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四章 來華者
聳立於共和國上海特別行政市浦東新區的一棟大廈，恐怕自完工慶典以來也從未有過如此深受各方關注，即便是當初“君豪世紀大酒店”成功入駐該大廈，並將這現代化大樓改名為君豪大廈的賀典也是如此，這一次有幸成為各方關注中心，主要是因為這裏在8月4日這一天入住了一群來自日本的企業家們。
對於共和國人而言，“日本”這個詞並不陌生。
從當初震驚中外影響巨大的中日台灣衝突，再到不久之前的半島戰爭、琉球戰爭。共和國的發展與壯大似乎很多時候都與日本息息相關，而對於日本的企業而言，共和國人了解得並不多。
綜觀由古至今的中日關係史，作為亞洲絕對老大的中國曆代王朝似乎都喜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完整的冊封與朝貢體係，“天朝”讓周邊國家有了“附庸國”與“蠻夷”之分，像朝鮮、琉球這樣的國家是甘願並入這個體係，而日本卻並不甘心，相反的是它吸收了中華民族的“夷夏”觀念後，反而試圖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國際體係。
所以，中華民族在看待大和民族是基於自我表麵認識和感性推理，比如很多時候華夏之人都會稱“東瀛乃海外島國，蕞爾小邦罷了”，這便是對於日本的表麵認識，而感性推理則是“日本自古學習中華，守華夏恩澤日深月久，實乃一中華附庸國而已”
追溯曆史所有蹤跡，中日的正式交往始於公元前108年，倭人到漢朝的樂浪郡獻貢，直到公元240年魏國才派出使團首次“訪日”，而在南朝的劉宋時期，初步完成政治統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請求領百濟、新羅的大將軍稱號，這個被拒絕掉的請求在表露出日本對朝鮮半島的覬覦野心之外，也再一次表現出對於中華而言，朝鮮的地位遠遠高於東瀛日本。
兩大民族的交往頻繁時期在隋唐時期到來，在這一時期日本曾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也八次東渡日本，不過這一時期的交往似乎有些讓中華民族的當局領導者驚奇，因為日方並未像以往那樣請求給予他們冊封，很顯然“東瀛這個不受中華所重視的附庸國已經有脫離君臣關係的念想”。
白江口戰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當時唐軍大敗日軍，而經過此戰，日本對朝鮮半島的覬覦野心和不甘心納入中華所主導的冊封體係的桀驁都已經顯露無遺，而大唐王朝並未有追究太多，對於這個曾經有所忽視掉的“臣子”，大唐王朝給予了更好的外交有待，其到華使臣的地位並不低於新羅的使臣地位，甚至唐玄宗還將日本稱為“君子國”，但日本呢？他們已經將朝鮮稱為近藩、唐朝稱為遠藩。
公元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詔令廢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於內憂外患，隨後的五代十國更是天下大亂，中日關係再次進入沉寂階段。
華夏曆史發展至宋代，兩國官方交往進入了低潮期，但民間貿易交往和僧侶從來卻有所發展。不過單純為了追求利潤的沿海商賈，和那些始終堅持傳播宗教思想的僧侶，並不能從根本上改善華夏民族對大和民族不太了解的狀況。
而蒙古帝國的興起覆滅了華夏民族曆史中璀璨繁華的兩宋文明，在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的同時，日本亦成為他們的征服目標，但元軍兩次渡海進攻皆以對日方各方麵情報的缺乏、仆從軍戰力低下而相繼受挫，與國家間來往低沉相反的是民間經濟往來卻進入了**期。
航海技術的提高促進了地區商品貿易的速度進而加快了經濟的發展，在長期的中日民間經濟貿易合作，業已形成了一些專以海上貿易牟利的商團，在兩國都有利益，儼然成了早期的跨國合資集團，並且這些集團一旦受到任何威脅或阻礙，商團就可能蛻變成武裝勢力，成為政治統治者的心頭毒瘤——“倭寇”。
這一狀況，很快就成了大明王朝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像張士誠、方國珍這樣的準軍閥勢力割據力量。
所以，大明王朝的開朝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實現一個農業帝國理想，為了實現心目中的“長治久安”，很快便推出了海禁政策，當然他也同華夏曆史之前數個朝代的皇帝領袖一樣，朱元璋以驅逐胡虜、匡扶華夏自居，開始重建以中華為軸心的“華夷”國際秩序，而對於日本這個問題，一昭告天下的詔書中寫道——“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從這詔書中便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帝國防守性國策”，在之後明朝和日本之間關係又幾經波折，但大明王朝始終都對於日本這個蠻夷之國抱有忽視之意。
萬曆援朝戰爭算是中日之間第二次兵戎相見了，但明廷對日本的無知也再一次曝光了，時任明朝兵部的尚書石星不知兩國的既往關係，隻得幻想日本興師侵略是為了獲得中國冊封來解釋這場日本挑戰大明王朝權威的戰爭，所以贏得戰爭勝利後依舊沒有繼續追究，依舊牢牢踐行著“防禦性國策”
在清朝，對日本的清楚了解的中國人也並不多。
康熙年間，有人稱“日本即古倭夷，於海外為莫強之國，恃強不通朝貢，且目中華為小邦，彼則坐受諸國朝貢，夜郎自大，由來久矣”而直到曆史的滾滾車輪來到近代，當甲午戰爭的慘敗作為中華民族與日本大和民族有史以來第一次大戰，也是中華民族首次對日的恥辱性巨大失利，一舉將華夏民族的“華夷”體係擊潰得毫無蹤跡，同時也讓兩國命運開始鬥轉星移。
所以，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感知、認識、了解等等，都可以說是很有曆史淵源的，但總的來說，了解程度大多集中於幾個詞匯，“東瀛、蠻夷、倭寇”，其次就是“甲午戰爭”，而這些詞也非常清晰的體現出了對日了解程度的淺薄，而至今已是經濟影響力足以撼動全世界的共和國裏，民眾對於日本的了解也變成了——“曾經的敵人”，能真正認識到日本還是一個“可開發的廣闊市場”的人還並不多。
反觀日本，這個師從中華的“東夷”自唐代開始，就非常注意搜集各方麵的華夏資料，在大唐王朝留學的日本學生回國之時都會傾其所有來購買書籍，日本遣唐使也是多方入手、廣泛開展，力圖將大唐王朝方方麵麵的細致了解的他們，似乎最大的任務並不是來朝貢的，而是來刺探情報的。
即使是後來日本有了閉關鎖國之策，他們也精心通過長崎這個對外窗口來了解中華情況，在清朝浙江督撫李衛在呈雍正帝關於日本的奏折中，就稱提到——“夷人每事訪求天朝故實新聞，諸樣書籍無所不有，還聘用具有法律、軍事等專業知識的中國士人”，所以到了近代之後，日本已經成了比中國人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所處九州大地的國家。
所以，自以賭國運一般瘋狂贏下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越是對中國細節情況掌握得事無巨細，卻並未有助於他們更好認知源遠流長的中華曆史，從璀璨的中華文明變遷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讓自身民族得以更好健康發展，反倒是認為自進入清代尤其是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懦弱、貧窮、腐朽、卑賤等的支那人，不應該占據廣袤的土地資源，應該取而代之的是大和民族。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進入近代以後就開始盲目自大的日本似乎早已將自身定位從亞洲變成了世界，儼然要學習以前中華各朝一樣，建立屬於自己的“冊封體係”，在侵略朝鮮、琉球，滲入中國東北，在一戰之際取代德國而進入山東地區等等，都是其追求夢想的一個個腳印，而曆史的發展似乎並不遂願，張宇等人所帶領的複興黨從美國發家、從中國西部隱忍崛起，迅速將中國給統一之後，在其措手不及之時，在台灣地區給他們癡心妄想這吞下神州大地的他們狠狠的扇了一耳光。
這一耳光打得可不輕，廢掉了日本自以為強大得無法無邊的三個陸軍師團，幾乎讓日本舉國抓狂的同時，也不敢妄自與一個不甚了解的對手擴大戰爭，惡氣還未找機會出的時候，從華爾街爆發出來、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漸漸讓全世界進入到了一個發展的冬天，矮小的日本人也得在這冬天裏，為自己的國家裹上了一層厚厚的“壁壘”，儼然一副“閉關鎖國”樣子的他們。
在冬眠的睡夢中被“半島戰爭、琉球戰爭”的相繼失利給驚醒，知道國家厄運開始降臨的他們這才感覺到情形危急，猶如熱鍋上螞蟻的他們這才發現，與他們隔海相望的曾今敵人在這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冬天裏也是成績斐然，就像他們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一樣出類拔萃，反觀他們自己呢？此時此刻要猶如抓住救命稻草般來到中國的眾多日本企業家們，已經可以說明問題。
這一次訪華的日本企業家們，他們所管理的企業在另一個時空裏是支撐日本博鼇第二次世界大戰、發起罪惡侵華戰爭的主力，而在這一個時空裏，在伴隨日本進入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繁榮已經產生了的四大財閥以及其下屬的大量企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財閥，他們下屬的企業以及一些非財閥係列企業的命運似乎都不好過。
對於日本海軍而言很是重要的日本三菱財閥，其發家史已經不用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在1893年三菱正式改組為三菱股份公司，一個涵海運、金融、煤礦、化學、造船、紡織等眾多領域為一體的巨大財閥正式誕生，其包括國有長崎造船廠在內的企業可為日本軍隊提供飛機、坦克、軍艦在內的成係列化大型武器裝備，海軍艦載戰鬥機、轟炸機、偵察機等，航空母艦、戰列艦、巡洋艦、驅逐艦、潛艇等等都能製造，所以本次訪華的三菱電機、三菱造船等企業本身就是實力不俗的。
而三井財閥下的三井船舶、三井銀行等企業也是派遣了高層領導到華，在德川幕府時期在大阪建立煉銅工業而漸漸發家的住友財閥也是將其住友金屬工業、住友化學等所屬企業代表同行到華，另外還有不少時下代表著日本各方麵工業的鼎力支柱型企業。
與演川製鋼所、日亞製鋼所等企業一同過來的石川島重工業、播磨造船廠、吳海軍工廠等都是日本重要的船舶相關重工企業，當然也是其戰爭時期重要兵工廠係列之內，這其中製造國赤誠號、蒼龍號等航空母艦的吳海軍工廠是很有名氣的，這主要原因也是因為他們在中日朝鮮半島戰爭中的中日東海海戰中，提供給日本海軍聯合艦隊的航空母艦、戰列艦等軍艦受到了共和國海軍特混艦隊的照顧，其第一和第二艦隊的艦艇船隻先後成了東海深處的人工島礁，之後連同其第三艦隊在內的很多軍艦，也在為運輸艦隊護航反被共和國海軍截擊之際成為了島礁。
所以，吳海軍工廠對於共和國的造船工業是很有了解與合作願望的，他們深知自己提供給日本海軍的產品，已經在實戰中葬送了無數日本海軍將士生命，同時也葬送了自己的名氣，要想在未來重新在日本海軍心目中樹立良好品牌，他們必須在共和國做出些什麽,有同樣想法的自然還有之前為日本海軍聯合艦隊提供運輸艦、掃雷艦的石川島造船廠和提供驅逐艦、炮艦等的播磨造船廠，他們都深受由共和國造船工業支撐的共和國海軍所害。
深受連累的自然還有由1881年成立光明社而改名為立邦漆，靠為日本海軍提供艦船塗料的這家廠商，比這企業更造孽的還有日立。
日立的前身是久原礦業日立礦山附屬的機械修理廠，1910年小平浪平在久原礦業公司的日立礦業修理工廠生產了第一台5馬力電動發動機，從那時起日立製作所便宣告正式成立，至今日立製作所是日本軍部對軍艦（驅逐艦和近海防衛艦一類的輕型軍艦）、中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發動機、發電機、電動機、變壓器、雷達等產品的主要提供商。
兩國之間所爆發過的戰爭不僅僅是海戰，還有陸地戰鬥、奪取製空權戰鬥等一係列的對決，共和國在戰爭中對製空權、製電磁權等戰場生存權利的爭奪，弄死了無數日本官兵與部隊的同時，自然也害苦了不少為日本軍隊提供產品的日本企業。
為半島戰爭期間為日本陸軍航空兵提供了包括戰鬥機、運輸機、攻擊機在內大量軍用飛機的富士重工，這個由日本飛機設計專家中島知久平1917年在日本群馬縣創立飛行機研究所而演變來的企業，要在航空飛行器方麵趕超三菱的夢想已經隨著朝鮮半島戰爭中，共和國空軍“瞬間”奪取了戰爭製空權而讓日本飛機盡數殲滅在了地麵上，未能展翅翱翔之際便已經化為鋼鐵火堆的飛機提供商富士重工，“悲催”一詞已經不能形容他們的處境了。
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愛知時計株式會社的愛知時計電機株式會社的，從1920年開始生產飛機，能生產了包括瑞雲、九九艦爆在內的大量轟炸機和偵察機的該企業能夠製造陸地和水上偵察機、艦爆機等，和川西航空機株式會社一樣，後者從1920年川西機械製作所改名而來的他們，同樣在偵查飛機、運輸艇、教練機等產品領域裏，和還能為海軍提供魚雷的渡邊鐵工株式會社一樣，都是日本軍隊航空產品的重要供貨商。
而共和國在戰爭中，快速拿下戰場製電磁權，讓日本軍方的戰場通訊受到嚴重幹擾，這方麵的戰爭失利也是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除了導致日軍在戰爭中無法做到部隊靈活調動、隨機應變、信息互換等之外，日本本土與戰場部隊之間的聯係也是斷斷續續無法做到暢通，最終演變成了兩次大規模地區戰爭的痛苦失利，而由此禍及的企業也是赫赫有名。
鬆下幸之助於1918年成立的鬆下電氣器具製作所，一開始隻是主要生產插座和插頭，後鬆下幸之助將企業經營範圍一再擴大，在涉入軍方的槍彈製造之外他的收音機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發展無線電通訊機械部件與整套的無線電收發報機，漸漸成為了日本軍方通訊產品的主要供貨商，日軍在戰場上被共和**隊幹擾得無法正常通訊，以至於導致了無數難以估量的惡果，所以這家企業被共和**隊害得夠狠。
由1875年成立的芝浦電氣製作所，與1890年成立的東京電氣株式會社於1939年合並而成的東京芝浦電氣是屬於三井財團的一大高技術企業，當然也是日本軍工企業中最富有技術含量的一個企業，他們為日本軍方生產的雷達、軍用電子管等半導體設備，生產的軍用通信電子管、對空警戒雷達等。
本應該是在半島戰爭中嶄露頭角的先進設備些，理應避免讓日軍遭受中日台灣衝突時期那樣剛一開戰就被共和國空軍空襲、轟炸得體無完膚，但這些能夠預警的東西卻在第一時間裏被共和國空軍的電子戰部隊與擔負反輻射、反雷達、反通訊指揮等的空襲打擊戰機，給消滅的幹幹淨淨，共和國空軍奪取半島製空權順理成章的時候，為日本軍方提供這些先進設備的該企業自然就悲劇了。
炮火紛飛的戰爭導致了軍隊的傷亡和相應企業信譽的掃地之外，一些看似與戰爭無關緊要的軍用產品供貨商也同樣受到了戰爭失利的影響。
前身是1916年在東京都品川區成立的東京石川島造船所自動車部門的五十鈴汽車公司，能自行生產轎車的該企業於1929年改名為東京石川島自動車製作所，後又與達持汽車公司、東京瓦斯電氣工業公司、京都國產公司合並為東京汽車工業公司，是半島戰爭爆發之前為日本軍方提供裝甲車、牽引車和軍用卡車等軍用車輛的重要供貨商，戰爭的失利同樣導致了該企業的重大損失。
除此之外，為日本軍方提供照相機、望遠鏡、觀瞄鏡、測距儀、潛望鏡等產品在內的尼康公司，為航空企業提供大量金屬鍛件、螺旋槳、零部件等的雅馬哈，屬於不公開狀態但實際上是為日本軍方提供毒氣產品的三井礦山、日本燃料等企業也是深受日本軍方戰爭失利結果所害，畢竟畏縮成防禦狀態的日本軍方對各方麵的軍用物資需求都大大降低，不管是軍艦還是飛機，哪怕是軍用望遠鏡、軍用卡車等也都不再有太多需求。
當然，這些在戰爭中被共和**隊造成了附帶傷害的企業大多派來代表來華，這其中還包括一家很特殊的企業，那就是日產。
前身是久原礦業株式會社的日本產業（日產），是鯰川義介親自將其拖向輝煌的，該企業包括有日產汽車、日本礦業、日立製作所、日產化學等眾多產業，其中日產汽車是由鯰川義介於1933年12月將日產業股份公司和鑄物汽車部合並而建立，在1935年設立橫濱工廠開始生產日本式的小型汽車，但缺乏核心競爭力的該企業產品也就隻能在其本國境內取得一部分銷售業績，在國際市場上麵對共和國獨霸已久的汽車工業是毫無建樹的，所以本次來共和國也是抱著學習、交流等眾多意圖的。
因此，可以說這一次入住到君豪世紀大酒店裏的日本企業家們，拋開他們每一個人都不低的身價之外，也主要是因為他們背後所代表的企業、所曾經支撐起的日本軍工體係、所代表的時下日本重工業精粹，這一次訪華的目的何在？這個東西，才是讓這家酒店成為關注重點的緣由。
當然，人們關注的背後，也是期望著共和國方麵的“展出”相應企業，能在各自產品已在戰場上分出高下之後，在和平環境條件下對“東瀛來訪者”的交流博弈中也能拔得頭籌，贏得屬於中華民族的榮光。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