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近結合，忽躲忽閃是李鴻章為人處事的一大技巧，因為他心中有自己的目的，需要靠這種技巧來加以輔助。
李鴻章對太平軍和撚軍采取嚴酷手段，他對資產階級保皇黨和革命黨所持的態度就要慎重得多，表現出相當強的策略性。大體說來，李鴻章在就任粵督後的頭3個多月裏，以籌辦保皇黨問題為中心政務。當時頑固派和保皇派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鴻章署理粵督的第2天，諭令各省督撫嚴密緝拿康有為、梁啟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鴻章接篆視事後6天，又下詔以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這是頑固派為消滅保皇黨、廢黜其“聖主”光緒所采取的重要步驟。
保皇黨人深感時局艱危，急謀對策。梁啟超明確指出：“聖主之危，甚於累卵，吾輩之責，急於星火。”他同康有為密議函商，決定推進“武裝勤王”計劃。他力主先奪廣東，建立政府，爭取外援，“撫綏內政”，然後揮師北指，“去救皇上”。梁啟超堅持取粵，勢必同粵督李鴻章發生衝突。梁啟超一麵致函李鴻章，感謝他在戊戌政變後對自己的“殷勤垂愛”，勸他不要迫害保皇黨人，為慈禧作荊卿；一麵寫信給同黨表示“肥賊劉豚在粵頗增我輩之阻力，宜設法圖之。”
“肥賊”指李鴻章，“劉豚”指劉學詢（字問芻，又號耦耕），有土豪之稱，曾包辦“闈姓”（時粵垣一種官督商辦的公開賭博，每屆科舉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為賭）多年，致使其“金錢勢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敗，及官吏進退”，成為錢勢兼備的士紳，李鴻章督粵時備加倚重和竭力庇護他。1899年夏秋劉學詢經清廷欽派赴日，明為考察商務，實則前去謀刺康、梁，後入李鴻章幕府，成為其機要幕僚。梁啟超說：“劉豚為肥賊軍師，必竭全力以謀我。恐其必生多術，以暗算我輩。”因此必欲誅之而後快。自稱“康黨”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鴻章，既不敢違抗拿辦康、梁的懿旨，又不願與康、梁徹底決裂，於是曆史呈現出複雜的情景。李鴻章一麵“奉職而行”，逮捕保皇黨人羅讚新等3人家屬，並請英國外交部電飭新加坡、香港總督及駐華各國領事查拿拘禁保皇黨人，力圖防止保皇黨人以港澳為基地，在廣東掀起“武裝勤王”風潮；一麵“曲為保全”，預留地步。
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鴻章鏟平康、梁在廣東本籍祖墳，“以儆凶邪”。但是，李鴻章遲遲不動。3月26日，總署責問李鴻章：
“乎毀康逆墳墓一事，如何辦理，迅速電複。”李鴻章當即複電總署說：“新黨”在香港訂做“勇衣”、“戰裙”，“名為新黨勤王，實欲襲城起事”，聯係的“會目甚眾”，籌集的“會銀甚巨”。“惟慮激則生變，平毀康墳似宜稍緩籌辦。”慈禧對李鴻章的態度頗為不滿，常駐北京的李經述等聞訊後立即通報其父，說“內意甚忌‘新黨勤王’四字”，“深以緩平墳一語為不然”。事實確係如此，慈禧怒斥李鴻章“語殊失當”，警告說“倘或瞻顧彷徨，反張逆焰，惟當李鴻章是問”。
李鴻章無奈，隻得平毀康有為祖墳。不僅如此，李鴻章還暗中與康、梁書信往來。他在接到梁啟超信後，曾請他的侄婿孫寶代複一書。李鴻章還特地“使人問訊”康有為。凡此種種，博得了康有為一分為二的評價：“公向來既無仇新黨之心，而今日乃有顯仇保皇之事，在名義則不正，在時勢則非宜”；並終於軟化了梁啟超的強硬態度。4月12日，梁啟超致函康有為說：“得省城不必除肥賊，但以之為傀儡最妙。”至於劉學詢，他們還是堅持除治，不稍寬恕，認定“豚子不宰，我輩終無著手之地”，此事“與吾黨絕大關係，雖多費亦當行之”。劉學詢和李鴻章的地位與用處畢竟大不相同。
並且，就個人恩怨而言，康、梁與劉學詢勢不兩立，因為劉學詢一直自告奮勇充當謀殺康、梁的凶手，而康、梁與李鴻章之間關係的緊張與緩和，則主要取決於政治的需要。
所有的行動都必須要靠自己的判斷來支配。李鴻章的某些判斷，隱含著言外之言、意外之意。
1900年春夏，義和團運動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帶迅速高漲起來。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采取武裝鬥爭的形式，鋒芒直指外國侵略者。外國駐華公使脅迫清政府撲滅義和團反帝怒火。清朝統治層從上到下，對義和團一直存在著“剿”與“撫”的分歧。洋務派認為“‘助清’者實為清憂，‘滅洋’者益增洋釁”。頑固派則表示“讚助”，企圖控製、利用義和團，“扶保大清不壞”。淩駕於洋務派和頑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與“撫”之間搖擺不定。
麵對這種局勢，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決定“布背水之陣，以求一戰”。孫中山明確指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為此，孫中山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方針，一麵聯絡三合會等準備在廣東發動起義，武裝奪取政權；一麵根據何啟、陳少白的建議謀求與粵督李鴻章合作，爭取兩廣獨立。5月底6月初，“素與興中會關係密切”並與香港總督卜力“甚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議員何啟，向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獻策，“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而由孫中山“率興中會員佐之”。陳少白深表讚同，立即函告孫中山。劉學詢也聞風而動，對李鴻章說：如傅相有意羅織孫中山，他“可設法使即來粵聽命”。李鴻章沒有明確表態，隻是“頷之”而已。於是，劉學詢便寫信給孫中山，說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孫中山雖然並不相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卻認為“此舉設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
其實，孫中山懷疑李鴻章是不無道理的。當時義和團尚未大批湧入京師，頑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國聯軍尚未組成，香港總督卜力在外休假尚未介入。在這種形勢下，說李鴻章“欲以粵省獨立”，於理於勢，均屬虛妄。直至6月10日，即孫中山從橫濱乘船赴香港的前1天，李鴻章在接到赫德來電之後，才感到“大局危甚”。
是日，赫德以“急密”電通知粵海關稅務司慶丕，讓其“立即往訪李鴻章，向他說明此間局勢極端嚴重，各國使館都害怕受到攻擊，並且認為中國政府即使不仇外，也無能為力，如果發生事故，或情況不迅速改善，定將引起大規模的聯合幹涉，大清帝國可能滅亡。……我請他電告慈禧太後，使館的安全極為重要。對於所有建議采取敵對行動的人都應予駁斥。”慶丕接電後立即去見李鴻章，李鴻章“看了電報之後，很快就了解了整個局勢”，並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見電奏清廷。次日，李鴻章致電盛宣懷哀歎“國事太亂，政出多門，鄙人何能為力”，請他續報朝局近況。在此之前，李鴻章企圖羅織孫中山以消除武裝起義的威脅是可能的，與之合作搞“粵省獨立”，卻隻能是劉學詢和何啟的想法。當然劉、何的這種想法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廣州和香港官紳急於防止變亂、安定秩序、維持既得權益的反映。
6月17日，孫中山偕楊衢雲、鄭士良及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乘船抵達香港海麵。李鴻章派曾廣銓率“安瀾”號兵輪來迎，邀請孫中山、楊衢雲2人“過船開會”。這時，孫中山得到“香港同誌報告，知李督尚無決心，其幕僚且有設阱誘捕孫、楊之計劃，更有謂劉實為主謀者，故不欲冒險入粵”，僅派享有治外法權的宮崎、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會。當夜10點多鍾，宮崎等3人被接至劉學詢的公館，即時與劉學詢開始談判，曾廣銓擔任翻譯。談判至次日淩晨3點結束，宮崎一行即時“乘暗夜回轉香港”。
這次談判事屬機密，過後宮崎在撰寫《三十三年之夢》時，還說“這一段情節有些像傳奇小說，但事關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覺遺憾。”據台灣學者吳相湘考證，宮崎等曾向劉學詢表示：如果李鴻章確有誠意邀約孫中山參加廣東獨立工作，應該先做兩件事，即保障孫中山的生命安全、借款6萬元（一說10萬元）。劉學詢請示李鴻章後，聲稱“一切照辦”，希望孫中山“早日前來共策進行”。這時孫中山為一種懷疑、戒備與希望交織的複合心態所縈繞。當談判結束宮崎等人乘軍艦返回進入香港港口時，孫中山的坐船“已經啟碇，正向西貢開去”，宮崎等“揮帽呼叫也沒有人回應”。這顯然是為了防止突然變故而有意避離，除此而外似乎沒有更合適的解釋。但是他對談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達西貢之後立即致電劉學詢探問談判情況，並致函在香港的同誌布置“分頭辦事”，即繼續準備武裝起義和策動李鴻章“兩廣獨立”。
然而，這時全國的政局和李鴻章的處境卻發生了重大變化。6月中旬，八國聯軍直趨北京，義和團和部分清軍奮起抵抗。清政府內部對內主“撫”對外主“戰”的頑固派，壓倒對內主“剿”對外主“和”的洋務派，慈禧傾向頑固派，並於6月21日對外宣戰。慈禧和頑固派既想借助對外戰爭之名來躲過義和團鋒芒的打擊，利用義和團攻打使館區，強迫各國公使同意廢黜光緒，另立溥儀，“大事既成，……雖割地以贖前衍，亦所不恤”；又想在對外戰爭的幌子下，利用帝國主義的屠刀殘殺義和團，把造反群眾推入血泊之中。
作為洋務派要角、擁有地方實力、距離北京較遠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在英國的策劃下，經過盛宣懷的穿針引線，與列強實行所謂“東南互保”，竭力鎮壓群眾反帝鬥爭。
時勢的演變一下子把李鴻章推到舉足輕重的地位，清廷先讓他迅速來京，後又根據榮祿建議調他為直隸總督、議和全權大臣，與清廷政策柢牾的諸多督撫、將帥和官紳鼓噪什麽消弭“內亂外釁”非李莫屬。香港總督卜力也開始充當李鴻章與孫中山之間“誠實的掮客”。李鴻章的最後決擇是讓“兩廣獨立”的把戲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