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永樂年間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文獻匯編）。它保存了大量的我國十四世紀以前的文學、藝術、曆史、哲學、地理、宗教和應用科學等方麵的豐富資料，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要早三百多年。它不僅是我國文化遺產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據《明實錄》記載，明成祖朱棣即位後認為“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聚之”。於是命令解縉、胡廣、胡儼、楊士奇等著名學者來負責編纂一部大型類書，並規定了編纂宗旨：“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修輯一書，毋厭浩繁!”
明成祖即位之初即提出編纂《大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故，皇太子標早卒，依據封建帝王傳位的慣例，由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惠帝，改元建文。時太祖諸子第二子秦王楔、第三子晉王相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棣及齊、湘、代、岷諸王均以尊屬擁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諸王中燕王最雄傑，兵最強，尤為朝廷所嫉。惠帝用齊泰、黃子澄計謀削藩。七月，燕王起兵，以齊、黃為“奸臣”作借口，援引《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正式向南京朝廷進軍，名曰“靖難”。燕王於建文四年（1402）率兵攻人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自己做了皇帝，是為明成祖。這次事變，實際上是叔侄之間的帝位之爭，依照封建正統觀念，有些“大逆不道”，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朱棣想利用纂修大型類書，炫耀文治，籠絡當時的士大夫，消弭朝野間的不平之氣，以鞏固和加強其統治。因此，他對此事異常重視。
解縉等奉命後，召集儒士一百四十七人，僅用一年時間，於次年（永樂二年）十一月匆匆編成《文獻大成》，進呈朱棣。朱棣覽後，認為“所纂尚多未備”，過於簡單，不符合他原來的設想。於是在永樂三年（1405），再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侍讀解縉三人擔任全書的監修，在原有基礎上進行重修，主要是擴大收書範圍，即把“經史子集與道釋醫卜雜家之書”全部包羅在這一部大型類書中。為了做到這一點，在監修之外，又設有副監修三人，由刑部侍郎劉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讚善梁潛、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剛擔任。監修以下設有都總裁、總裁、副總裁，其次為纂修、編寫人、繕錄及圈點生等。整個編輯機構由監修、總裁總其大成；都總裁由陳濟擔任，負責調節和溝通監修與總裁、副總裁之間的情況。副總裁除參與總的計劃工作外，多兼管一個部門的實際任務，領導若幹纂修人員。修纂人員按照所分工的範圍搜集資料，然後將所有資料由編寫人依韻目編排和連綴起來。此外，還設有“催纂”五人，負責督促編輯工作的進度。由於組織嚴密，分工明確，人員多而不雜亂，整個工作按照計劃順利進行。
永樂五年（1407），《大典》定稿後，又征召在國子監及外郡縣學擅長書法的生員，進行清抄。此外，對編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便利條件。朱棣特命啟用當時皇家圖書館——南京文淵閣的全部藏書，使修纂人員“盡讀禁中之書”，還指派官員分赴各地收購遺書秘籍，並指示解縉等人說，買書可以不計價錢。由於明成祖的重視，《大典》收人的典籍總數達七八千種之多，超過了前代任何類書。在生活上，朝廷把所有參與編輯工作的人員都安置在距文淵閣不遠的崇裏坊居住，並由光祿寺負責夥食，“朝暮酒饌”，供以茗果。為使編纂工作夜以繼日地進行，特發給“膏火之費”，諸如此等，都保證了修纂工作的順利進行。參加這次編輯工作的前後多達三千人。永樂六年冬，全書正式完成，朱棣審閱後，十分滿意，親自撰寫了序言，並定名為《永樂大典》。全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分裝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三億七千多萬字。
《永樂大典》修纂時，共擬定出凡例二十一條，對材料的分類、取舍、排列次序都有明確的規定。全書總的體例是依照《洪武正韻》的韻目，“用韻以統字，用字以係事”。凡屬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製度、各種名物和奇聞異見之類，都隨字收載。例如天文誌列在“天”字下，地理誌列在“地”字下。當時輯錄的圖書包括經、史、子、集，以及釋藏、道經、醫藥、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著作，收輯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曾嚴格規定所輯入各書，不許任意刪除塗改，必須一字不差地照原樣整部、整編、整段分別編入，從而保留了古籍的原來麵貌，使許多極其珍貴的資料得到保存。現在我們見到的《舊唐書》、《舊五代史》、《宋會要》等重要曆史文獻，就是清代學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
《永樂大典》修成後，珍藏在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1421），朱棣遷都北京，《大典》也隨之北移，收藏在“文樓”之內。永樂和萬曆年間，雖然都曾有人提議過刊刻，都因“工費浩繁”未能實現。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宮中發生一次大火災，三殿主要建築都被燒毀。文樓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督促搶救，《大典》才得保全。災後，為了防止不測之虞，明世宗很想重錄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命閣臣徐階、禮部侍郎高拱等督飭儒士一百零九人，照原本摹寫了一部作為副本。重錄時訂有嚴格的規章製度，規定繕寫人員晨入晚出，每次領取《大典》必須登記，不許私自帶出雇人代寫；每人每日抄三頁，如遇差錯，發與另寫，不拘一次二次，隻算一頁；發現有混報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冊重錄完畢後，於冊後注明總校官、分校官、寫書官及圈點人員姓名。因此重錄的《大典》幾乎與原本沒有多大區別。重錄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穆宗隆慶元年（1567）四月才完成。從此《大典》有了兩個抄本：永樂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別珍藏在文淵閣和皇史寂兩處。
《永樂大典》由於卷帙浩繁，參加纂修人員眾多，因此前後體例不一，前後錯互舛誤之處，亦在所難免，但這並不影響它的巨大價值。《永樂大典》的最大貢獻在於保存了我國明初以前各種學科的大量文獻資料。在這方麵，清代一些學者對《永樂大典》所作輯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績的。清高宗乾隆年開《四庫全書》館時，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永樂大典》，擇其中人不常見之書輯之”，得到清高宗的批準，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設立了《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事處”，先後參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學者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輯出書籍：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總計三百八十五種，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獻如西晉杜預的《春秋釋例》，唐林寶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宋代醫學名著《蘇沈良方》、《博濟方》、《傷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賴《永樂大典》才得保存下來。
《永樂大典》雖有正副本兩部，但它的命運仍然曆受磨難和摧殘，都沒能完整地流傳下來。首先是永樂正本下落不明，一般人認為明亡，文淵閣再次被焚，《大典》的正本，可能在這時被付之一炬。副本流傳至清代，並沒有受到重視。到雍正年間，《大典》才由皇史，殘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學士和編修官才可以借閱。乾隆初年清代學者全祖望考中進士後，被分到庶常館學習，曾有機會見到這部書，大加稱讚，並抄出《宋元圖經》等海內孤本若幹種，並且寫了一篇《抄永樂大典記》，詳記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庫全書》，此時《大典》已缺佚兩千餘卷，但仍從其中輯出佚書五百餘種，其保存文獻資料的巨大價值，可見一斑。道光以後，清室日趨衰敗，官吏乘機盜竊，《大典》逐漸流失損壞。但《永樂大典》最大的厄運，還在此後。鹹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和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兩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燒劫掠，許多寶貴的文物喪失殆盡，《永樂大典》也同樣遭到浩劫，部分被燒毀，部分被搶走，所餘寥寥無幾，言之令人痛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大典》等珍貴文化典籍製訂了保護措施。國內許多公私收藏家紛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樂大典》殘本捐獻給國家。散落在國外的，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國。1959年，中華書局將當時搜集到的《永樂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問世。自1960年至今三十年來，中華書局仍在繼續訪查，又陸續征集到六十七卷，其中除少數幾卷外，多是流散在海外的。仍為線裝套印，稱為《永樂大典》續印本。連同以前影印的七百三十卷，共合七百九十七卷，印製成十六開精裝本，並於其後附印《永樂大典目錄》六十卷，對了解《永樂大典》全書內容很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