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者自成，弱者自敗。所謂強者，就是要在充滿各種競爭的時候，有超人的膽量和氣魄。麵對強大的競爭對手，李鴻章采取的是下套戰術——“劃河圈地”、“以靜製動”。
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不足一年的時間裏，撚軍異峰突起。
從1866年底開始，李鴻章披掛上陣，取代曾國藩肩負起督師剿撚的重任。
太平天國失敗後，撚軍成了反抗清朝統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撚軍與太平軍遵王賴文光部會合，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賴文光為統帥，“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賴文光按照太平軍的兵製、紀律和訓練方法，整編了撚軍，並把“披霜蹈雪，以期複國於指日”作為奮鬥目標。賴文光根據撚軍精騎善走的特點，創造出一套步騎結合、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戰術，出奇製勝，擊斃僧格林沁，打敗曾國藩。但是，由於全國革命形勢低落，賴文光深感“獨立難持，孤立難久”。1866年10月撚軍在河南杞縣、陳留附近決定分為東西兩支；由賴文光、任化邦率領的一支，繼續在山東和中原一帶堅持鬥爭，稱為東撚軍；由張宗禹率領的一支，“前進甘、陝，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稱為西撚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李鴻章走上了剿撚前線。
曾國藩成了撚軍的手下敗將，而李鴻章卻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把撚軍投入血泊之中，這除了撚軍內部的消極因素起著作用之外，主要是因為李鴻章妥善地解決了糧餉供應問題和靈活地實施了“劃河圈地”、“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
李鴻章深知糧餉與用兵的關係。他在奉命督師剿撚之初，就上疏聲稱：“臣從軍十數年，稔知軍情利鈍之由，其樞紐不在賊之難辦，而在糧餉軍火之接濟。”他賴以剿撚的糧餉軍火，主要是依靠曾國藩在兩江籌措的。當時後路有四大糧台，即設於祁州的“山內糧台”，設於安慶的“江外糧台”，設於南京的“金陵糧台”和“北征糧台”，全為兩江總督一手統轄。在兩江地區，江蘇最為重要，“銀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鴻章屬僚郭柏蔭署理江蘇巡撫，丁日昌出任布政使專理餉務，頗為得力。從個人關係看，曾國藩並不喜歡丁日昌等人，但他從籌餉以支持剿撚軍務著想，對其采取寬容態度，而不加掣肘。至於餉源，除各地厘金為大宗外，江海關稅亦屬可觀要項。原先撥歸淮軍的江海關洋稅為一成，1867年由曾國藩奏準增至兩成（其中一成直接濟軍，一成撥歸江南製造總局專造輪船）。曾國藩向李鴻章報喜說：“兩成洋稅奉旨諭允，今歲餉事似不至誤。”李鴻章聞訊大為振奮，立即複信道謝，說“前敵淮軍月餉，經吾師竭力經營，洋稅兩成，鴻章上年屢商總署截用，複函動色相戒，茲竟奉旨諭允，固由天鑒忠誠，亦疏稿剴切有以致之也。今歲九關當不甚缺，但望提早趕解。”當時黃淮地區“枯旱至數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種，河北麥已幹死”。在這種所謂“亂機漸長”的情勢下，曾國藩在後方籌措糧餉支援前敵，事體至關緊要。
李鴻章在剿撚中，還根據戰爭態勢的變化，靈活地實施了曾國藩所製定的戰略方針。曾國藩剿撚方略的基本原則是“以靜製動”。在以前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以靜製動”是作為戰術原則為“以上製下”的戰略方針服務的。及至與撚軍作戰，情況就有所不同，撚軍沒有象太平天國那樣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單純流動的軍事鬥爭，“以走製敵”，為撚軍的最大特點。李鴻章說“撚逆狡猾善走，我軍急進則疲乏，或為所乘，輜重或為所掠。又彼可到處擄糧，而我須裹糧前進。迨交鋒一不敵，則轉瞬數百裏”。湘淮軍恰恰相反。曾國藩曾說：湘軍“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裏或二三十裏。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麵對這種情況，曾國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針，確定了“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在具體部署上，有所謂“四鎮六遊”之說。他以安徽臨淮、江蘇徐州、山東濟寧、河南周家口四處為“老營”，“各駐大兵，多蓄糧草火藥，為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並增設了六路“遊擊之師”，負責“追剿”，所謂“六遊分進，梭織不斷”。在此基礎上，他又東在運河、西在豫東的沙河和賈魯河設立“河防”，力圖圈製撚軍。在地方上則“查辦民圩”，加強堅壁清野和治安防範，割斷撚軍與人民群眾的聯係，“以清根本”。曾國藩意在以湘淮軍之長，克撚軍之短，應該說是極為毒辣的。但是，對於這種部署，特別是沿河堤築牆設防，“聞者皆笑其迂”。時在後方的李鴻章也不以為然，致書襄辦曾國藩軍務並建河防之策的劉秉璋諷刺說：“古有萬裏長城，今有萬裏長牆，不知秦始皇千年後遇公等知音。”然而，當他掛帥剿撚後，揆情度勢，才體察到曾國藩戰略部署的深意。
李鴻章有了攻滅東撚軍的成功經驗，在直東戰場基本上是“抄襲舊稿”，使用“圈製”故伎，但是，在直東戰場實施“就地圈製”戰略，卻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第一，西撚軍鑒於東撚軍的覆轍，有了較高的警惕性，“一聞圍紮”，立即“死力衝突”，“飆疾如風，一瞬即失”，李鴻章“初意擬蹙之懷、衛之間，繼欲扼之衛、黃之交，皆未及謀定而賊已竄逸”，使得李鴻章無法從容布置。第二，所謂“就地圈製”重在利用地利，但“黃河以北，平坦千裏，網羅難使”，雖說“就運河一線設防，蹙之海東一隅，較得地勢”，然而戰線漫長，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為險”，“設防全恃兵力”，但就當時直東戰場的清軍兵力而言，“有守無戰”，難以攻滅西撚軍。麵對這種局勢，李鴻章認為“即嚴督諸軍日以追剿為事，能勝賊而未足以滅賊，且久有覆軍疲師之憂”，與其這樣，還不如暫且以守待變。但左宗棠卻不以為然，他力主“追剿”。李鴻章寫信給沈葆楨，批評常以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說：“諸葛公提偏師從諸將後，到處尋賊，吾謂非計”，“其免於九節度之潰者幾希”。事實上，當時李、左等人的戰略都失之偏頗。李鴻章看來“穩慎”，而實則陷於消極被動；左宗棠主觀上積極主動，但實際上卻不免魯莽操切，這同樣是對撚軍胸無良策的表現。正當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不意天公幫了他們大忙，形勢頓現轉機。5月上旬，漳、衛上遊，山洪暴發，運河水位陡漲至一丈五六尺。這使清軍在運河防線北段有了水險可恃，並且通過滄州以南的捷地壩將運河水灌入減河，從而增加了自捷地壩至海濱牧豬港全長百餘裏的北麵一條水上防線。接著5月中旬“黃水陡漲數尺”，這即使清軍黃河防線得到加強，又使清軍得以在張秋開壩引黃入運，使原來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裏幹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飛，直逼德、景”。此後，“黃水複暴漲，自運河以洎馬頰諸河，無不盈堤拍岸，橫溢四出，流潦縱橫，於是運河一線，遂為金城巨防”。這樣就形成了南以黃河、西以運河、北以減河為憑藉的包圍圈，使撚軍受到致命的威脅。
這種條件也為李、左二人戰略主張趨於統一提供了物質前提。
自從5月上旬運水陡漲以後，左宗棠看到“圈製”有了地利保障，就轉而表示讚同，他致函李鴻章解釋說：“圈製一策，實製撚良圖，惟從前減河未注水時，地段太長，需時又久，弟不能無疑。見（現）在捷地閘開，工程既省，自興濟以南東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築堤自保，而以官軍協守，騰出各軍剿賊”。左宗棠在同意“圈製”的同時，仍然主張騰出一定的兵力用於“追剿”。李鴻章也憑藉地利條件，壓縮河防兵力而用之於“追剿”。這樣，李、左二人的意見便趨於一致。李鴻章在寫給官文的信中說：關於“圈製”之策，今“季帥俯查眾議，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園會見，“晤商其為投契”。李、左意見的統一，對於直東戰場指揮權的統一，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在直東戰場的清軍中，以李、左所率領的為兩大主力，其他大員實際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後。李、左二人意見的統一、行動的配合，也就決定了戰略大勢，其他大員隻得附而從之。像官文、丁寶楨、英翰等人都明確表示讚同李鴻章的戰略部署。唯有奕“力辟長圍之說”，但清廷卻不以為然，上諭明確肯定李、左的意見，令其“酌度籌辦”。由於實施了“劃河圈地”、“且防且剿”戰略，使清軍在直東戰場取得戰略主動。撚軍試圖突破清軍河防沒有結果，而在包圍圈內又無法擺脫清軍圍追堵截，隻好被動地奔突，最後進入山東北部。李鴻章不失時機地“縮地圍紮”，在馬頰河與徒駭河布防，把撚軍壓迫在其間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帶的狹長地帶，並配合地方當局“查圩”，致使撚軍陷入絕境。8月，張宗禹率部突圍，南下到達山東茌平境內，不料徒駭河水陡漲，猝遇清軍阻擊，全軍覆沒，張宗禹不知去向。清廷論剿撚功，李鴻章赫然居首，賞加太子太保銜，並榮升協辦大學士。曾國藩聞訊，頗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鴻章，表示熱烈祝賀，並讚賞李鴻章的所謂忍性和德力，說“自去秋以來，波瀾迭起，疑謗不搖，寵辱不驚，卒能艱難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為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