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注專為說明下卷的情況。]
◎明嘉靖七年(1528)冬,我(錢德洪)和王汝中因為先生的喪事到達廣信(今江西省上饒市),在給同門師友的訃告中,我們商定三年內收錄先生的遺言。這之後,同門陸續寄來了各自所作的記錄。我挑選了其中符合先生原意的,加上我自己的記錄,共若幹條。在蘇州時,我打算把這些記錄和《文錄》共同刻印,那時正好我因守喪離職,無法完成這個願望。當時,天下講學的人越來越多,天下的人也都知道了先生的學問宗旨,好像沒有必要再作刻印了,因此,我也就不再牽掛這件事了。
去年,學友曾才漢獲得了我的手抄本,又四處收輯了一些,取名《遺言》,在荊州刊刻發表。我閱讀《遺言》,覺得采錄的還不夠精確,因而刪削了其中重複繁雜的,保留了《遺言》的三分之一,並取名《傳習續錄》,在安徽寧國的水西精舍刊刻出版。
今年夏天,我來到湖北蘄春,沈思畏對我說:“先生的學說早已傳播天下,但是這裏還未流傳到。蘄春的學者讀到《遺言》,有如親自聆聽到先生的教誨,發現了良知,好像重新見到日月的光輝,隻擔心收錄的不夠廣博,並不因其中的重複而感到累贅。請您把散失的部分收集起來刊刻出版,好嗎?”我答應了他。
先生致知格物的學說,開導點化了追隨他學習的人,學習者親自修習,默默領悟,不敢單在知識上體會,而唯求通過切實的踐行有所真切地領悟。所以,先生整天不厭其煩地講說致知格物,弟子們也整天全神貫注地聽講。因為先生指明的方向非常專一,我們的領悟也就更加精妙細微。先生還沒說到,弟子已知道要講什麽了;先生的言外之意,弟子也都能心領神會,充分體現了教學雙方的誠心。
但是,先生逝世到今天還沒有三紀(一紀為十二年),可他老人家的格言和宗旨都已經逐漸暗淡了,這難道不是我們這些弟子身體力行的不夠,憑口空說的太多造成的後果嗎?弟子們追求的目標不同,先生的學說就得不到發揚光大。於是,我又收集了一些未刊刻的記錄,采用其中不違背先生主張的,編成一卷。其餘真偽難辨的和《文錄》已刊刻過的,全刪掉了。我將中卷改成問答的形式,交付黃梅縣令張先生增刻發行。希望讀者朋友不是從文義的解釋上來閱讀這本書,而要注重切身體會才能有所收益。這樣的話,就不會對這本書存疑了。
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四月
門人錢德洪拜書於蘄之崇正書院
[譯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