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末年，由於長期的興師暴眾和嚴刑峻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烽火四處燃燒。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漢武帝不得不下“罷輪台屯田”的罪己詔書，“深陳既往之悔”，宣布：“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1〕，以示與民更始。武帝死後，少子劉弗陵即位，是為昭帝。昭帝年幼，一切政事聽任霍光處理。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2〕。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昭帝始元四年（前83）頒布特赦令：“辭訟在後二年（武帝後元二年）前皆勿聽洽”〔3〕。昭帝在位期間，曾多次減免百姓田租，免收賑貸種食，詔止民出馬，勿斂馬口錢（牲畜稅）。元鳳四年（前76），昭帝行加冠禮，下令“毋收（元鳳）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4〕。以上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地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使社會經濟複蘇有了可能。昭帝還於始元六年召集郡國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多次派兵擊敗匈奴、烏桓的攻擾。
元平元年（前74），昭帝死，因無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請皇太後迎立在民間的劉詢（原名病已）為帝，是為宣帝。宣帝幼遭巫蠱之變，被關押於郡邸獄中，後養於祖母史氏家，長期生活在民間，對民間疾苦和吏治得失多有了解，這對其即位後的施政具有直接的影響。
宣帝初即位，委政於霍光。地節二年（前68），霍光死後，宣帝始親政事。他著力整頓吏治，強化皇帝權威。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麵，親政伊始，即令群臣得奏封事（古時臣下上書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緘），以通下情。
並規定“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敷陳）奏其言，考試功能”〔5〕。地節四年（前66），因大司馬霍禹（霍光之子）與其母霍顯等謀反，誅滅霍氏家族，並廢皇後霍氏，從而徹底消除了霍氏的勢力。
宣帝為政，十分重視吏治，特別是地方官吏的選用，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裏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6〕!凡拜刺史、守、相，宣帝都親自召見，詢問治安之術。其政清者輒以璽書勉勵，給以褒揚。渤海（郡治浮陽，故城址在今河北滄縣東南）歲饑，人民不斷起事。宣帝拜龔遂為渤海太守，問“何以治渤海?”遂對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禦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7〕。宣帝許之。龔遂到任，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請持組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兵器）者乃為盜賊”〔8〕。持兵者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農具，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龔遂開倉濟民，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郡中皆有蓄積，詔獄止息。龔遂人為水衡都尉（總管治水及上林苑）。對於公卿大臣，則多從有政績的地方官中選拔。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9〕。召信臣由郡太守遷升為少府。史稱“漢世良吏，於是為盛”〔10〕。宣帝不僅重視官吏的選拔，也很注意以刑名（亦作形名，即循名責實之意）考核臣下。當時，一班地位很高的大臣，如平通侯楊惲、光祿大夫王遷、京兆尹趙廣漢、司隸校尉蓋饒寬等皆因罪被處死。太子劉爽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為持刑太深，建議重用儒生。宣帝訓斥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11〕!另一方麵，宣帝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進一步廢除了武帝時的許多酷法。元康二年（前64），下令赦免那些觸犯他本人名諱的人。地節三年（前67），因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設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四人，以慎刑獄。次年又令郡國呈報獄囚被掠笞瘐死的姓名、屬縣、官爵、邑裏，由丞相、禦史統計上奏皇帝，此外，還蠲除了一些苛法。
宣帝圖治的另一重要方麵，則是輕徭薄賦，發展生產。地節元年（前69），詔令假（權借）郡國貧民田。地節三年，又詔“池（陂池）絮（禁苑）未禦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複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不出算賦及給徭役）”〔12〕。此外，還屢次蠲免和削減田租、算賦、口錢。本始四年（前70）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東漢時掌皇帝飲食宴會之官，屬少府）捐膳省宰（屠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京師各官署之令丞）上書人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13〕。地節四年（前66），郡國多被水災，皇帝遣使循行郡國，發放賑貸。同時命令各地降低鹽價，以減輕百姓負擔。詔曰：“鹽，民之食，而價鹹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14〕。為節省轉漕，而利農民，宣帝采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15〕。這些措施對於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起到了比較顯著的效果。元康年間，由於“比年豐稔，穀石五錢”〔16〕，創西漢以來最低的穀價記錄。
漢宣帝在位期間，對於文化學術事業也很重視。為了進一步統一儒家學說，加強思想統治，於甘露三年（前51），詔蕭望之、劉向、韋玄成、薛廣德、施讎、梁丘臨、林尊、周堪、張山捕等儒生，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講論五經異同，由宣帝親自裁定評判。經過這次會議，博士員中《易》增立“梁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穀梁”。
宣帝時，西漢王朝與周邊少數族的關係大體上相安無事。神爵元年（前61），漢將趙充國擊敗先零羌，羌人降者逾萬。次年，羌人若零等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率四千餘人降漢，漢政府設置金城屬國，以安置降羌，從而挫敗了羌豪借助匈奴勢力以隔絕漢朝與西域往來通道的圖謀。三年，匈奴日逐王率其眾降漢，騎都尉鄭吉發西域諸國五萬人迎之。鄭吉威震西域，遂並護車師以西北道，號都護。漢之號令行於西域，匈奴為奴役西域而設置的僮仆都尉不得不廢除。甘露二年（前52），匈奴內亂，五單於爭立，呼韓邪單於叩塞稱臣，原來畏服匈奴的烏孫及其西至安息諸國，也轉而尊漢。以是邊境晏然，徭役省減，為西漢政治的安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昭帝、宣帝在位期間，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特別是宣帝時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單於慕義，稽首稱藩”，史稱中興。
注釋
〔1〕《漢書》卷九六《西域傳》下。
〔2〕〔3〕〔4〕《漢書》卷七《昭帝紀》。
〔5〕《漢書》卷入《宣帝紀》。
〔6〕〔7〕〔8〕〔9〕〔10〕《漢書》卷八九《循吏傳》。
〔11〕《漢書》卷九《元帝紀》。
〔12〕〔13〕〔14〕《漢書》卷八《宣帝紀》。
〔15〕《資治通鑒》卷二七，漢宣帝五鳳四年。
〔16〕《資治通鑒》卷二五，漢宣帝元康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