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校場演說會的新聞，第二天，好多家報紙都登載出來，連最古板的《商務公報》也不例外。
但是大多數報紙都當作普通新聞，用當時最小的四號字釘，排列在不另標題目的雜聞一束，或演說匯誌裏麵。有一家報館編輯標出了董修武名字，其餘的僅說：“昨日南校場亦有演說會，聞係同盟會人所主持，聽眾不亞於客籍人士在貴州館所召開之十七省旅川同鄉救亡大會雲。”
隻有兩家學界中人組合的報紙，不但當作特別訪稿，列在要聞之次，用特號木刻標題：“同盟會人不平之鳴！”“請勿輕視同盟會人之言論！”來促起社會注意，而且還用了很長篇幅描寫會場情況：“……當是時也，黃童白叟，慘綠少年，翹首企足，駢肩連臂於巍峨之演說台前者，殆逾萬人。嗚呼！盛哉！誠錦官城內伊古未有之一大會也夫！”當然，董修武的名字特別標出了。可是沒有稱之為同盟會副會長，卻說他奉了孫逸仙先生（當時還隻有同盟會人稱孫中山先生）之命，回到四川來的。也未說明他奉命回來做什麽，是什麽目的。他的演說詞沒有全登。兩家報紙所載的“略雲”還大同而小異。可以看出，的確是報館的特別訪員的手稿。後來證明，寫“當是時也”那篇特稿，果然就是站在台口領導拍掌的半日學堂主辦人，也是高等學堂速成師範班背榜畢業、自稱教育大家李俊的傑作。據說，李先生足足費了一下午時間，尚熬了半個夜晚，絞盡腦汁，抽了一包紙煙，易了幾次稿子，才吟哦而成的哩！
南校場演說會的新聞，不管報紙上登載的詳與略，但為社會和軍政府諸人所怵目驚心的，到底不是它，而是十七省客籍人士的救亡大會。
清朝製度，但凡本省人都不準許做本省的宮。隻有各府州縣專管秀才、童生的教官，如教授、訓導、教諭等（這些官，自從廢科舉、興學堂後，已逐步逐步撤銷），可以用本省籍的舉人、貢生來充任，但也得隔府。舊式的中下級武官，也可用本省人。至於有權有勢的文官，不管大至總督、巡撫，小至縣丞、典史，那就無論如何，非用外省人不可。
四川獨立了。從此以後，四川的官，是不是隻許四川人做，而不再許外省人做呢？倒沒有明文規定。僅僅因為獨立畢竟算是一種和平革命之舉，既然革命，那麽以前的種種製度，便應該一例廢除，另訂新章。看來，那些專門到四川來吃四川的飯、拿四川的錢、管四川的人的外省官員，除了收拾宦囊，帶著官眷、官親，或是乘舟東下夔門，或是坐轎北逾劍閣外，好像並無他途。
這樣做的人確實有，例如鹽運使楊嘉紳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雖然在軍政府十個部中，隻有他一個人得到照會，叫他擔任鹽政部部長；並特別允許他在新頒印信之前，暫時使用著鹽運使司舊銅印；甚至駐紮在鹽道衙門（雖然改了名稱叫鹽運使，頭門門額上的火焰邊的木牌也換過了，但一般人還是呼為鹽道衙門，街名也還是叫作鹽道街）內的百多名鹽務巡防兵，也未依照獨立條件，叫他撥交與副都督朱慶瀾管轄；但他到底聰明過人，不愧有智多星的諢名，當他初七日從軍政府幫了忙，致了賀，回到衙門，他便看明白了他應該怎樣辦才算對得住自己。
他每天還是要到軍政府一趟，還是要在都督會客室中，同那些隻會發空議論的先生們（大抵是谘議局議員、老紳士，以及學界裏頭麵人物）聊聊天，有時也找忙得昏天黑地的正都督蒲殿俊商量商量改良鹽稅的辦法。不過每次蒲殿俊總是睜著視而不見的眼睛向他吵道：“你是鹽政部長，看怎麽辦就怎麽辦吧，何必來麻煩我！我這幾天真是忙得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了，哪能還管得到你的事情！”
就這幾天當中，他使人封了二十號大半頭船，停泊在東門外水神祠碼頭。又在鹽庫裏，從庫存現款一百四十萬元內，提取了二十萬元，連同許多行李，和眷屬僚友，一遞一遞搬到船上。每號船還派了幾名巡防兵押著。諸事準備妥帖，他才從從容容，坐著四人大轎，到處拜客。有人說，他從軍政府出來後，還特別到製台衙門去過一次。約摸下午兩點鍾時候，不曉得他從什麽地方換穿一身便衣，隻帶一名隨從，改坐一乘從轎行裏雇來的篾篷小轎，一直來到水神祠上船。並且立刻吩咐把官銜旗子插在船頭上，解纜開船。二十號船首尾相接，馳過九眼橋，馳過望江樓，順流而東，及至第二天被軍政府發覺，他已馳過江口，無法截阻，更無法追趕。
這是一件驚人大事。被報紙一登載後，軍政府裏首先引起一場大辯論，使得主張四局十部不能再任用一個客籍人員的一派，非常得勢。曾經同蒲殿俊、羅綸等一齊被捕，獨立後仍然回任電報局長的胡嶸，隻管極力說：“這個不好。客籍人中不見得個個都像楊嘉紳，其中也有不少好人，而且他們都有從政經驗。別的不說，就是辦點例行公事，也比我們妥當。政府正在組織，凡百更新，若是不借重一些有經驗的熟手，怕會發生困難的。”
當下就有人駁他說：“現在是平等自由時代，那些老官場的舊經驗，有什麽可取？你說他們中間有好人，依我們看，所謂好人，也隻是會逢迎上司、壓製良民而已！”
胡嶸所建議的新舊並用，以新為主，以舊為鋪的計劃，也因此而根本打消。
消息一傳出來，一班依靠做官為生，即依靠薪水俸給為生，而又沒有蓄積，而又過慣了呼奴使婢日子，一時沒臉放下身份去改行，比如說，改行為商做買賣，改行為工做手藝，改行為農搞耕耘；至於改行到學界去擁皋比、畫白墨，改行行醫，借口於濟世活人，改行賣字鬻畫，更可稱高人雅致；這也隻是極其少數的人有此種能耐，而絕大多數人當然就產生了難於言喻的恐慌。他們基於求生本能，自然而然就串連起來。他們也知道向軍政府告哀、說好話沒有用處，遂自然而然采取了狗急跳牆、寇急反鬥的方式，來向軍政府示威。頭一天還隻幾十人在江南館聚會了一下，作為發起，議定名稱為十七省（因為以前隻有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甘肅、陝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十八行省，後來建成行省的新疆、奉天、吉林、黑龍江都未算入的緣故）旅川同鄉聯誼會。第二天在貴州館正式成立大會時，想不到竟達到了好幾百人，名稱改為十七省旅川同鄉救亡會。參加的人，甚至有山西票號管事，有陝西當鋪大師，有江西醬園掌櫃，有湖北販賣匹頭雜貨行商；就是生長四川、盡管置有產業、但又以原籍報捐、指分在四川做官為宦，一方麵又羼入四川紳士之列，如葛寰中、黃瀾生這樣的人，也聞風而至，爭著在名冊上寫一個名字，爭著交納一塊龍洋的入會費。
十七省旅川同鄉救亡會聲勢浩大，果然把軍政府裏的頭腦人物嚇了一跳。他們趕快放出話來：“軍政府絕對沒有排外念頭。”為了證實此言，遂趕快作出幾種決定：一是原在什麽局所、什麽衙門任事的，隻要局所衙門還在，便按照原來職務，重新加發一張照會。比如葛寰中原任機器總局提調，仍然照會他擔任機器總局提調。並且因為總辦盂道台為人膽小，宦囊又相當充裕，剛一獨立，趁著水道已通，便與其他幾個宦情淡泊，而又眷懷君上的同鄉官，浩然乘舟而去，遺下總辦一職，還照會葛寰中兼理。這樣，葛寰中就不再參加什麽救亡會了。一是局所衙門已有更變，或者跡近撤銷了，不可能再回去任事，如黃瀾生這樣情況的人，那便按照其人資曆，安插在其他地方，委一個臨時差事。黃瀾生被委到接管布政司事務委員蔡鎮藩手下當了一名文案。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