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三七章 槍下留人
對於《文匯報》軍事論壇上刊登的讀者來信和約稿，劉一民暫時看不到，原因是《文匯報》遠在重慶，一時半會兒送不到皖東北。不過，劉一民不用看也知道，隻要把火燒起來就行了，中國這麽大，那麽多的能人異士，還怕沒人添柴？等著吧，鍋會被燒開的。
這件事剛剛辦妥，另一件大事又牽動了劉一民的神經。
去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擴大鏟除托匪漢奸運動的決定‘，開始‘肅托‘運動。這個事情劉一民是知道的，隻不過他以為這是蘇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鬥爭在中國內的反應，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開展的。以現在中央領導的智慧，那也隻是一種對斯大林和蘇聯的一種響應而已，不可能再象曆史上那樣製造許多冤假錯案了。曆史上肅托比較厲害的冀中根據地，經過自己對冀中部隊的整編和對冀中區領導人的談話，應該已經不存在肅托的基礎了。加上山東我軍戰鬥任務繁重，劉一民並沒有過分關注這個事情，反正山東局和教導師各部隊沒有搞什麽肅托。
等到六屆六中全會清算了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和川陝根據地搞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王明、康生由於小組討論時對劉一民發難，遭到會議批評，康生也調任黨校副校長了，不再擔任社會部部長了，劉一民更不把肅托當以回事兒了。
這也是劉一民年輕，政治鬥爭經驗不夠豐富。世界上的事情啊，有的可以略加改變就更發展軌道，有的事情就不一定了。
曾中生、蔡中給劉一民發來了電報，報告說攻占滄縣時，冀中我軍沒能及時配合。經了解，冀中區正在搞肅托。請示劉一民，是不是以劉、羅首長名義製止冀中區的肅托。
緊接著，曾中生、蔡中又轉來了冀中軍區政委孟慶山的電報，稱冀中肅托異常嚴厲，采取發動軍中相互揭發的辦法，揪托派分子，牽涉到部隊，要槍斃段士增、楊萬林、崔樹凱。請劉一民務必設法救救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原來是河北遊擊軍第二師的師長、參謀長、團長，劉一民在南宮時都見過，冀中部隊整編時還特意安排了段士增的職務，而且還把孟慶山由原來方案中的冀中軍區副司令調整成了政委，怎麽現在又出現了肅托呢？冀中能肅托，其他地方呢？
在劉一民原來生活的那個時代，經過對建國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總結，政治生活趨於正常，很多曆史問題都有了正確結論。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淘盡曆史塵埃後，人們對他們都有了比較客觀公正的認識。托派問題也是這樣，充其量也不過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左翼派別。直到劉一民穿越前，托洛茨基創立的第四國際仍然在比利時召開世界大會，而強大的蘇聯早已經隨著蘇東劇變煙消雲散了。
但是這個時候不同，由於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的政治鬥爭失敗，國外，並被蘇聯三次缺席判決死刑，托洛茨基的主張被冠以托洛茨基主義，成了反動派的代名詞。
由於托洛茨基和他的主張，有了一個專有名詞“托派”， 是蘇聯內托洛茨基派的簡稱。中國也有托派，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權利鬥爭的產物，根源在於如何指導中國革命。1928年12月，一些因在蘇聯留學時擁護托洛茨基被驅逐回國的中員，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產生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出版了雜誌《我們的話》，這是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後來，又陸續成立了三個托派組織。到了1931年5月1日，在陳獨秀的號召下4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後的托派中央，陳獨秀為總。再後來，到了1932年10月15日，由於托派叛徒的出賣，陳獨秀被特務捕獲。1937年8月23日出獄後他公開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以此撇清與托派的關係。失去了“老頭子”陳獨秀的影響，“中國托派”呈現樹倒猢猻散的局麵，一部分人瘐死獄中，一部分人投靠特務機關，還有一部分為了生存流落社會，隻有極少部分成員還掙紮著進行托派事業。
王明、康生從蘇聯回來時，正是斯大林以反托洛茨基主義為名搞大清洗的最後階段。深受斯大林肅托影響的王明、康生，一回國就按照共產國際作出的《關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奸細——托洛茨基分子作鬥爭的決議》精神，炮製了肅托論，組織領導肅托工作。
此時陳獨秀已經出獄，思想發生了變化，兩次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見葉劍英、博古，提出願與合作抗日。
王明聽說要與陳獨秀合作，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就說，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隻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特務等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 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
王明這個說法原則上是照抄蘇聯對托派的政策，說陳獨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則事出有因。主要是因為托派成立後即反對的獨裁也反對的主張，觀點極左，很容易為國共雙方所不容。托派的中央委員陳仲山給魯迅去了封信，還郵寄了宣傳品。此時魯迅已經重病，無法回信，就由魯迅口授、馮雪峰代筆寫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上海的《文學期刊》和《現實文學》同時發表。這封信中，有這樣一段指斥托派的話：“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在大眾麵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麽？”
魯迅的這封信本來是當時左翼文人中論戰慣用筆法，就好比有人說魯迅是領盧布的一樣，罵過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這一點，當時正是蘇聯反托洛茨基派的**時期，編輯部設在莫斯科、印刷廠和發行部設在巴黎的《救國時報》第39期第一版，發表一則署名伍平的長篇報道，題為《我們要嚴防日寇奸細破壞我國人民團結救國運動，請看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的真麵目》。為加強這篇報道的政治張力和新聞導向，報紙還在頭版頭條配發題為《甘作日寇奸細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論，在國際上把陳獨秀和托派說成了日寇奸細。
王明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他說陳獨秀是漢奸就是從這裏來的。
康生這人最大的特長就是緊跟領導。他和王明一起從蘇聯回來，王明又處處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康生不聽他的聽誰的？於是，康生寫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鏟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文中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導下，在各方麵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
康生在國內公開誣陷中國最主要的創始人、現在的中國托派領導人陳獨秀是漢奸。
這篇文章發表後，影響非常惡劣。原因是陳獨秀此時剛從的監獄裏出來，雖然他在中史上犯過錯誤，但並不等於他的人品有問題。康生的文章在《解放》雜誌上一發表，很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認為是中央的精神，紛紛發表文章，要中共拿出陳獨秀是漢奸的證據。康生本身就是信口雌黃，哪裏會有什麽證據？但就這麽奇怪，還真的是形成了一種托派即漢奸的奇怪論調。
這些東西劉一民穿越前就知道，百度上輕輕一點就能搜索出來。有些東西是黨史研究的成果，也能在學術雜誌和網絡上看到。象誣陷陳獨秀是漢奸的問題，就是政治環境穩定後的研究成果。
自從六屆六中全會上康生受了王明的蠱惑、走錯一步後，黨內地位大大下降。康生是什麽人？他怎麽能夠甘心呢？
康生等待的機會來了。
去年9月，托派在法國召開了國際性大會，成立了第四國際，宣布建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這個消息傳到國內很晚，已經是六中全會以後的事情了。加上八路軍在山西作戰時，繳獲了一份日本特務機關的文件，上麵說要與中國的其它勢力合作，共同對付國民政府和八路軍。
康生得到這些情報後，如獲至寶，拉著二胡在音樂的旋律中冥思暢想後，在中央黨校就大講特講托派的危害，講肅托的重要性，講共產國際對開展肅托運動的要求，講六中全會政治報告對肅托運動的部署。
托派最有特色的主張就是在更加民主的氛圍下討論革命問題，也正是因為他們過於強調民主，導致內部分裂。要是在和平時期，要求黨內民主是正常的。但是現在是戰爭時期，隻有全黨統一思想、統一步調才能贏得戰爭的勝利。中共中央的領導和八路軍的領導對托派都不感興趣，原因是托派一直攻擊我黨搞統一戰線的政策。這樣一來，康生煽動的肅托運動在個別地方又開展起來了。
劉一民穿越以來最大的心願就是跟著黨盡快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為了減少內耗損失，沒有少做工作。但是現在一看曾中生、蔡中的電報，就知道戰爭年代太殘酷了，為了保持隊伍的純潔性，有些政治運動想避免都避免不了。加上有心人從中攛掇，事情就更複雜了。
以劉一民的性格，自然不會坐視不管，但是凡事都得講技巧。曆史上冀中肅托最後是被賀老總製止的，但是現在由於日軍對冀中的重兵掃**，120師還沒有到冀中來，他們正全力向北發展。看來，還必須得劉一民來出手製止冀中肅托。
劉一民當即以山東局、山東軍區、教導師首長名義，給冀中區黨委、集中軍區發報，以中央授權其關鍵時候統一指揮山東、冀中、冀南我軍的名義，責令冀中立即停止肅托運動，釋放所有被抓人員，責成冀中軍區政委孟慶山、司令員呂正操保護段士增、楊萬林、崔樹凱，責令組織發動肅托人員向晉察冀軍區、北方局檢查。命令蔡中代表山東局、山東軍區、教導師到冀中巡視工作，責成冀中軍區政委孟慶山、司令員呂正操保護蔡中安全。
發完電報，劉一民又給主席、周副主席、朱老總發去了密電，報告說肅托是蘇聯黨內鬥爭的產物，鬥爭雙方誰對誰錯，都有曆史評說。顯而易見的是，通過肅托，蘇聯黨在統一思想的同時，清洗了大批骨幹幹部，包括共產國際首任執行季諾維耶夫，損失及其慘重。這個苦果很快就會顯現，而且是要用蘇聯紅軍大清洗後戰鬥力急劇下降來表現。托洛茨基畢竟是蘇聯黨、國家、軍隊的重要創始人之一，黨內爭端完全可以通過溫和一點的辦法解決。就象我們對張國燾辦法。象現在這樣把托洛茨基流放國外、又三次缺席判決死刑，隻能讓那些白俄殘餘看笑話。我黨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與蘇共是兄弟黨的關係，對蘇共內部的爭鬥以不建議、不發言、不參與為好。至於中國的托派，骨幹是我黨派到蘇聯留學受托洛茨基影響的那部分人。這部分人應該說是共產主義陣營內持不同政見的革命者，說他們不顧大局可以，說他們觀點極端可以，說他們過於理想化、幼稚也可以，但不能汙蔑他們是漢奸。這些多數都是文人革命者，骨幹人員都是鐵骨錚錚，生活都極其困難，哪裏會和日本人有牽連。此事找馮雪峰和《救國時報》編輯即可調查清楚。陳獨秀是我黨一大到五大的領導人，是我黨最主要的創始人之一，往他身上潑髒水等於是往身上潑髒水。雖然他被開除出黨，雖然他的主張和我黨現在路線有差距，但全社會都公認陳獨秀是我黨創始人，而且陳獨秀也一直主張抗日。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都是我黨著名烈士。烈士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他們的老父被汙為漢奸，作何感想？國人又如何評價我黨？說陳獨秀是漢奸，證據何在？建議中央調查，找馮雪峰即可了解他代筆以魯迅先生名義發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來曆，找魯迅夫人許廣平就能找到陳仲山前後給魯迅的信，找《救國時報》編輯可以弄清楚是誰、依什麽證據說陳獨秀是漢奸。這個問題不難調查清楚。
劉一民在電報中還報告了冀中肅托要槍斃段士增、楊萬林、崔樹凱的事情，並報告了自己的處置。而且還說，等蔡中到冀中了解清楚後，會向中央詳細報告。
考慮到冀中黨委受北方局領導，集中軍區受晉察冀軍區領導，劉一民誠懇地向主席、周副主席和朱老總檢查，說是人頭掉了不會長出來，事急從權，請首長們批評越權之錯。
劉一民不知道，此時的冀中肅托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
孟慶山給曾中生、蔡中發完電報後，急的如坐針氈，眼巴巴地盼著劉一民回電。
這段時間，冀中來了肅托指導組，領導冀中肅托。冀中我軍又得和日軍作戰，還得肅托，壓力越來越大。
對於什麽是托派，孟慶山並不清楚，全冀中黨政軍沒有幾個人能說清楚。世界上的事情就這麽奇妙，越是大多數人說不清楚的事情越神秘，越不可捉摸，隻能按照肅托指導組的指示去執行。
孟慶山畢竟上過紅軍大學，見識過蘇區肅反的可怕。因此，看著許多人莫名其妙地被抓、被殺，他馬上意識到不對，提出了反對意見。但是，肅反指導組的同誌們告訴他，他是老紅軍幹部，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央讓肅托就肅托，否則的話要考慮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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