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的角色

梅蘭芳遇到了他的時代，也創造了屬於他的時代。

1913年，梅蘭芳在對他有著重大意義的上海首次登台，是在傳統戲曲追求改良的新背景下展開的。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梅蘭芳進入他最重要的藝術階段：改良求變。他能夠在1917年領旦行從譚鑫培手中接下“伶界大王”的名號，1927年在觀眾投票評選中毫無爭議名列“四大名旦”之首，並最終將京劇藝術推至巔峰，無不得自改良求變的心性高遠。

在京劇走向輝煌的民國初年到上世紀30年代末期，對於傳統的態度，梨園有不同的做法。梅蘭芳上世紀50年代提出“移步不換形”，其實是他從上世紀20年代就在努力實踐的主張。排新戲或改舊戲，梅蘭芳在每出戲裏幾乎都有新的嚐試，卻又盡可能溫和漸進，做到不讓同行和觀眾抗拒。1923年他創編古裝新戲《西施》，為了豐富音樂表現力，首次在京劇伴奏樂器中增加了一把二胡，這個改動不但立即被觀眾接受，而且延續至今。梅蘭芳對京劇藝術的貢獻，不在極致醒目，在他溫恭蘊藉中大象無形的美。中年後名動天下了，行裏行外依舊評說梅蘭芳“本分”——心力隻用在台上，要把台上一切“做圓了”。一個極感人的例子是，梅葆琛有一次看完《霸王別姬》，對父親說第二場手扶寶劍出場時，劍鞘在身後翹得太高，挑著鬥篷不好看。第二天再演，梅蘭芳就把這個動作改了。新中國成立後，梅家的老服務員去看戲，回家說梅先生那天化妝化得臉上紅色太重了些。第二天演完，梅蘭芳就記著問她，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要好些?正是這份“圓”，一日日一絲不苟地日積，成全了一個京劇的梅蘭芳時代。

結交文人形成師友關係，梅蘭芳也開了風氣之先。齊如山、馮耿光、金仲蓀、張彭春，這些接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名士文人，都把全部智慧和力量用在了推動梅蘭芳改革中國舊戲曲上，而梅蘭芳也懂得虛心接納，從善如流，不局限於戲曲的小天地。在他們籌劃下，梅蘭芳1919年訪日、1930年訪美、1935年訪蘇，3次向世界敞開與傳播了京劇藝術，他自己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奠定了國際戲劇大師的地位。

梅蘭芳一生，求戲格的獨立，也一直求人格的清白和完美。梅郎、梅老板、梅博士、梅先生，人生不同階段的幾個稱呼，標誌了他所追索的人格完成，也折射出中國京劇和幾代京劇藝人的命運走向。他少年時，藝人地位還很屈辱，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是借助了齊如山、馮耿光這些有新思想的文人幫助，孤獨地和當時汙濁的梨園風氣對抗，用自己無可挑剔的藝品和謹慎為人，去消除社會輿論對男旦行的成見。

從上世紀30年代始，梅蘭芳其實已經明白自己對京劇所擔當的角色以及這個角色所帶來的責任。他關切整個梨園的同行，每到舊曆年，都要出麵組織唱義務戲，把演出收入分發給貧苦同行，好讓他們渡過年關。抗戰8年，他卻一改平日行事待人無可無不可的溫和謙恭，蓄須歇演，對自己多年追求的人格角色作了印證。解放初，梅蘭芳先後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等職，身份巨大變化，曾讓他感歎“這是我們戲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是我的祖先們和我自己都夢想不到的事情”。但他並沒有想去做政治家，也看不到以後即將發生之事。作為從舊時代走來，經曆了一個時代無數起起伏伏、風風雨雨的藝人，他這一生，直至今天，在我們完成整個采訪過程中，仍令所有人肅然起敬。

這不能不說是梅蘭芳留下的最大財富。

京劇大師梅蘭芳的一生，是讓世人尊重的一生：他對京劇藝術不懈追求，勇於創新；他不當亡國奴，蓄須明誌；他結交知識分子，幫助貧苦同行。章詒和回憶梅蘭芳說：梅先生的藝術和為人都極其高雅。他的藝術，從不驚天動地，從不山呼海嘯，上下合度，剛柔相濟，恰到好處。誰也沒見過梅老板發脾氣，永遠是謙恭禮讓，溫文爾雅。所有光燦燦的金錢和響當當的頭銜，都未能動搖他做人的根本，一生都在堅守藝人的本色。梅蘭芳，民族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