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華文明古國，語言豐富，表達委婉，遣詞造句都很有講究的。比如，提拔幹部、職務升降等等，就被稱為“用人”。這裏的“人”，當然不是一般的人，至少也得有點什麽資格吧，比如在張居正生活的年代，至少也得是個舉人，才談得上是可供使用的“人”，換言之，才有資格被“用”。
這裏的“用”，就更講究。用人的用，是動詞，使用的意思，是站在權力的角度說話的；人，是要有權的人用的；被用的人，在這裏其實已經不是人，而是有權的人的工具了。
說文解字非我的專長，就不班門弄斧了吧。那就書歸正傳，說說張居正的用人，用現在的話說，用幹部。當然，所謂用幹部，不僅僅是提拔使用幹部，還包括哪些人不能用、哪些人不能放在哪個位置用等等，整個就是公務員中政務官的全套管理，都包括在內啦！
不過，我還是忍不住再發幾句感慨。也隻能是發發感慨而已，也僅僅是發發感慨而已！我想說的是，要從紙麵上看，我中華自古以來，用人製度——幹部製度，足可謂健全。
就說張居正生活的時代吧，這個方麵就很健全。用人的原則是有的：所謂德才兼備，選賢任能；用人的機構也有的：吏部赫然列於各部之首；用人的程序也有的：比如任用高級幹部，要經過廷推，近似於我們現在說的“群眾推薦”，組織圈定；用人的監督也有的：比如設立了權力很大的“議員”，不僅幹部提拔過程需要征求他們的意見，而且他們可以（嚴格說是應該）隨時隨地對用人中的問題提出彈劾。其他諸如對幹部的考核、監督、回避等等，從實體到程序、從權利到責任，製度規定都很明確，無懈可擊，至公至美！
不瞞諸位說，看了明朝的選官用人的製度規定，我感動得差點就掉淚啦！公平、公正，能夠想到的，都想到了，像我輩讀書還算可以的人，在這個時代，按照這些個規章製度，那說不定還能夠混個部長、省長的幹幹呢！暗暗的，竟生出些許“我生也晚”的慨歎呢！
但是，不幸的是，製度和實際實在是天壤之別。這樣一個事實誰能否認：所有的幹部任用，都是密室進行的。換言之，老百姓是根本沒有發言權的。所謂治者要征得被治者的同意，在我中華悠久文明的詞典裏，是查不到的。如此一來，除了幹部任用資格——比如，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還勉強得到執行以外（買文憑的事情似乎還不曾發生，但是變相買文憑——比如張居正花錢雇人替他的兒子考進士——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其他的一切製度，就不幸隻能發揮兩項功能了：給有權用人的人提供工具、披上合法外衣；堪可愚民，糊弄糊弄老百姓。
當然，提供工具、披上合法外衣，也不能說完全不對。有了職位，總要用幹部；要用幹部，總得有人提名，總得有個合法的管道。不管怎麽說，反正製度規定是製度規定，在威權社會，人治官場，幹部提拔，職務升降，實際上最終還是由有權的人說了算，其他人幾乎束手無策，徒歎奈何！這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那就要看掌握用人權的人是什麽樣的人了。這也是事實：在威權社會、人治官場，不同的執政者，因其個人的節操、風格之不同，對製度的執行也有差別。不能否認，有的高級領導幹部，在選拔任用幹部問題上比較注意，總體上說，在當時的條件下，允稱公道。
比如張居正的恩師徐階，在用人上雖然也較多考量的是自己的利益，但是大體上還把握了才幹、聲譽的標準，或許可以這樣說：德才兼備的人他未必會用，但是他用的人基本上還算是德才兼備的，至少，在他選用的時候是德才兼備的。特別是被張居正勾結太監馮保推翻的前領導高拱，不僅對用人製度改革貢獻很大，而且選拔任用幹部是比較公道的，所以在他當國的短暫時期裏，所用的幹部，無論文官還是武將，多是才幹出眾，眾望所歸的人。
當然，叫我說，那些掌握用人大權的人，在用人上，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少數；差的和比較差的，是多數。倒不是哪個人故意想用小人、用壞蛋，是這個製度決定的。張居正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呢？還是差的和比較差的呢？我說不準。非要說出個所以然的話，我也隻能說，那要看用什麽標準衡量了。用現代法治國家的標準？那顯然不妥；用曆史的標準？那要看和誰比了。和徐階和高拱比，張居正是說不過去的；和嚴嵩比，張居正可能稍微要好些吧？也可能更差些？不太拿得準。因為嚴嵩在用幹部問題上，權力遠沒有張居正大，他的意誌未必都能貫徹，比起來就有點難度了。
其實，比不比的，已經沒有太多意義了。咱也不是像美國人那樣吃飽了沒事兒幹，給曆任總統排排號，搞什麽最好總統、最差總統。再說，對國家領導人評頭論足，咱沒有這個傳統，也不習慣。關鍵是弄不好還要惹是生非，實在是危險啊！那還說這些幹嗎呀？況且，你還有那麽多說不好、說不準，丟不丟人啊？何必還在這裏喋喋不休呢？先別急。有一點我說得準的：我敢保證，張居正的用幹部，是威權社會、人治官場用人的一個典型。
解剖一下，或許有點意義？說起來，按照“憲法”和政治體製，張居正作為內閣首相，其實是沒有用人權的。“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用幹部，管理權在吏部，任命權在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皇帝。我得順便說說：皇帝是個人，但是從政治學上說，他又是一個國家機構。
但是，別忘了，這不是法治國家，是威權國家，是人治。什麽“憲法”？什麽法律？那多半是對付老百姓的。用人、行政，當然是誰有權誰說了算。張居正是國家的最高實權人物，那他就掌握著用人權。隻不過，程序上，或者說具體操作上稍微麻煩點，有時候要拐個彎，走個過場。僅此而已！
幹部製度至公至美，那用幹部的實際情況又如何呢？研究發現，張居正這個人在用幹部問題上，表現得很虛偽，非常善於玩弄權術。
先看看他的公開標榜和事實的差距。張居正標榜說，自己用幹部，一秉大公，“用天下賢者”。隻要是德才兼備的人，“內不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我替張居正解釋一下。他的意思是說，用幹部，要用有能力的人，對於德才兼備的幹部，在使用上，他不會憑個人的愛憎好惡，也不會輕信別人對這個人的閑言碎語。
聽聽，多感動人啊！事實又是怎麽樣呢？具體事例暫且不表（容後文專稟），這裏隻說說那個時代的人對他的一個評價。原話是這樣說的：張居正當國，“好攬權而喜附己，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人又多通賄賂，於賢者若擲沙遺塵而莫之恤”。或許有偏見。但是不能不說這基本上是事實。不需要解釋，諸位一定可以看明白的。
我隻提醒一句，倘若你是一位正直有能力的才俊之士，滿腹經綸，一腔報國熱情，生活在張居正當國的年代，人家就是不用你，還壓製、打擊你，等你熬白了頭，還是打雜的、聽喝的小催辦兒，或者幹脆就隨便找個理由，打發你回家賣紅薯——這已經不錯了。倘若你提意見、發牢騷，那結局就不堪設想了。而人品差、能力差、口碑壞，就是善於投機鑽營溜須拍馬的小人，卻一路高升，趾高氣揚。你怎麽個感受？
張居正還此地無銀三百兩，公開宣稱自他當政以來，公事公辦，有事到辦公室說，誰也不能找上門來跑官要官，以至於“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羅雀”。還說，誰也不敢在他麵前替人說提拔幹部的事，潛台詞都不行！所謂“無敢有以間語潛言入……耳者”。
事實又是怎麽樣呢？請諸位先看看《生活秘書的風光》這一部分，就可以自己得出結論的。我隻說一句，人家那麽多有身份的人，對一個生活秘書“爭事以兄禮”，莫非是吃飽了撐的，純屬犯賤？到遊七遊秘書那裏“獵美官者櫛比”又是怎麽回事？
這位以“一切付之於大公”相標榜的最高實權人物，還特別提到，他執政後，諄諄告誡有關部門，用幹部“無問是誰親故鄉黨”。而事實卻是：“九列公卿半係楚人”。什麽意思呢？重要領導崗位，多數幹部都是張居正的鄉黨！
看看吧，公開標榜的和實際做法，簡直就是南轅北轍啊！當然，我今天敢這樣說幾百年前的領導，那個時候的的人如果這樣說，後果就很嚴重了。所以他們公開場合隻能說，張居正這個領導，真是英明偉大，比堯舜不差毫分，他用幹部，做的比說的要好萬倍！
至於張居正善用權術，已經是公認的事實。
不用說，這也是虛偽的具體表現，甚至比起說的一套做的一套，還更能說明一個高級領導幹部的人品操守。張居正在用幹部問題上，有話從來不直說，沒有人能夠琢磨透他的心思，也不知道他的話，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官場中人，都像猜謎一樣揣摩這個領導人的心思，琢磨他的某句話到底要表達個什麽意思。在有的時候，他會說，用人是吏部和皇帝的事，我哪裏好過問呢？有的時候，他又會說，這件事，你以為是吏部或者皇帝的意思嗎？當然是我說了話才辦成的。有的時候，要搞掉誰，要提拔誰，他根本不出麵，而是授意給心腹之人操作。把人搞掉了，他回過頭來會故作驚訝說，怎麽這樣呢？唉，都怨我，隻顧忙了，沒有時間過問，你先等等，我想辦法，到時候給你安排合適的位置。有的時候，他發現某個幹部不太聽話，甚至發牢騷、提意見，他先不動聲色，背後要人查查這個幹部有沒有經濟問題；或者等到考核的時候，再找個什麽理由炒他魷魚。有時候，身為最高實權人物，他還會捏造事實，挑撥離間。
老實說，我的文字表達能力還是可以的，但是這會兒就有些力不從心了，無論如何也描述不出張居正善用權術的個中三昧。或許，並不是我笨，而是權術這玩意兒，隻能意會，難以言傳吧。反正，張居正的同時代人，一個後來很有名氣的焦先生就感慨說，在用幹部問題上，“江陵有術”！
江陵是張居正的籍貫，那時候人們常常用籍貫代稱有地位的人。其實後來也有這個習慣，比如袁世凱，就被稱呼為“項城”。
權術，使得製度隻起到為權勢者任用親信充當遮羞布、披上合法外衣的作用。結果是，幹部製度和實際用幹部，簡直就是兩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