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門》初稿落筆這天，正好是我七十一周歲的生日。
當時，不知為什麽，突然想到著名劇作家魏明倫先生筆下的易膽大，覺得自己也有點像張膽大了。掌握了一定文字功夫的人，對一般的寫寫畫畫，碼點字應該不算太大的問題。但古稀之人才來學寫小說，而且這一寫，竟然超過五十萬字，不能不說膽子的確有點大。再說，人生已經進入倒計時，知趣的就該去打打麻將，跳跳舞，何必不甘寂寞來寫小說，萬一身體扯拐，整個半拉子工程豈不浪費了表情？我的一些親人和好友，最初也有這樣擔憂。但欲罷不能的我仍然我行我素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踏上寫小說這條新路，是逼出來的。
我搞了幾十年新聞工作，起步於縣委報道組和《萬縣日報》，隨後來到四川人民廣播電視台和有線電視台。當媒體記者，背靠大樹，“統購統銷”“包產包銷”，而且手下有一支能征善戰的團隊，自然能夠得心應手。我在電視台當副台長，管理工作之餘，策劃、撰稿並組織指揮製作出了十集《路樓橋河話成都》電視紀錄片，在電視台慶祝建國五十周年播出，其立意、構思和製作均受到觀眾及專家好評，該片被評為廣播電視總局國家級二等獎。接著，我又再接再厲，策劃和寫成了數萬字的《城市化的腳步》紀錄片文字稿，不少人包括省委宣傳部的領導，都相當認可。當時省政府鄒廣嚴副省長批示省建設廳主要領導：“這是一個大題目，好題目，請你幫助和支持（也可指定1-2人），把此事辦好辦成。”但是，一來因為本人有五個電視頻道的管理實務纏身，自己沒抓緊，二來因為此事涉及外單位配合，自然是好事多磨。結果七磨八磨，磨到了我退居二線，直到退休，都沒辦成這件“大事好事”，成了我心中的一大遺憾。
這時的我，才真切地感到，一個媒體人應該有陣地。尤其是影視媒體，不但要有發布的陣地，還要有一個優質的團隊。無陣地、無團隊的我，成了“光棍”一個，淪為了“文字個體戶”。個體戶可以搞“個媒體”“自媒體”，但那不是我的性格，加之我也放不下“臭架子”。同時，自媒體又難以完成這樣的大題材。
我心心念念地牽掛著《城市化的腳步》，始終認為城市化建設是我國社會轉型發展的重要途徑。國家要由傳統的農業轉型為現代農業，由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是沒有辦法越過城市化這個必然過程的。我一直牽掛著這個題材，也一直在思考我這“文字個體戶”能夠幹什麽，最後終於想到由“媒體人”向作家行列“鑽營”。作家就是艱辛的個體創作者。已到四川傳媒學院任教三年的我，開始考慮用寫電視劇本或者小說的方式，寫成《城門》出版。我深信，這部作品絕不會搞成“孤芳自賞”，說不定還會遇上個好婆家，改成電視劇。
直到二〇一四年，我才將醞釀多年的設想興奮地告訴夫人倪喜玲，並囑咐她為我保密，避免題材泄露。誰知她高興得悄悄告訴了蔡鈺傑、程偉、冉峽三位同事，得到他們的首肯，甚至還來預祝成功，隨後還要我經常報告寫作進度。夫人和我是大學同學，同為傳媒人，她知道《城門》的內涵。她也知道，過去凡是我自己有**的報道，都是成功的。為了支持我再度深入生活，她竟然放我獨自駕車一千多公裏回老家。
城市化建設的主題定了，《城門》的題目也定了，但以哪裏為基點，又成了新問題。我供職四川，居住成都幾十年，原以為就地取材比較容易，加上在一九八八年就以“城鄉姻緣錄”為題，寫過八集反映溫江地區同成都市合並，實行市帶地的城市化係列報道，認為可以作為據點。結果，始終落不了地，生不了根，才猛然想起作家們的忠告——作家應該有“文學的故鄉”，於是把自己的神思拉回到重慶開州縣川主鄉，這才踩到了生活的點，終於不再漂浮。也是這時，我才深信作家都是從故鄉出發，而後走向遠方的。
我之所以敢膽大妄為，創作《城門》，多多少少還是有點自信。一是出身於農民，對生活有深切的體驗；二是新聞記者的職業特點，見的聽的、正麵反麵、壞的好的素材極多；三是生**學習，愛思考，愛往大處、深處想。
我家不是鄰居中最窮的，但過去也沒有痛痛快快地吃過幾頓飽飯。每周星期六，我都會盼望讀中學的姐姐早點回家，因為她可以自己挨餓節省下兩碗拳頭大的白米飯團，拿回來交給母親再加上些蔬菜，和湯和水煮著，讓一家人美美吃頓晚飯。每當家裏來了貴客，母親想方設法都要煮兩個荷包蛋招待，我一邊往灶膛加柴火一邊垂涎——每年我的生日也可以享受一個煮雞蛋。每年除夕之夜，母親會將新衣新鞋交給我，我會等不及大年初一，就將新衣新鞋穿著通宵睡。
後來我懂得，吃苦也是財富。
我當記者後，帶著農村人應該同情農村人，應該為農村說話的樸素感情，走村串戶“用腳板寫新聞”。我住過岩洞，睡過包穀殼當床墊、被蓋的覺，吃過三個石頭頂個瓦罐煮的飯。在城口縣山區，我不止一次聽到過婦女苦於無錢治病，自拿快刀剁掉“茄袋”子宮的事。在忠縣采訪，我還親自到過沒吃過一頓飽飯，但一場火災卻燒出幾千斤糧食的人家。
改革開放使農村發生了特大的變化，農村形勢好起來，農民開始富起來，但一些地方以偏概全，忽略了另一麵，以為農民富得流油，處處豐收，隻差把糧食棉花往大海裏倒那般鋪張浪費。麵對幹部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抬頭，我寫了多個新聞內參，得到省裏，甚至是中央領導的重視、批示。在堅持“收支兩條線”的原則下，我始終認為前進永遠是時代的主流，我們媒體人永遠應該為時代的巨輪推波助瀾，永遠為時代而歌。
一九八八年，在溫江地區合並到成都市，實行市帶地縣五周年之際，我一邊堅持省廣播電視台總編室的正常管理工作，一邊利用休息時間收集資料，擠時間下區縣采訪，寫出了八篇係列深度報道，題為《城鄉姻緣錄》，明確提出這就是城市化進程，讚揚打開“城門”、城鄉結合、城鄉聯姻。如今，整整三十年過去了，我的報道思想仍然與國家的城鄉一體、城鄉融合政策相符合，不能不說明我還是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一九九〇年，我又到萬縣地區采訪百年不遇的幹旱，以滿腔的**寫下十組報道，以《空中兩地書》係列報道的形式播出，並在其中道出了自己對群眾關係、黨群關係的憂慮。
寫這些是想向讀者匯報，一種思路的形成，是個漸進而漫長的過程。
我自己由跳出農門、擠進“城門”的個人喜悅，想到要不忘農門根本，不忘為父老鄉親說話，為他們奔走呼號，同他們喜怒哀樂。隨後這種樸素的同情心理，慢慢上升到職業、職責的本分。到後來，視野和立足點漸漸提高，尤其是見到農村的巨大變化，令我心潮澎湃，覺得不吐心頭不快，不吐心裏不安。有愛就該大膽說出來，講出來，寫出來。我不求成為作家，但求到了火葬場不留遺憾，靈魂能夠得到自我安慰。
但是，二〇一五年春節後，剛剛才寫出三萬來字，便發現愛人倪喜玲身患肝癌，寫作怎能不中斷？從陪伴照顧治病，到送走她離世，我的情緒很久都調整不過來，決定放棄寫作。好朋友房明方、何光秀夫婦和何事忠、張永才觀察、等待我近一年，發現仍無動靜，便上門逼宮，多次催促我走出陰影繼續動筆，希望我不要放棄這個難得的好題材。直到二〇一七年春節後，我才重新拿起筆，曆時一年半，終將五十餘萬字初稿完成。身為四川傳媒學院影視編導係係主任，要上課、管理、寫作三不誤，日寫“千字文”，既未偷懶也不算太辛苦。
寫得不算太辛苦，是因為這個題材、這個主題不是心血**，突發奇想產生的，而是前後多年思考的結果。如果隻從我采寫係列報道、出版《城鄉姻緣錄》專著算起，明確形成城市化道路建設這個主題，已經是整整三十年了。
幾十年了，一些事情，一些故事，一些人物，一直讓我刻骨銘心。這次在創作《城門》的時候，沒有花太多的功夫。筆到之處，我跟筆下人物一起悲，一起喜，一起陪著流熱淚。
寫得不太艱辛，是因為《城門》是發自我內心深處的一首歌。現在，連同這次同時出版的《傳媒歲月五十年》個人文集，一同獻給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寫得不太艱苦，是因為不太懂得寫小說的規矩，不講究章法，寫得比較隨意。但用自我辯解的話說，我也想來一點創新。過去我寫重點深度報道，曆來不大注重章法，總想有突破有創新。我的大型報道《劉定國致富道路思考》《再思考》《城鄉姻緣錄》《空中兩地書》出來以後，雖遭到一些“老廣播”“老新聞”的質疑，但聽眾、讀者都覺得耳目一新，社會效果都相當不錯。
這次的《城門》，至少有這麽幾點創新。一是以虛實結合的手法，把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直接引入小說，力圖讓典型化的人和事更真實感人。二是風格定位為思辨小說，即其有點思考、回味的感覺，力求帶點反思——深度思考，是我過去成功采寫一些重要報道的一條途徑，我將其引入小說，但願不是不倫不類。三是力求小人物的故事同時代大背景結合起來，從小人物的變化感受時代脈搏。四是我在每個重點章節段落前，濃縮了主要內容作為導讀，並附有一兩句點評，意在沒時間看全書的人，一目十行便可掌握主要內容。如能吸引讀者再細看全文，便是謝天謝地的意外收獲。五是以“城門”為書名，既是曆史的又是現實的，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無形的與有形的結合，會更耐人尋味。六是在全書結尾部分，設計了向家老屋“三農”博物館的最後一個館，為未來館，未來館裏最後一個內容是時空密碼艙，每個參觀的人都可以向未來艙裏投下自己的承諾、祝願和預測，開艙的時間定為2049年。百年中國，中國百年，既是未知的，也是已知的，既用夢想凝聚民族精神，又用強國目標激發奮鬥力量！
但願這種不守本分的做法，能得到認可。
《城門》無疑是一個反映時代的大題材、大主題，我隻擔心自不量力而又力不從心——力不從心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我，還請名人題字作序。
德高望重的馬老，最近在他104歲高壽時還出版了《馬識途文集》，真是令人敬佩。我年輕時喜歡讀他的小說，後來喜歡他的雜文，更喜歡馬老獨具魅力的書法。這本小說的書名“城門”，就好像是衝著馬老的書法“城門”二字而寫的，百歲馬老居然滿足了我的請求，為我題寫了書名。在此，我向馬老表達我心底最衷心的感謝和敬意！
本想請人為《城門》作個序，但看到一個名人的文章說“為序有十難”，意思是說，作序這事，討好了作者很可能得罪讀者，讀者認可也許作者又不滿意。我很理解。因此，我想與其讓人費力不討好，不如不折磨人，幹脆請出《城門》主人公向安隆現身說法，對小說做個簡要敘述，或許可以作為《城門》代序。
值得致謝的，還有陸原和衛群這兩位廣播界的老前輩，他們為我的《城門》寫作加油打氣，出力獻策。尤其是陸原老師，三十年前為我的新聞專著《城鄉姻緣錄》寫下《十年春光灑城鄉》的長篇序言。年過九十歲的陸原老師，至今還在寫詩做文章，不時在報刊上發表。當他知道我要出版個人專著《傳媒歲月五十年》和思辨小說《城門》後，高興得不亞於我本人，幫我張羅出主意。
最後，還得感謝為我在電腦上碼字的同事、朋友。我手腳較笨，在電腦上打字如搬巨石，速度很慢，且影響思路。再則，生為一個中國人，我一生都沒有寫好中文字，也沒有寫夠中文字，我決心借寫《城門》的時機，再強行練習一次中文字，留下了十七卷手稿，作為人生最後的自我安慰。這一自私的舉動，自然要殃及我的同事和學生。他們雖然口頭上安慰我“沒事，我們還可以先讀為快”。但誰都知道，不是人人都喜歡小說——讀小說，還可以一目十行啦！可在電腦上打字，一個都不能偷懶啦。五十多萬字，都是王國泰、李雯雯、王鐵童、閻思遠、崔雲龍他們五位幫忙打出來的呀！這裏，向他們表示感謝！
原以為“文字個體戶”可以孤軍作戰，誰知不可能獨善其身。打擾、辛苦了這麽多的人，但願《城門》有一個好運，不負大家的付出。
二〇一八年七月一日
於四川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