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隻要善於自己琢磨，就能找到人生的突破口。李鴻章用韜晦之計，暗中打算，去經營自己和發展自己。

清末政壇的形勢十分複雜，各種反動勢力與進步力量之間的鬥爭互相交織在一起。怎樣在政治激流中立於不敗之地，對於李鴻章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從甲午戰爭失敗開始，他因喪權誤國，而遭到滿朝文武及全國百姓的唾棄，可以說李鴻章往日的威望一落千丈。李鴻章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權勢，進行了更為艱辛的斡旋和努力。據時人分析，就連李鴻章苦心巴結的慈禧太後也不得不對其疏遠，更不用說奕和榮祿了。這些都對李鴻章十分不利，可以說他處在一生中的最低穀。在這種時刻，為了起死回生，挽回敗局，李鴻章以自己豐富的官場政治經驗，采取了“韜晦”之計。這種計謀主要有二點，一是借外壓內，他既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機，得到了出訪俄、英、德、美等國的任務，在國外遍訪名人，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訪問中，他會見了俄皇尼古拉二世，英國女王、英國總統和德國首相俾斯麥。李鴻章本人被西方各國推寵為世界“四大老”之一。在出訪中，他得意極了，心想，別看在國內已失意，但國外仍對自己這樣看重，這肯定會對自己在國內目前的處境有所影響。李鴻章曾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表示：“今遊於各大國者四閱月，急經新氣之感動，此心竟一往而深”，並感歎自己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一些外國人也認為，李鴻章正在利用出訪歐美四國的機會，“在恢複他失去的聲望”。但李鴻章的希望並沒有完全達到。

李鴻章的“韜晦”之計的更深一層含意則是，在各種政治勢力中，四處逢迎，八方討好，暗中窺測權柄，使自己總是處於有利的境地。他這一計謀在維新變法中表現得最充分。按照李鴻章的本意來講，他出於辦洋務的目的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變法主張是同情的，因此在強學會成立之初，他感到維新勢力不小，很有市場，其發展不可低估，不能不問，於是，便自己捐銀2000兩，要求加入強學會，但因其名聲太臭，而被拒之門外。雖然如此，出於政治考慮的李鴻章並沒有與維新派絕交，暗中同情。但隨著維新派與守舊派鬥爭的進一步深入，雙方力量逐步明朗化，他開始窺測到權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人物手中，因此，他開始不怎麽敢聲言變法了，而且在實際中並沒有聽維新派的一套，並公開站在了守舊派一邊。這樣，李鴻章在維新變法中，不論是守舊派還是維新派都對其有好感。

看一看李鴻章在慈禧太後麵前的態度也可以了解他這種兩麵逢源的立場。一次慈禧太後與禦前大臣議事，在談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時，李鴻章獻媚地說：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當慈禧太後對外國保護康有為和梁啟超表示十分憤怒的時候，李鴻章又說：“外人不達華情，誤以其國士擬之，故容其駐足，然終當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一副討好慈禧太後的嘴臉。所以慈禧才又將他作為左膀右臂，讓其擔任兩廣總督，以對康有為源生地區的維新派勢力加以鎮壓。他到任兩廣總督後，忠實按照慈禧太後的旨意辦事，除了對康有為祖墳進行暗中翰旋，加以保全外，逮捕了保皇會員羅讚新等人的家人，而且還通過外交途徑與外國駐華使節、香港總督等交涉，要其協助清政府逮捕康、梁等維新人士。這是一個典型的鎮壓維新派人士的劊子手。

但是，在維新派和外國人麵前，他卻換成了另一副麵孔。在就任兩廣總督之前，他與康有為、梁啟超有聯係。並對自己的親屬孫寶表露了他的心跡。李鴻章說：“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為和梁啟超及其餘黨的，若將此二人捉拿歸案，功勞之大超過鎮壓太平天國和剿滅撚軍起義，憑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進爵”，說罷，又問孫是否是康的黨徒，孫回答“是”。並說：“你要捉拿維新餘黨，首先將我抓去好了”，李一聽孫是維新黨徒，立即說：“我怎麽能抓你，我也是康黨”，而且還一本正經地說，有人在慈禧麵前，指責自己是康黨，而且自己毫不畏懼地承認了這一指責是真的，可慈禧對自己並沒有怎麽樣。這裏，李鴻章把自己標謗成了一個敢於在慈禧麵前承認是維新人士的硬漢。事實上，他這樣做是為了討好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一副心裏支持康、梁，而行動上不得不秉旨辦事，逮捕維新人士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姿態。

再看李鴻章在外國人麵前的態度。他曾代表清政府商議要各國逮捕康、梁，然後引渡到中國法辦。當為此事，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滕博文商議時，李鴻章問伊滕：“康有為一人恐逃往貴國，倘果有其事，貴侯必能執獲送回敝國懲辦”。可是伊滕不同意，並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回答說：“如係康之所犯無關政務，或可遵照貴爵相所諭。若涉國政，照萬國公法不能如是辦理”，事實很明顯，康有為不是刑事犯，隻是為了更新國家政體才進行變法，是屬“幹涉國政”，這是再清楚不過的，照理，日本不同意李的作法。李鴻章一看日本的態度，立即換了口氣，不但同意日本對康的看法，而且還說：

“康有為日後可大有作為”，隻是目前看來“了無異能”罷了。可見李鴻章的態度和清政府的嚴加緝拿，懲辦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正因為李鴻章左右逢源，他才討得了維新派、慈禧太後互相對立雙方的歡心。從維新派方麵來看，康有為在維新變法失敗後，曾給李鴻章一封信，信中寫道：我被迫出逃，公則遣人慰行，因感公相與之厚情，更深知公維新之同誌，甚至對李鴻章在兩廣總督任內輯拿維新餘黨之事也給予諒解，表示，慈禧要毀我祖墳，“公竟抗旨，曲為保全”，其感激的心情“刻於肺腑”。梁啟超也表達了自己對李鴻章的好感。從慈禧太後一方看，她仍將其視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在外國人眼中，他也比慈禧太後的形象好得多，完全不同於那些固執守舊的頑固派官僚。這樣，在戊戌變法這樣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中，李鴻章不但沒有陷進去，反而討得各方的歡喜，其中最根本的手腕，就是施展了兩麵逢源，八方討好的伎倆。

李鴻章為什麽采取這種策略呢？

（1）慈禧太後不能得罪，她握有實權，自己的權力和前途握在她手中，否則前途未卜，這是最主要的。特別是甲午戰爭後，自己的淮軍大都已被擊潰，北洋艦隊不複存在，聲名狼藉，自己的實力大減，這就更需貼靠慈禧太後的實力派一邊。雖然他確實同情變法，但不能不從實際考慮，放棄同情維新派，忠實為慈禧太後效命。

（2）維新派最後的勝負不好估計。李鴻章是清政府辦理對外交涉的主要人物，他深知英、日等國對維新派的支持，了解外國列強對中國政局的影響，若完全跟著慈禧對維新派大肆鎮壓和屠殺，一旦維新派有一天在外國支持下，真的取代慈禧太後等頑固派勢力，自己豈不成了殉葬品？這不能不使李鴻章為自己的前途再作更長遠的打算。

李鴻章從眼前利益來看，必須唯慈禧旨意辦事，從長遠利益著想必須討好維新派，為自己留有後路，這就是李鴻章在維新變法中，采取左右逢源的手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