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對安史之亂起因、胡人遷徙等問題的研究，學界對於安史之亂事件本身的探討顯得滯後很多。1962年，戴何都對《安祿山事跡》進行了詳細的校勘、翻譯及注釋，對安史之亂的始末曆程和人物事件予以係統論述和考證，使得學界首次直麵安史之亂的過程。①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歐美唐史學界對唐後期政治尤其是藩鎮結構關注力度的增加，安史之亂作為源頭性的事件日益受到重視，其中彼得森論述了安史政權對於河北藩鎮割據模式的塑造作用，並從仆固懷恩等將領與中央關係的角度探討了平叛活動對戰後格局的影響②,而蒲立本則專文探討了安史之亂對唐後期藩鎮軍事結構的影響①。
近年來，隨著一批新出墓誌的刊布，安史相繼建立的燕政權成為唐史研究新的熱點。凍國棟對安史政權下的吏民心態進行了探討②,張忱石、仇鹿鳴對燕政權中的重要文官做了考證③,李碧妍對其內部的權力鬥爭做過係統分析④。從戴何都等前賢對於叛亂進展的探討，到學界明確關注叛軍所建立的政權，既是研究的精細推進，更是研究視角的重要轉換。然而毋庸諱言，學界對安史政權的論述更多時候仍是基於唐朝平叛的視角，對其內部結構尚缺乏係統研究。事實上，在當前所見各類史料的基礎上，我們已有可能對燕政權內部的政治演進做出初步勾勒，並據此分析其對戰後河北藩鎮格局所起到的塑造作用。這正是本章試圖做出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