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
“柴米油鹽醬醋茶”
明朝浙江餘姚有位王德章先生，曾口占一詩曰：“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這就是至今仍在民眾口語中流傳的“開門七件事”。“開門七件事”的說法，至遲在宋朝，已經出現在人們的口語中。當時的說法是：“早晨起來七般事。油鹽醬豉薑椒茶”，或“柴米油鹽酒醬醋茶”，成了“八件事”。但從元代直至明代，“開門七件事”的叫法及內容，終於定型，也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沿襲至清、民國而至今日，並無變化。這充分表明，茶在國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就勢必影響到人們的交誼。
宋人杜小山的《寒夜》詩謂：“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這也可以看出清茶一杯，確實洋溢著濃濃的人情。好友在一起飲茶聊天，自是賞心樂事，而品茶、作詩，甚至聯句，更是盛情難忘。大書法家顏真卿曾與幾位好友在如水的月光下，一邊飲茶，一邊聯句。他有《月夜啜茶聯句》詩記其事曰：“泛花邀坐客，代飲引清言（陸士修）。醒酒宜華席，留僧想獨園（薦）。不須攀月桂，何假樹庭萱。禦史秋風勁，尚書北鬥尊（崔萬）。流華淨肌骨，疏瀹滌心源（真卿）。不似春醪醉，何辭綠菽繁（晝）。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士修）。”
北宋唐庚的《鬥茶記》謂：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寄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為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齋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吾聞茶不問團，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裏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今吾提瓶支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罪戾之餘，上寬不誅，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野，孰與烹數千裏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
唐庚字子西，中進士，為宗子博士，終承議郎。他曾經為貢舉事栽了大跟頭，連累他的哥哥唐伯虎（字長孺，初名瞻）也坐了一年多大牢，並被拷打得遍體鱗傷。這場官司久久不能定案，後遇大赦得以釋放。因此，痛定思痛，唐庚覺得雖罷官為民，能與好友在一起品茶，不啻是如天之福了。
當然，在古代，飲茶畢竟屬富裕階層——所謂有閑階級生活的一部分。對於胼手胝足、衣食不周的廣大貧民來說，是很少有人能飲到好茶的。即使飲的自製土茶、鍋巴茶、焦米茶、竹葉茶之類，也不會有繁文縟節。而對官場、富豪者、名士來說，情形自然大不一樣。《世說新語》記載說：“任瞻字育長，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誌。既下飲，問人雲：‘此為茶為茗？’覺人有怪色，乃自申明雲：‘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可見任瞻連茶就是茗都不懂，也不知道茶皆熱飲，尤其在正式場合——如宴飲之類。因此，他的這番話，都是煞風景的，難免別人皺眉了。
飲茶講究儒雅、君子之風。倘如牛飲，或對小點心狂啖，或對夾有精致食品的特色茶猛喝，則有悖茶道、有損交誼。元代大畫家倪雲林為此甚至與人絕交。據載，雲林素好飲茶，在無錫著名的“天下第二泉”惠山，用核桃鬆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個叫趙行恕的先生，是宋朝宗室，但顯然屬於“金盆狗矢”之類，無文化修養。他仰慕雲林的大名，前去拜訪。坐定，雲林讓童子上茶，行恕覺得味道不錯，便“連啖如常”，雲林頓時不悅，說：“我因為你是王孫，所以拿出好茶，你卻一點兒不知道此茶的特殊風味，真是個俗物嘛！”從此與他斷絕往來。
也許是先民太重視茶誼、茶德，以致被異化，出現了神話故事。南朝宋劉敬叔著《異苑》，謂：剡縣陳務的妻子，年輕時與兩個兒子居家守寡。一家人好飲茶茗。因為宅中有個古墳，每次飲茶就先祭祀它。兩個兒子很不高興地說：“古墳知道什麽，不是白費心意嗎？”他倆想掘掉這座墳，母親苦苦勸阻才未掘。當天夜裏，她夢見一個人說：“我住在這個墳裏已經三百餘年了，你的兩個孩子常想毀掉它，全靠你保護，又給我好茶喝，我雖然是九泉之下的朽骨，怎能忘記報答你的恩情？”到天亮時，在庭院中獲得銅錢十萬，似乎埋在地下很久了，但穿的繩子卻是新的。母親將此事告訴兩個兒子，他倆很慚愧。從此以後，他們給古墳祭奠供茶更勤了。
與這個故事類似的，還有《廣陵耆老傳》的一則記載：晉元帝時，有個老太太，每天清早獨自提一茶器的茶，到市上去賣。市上的人搶著買，可是自早到晚她的茶器裏的茶卻不曾減少。她賣茶所得的錢，全散給路旁孤老和貧窮的討飯人。有人感到奇怪，州裏的法官把她關進監獄。到夜裏，這位老太太卻拿著賣茶的茶器，從監獄的窗中飛出去了。
這兩則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婦女，她倆的共同特點是善良，堪稱是中國茶文化史上真善美的化身。
“應緣我是別茶人”
茶與社會生活關係是如此密切，它成為饋贈親友的禮品，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在曆代詩文中，謝贈茶的文字，簡直俯拾即是。
李白有《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並冠以長序，文謂：
餘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餘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餘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觀，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餘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
從此詩可知，李白對李中孚和尚贈他稀見的茶是多麽重視。“仙人掌茶”的定名，正是出於李白的大手筆。
茶固然可一人慢呷，但論情趣，恐怕總不如與友人共品，而烹友人所贈之茶，更有一番情義在。白居易的《謝李六郎中寄蜀茶詩》謂：
故情周匝向交親，新茗分張及病身。
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千片火前春。
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刀圭攪曲塵。
不寄他人先寄我，應緣我是別茶人。
盧仝的《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是中國茶史上的名篇。詩謂：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
口雲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
開緘宛見諫議麵，手閱月團三百片。
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
天子須嚐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
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
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
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麵。
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輕。
六碗通仙靈。
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顯然，盧仝是深知茶中三昧的。
大詩人蘇東坡遊無錫惠山，錢道人烹小龍團茶招待他，東坡感念不已。寫下《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詩：“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孫登無遇空歸去，半嶺鬆聲萬壑傳。”
既有贈茶，必有討茶。古人講究朋友之間有通財之誼，包括“肥馬輕裘與共”，況茶乎！在古今嗜茶者中，最讓人感慨的，是晚明昆山文人顧僧孺。在臨終前，仍念念不忘向他的好友張大複（1554—1630）討梅花和茶。寫下《乞梅茶帖》的絕筆。其帖雲：
病寒發熱，思嗅臘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無上之後把臂耶？
張大複回憶說，此帖寫於正月五日。待他因事從婁東歸來，看到此帖，顧僧孺已於先一天死去。而“此帖字畫遒勁，不類病時作”。無怪乎大複感歎：“人生奄忽如此，何以堪之！”
“茶坊麵餅硬如磚”
自從茶館出現，人們的交誼便又多了一處公共場所。據史料記載，唐代的長安已經有了吃茶店。北宋已出現茶坊。南宋的杭州，已經有了茶樓；但茶坊的叫法，仍很流行。大的茶坊，布置講究，“張掛名人書畫”。但後來更流行的叫法是茶館。明代張岱在《露兄》的短文中說：“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者，餘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取米顛‘茶甘露有兄’句也。為之作《鬥茶檄》曰：‘……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麈，用暢清淡；半榻焚香，共期白醉。’”而在城郊、鄉間的茶館，不但簡陋，而且往往是多功能的。清初有人寫打油詩形容蘇州虎丘山山塘的茶館，題名叫《茶館》，但附注曰“兼麵餅”。詩謂：“茶坊麵餅硬如磚，鹹不鹹兮甜不甜。隻有燕齊秦晉老，一盤完了一盤添。”當然，這是指的小茶館。虎丘畢竟是江南名勝，繁華所在，大的茶館自不會少。清中葉蘇州才子顧祿記載“虎丘茶坊”說：
多門臨塘河，不下十餘處。皆築危樓傑閣，妝點書畫，以迎遊客，而以斟酌橋東情園為最。春秋花市及競渡市，裙屐爭集。湖光山色，逐人眉宇。木樨開時，香滿樓中，尤令人流連不置……
費參詩雲：
過盡回欄即講堂，老僧前揖話興亡。行行小幔邀人生，依舊茶坊共酒坊。
當年蘇州茶館情形，於此可見一斑。前者小茶館是下層平民的駐足場所，後者豪華茶館則是富裕階層的雅集之處了。清代北京茶館林立，有個叫懷獻侯的人曾說：“吾人勞心勞力，終日勤苦，偶於暇日一至茶肆，與二三知己瀹茗深談，固無不可。乃竟有日夕流連，樂而忘返，不以廢時失業為可惜者，誠可慨也！”這是忠懇之論。與京師情形相類似的，是江南蘇州。範煙橋謂：“蘇州人喜茗飲，茶寮相望，座客常滿，有終日坐息於其間不事一事者。雖大人先生亦都紆尊降貴入茶寮者。或目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其實則否，實最經濟之交際場、俱樂部也。”
曆史上，有不少人就是在茶館相識，並結為契友的。如清初西北的著名學者王宏撰與李因篤，起初並不相識。有一天，偶然在長安（按：今西安）茶館裏碰到，隔桌搭話，各自猜想對方的姓名。等到問話後，都果然不差，從此成了好友。
“台榭秋深百卉空”
國人交誼的另一個重要場所，便是園林。事實上，中國園林從本質上說，屬於消費文化。人們在這裏飲酒、喝茶、聊天、歡聚、送別等等，比起酒店、茶館，更接近大自然，別有一番情趣。到了唐、宋、明時期，隨著私人園林的勃興，人們在園林中的聚會也就更加頻繁。李白的《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編入《古文觀止》，為人們所熟知，“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雲雲，不難想見李白等在園林聚會的快樂情景。李白還寫有《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一詩，留下“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的詩句。
明代成化丁未（1487年）進士石（字邦彥，槁城人）在《章錦衣園餞克溫》詩中寫道：
惜別駐郊坰，名園及璀璨。朱榮懸弱葼，清樾護修幹……妙舞出京洛，清歌徹雲漢。探幽入虎穀，躡蹬聳飛翰……主人愛真景，廢榭臨斷岸。豈惟示樸淳，正欲知憂患。
與石同時的進士吳儼（字克溫，宜興人，1457—1519），在《飲魏國園亭》詩中，寫了深秋時在園亭中聚飲的感受。園中風景，映入眼前：“台榭秋深百卉空，空庭惟有雁來紅。曲池暗接秦淮北，小徑遙連魏闕東。富貴豈爭金穀勝，文章不與建安同。上公亭館無多地，猶有前人樸素風。”弘治己未（1499）進士、官至南京總督糧儲的宜興人杭淮（1462—1538），在《飲胡夢竹園池次韻朱禦史鶴坡》詩中，給我們描繪了南方園林冬日的景象。在這樣的氛圍中，友朋歡聚一堂，仍不失為良辰美景：“……野光團細竹，雲氣薄層山。凍雲仍餘白，寒梅已破斑。”嘉靖時吳縣人張元凱在《金陵徐園宴集分得壺字二首》中，使我們感受到園林的宏大氣勢，友情的熱烈、溫暖：“廬橘園千頃，葡萄酒百壺。溪聲來遠瀑，雲影曳流蘇。花落紛迎蝶，萍流曲引鳧。主人能好客，當代執金吾。”
嘉靖壬辰（1532）進士、戶部主事、無錫人王問（字子裕，1497—1576）的《宴徐將軍園林作》，把明中葉達官、縉紳在園林中池畔置酒、堂上奏樂的豪華景象生動地再現出來。料想當時適逢其會的朋友，一定流連忘返：“白日照名園，青陽改故姿。瑤草折芳徑，丹梅發玉墀。主人敬愛客，置酒臨華池。階下羅眾縣，堂上彈青絲。廣筵薦庶羞，豔舞催金。國家多閑暇，為樂宜及時。徘徊終永晏，不惜流景馳。”
明代是中國園林發展史上的高峰。清承明製，隨著經濟、文化的恢複、發展，園林也逐漸興旺起來，江南園林的風格，也傳至北方。但從總體看來，並未超過明代。民國年間，雖然在大都市西洋園林也開始立足，但傳統文人的結社、聚會，仍然喜歡在中國古典園林中。如南社二十周年時，社員的雅集，就是在虎丘度過的。範煙橋記述此事謂：
……地點在虎丘冷香閣。是日天忽大雨，然冒雨而至者仍有三十五人。……佩忍之女公子亨利女士，奔走招待，亦頗辛勤，且飲酒甚多，興會倍添。初擬於千人石上攝影，佩忍、天笑怕走山路，止於靖園，未與。邵力子君、亨利女士怕為雨淋，亦弗與。與者大半如水湯雞，有張蓋者，亦別開生麵矣。……談話會中均主南社複興。先成紀念刊，以歲底為止，後因循未果焉。
“立限回京取紙牌”
遊戲在人們的交往中，起著一定作用。近半個世紀以來，撲克、馬將（即麻將），最為風行。撲克是舶來品，傳進中土，大概不過百年。馬將的問世時間，學者尚無定論，大體是清朝中葉以後。回顧曆史，紙牌在民間的影響最為深遠。其中的馬吊，又稱葉子，更是風靡天下。明中葉的陸容記述謂：
鬥葉子之戲，吾昆城（按：指昆山）上自士夫，下至童豎皆能之。……閱其形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鬆，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一萬貫浪子燕青。
這種紙牌共四十頁，玩時四人入局，人各八頁，以大擊小，變化多端，饒有興味。從南宋以來，《水滸》梁山好漢的故事，通過《癸辛雜識》、《宣和遺事》的流布，以及評書、戲曲等民間文藝的傳播，影響日深，從而在紙牌上打下烙印。明清之際的李式玉在《四十張紙牌說》中謂：“三十年來，馬吊風馳幾遍天下。”此說並未誇張。大詩人吳梅村曾用擬人化手法，寫了《葉公傳》，說吳越間人士“傾囊倒屐，窮日並夜，以為高會。入其坐者，不複以少長貴賤為齒”。葉子很快傳到北方，連大學士周延儒（？—1643）也酷好此物，簡直如癡如醉，明清之際的昆山文人周同穀記載：
壬午（按：崇禎十五年，即1642年）京師戒嚴，延儒奉命視師，上親餞之，賜上方劍旌旗，呼擁甚盛。既出都百裏，旗牌持令箭，飛馬回京。大司馬方退朝，遇之大駭，謂戎信孔迫也。都人驚疑相告，既而知為取紙牌諸弄具而已。
這真是莫大的笑話。當時有人曾作詩諷刺道：“令箭如飛驟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飛來頃刻原飛去，立限回京取紙牌。”隨著紙牌的發展，牌上的圖案也不斷變化，有的畫上古代將相，有的畫上甲第圖，有的畫上花鳥蟲魚之類。筆者幼時，也就是五十多年前，還每見鄉人在農閑及春節時玩此牌，俗稱“看小牌”；牌上已不見宋江之流，而代之以花鳥之類圖案。清初，馬吊“又變為遊湖之法”，“成牌曰湖”，慢慢發展成為馬將。誠然，無論是馬吊還是馬將，都具有賭博功能，有些昏昏然者甚至因沉湎其中而傾家**產，乃至於自殺身亡。這種濫賭、狂賭是斷不可取的。但馬吊、馬將之類，在文人、雅士手中，也確實起到了健腦益智、聯絡感情、增進友誼的作用。文學家巴人（即王任叔，1901—1972）更是位打馬將的奇才。其友人周劭記曰：
那時（按：指抗戰時期）文場上也有明末結社之風……六七人中，除了其中一人是“陽湖派”之外，都是浙東之氓。……趙景深……稱這個小團體為“浙東學派”。……
巴人在數人中年事較長，我們大家又暗地知道他是黨人，故雖是平輩之交，一切都馬首是瞻……這個人天才橫溢，似乎三頭六臂，不知有多少事務擺在他肩上，總能應付裕如，從不叫累。……我們集會時常打打不甚計輸贏的小麻將，以免保打聽、巡捕的麻煩而常至深夜。他那時任《申報》的《自由談》編輯兼社論主筆……他撰寫社論的時候是這樣的：身不離牌桌，並不停止打牌，左手一杯紹興（酒也），右手執筆落紙如飛，頃刻一揮而就；而“清一色”“三番”也便同時和出來了。
盡人皆知的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嘉興南湖遊船上秘密開完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也曾經以打麻將作掩護。麻將在不同人的手中，起著不同的作用。1949年，國共兩黨在北平談判期間，國民黨代表劉斐在一次宴會上，曾以打麻將為題問毛澤東：“是清一色好，還是平和好？”毛澤東答道：“清一色難和，平和容易，還是平和好。”劉斐聽後，豁然領悟，和談失敗後，決心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