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友情的錯位，來源於我們自身的混亂。

一些珍貴的緣分都已經稍縱既逝，而一堆無聊的關係卻仍在不斷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長，長得密密層層，遮天蔽日，長得枝如虯龍，根如羅網，不能怪它，它還以為在烘托衛護你，寵愛你。幾十年的積累，說不定已把自己與它長成一體，就像東南亞熱帶雨林中，建築物與植物已不分彼此。

誰也沒有想到，從企盼友情開始的人生，卻被友情擁塞到不知自己是什麽人。川端康成自殺時的遺言是“太擁塞了”，可見擁塞可以致命。我們會比他頑潑一點，還有機會麵對擁塞向自己高喊一聲；你到底要什麽樣的友情？

隻能等待我們自己來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們的回答大部分都不是屬於自己的。能夠隨口吐出的，是是早年的老師，慈祥的長輩，陳舊的著作所發出過的聲音。

他們說，友情來自於共同的事業。這話很漂亮，但我們應該注意此間有一處致命的模糊：一般一講事業似乎總與理想，奮鬥連在一起，其實在日常生活中哪有這般莊嚴？習慣於莊嚴的長輩們喜歡用大詞，他們所說的事業其實也就是職業。什麽“舞蹈事業”，“煤炭事業”，“財會事業”，都算事業。置身於同一個職業難道是友情的基礎？當然不是。如果偶爾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豈能依附於事功，友誼豈能從屬於謀生，朋友豈能局限於同僚？

他們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這種說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價值在於被依靠。但是，沒有可依靠的實用價值能不能成為朋友？一切幫助過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們說，患難見知己，烈火煉真金。這又對友情提出了一種要求，盼望它在危難之際及時出現。能夠出現當然很好，但友情不是應急的儲備，朋友更不應該被故意地考驗。

不知出於什麽原因，我們這個缺少商業思維的民族在友情關係上竟然那麽強調實用原則和交換原則。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麽，不依靠事業，禍福和身份，不依靠經曆，方位和處境，它在本性上拒絕功利，拒絕歸屬，拒絕契約，它是獨立人格之間的互相呼應和確認。它使人們獨而不孤，互相解讀自己存在的意義。因此所謂朋友，也隻不過是互相使對方活得更加溫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關友情的萬千美言中，我特別讚成美國詩人赫巴德的說法：“一個不是我們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應該具有“無所求”的性質，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卻轉化為一種外在的裝點。

我認為，世間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敗壞的，即使所求的內容乍一看並不是壞東西。讓友情分擔憂愁，讓友情推進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麽呢？其實，在我看來，大家應該為友情卸除重擔，也讓朋友們輕鬆起來。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無所求。

其實無所求的朋友最難得，不妨閉眼一試，把有多求的朋友一一刪去，最後還剩幾個？

李白與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國文化史上除俞泊牙和鍾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們的交往，也是那麽短暫。相識已是太晚，作別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別詩：“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從此再也沒見麵。多情的杜甫在這以後一直處於對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寫出了刻骨銘心的詩句；李白應該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達，交遊廣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沒有在他的詩中出現。這裏好象出現了一種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並不以平衡為條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做出了單方麵的美好承擔/李白對他無所求，他對李白也無所求。友情因無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還是不平衡。詩人周濤寫過一種平衡的深刻：“兩棵在夏天喧嘩著聊了很久的樹，彼此看見對方的黃葉飄落於秋風，它們沉靜了片刻，互相道別說：明年夏天見！

楚楚則寫過一種不平衡的深刻：“真想為你好好活著，但我，疲憊已極。在我生命終結前，你沒有抵達。隻為最後看你一眼，我才飄落在這裏。”

都是無所求的飄落，都是詩化的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