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利用茶的巴蜀地區,才是中國煎茶法的發源地,且在時間上不應晚於西晉。
唐代王維詩雲:“長安客舍熱如煮,無個茗糜難禦暑。”開元進士儲光羲,有茗粥詩:“淹留膳茶粥,共我飯蕨薇。”黃庭堅的《謝劉景文送團茶》詩中,也有“劉侯惠我小玄壁,自裁半壁煮瓊糜”。以上三人詩中的“茗糜”、“茶粥”、“瓊糜”,很明確都是添加了輔料的煮飲茶。鄭穀有詩:“宗人忽惠西山藥,四味清新香助茶。”鄭穀的茶飲裏,可能添加了中藥或者香料。縱觀唐人吃茶,也算是風格多樣、百花齊放了。
唐代呂溫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寫道:“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複加也。”呂溫是貞元十四年的進士,從時間順序上看,呂溫寫此文時,陸羽的《茶經》已經問世。
唐代歌詠茶宴的詩文很多,但能夠細致描述茶的湯色的並不多見。呂溫在序文中以茶代酒的“殷凝琥珀之色”,無疑是因蒸青、炙烤、煎煮等因素造成的茶湯氧化現象。但是,更多的色素,可能來源於添加的茱萸、橘皮等辛溫輔料煮出的色澤。
呂溫,世稱呂衡州,出身於書香望族、官宦世家,非一般的才俊大儒,少年時已“譽動朝端,聲馳轂下”。他是唐代中後期天才的進步政治家、文學家,與劉禹錫、柳宗元頗為交好。柳宗元在哭呂溫中年遽殞時,曾有“生平意最親”的哀傷。
從以呂溫為代表的社會名流的飲茶方式,可以窺見,在《茶經》問世伊始,陸羽推崇的煎茶清飲方式,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普及和受人追捧,至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陸羽推崇的茶的清飲方式,也並非是他本人的原創。北宋蘇軾《試院煎茶》詩有:“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其弟蘇轍《和子瞻煎茶》詩有:“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候猶能諳。”蘇軾兄弟本是西蜀人,對家鄉煎茶的發展曆程,自然比較熟悉。昔時李生,是指唐代的李約,他與陸羽切磋詫異、相較水品,且都一生未婚。溫庭筠《采茶錄》記載:“李約,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嚐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李約有山林之致,坐間悉雅士,識度清曠,彈琴煮茗,首倡活火煎茶,可見李生對煎茶技藝追求的精益求精。今日潞公,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彥博,出將入相五十餘載。蘇軾因烏台詩案入獄後的第一封信,就是寫給文潞公的。蘇軾的《和潞公超然台次韻》詩:有對自己人生“身微空誌大,交淺屢言深”的深刻反省。文彥博在細品四川蒙頂茶後,曾寫下:“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黃庭堅的《滿庭芳·茶》,其中有:“纖纖捧,研膏濺乳,金縷鷓鴣斑。”就是他與文潞公品茶後,有感而發寫下的傳世名句,讀來別有一種繁華落盡見真淳的韻味。
陸羽的《茶經》,在描述茶湯即將煎成的狀態時,曾引用了西晉杜育《荈賦》的“煥如積雪,曄若春敷”,這基本可以證明,陸羽的煎茶手法與《荈賦》中煎茶方式的一致性。《荈賦》又有:“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這說明杜育用的煎茶之水,舀取的是四川岷江的汩汩清流。結合蘇軾兄弟詩中對煎茶的探討,基本可以證實,最早利用茶的巴蜀地區,才是中國煎茶法的發源地,且在時間上不應晚於西晉。
唐代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寫道:“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寢,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從封演記載的“到處煮飲”可以看出,在唐代中國北方的飲茶方式,還是以煮茶為主。這就是蘇轍詩中強調的“不學南方與北方”的“北方”。
詩僧皎然是陸羽的老師,他的茶詩中有:“投鐺湧作沫,著碗聚生花”,這是唐詩中最早描述煎茶的詩句。另有一首是《飲茶誚崔石使君》,詩雲:“越人遺我剡溪茶,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縹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在皎然的兩首茶詩中,其中對煎茶的描述,與陸羽《茶經》的煎茶技法是高度類似的。從《封氏聞見記》的記載能夠看出,降魔師及其弟子,在北方寺廟傳承的是煮茶。在涉及陸羽時,封演寫道:“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並煎煮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由此可見,封演是能夠分清楚煮茶與煎茶的明顯區別的。而湖州杼山妙喜寺的住持皎然,從其詩文描述能夠清晰看出,他的飲茶方式迥異於北方寺廟的煮茶,已經是很明確的煎茶了。至此,還不好判定,陸羽在煎茶技法的形成過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傳承了皎然的教誨與心得?否則,皎然不會對陸羽有“雲山童子調金鐺,楚人茶經虛得名”的批評之語。
陸羽推崇和宣揚煎茶的貢獻,在於係統總結了唐以前的煎茶工藝,使之係統化、理論化、規範化,並把飲茶從亦食亦藥的煮茶技法中剝離出來,上升到不受輔料滋味影響的高潔清飲,一舉使茶成為“參百品而不混,越眾飲而獨高”的泓然清流。西晉張載的《登成都白菟樓》詩雲:“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張孟陽在成都喝的一定是煎茶,否則,煮出的羹飲、茗粥,香氣滋味駁雜,又怎會芬芳“冠六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