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地主的政策，雙管齊下，一是任為官吏或糧長，二是遷到京師。在科舉法未定之前，選用地主做官，叫作稅戶人才，有做知縣、知州、知府的，有做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的。(133)又以地主為糧長，以為地方官都是外地人，不熟悉本地情況，吏胥土豪作弊，任意克削百姓。不如用有聲望的地主來征收地方賦稅，負責運到京師，可以減少弊病。(134)洪武四年（1371）九月命戶部計算土田租稅，以納糧一萬石為一區，選占有大量田地納糧最多的地主為糧長，負責督收和運交稅糧，(135)如浙江行省人口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六戶，每年納糧九十三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設糧長一百三十四人。(136)糧長下設知數一人，鬥級二十人，運糧夫千人。(137)並規定對糧長的優待辦法，凡糧長犯雜犯死罪和徒流刑的可以納鈔贖罪。(138)三十年（1397）又命天下郡縣每區設正副糧長三名，編定次序，輪流應役，周而複始。(139)凡糧長按時運糧到京師的，朱元璋親自召見，合意的往往留下做官。(140)朱元璋把征糧和運糧的權力交給地主，以為“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矣”(141)。“免有司科擾之弊，於民甚便。”(142)事實上恰好相反，地主做了糧長以後，在原來對農民剝削的基礎上，再加上了國家賦予的權力，如虎添翼，農民的痛苦更深更重了。如糧長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擾民戶，收舡水腳米、斛麵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等等。通計苛斂米三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正米隻該一萬，邾阿乃個人剝削部分竟達米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農民交納不起，強迫以房屋準折，揭屋瓦，變賣牲口以及衣服、緞匹、布帛、鍋灶、水車、農具，等等。(143)又如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三名巧立名色征糧附加到十八種。(144)農民吃夠了苦頭，無處控訴。(145)朱元璋也發覺糧長之弊，用嚴刑製裁，盡管殺了一些人，糧長的作惡，農民的被額外剝削，依然如故。(146)除任用地主做官收糧以外，同時還采用漢高祖徙天下豪富於關中的政策，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戶五千三百戶於南京。(147)三十年（1397）又徙富民一萬四千三百餘戶於南京，稱為富戶。朱元璋告訴工部官員說：“昔漢高祖徙天下豪富於關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師天下根本，乃知事有當然，不得不爾。”(148)
地主們對做官做糧長當然很高興，感激和支持這個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政權。但同時也不肯放棄增加占領田土和人力的機會，用盡一切手段逃避對國家的賦稅和徭役，兩浙地主所用的方法，把自己田產詭托（假寫在）親鄰佃仆名下，叫作“鐵腳詭寄”。普遍成為風氣，鄉裏欺騙州縣，州縣欺騙府，奸弊百出，叫作“通天詭寄”(149)。此外，還有灑派、包荒、移丘換段等手段。朱元璋在處罰這些地主以後，氣憤地指出：
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都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賦田產，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汙吏及造冊書算人等，其貪官汙吏受豪猾之財，當科糧之際，做包荒名色征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丘換段，做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150)
地主把負擔轉嫁給貧民，結果是富的更富，窮的更窮。(151)地主階級侵占了皇家統治集團應得的租稅和人力，農民負擔加重了，一方麵國家田賦和徭役的收入、供應減少，另一方麵農民更加窮困饑餓，動搖侵蝕了統治集團的經濟基礎，階級內部發生矛盾，鬥爭展開了。
經過元末二十年的戰爭，土地簿籍多數喪失，保存下來的一部分，也因為戶口變換，實際的情況和簿籍不相符。大部分土地沒有簿籍可查，逃避了國家賦役；有簿籍的土地，登記的麵積和負擔又輕重不一，極不公平。朱元璋抓住這個中心問題，對地主進行鬥爭。方法是普遍丈量土地和調查登記人口。
洪武元年（1368）正月派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實田畝，定其賦稅。(152)五年（1372）六月派使臣到四川丈量田畝。(153)十四年（1381）命全國郡縣編賦役黃冊。二十年（1387）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編製魚鱗圖冊。(154)前後一共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才辦好這兩件事。
丈量土地所用的方法，是派使臣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少，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會集裏甲耆民，量度每塊田畝的方圓，作成簡圖編次字號，登記田主姓名和田地丈尺四至，編類各圖成冊，以所繪的田畝形狀像魚鱗，名為魚鱗圖冊。
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把戶口編成裏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裏，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做裏長，餘百戶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裏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裏一甲之事。先後次序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內先後輪流為國家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時間。在城中的裏叫坊，近城的叫廂，鄉都的皆叫作裏。每裏編為一冊，裏中有鰥寡孤獨不能應役的，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名曰畸零。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服役的次序，因為冊麵用黃紙，所以叫作黃冊。
魚鱗圖冊是確定地權的所有權的根據，賦役黃冊是征收賦役的根據，通過土地和人戶的普查，製定了這兩種簿籍，頒布了租稅和徭役製度。不但大量漏落的土田人口被登記固定了，國家增加了物力和人力，穩定了鞏固了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且，也有力地打擊了一部分地主階級，從他們手中奪回對一部分土地和人口的控製，從而大大增強了皇家統治集團的權力，更進一步走向高度的集中、專製。朱元璋的政權，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強大、集中、穩定、完備了。
對城鄉人民，經過全國規模的土地丈量，定了租稅，在冊上詳細記載土地的情況，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的區別，並規定凡置買田地，必須到官府登記及過割稅糧，免掉貧民產去稅存的弊端，同時也保證了政府的稅收，十年一次的勞役，使人民有輪流休息的機會，這些措施，確實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鼓舞了農民的生產情緒，對於社會生產力的推進，起了顯著的作用。
對破壞農業生產的吏役，用法律加以製裁，例如“鬆江一府坊廂中不務生理，交結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蘇州坊廂一千五百二十一名，皆是市井之徒，不知農民艱苦，幫閑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其名凡六。不問農民急務之時，生事下鄉，攪擾農業。芒種之時，栽種在手，農務無隙，此等齎執批文，抵農所在，或就水車上鎖人下車者有之，或就手內去其秧苗鎖人出田者有之……紛然於城市鄉村擾害人民”(155)。朱元璋下令加以清理，除正牢子合應正役以外，其他一概革除，如鬆江府就革除了小牢子、野牢子等九百餘名。(156)一個地方減少了四分之三危害農民的吏役，這對於農民正常進行生產有很大好處。
朱元璋雖然對一部分地主進行了鬥爭，對廣大農民做了讓步；一部分地主力量削弱了，農民生產增加了。但是，這個政權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權，首先為地主階級服務，即使對農民采取了一些讓步的措施，其目的也還是為鞏固和強化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權。無論是查田定租，還是編戶定役，執行丈量的是地主，負責征收糧米的還是地主，當裏長甲首的依然是地主，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從下而上，從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統治：地主首先要照顧的是自己家族和親友的利益，決不會照顧到小自耕農和佃農。由於憑借職權的方便，剝削舞弊都可以通過國家政權來進行，披上合法的外衣，農民的痛苦越發無可申訴；而且，愈是大地主，愈有機會讓子弟受到教育，通過科舉和稅戶人才等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享有合法的免役權。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十二年（1379）又下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複其家終身無所與。”(157)連鄉紳也享有免役權了。在學的學生，除本身免役外，戶內還優免二丁差役。(158)這樣，現任官、鄉紳、生員都豁免差役，有辦法逃避租稅，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身上了。自耕農和貧農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而且要出官僚紳士地主的一份，亦何嚐不由農民實際負擔，官僚地主不交的那一份，他們也得一並承當下來。官僚紳士越多的地方，人民的負擔就越重。
人民的負擔用朱元璋的話叫作“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1382）他叫戶部出榜曉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唯知應役輸租，無負官府”。隻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159)。
朱元璋要求人民盡應役輸稅的義務，定下製度，要官吏奉公守法，嚴懲貪汙，手令麵諭，告誡諄諄，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但是官吏並不肯照他的話辦事，地主做官隻是管百姓，並不想替百姓辦事，結果許多製度命令都成為空文，官僚政治的惡果當時便有人明確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裏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嚐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
官吏辦的是公文。公文上辦的事應有盡有，和實際情況全不相幹。上官按臨地方檢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辦事，“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這是洪武九年（1376）的情形。(160)十二年後，解縉奉詔上萬言書，也說：
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161)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為是“貧下之家”，才被迫拋荒，地主負擔特別輕，不但不會拋荒的，而且盡力兼並，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鹵之田是貧民的，地主階級自己定的稅額，當然是膏腴輕而瘠鹵重。
嚴懲貪汙，貪汙還是不能根絕，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證明吧，他說：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抄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辦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162)
折糧原來是便民的措施，浙西運糧一石到南京，要花四石運費，百姓困苦不堪。(163)改折為鈔，可以減輕浙西農民五分之四的負擔。鈔是用不著很大運費和蒲竹簍包裝的，但地方官還是照運糧的辦法苛斂，用種種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約合折價的百分之五十。急得朱元璋隻是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164)
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165)，是曆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汙進行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汙吏最多的時期。雖然隨殺隨犯，不可能根本清除貪汙，但是朱元璋下定決心，隨犯隨殺，甚至嚴厲到不分輕重都殺，對貪汙的減少起了作用，對人民有好處，人民是感謝他、支持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