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字尚謙,廣東揭陽人,明正德年間進士,以孝子出名,是王陽明學說在嶺南傳播的推動者。]
◎薛侃問:“持守誌向,就像心痛一樣,一心隻在痛的感覺上,哪裏有心思說閑話、管閑事!”
先生說:“初學時這樣下功夫也很好,但必須要明白孟子說的‘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這裏孟子講的是人心隨時都在跳躍不已、進進出出,不知道自己的本原在哪裏)。了解了心的運作,所用功夫才有著落。如果隻是死守誌向,大概在功夫上又會發生問題。”
◎薛侃問:“隻重視德行的涵養而忽略了學問上的研究,把私欲當作天理,怎麽辦呢?”
先生說:“人應當明白學習之道。學問的深究,也是修養本性。不去深究學問,還是因為修養本性的心誌不夠真切。”
陸侃問:“怎麽樣才是明白了學習之道?”
先生說:“你先說說為什麽要學習?學習什麽?”
薛侃說:“曾經聽您說,學是學習存養天理。心的本體就是天理,體會認知天理,隻要自己心裏達到沒有私意的境地。”
先生說:“這樣的話,隻要摒除私意就夠了,何愁天理和人欲不能分辨?”
薛侃說:“正是擔心這些私意認不清晰。”
先生說:“終究還是誌向不真切的問題。誌向真切,看到的、聽到的,都在這裏了,哪有認不清的道理?‘分辨是非的能力,人人都有’,不需要向外界尋求,探究學習也隻是體會自己心中所見,不必再去心外尋找另外的見識。”
◎先生問在座的朋友:“近來求學的功夫怎麽樣?”
一位朋友用“虛明”來形容。
先生說:“這是說表麵景象。”
一位朋友講述了過去和現在的異同。
先生說:“這是說效果。”
兩位朋友都茫然不解,向先生請教。
先生說:“我們今天用功,就是要使為善的心真切。這顆為善的心真切,見到了善,就會向著善而去,有了過錯,就會改正,這才是真切的功夫。這樣,私欲就日益減少,天理就日益光明。如果隻在那裏尋求表麵景象,講功用效果,反而助長了向外尋求的弊端,不是真切的求學功夫了。”
◎朋友們在一起看書,常常批評、議論朱熹先生。
先生說:“故意吹毛求疵,就不好了。我的看法和朱熹先生常常不同,主要是學問的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裏之別,不能不分辨清楚。然而,我的心和朱熹先生的心,哪有什麽不同呢?比如,朱熹先生其他很多文義解釋得清晰精確的地方,我又怎能改動一個字呢?”
◎蔡希淵問:“通過學習可以成為聖賢,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在才力上終究有所不足,卻同樣被稱為聖人,為什麽呢?”
先生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隻因他們的心純為天理而不夾雜絲毫私欲,猶如精金之所以為精金,隻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沒有摻雜銅、鉛等。人到了有純粹天理的境界時才成為聖人,金子有足夠的成色才成為精金。然而,聖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有如金的分量有輕重。堯、舜如同萬鎰重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鎰重的金,禹、湯、武王如同七八千鎰重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鎰重的金。才力各不相同,但純為天理的心相同,都可稱為聖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隻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稱為精金。把五千鎰放入萬鎰之中,成色是一致的。把伯夷、伊尹和堯、孔子放在一起,他們內心都一樣純為天理。之所以為精金,在於成色充足,而不在分量的輕重。之所以為聖人,在於合乎天理,而不在於才力大小。因此,平常之人隻要肯學,使自己的心純為天理,同樣可成為聖人。比如一兩精金,和萬鎰之金對比,分量的確相差很遠,但就成色足而言,則是毫不遜色。‘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根據的正是這一點。我們普通人向聖人學習,不過是去掉私欲而存養天理罷了。好比煉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鍛煉的功夫可節省許多,容易成為精金。成色越差,鍛煉越難。人的氣質有清純濁雜之分,有平常人之上、平常人之下之別。對於道來說,有人生來就知道天下通行的大道,從容安然地實現天下的大道;有些人是靠後天的學習努力,不斷地提高自己,最終能悟出有利於自己的行為方式。資質低下的人,必須是別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別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後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後世的人不理解聖人的根本在於合乎天理,而隻努力在知識、才能上力求作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會,隻需把聖人的許多知識才能一一學會就可以了。因此,他們不從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費精力,從書本上鑽研,從名物上考究,從形式上摹仿。這樣,知識越淵博而私欲越滋長,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見別人有萬鎰的精金,不去從成色上鍛煉自己的金子,卻妄想在分量上趕超別人的萬鎰,把錫、鉛、銅、鐵都夾雜進去,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卻降低了,煉到最後,不再有金子了。”
這時,徐愛在一旁說道:“先生這個比喻,足以打破現在儒生混亂的困惑,對於後學者大有幫助。”
先生又說:“我們努力成長,隻求每天有所減少,不求每天有所增加。減少一分私欲,就又恢複了一分天理,這樣,多麽輕快灑脫,多麽簡捷便易啊!”
◎楊士德問:“格物之說,誠如先生所教誨的,簡單明了,人人皆懂。朱熹先生聰明絕世,而對格物的闡釋反而不太清楚,這是怎麽回事?”
先生說:“朱熹先生的精神氣魄宏偉,早年他下定決心要繼往開來,因而,他一直在考索和著述上苦下功夫。如果先契合自己進行修養,自然沒有時間顧及。等到德行隆盛的時候,果然憂慮大道不行於世。就像孔子,退而修訂六經,刪繁從簡,以開導啟發後來者,大概無需多少考證。朱熹先生早年就寫了不少書,到了晚年卻後悔,認為是下了顛倒的功夫。”
楊士德說:“朱熹先生晚年很後悔,說了諸如‘向來定本之悟’,‘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這些話,表明他這時才發現從前的功夫不對頭,才去契合自己進行修養。”
先生說:“是的。這正是人們不及朱熹先生的地方。他具有很大的能量,一悔悟就改正。可惜的是,不久之後他就去世了,許多錯誤還來不及改正。”
◎薛侃在院子裏除草的時候,順便問:“天地之間,為什麽善難以培養,惡難以鏟除?”
先生說:“既沒有培養過,也沒有鏟除過。”過了不久,先生又說:“從培養和鏟除的角度看待善惡,隻是從外在形式上著眼,就會不正確。”
薛侃不太明白。
先生說:“天地萬物,自然而然,就像花草一般,哪有什麽善惡之別?你想賞花,就以花為善,以草為惡;而想要利用草,又以草為善了。這些善惡都是由人心的好惡而產生的,所以從外在形式上著眼善惡是不恰當的。”
薛侃問:“那不是無善無惡了?”
先生說:“無善無惡是因為天理本來寂靜,有善有惡是因為情緒順時變幻。不為情緒的變化所動,就是無善無惡,可以稱為至善了。”
薛侃問:“佛家也主張無善無惡,和您說的有什麽區別呢?”
先生說:“佛家著眼於無善無惡,就一切都不管,不能夠治理天下。聖人的無善無惡,隻是不要從私欲出發而刻意生發善惡,不為情緒所動,卻遵循先王之道,達到了極致,就自然能依循天理,就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了。”
薛侃說:“草既然不是惡的,那麽,它也就不應該被拔除了。”
先生說:“你這樣說,又是佛、老的主張了。如果草對你有所妨礙,為什麽不拔除呢?”
薛侃說:“這樣就又在有意為善、有意為惡了。”
先生說:“不刻意喜歡或厭惡,並不是說完全沒有了好惡,如果完全沒有了好惡,就是一個沒有知覺的人了。所謂不刻意去做,隻是說好惡都要依循天理,不要再去增添什麽意思。這樣的話,就好像沒有什麽好惡了。”
薛侃問:“除草的時侯,怎麽樣全憑天理而沒有別的意思呢?”
先生說:“草有所妨礙,應該拔除,就要拔除。有時雖沒有拔除幹淨,也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在意的話,就會成為心體上的負累,就會為情緒所左右。”
薛侃說:“如此說來,善惡全然和物沒有關係了?”
先生說:“善惡自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為善,為情緒所動即為惡。”
薛侃說:“物的本身是沒有善惡的。”
先生說:“心的運作生發善惡,物本身並沒有善惡。世上的儒者很多不懂這一點,於是就終日向外追求,舍心逐物,把‘格物’之學認錯了。成天向外尋求,結果隻是成就了一個‘義襲而取’(隻是偶然合乎天理而有所獲),一輩子的行為還是沒有著落,對於自己的習氣還是沒有察覺。”
薛侃問:“‘喜歡美好的色相,厭惡難聞的氣味’,這句話又該如何理解呢?”
先生說:“這正是自始至終遵循了天理,天理本當如此,天理本無私意喜歡什麽、厭惡什麽。”
薛侃說:“喜歡美好的色相,厭惡難聞的氣味,難道不是有個意思在起作用嗎?”
先生說:“這是誠意,而非私意。誠意隻是遵循天理。雖然遵循天理,也不能再添加一分私意。因此,有一絲忿恨與歡樂,心就不能中正。大公無私,才是心的本體。明白這些,就能明白‘未發之中’(情緒念頭沒有生發時的中正狀態)。”
伯生說:“先生講‘草有所妨礙,就應當拔除’,為什麽又是從外在形式上起念呢?”
先生說:“這需要你自己用心去好好體會。你要除草,是安的什麽樣的心?周茂叔不除窗前之草,他安的又是什麽樣的心?”
◎先生對求學的人說:“做學問必須有個根本的宗旨,下功夫才有著落;即使做不到從不間斷,也可以像船有舵一樣,一提就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否則,雖然是做學問,但也隻是‘義襲而取’(隻是偶然合乎天理而有所獲),日常的行為還是沒有方向,對於自己的習氣沒有省察,活著就始終到不了最根本的大道。”先生又說:“有了根本的宗旨,橫說直講,不管怎麽說都對。如果這個明白,到那個又不明白了,就說明你還沒有真正掌握到最根本的宗旨。”
◎有人說:“如果求學要考慮父母,就免不了有科舉之累。”
先生說:“為了父母而參加科舉考試而妨礙了自己真正的學習,那麽,為了侍奉父母而種田,也妨礙學習嗎?程頤先生認為‘惟患奪誌’(最擔心失去了誌向),學習並不怕科舉之累,最怕的是為學的誌向不夠真切。”
◎歐陽德問:“平時意念很忙亂,有事時候忙亂很正常,但沒有事時也忙亂,是怎麽回事呢?”
先生說:“天地間的萬物變化,沒有瞬息停止過。但有了一個主宰,就能不先不後,不急不緩,即使千變萬化,主宰是一成不變的,人是有了這個主宰才產生的。如果主宰安定,如同天地運行一樣,雖永無停息,但即使時刻千變萬化,也能從容自在。這就是所謂的‘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如果我們的內心安定自在,那麽,一切都隨著這顆心井然有序)。如果沒有主宰,就隻看到‘氣’在四處奔流,怎麽會不忙呢?”
◎先生說:“為學最大的弊病就是追逐名聲。”
薛侃說:“去年我自己覺得這個好名的毛病已經減輕許多,但最近仔細省察,才發現這個毛病並未徹底去除。我們自己求學問道難道需要外人來評判嗎?隻要聽到讚揚就高興,聽到批評就鬱悶,就是好名的毛病在發作。”
先生說:“說得很對。名與實相對。務實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輕一分。如果全是務實的心,就沒有一絲求名的心。如果務實的心猶如饑而求食,渴而求飲,哪還有心思追逐名聲?”先生又說:“‘疾沒世而名不稱’(到去世的時候名聲還沒有被世人稱述),‘稱’字讀去聲,亦即‘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名聲超過了實際,君子感到可恥)的意思。實與名不相符,活著尚可彌補,死了就來不及了。孔子認為‘四十五十而無聞’,是指四十五十了沒有明白人生的究竟,並不是說四十五十了還沒有名聲。孔子說:‘是聞也,非達也。’意思是有名望和通達是兩件事。他怎麽會以有沒有名聲來看待別人呢?”
◎薛侃經常悔悟反省。
先生說:“悔悟是去病良藥,但貴在改正。如果把悔恨留在心裏,那又是因藥而生病了。”
◎德章說:“先生曾經用精金來比喻聖人,用分量的輕重比喻聖人才力的大小,用鍛煉比喻學者的功夫,這個比喻很深刻。隻是先生您說堯舜是萬鎰,孔子是九千鎰,我還是覺得有疑惑。”
先生說:“你這又是從外在形式上起的念頭,所以就會替聖人爭分量輕重。如果不是從外在形式上著眼,那麽,堯、舜萬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的萬鎰和孔子的九千鎰,其實質都是一樣的。之所以稱為聖,隻看精一(質地),不看數量多少。隻要心裏同樣純為天理,便同樣可稱之為聖。至於力量氣魄,又怎麽會完全相同呢?後世儒者隻在分量上比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中。如果擺脫比較分量的分別心,各人都在自己的力量精神上盡力而為,隻在此心純粹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自我滿足,個個圓滿成就,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一切都在自心具備完滿。這就是實實在在、明善誠身的事。後世儒者不理解聖學,不懂得從自心的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還要想去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想去把握自己不能把握的,一味好高騖遠,不知道自己是桀、紂的心,卻動不動要做堯、舜的功業,怎麽行得通呢?終年勞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麽,真是可悲啊!”
◎薛侃問:“先儒說靜是心的本體,動是心的作用,這樣講是否正確呢?”
先生說:“心的本體和作用不能用動和靜來區分。動、靜是時間性的。就本體而言,作用在本體;就作用而言,本體在作用。這就是所謂的‘體用一源’。假如靜的時侯可以見到心的本體,動的時侯可以見到心的作用,那麽,就沒有什麽問題。”
◎薛侃問:“最聰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為何不可改變?”
先生說:“不是不可改變,而是不肯改變。”
◎薛侃向先生請教“子夏門人問交”一章的內容。
先生說:“子夏說的是小孩子之間的交往,子張說的是成年人之間的交往,如果能夠好好地分析利用,也都是正確的。”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先儒說,學是效法先覺者的行為,這樣說正確嗎?”
先生說:“學,是學習摒棄私欲、存養天理。如果摒棄私欲、存養天理,就自然會求正於先覺,考求於古訓,就自然會下很多問辨、思索、存養、省察、克治的功夫。這些不過是要除去內心的私欲、存養內心的天理罷了。至於說到‘效仿先覺者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學習中的一件事,好像是專門向外求取了。‘時習’好像‘坐如屍’,不是專門練習端坐,是在端坐時修習這顆心。‘立如齋’,不是專門練習站立,是在站立時修習這顆心。‘說’是‘理義之說我心’(天理仁義愉悅我的心)的‘說’。人心原本就歡喜義理,好比眼睛因美色而喜歡,耳朵因音樂而喜歡。隻是由於私欲的蒙蔽所連累,人心才有不悅。如果私欲一天天減少,那麽,理義就能一天天滋潤身心,人心又怎能不愉悅呢?”
◎國英問:“曾參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功夫雖然真切,大概還不理解‘一以貫之’的功夫。”
先生說:“孔子看到曾子沒有掌握用功的根本,才告訴他一以貫之的道理。學習的人如果真能在忠、恕上下功夫,難道不就是做到一貫了嗎?‘一’如同樹的根,‘貫’如同樹的枝葉。沒有種根,哪有枝葉?本體和作用出自同一個源頭,本體還沒有確立,作用又從哪來呢?朱熹說‘曾子在作用方麵,已經根據具體事物精細明察,盡力而行,但沒有明白根本的本體’,大概還沒有說完全。”
◎黃誠甫就《論語》中“汝與回也孰愈”一章請教於先生。
先生說:“子貢博學而識,在見聞上下功夫,顏回是在心地上下功夫。所以,孔子用這個問題來啟發子貢。但是,子貢的回答隻停留在知識見聞上,因此孔子感到可惜,並非讚揚他。”
◎“顏回不遷怒於人,不犯同樣的錯誤,也隻有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人才能做到這樣吧。”
◎先生說:“種樹的人必須培養樹根,修德的人必須修養心性。要想樹木長高,開始時就一定要剪掉多餘的枝條。要想德行盛隆,開始學習的時侯一定要放棄自己的業餘愛好,比如喜愛詩文,精神就會逐漸傾注在詩文上。其他很多愛好都是如此,耗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
先生又說:“我在這裏講學,講的是無中生有的功夫。各位能相信的,隻有立誌。學習的人有一心為善的誌向,猶如樹的種子,隻要不刻意助長它,也不輕易忘記它,保持自然而然,一直栽培下去,就會日夜生長,生機日益完備,枝葉日益茂盛。樹剛長出來時,有了分枝,應該剪掉,然後樹幹才能長大。初學時也是如此。所以,立誌最可貴的是‘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