
對於進貢皇室的八色貢茶,阮福寫道:“每年備貢者,五斤重團茶,三斤重團茶,一斤重團茶,四兩重團茶,一兩五錢重團茶,又瓶裝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領銀承辦。”其中,重量不等的五色團茶,延續了唐宋蒸青緊壓綠茶的特征。瓶裝的芽茶、蕊茶,其“瓶”,用的是銀瓶或錫瓶,主要為滿足茶葉密封、幹燥保存的需要。其中的蕊茶,是二月間,采蕊極細而白的毛尖。清代張泓在《滇南新語》寫道:“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團,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綠可愛。”此處的“雨前”,並非是二十四節氣的穀雨,是特指雲南春茶季下的第一場雨之前。關於蕊茶,在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思茅府向負責采辦貢茶的倚邦土司,發出的催繳貢茶“劄”中寫道:“生、熟蕊芽辦有成數,方準客茶下山,曆辦在案。”“貢品芽茶及頭水細嫩官茶,速急收就,運倚交倉,以憑轉解思轅。”從這個官劄可以看出,進貢的蕊茶,其實是生曬的白茶。《煮泉小品》有“芽茶,生曬者為上”。生曬謂之“生蕊”,其色才會新色嫩綠,其味淡香如荷。而芽茶呢?就是“火作者”的熟芽。芽茶,通常是指一芽一葉、一芽兩葉細嫩頭春散茶的總稱。
清代進貢的普洱蕊茶、芽茶,適合清飲。各種普洱團茶在清宮的消耗,與從唐至明的其他邊銷茶一樣,都是煮做奶茶之用。滿、蒙、藏等民族的飲茶習慣基本一樣,尤其喜歡飲用奶茶。乾隆皇帝有五言絕句詩,讚奶茶雲:“酪漿煮牛乳,玉碗凝羊脂。禦殿威儀讚,賜茶恩惠施。”並為其詩自注:“國家典禮,禦殿則賜茶(奶茶)。乳作汁,所以使人肥澤也。”從乾隆的飲茶習慣看,清代貴族長期飲乳食肉,為解膻去腥,清除內熱,便經常以鍋焙茶、普洱茶煮作奶茶飲用。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的清代宮廷茶器,以適於飲奶茶之用的銀器、錫器較多。清代吳振棫的《養吉齋叢錄》記載:清宮“舊俗最尚奶茶,每日供禦用乳牛及各主位應用乳牛,皆有定數。”據《大清會典》記載:皇帝例用乳牛50頭,皇後例用乳牛25頭,皇帝、皇後的日飲奶茶,均由茶膳房蒙古茶役熬煮。正膳之後,必飲奶茶。之前的康熙皇帝,曾創下使用75頭奶牛輪流為禦茶房供應牛奶的記錄。康熙皇帝即使在南巡時,也都帶著數量不等的奶牛和奶羊,以便能及時喝到新鮮的奶茶。
結合上文我們知道,“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是以食肉為主的清代貴族的“尤重之”;名遍天下的“味最釅”,是相對於同樣煮做奶茶的四川臨邛的鍋焙茶而言。在當時的語境裏,普洱茶也隻有同鍋焙茶去類比,因為其他地區進貢的綠茶、芽茶類,都做清飲之用。由於普洱茶多為大葉種茶,茶多酚、咖啡堿的含量較高,為減輕茶對胃腸的刺激,就很有必要與牛奶同煮。即便如此,咖啡堿會因加熱適當揮發一些,茶多酚會與部分牛奶蛋白發生凝聚反應,但是,普洱茶濃厚刺激的滋味,仍會勝於其他茶類。據清宮檔案明確記載:嘉慶皇帝,每日用普洱茶三兩,一個月用五斤十二兩。道光皇帝一月用茶七斤八兩。光緒皇帝從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止的一年時間裏,共享普洱茶三十三斤十二兩,鍋焙茶三十三斤十二兩;一年陸續漱口,用普洱茶十一兩。從中能夠看出,曆代皇帝煮飲奶茶,所消耗的普洱團茶、鍋焙茶的用量是很大的。如此大的茶量,假如通過清飲消耗掉,則是任何人的身體都無法承受的。光緒皇帝用普洱茶漱口的原因,如《紅樓夢》裏的黛玉等人一樣,也是受了東坡的影響,因為普洱茶味偏濃釅。
清代醫家趙學敏,對普洱茶有較深的認識,他在《本草綱目拾遺》中說:“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膩牛羊毒,虛人禁用,苦澀,逐痰下氣,刮腸通泄。”“味苦”,是指普洱茶作為大葉種茶,咖啡堿含量高。“性刻”,是指普洱茶的茶性剛猛,刺激性強。味苦性刻的普洱茶,恰好最解常以牛羊肉為食產生的熱毒,有清熱瀉火之良效。自古以來,滿、蒙、藏族的人們,為什麽喜歡四川藏茶、雲南普洱茶呢?最關鍵的原因,正如趙學敏所言“刮腸通泄”。少數民族的飲食,常年多以牛羊肉奶以及糌粑等高熱值的食物為主,體內蓄積的過多熱量,必須通過寒性的茶飲,才能最安全地代謝出來,否則容易發生便秘。“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講的就是這層意思。對此,清代《續文獻通考》中,也有記載:“乳肉滯隔,而茶性通利,故**滌主故。”通過以上論述,能夠得出結論,少數民族的“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其中的“茶”,是特指黑茶類煮飲的奶茶,而非我們今天清飲的茶類。
至於很多人道聽途說的,喝邊銷茶是為了補充維生素,這基本是無稽之談。邊銷茶多為比較粗老的發酵茶類,維生素的含量很低。有資料證明,三年以上的陳茶,其中的維生素C,會全部消失。隻有新鮮的綠茶,在高溫殺青時,破環了抗壞血酸酶的活性,才得以保持住維生素C的較高含量。因此,如果欲補充維生素,還是多飲細嫩清香的春季綠茶為佳。
對於未發酵的大葉種普洱生茶,趙學敏講得很清楚:“虛人禁用。”什麽是虛人呢?陰虛內熱、陽虛怕冷、血虛發燥、氣虛無力、脾胃虛寒等人都是。當代人身心交困,作息無常,經常疲憊不堪、透支健康的,也在虛人之列。這類人群,是不適合飲用普洱茶或過度飲茶的。如果像清代貴族那樣,用普洱生茶煮做奶茶,或在日常的飲用中,多補充優質蛋白,也算是免於身體損害的折中吧。
“熱則寒之”,“虛則補之”,“寒則溫之”,“實則瀉之”,這是治病防病、健康養生、調理自己的基本原則。當今很多書籍都在講,某種體質適合飲某類茶,貌似很有道理,其實,這種論調是非常不嚴謹的。茶,都是寒性的,不同的茶類,其寒涼程度,隻是略有差別而已。若有實熱證象的健碩之人,是最適合飲茶的,李時珍對此講得已很清楚。茶,又主瀉泄,對人體是做減法,確實不太適合肝髒不佳、身體虛弱、體質虛寒的人長期飲用。概括為一個字,就是“虛”人禁用。身體虛寒、虛熱的人,需要的是“補益”和“溫煦”調養。他們本來就不屬於適宜飲茶的人群,若是反過來,再把他們進行分類,謂之“某種體質喝某種茶”、“某類茶能治某種病”,這就屬於唯恐天下不亂的瞎搞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若是無意為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是有意為之,就是利欲熏心、非傻即壞了。
我經常看到很多女士朋友,長期吃素,晚上還在強飲普洱生茶,這是非常不健康、極端不明智的做法。常飲普洱生茶,優質蛋白質的攝入量一定要充分,否則,久而久之,不僅胃腸受損,而且還會造成痰濕、貧血、脫發、肌肉萎縮、肥胖、下肢浮腫等症狀。從數百年的曆史經驗來看,少數民族以之煮飲奶茶的方式,是經得起考驗和充滿智慧的。另外,營養缺乏狀態下的喝茶減肥,同樣是一種極端錯誤,若是曠日持久,就會不可避免地對身體造成器質性的戕害。像我們今天這樣的大量嗜飲、清飲普洱生茶,在曆史上,是從沒有過的。是非功過,尚有待驗證,但願我們不要輕易去做“烈士”,也願這種善意的提醒,能夠引起沉醉其中人士的一絲警覺。誤入藕花深處,就需要爭渡、爭渡,奔向光明而健康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