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君健/
茶和我的生活，甚至工作發生關係，是當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也就是在抗戰期間。1940年我從香港繞道越南到重慶，在重慶大學教書。學校在沙壩坪。那裏有條小街，街上沒有什麽像樣的店鋪，隻有一個茶館，頗為熱鬧，它總是賓朋滿課。原來那個地方“哥老會”的朋友們很多，他們相會的地方就是這個茶館。戰時的住房緊，我住在學校宿舍，一張單人床和一張桌子就把房間塞滿了。我要會朋友或與朋友聊天，就隻有去那個茶館。茶館所提供的茶是有名的四川沱茶。茶很濃，味帶苦澀，非常提神，是聊天的最好興奮劑。不知不覺之間我喝這種茶上癮。不去那個茶館的時候，我就在我那個小房裏喝起來——獨酌，配合我的“讀書”。我發現濃茶會提高讀書的理解力，因為茶可以活躍腦子的想象力。
1944年我去了英國。那時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英國被德國的潛艇封鎖，生活物資運不進來，沱茶當然沒有了。好在我天天得到英國各地去巡回演講有關中國人民抗戰的事跡。英國人民也被動員了起來，做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努力。刺激頭腦的事情時時刻刻都有，沒有沱茶也不覺得有所失。我真正想喝點什麽的時候，就擰開自來水管——在去重慶以前我就是這樣解決“渴”的問題的，根本不知道什麽叫做茶。但在英國，茶還是要飲的，不過茶的性質及飲它的目的不同——實際上它是飯食之一種。
茶這種植物原是中國人發現的，飲茶這種習慣也是首先在中國人中間傳開——據傳說，神農在位期間，紀元前2737年，中國人就已經開始飲茶。但是中國最古的辭書《爾雅》裏記載的茶作為人民生活中的飲料，實在紀元後350年才開始。倒了18世紀末，飲茶的習慣已經發展到了這種程度，唐代文人陸羽（733—804）還專門寫了一部《茶經》，論述茶的形狀、品質、產地、產製方法及應用等問題。唐朝政府甚至還征收茶稅。日本從唐朝引進了飲茶的習慣，竟然在13世紀末也出版一本有關《茶道》的著作。歐洲文獻中最初出現於威尼斯的著名哲學家建姆巴蒂斯塔.。胡歌.萬.林一叔丹寫的《旅遊記》才得知“茶”這種飲料。到了17世紀中葉，茶已經開始在英國普及了。1657年倫敦的加爾威咖啡館開始公開賣茶。1658年倫敦《政治信使報》第一次登了這樣一則關於茶的廣告：
那種美妙的、被醫務界所認可的中國飲料，中國人名之謂“茶”。別的國家叫做“泰”，又名“德”，現在在斯魏丁.倫茲街的“蘇丹總咖啡館”，由倫敦的皇家交易所出售。
飲茶的習慣就這樣成了英國人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英國成了西方的主要飲茶國。但英國人所飲的茶卻和我們的不同。當茶葉最初在英國出售的時候，它每磅的價格大概相當於現在至少六十到一百英鎊，相當於現價五百到一千人民幣。這樣價錢的茶當然隻有貴族才能品嚐。也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和錫蘭開辟茶園，大量生產茶葉。因為氣候的關係，這種茶葉既粗又黑又澀，即英國所謂的“黑茶”，我們把它叫做“紅茶”。英國人喝它的時候在裏麵加進牛奶和糖。這樣的茶就不是“品”的飲料了，而是食物的一種。英國人吃早飯的時候有它，上午十點多鍾打尖的時候有它，下午四點來鍾“小吃”的時候也有它。有些英國人甚至把它配以三明治、沙拉和電信當做晚飯，即所謂“高茶”。每天人們就這樣伴著飯食“吃”幾次茶，此外就從不“泡茶”作“品”的享受。但在我們中間，我們的辦公桌上隨時隨地都放著泡好的一杯茶，當然也隨時隨地地“品茶”。甚至公共汽車司機在行車的時候，也要在他的座位旁邊放一大杯泡好的茶。
我在英國住了近六年，雖然天天要“吃”幾次茶，但真正渴的時候還得開自來水管，用漱口杯或用嘴對著它飲幾口。我在重慶習慣了的沱茶，當然隻能成為美好的回憶了。再與它重逢的時候，是在1949年冬，我回國以後。從此“黑茶”們成為記憶了，因為中國的飯食和它配不上套。沱茶又成了我在家接待朋友或讀書的陪伴。我對茶的經驗也隻限於這個範圍。有關沱茶（除四川以外還有雲南產品）的學問，據說很廣，但除了上述範圍外，我就說不出更多的道理了，因為我對它的體驗不深。我喝茶大部分在晚間。我的辦公桌的抽鬥裏從沒有茶葉，桌上自然也沒有茶杯。一晃三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倒是現在當了“顧問”以後，也就是過了花甲之年以後，我不需坐班，得有機會到國內許多地方（有不少還是名勝地）去跑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承他們的厚誼，每年我總要收到他們寄來的一些本地新茶，我“品”起來倒還帶味。我當然談不上是什麽茶的鑒賞家，但近十多年來我“品”過的茶種確實不少。從中得出了什麽結論呢？
很簡單：中國的美好東西太多，茶是其中突出的一種。但它並不像其他珍貴的東西，它既高雅，又大眾化，沒有它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不完整——柴、米、油、鹽、醬、醋之外，還必須有茶。可惜這個真理，我隻有在生活中兜了好大一個大圈子以後才悟出來，未免覺得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