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執政的第三個年頭，暮春時節。最高實權人物的家鄉——荊州，發生了一件學生示威遊行的群體性事件。
這一天，二十多名荊州府學的生員，情緒激動，聚集在坐落於荊州城的江陵縣衙附近，呼口號，發傳單，最後衝擊縣衙，要批鬥知縣、捉拿巡檢。
順便說說，那時候組織機構很不健全，一個縣不僅沒有幾大班子，也不設副職，縣領導就一個知縣，而且職能部門也幾乎沒有。學生的矛頭指向知縣，那就沒有回旋餘地了。形勢就比較嚴峻了。
如果僅僅是遊行示威倒還好辦，領導出麵對話一下，或許就解決了。不是的，學生們的要求很高。看看他們散發的傳單就知道了。傳單上寫著什麽？說是要先翦李知縣的羽翼，捉拿範巡檢（或許可以理解為相當於警察局長）。更厲害的還在後麵：捉拿到範巡檢以後，要先剝他的皮，剜他的眼，刮他的毛！後麵還有一句話：收拾了範巡檢，就輪到知縣了！
看到這樣的傳單，李知縣和範巡檢真是毛骨悚然，膽戰心驚。
是不是光說說，嚇唬嚇唬領導？學生嘛，說點大話，讓領導感覺到事態嚴重，重視起來，也屬正常。可是，這幫學生，看樣子似乎不是光說說的。他們群情激奮，幹脆就直接衝擊縣的首腦機關了啦！縣領導怎麽辦？既不能開緊急常委會研究，也沒有警察、民兵可調動彈壓，都沒有啊！也就是幾個屬於民兵性質的衙役，平時在法庭上喊聲“威武——”，遇到這樣的場麵，既不威也不武了！
李知縣見勢不妙，在學生還沒有衝到縣衙前，就溜之大吉了；範巡檢呢，不知道是缺乏對形勢的判斷力——就是沒有領導水平高、見事早——還是奉命保衛政府機關，反正他跑得晚了，就有些狼狽，被一群衙役護衛著，耗子似的，連滾帶爬，才衝出學生的包圍圈，撒丫子跑得比兔子還快！
要說，學生們是勝利了。看看，領導嚇跑了，威信還不掃地？見好就收也就是了。怪了，這些學生不依不饒，第二天又來啦！
李知縣可能是麻痹大意了，以為學生鬧騰一下也就完了，沒有料到他們挺有韌勁，結果在大街上恰巧就被圍住了。
可憐李知縣，江陵大縣堂堂的“一把手”，無論如何巧言令色，還是受到一番當眾淩辱。皮倒是沒有剝——或許學生比較信守諾言，在沒有剝範巡檢的皮之前，暫時不剝李知縣的皮也未可知，不過推推搡搡不在話下，嫩拳（學生嘛，至少是不老的）免不了的，唾沫星子估計能當洗臉水用了。
具體情形，我看沒有必要細細考證了，反正荊州首縣、當今國家最高實權人物的家鄉的“一把手”，當眾被一群學生淩辱，不能不說是個事兒。
我得幫助諸位給這個事件定個性。
學生們遊行示威也好，發傳單也罷，包括衝擊縣政府，乃至當眾淩辱領導，目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推翻政府，奪取權力，他們就是鬧事，想通過鬧事達到滿足訴求的目的。我看，這不屬於革命暴亂，動亂也還夠不上，就是典型的群體性事件。
那他們有什麽訴求啊？其實，說起來，不符合常規的。一般說來，學生鬧事，訴求往往是比較宏觀，什麽反腐敗啦，什麽爭權利啦，什麽要查清科場弊案啦，至少，也是改善夥食啦，改善教學條件啦，換校長啦，等等吧，反正一般和某個學生自己家裏的事，換言之，與學生中個體的利益聯係不多。這次不同，就是一個許同學，說他家的地，政府丈量得不準，他就不幹了；他一不幹，就有同學支持，一支持，就鬧起來了。
稍微說點背景大有必要，不然判斷是非就難了。
丈量土地，不是李知縣增加農民負擔的土政策，是中央的要求。說直接點，是張居正改革也好、整頓也罷的一個內容。作為最高實權人物的家鄉，江陵縣“一把手”李知縣，不得積極落實嗎？於是就組織力量幹起來了。到許同學家丈量的，是一個叫張現的人。
那時候一個縣的公務員，也就是三、五個，也沒有事業單位支撐，完成大規模的工作任務，估計是抽調的民間力量。我的意思是說，工作人員素質一般，工作中毛病不可避免。張現是不是丈量不準，如果有問題，他是故意的還是工作水平不高，我都說不好，反正許同學對他丈量的結果不認可是事實。
叫我說，江陵的“一把手”李知縣，對許同學的意見還是非常重視的。許同學對丈量的畝數有異議，上訪了，李知縣親自接訪，完後就指示範巡檢親自出麵去重新丈量。
諸位可以想像，那麽大一個縣，那麽多宗地，名副其實地涉及千家萬戶啊，這個那個有意見都是難免的；如果都上訪，一上訪縣裏的“一把手”都親自接訪，接訪後都派幹員重新丈量，那怎麽可能忙得過來呢？中央部署的工作，怎麽如期完成呢？所以，領導對許同學的意見有多麽重視，就可想而知了。
範巡檢肩負領導重托，就開始重新丈量，同時也調查一下前任丈量員有沒有群眾反映的問題。“一把手”親自布置的任務，估計範巡檢不敢馬馬虎虎的。結果很快報到了李知縣那裏：許同學家確實故意隱匿田畝，這個沒有疑問；不過張現似乎也有問題，可能是借機敲詐？也許是工作不認真？總之，有問題也是事實。
但是，這個結果還是令許同學不滿意。他不僅重複訪了，估計還在首腦機關說話挺橫的，吵吵鬧鬧的可能性很大。
李知縣還是挺重視的。他親自出麵處理這個重複訪事件：把那個叫張現的抓起來，同時派人把許同學送回學校。
就是這樣一件事。誰能想到，居然引發群體性事件呢？
李知縣可能政治敏感性不夠？他不僅沒有預見到會引發群體性事件，而且學生示威遊行衝擊縣政府的事件，他也沒有給予足夠重視，隻是以為學生鬧騰一下，發泄一番也就完了，所以，他似乎也沒有向上級報告，自己第二天還照常去上班。
那給他點教訓，也算活該吧！不過我要聲明一下：這句話是調侃的，我是不主張這樣做的，也不認為李書記兼縣長兼法院院長活該受辱的。
受到當眾淩辱的李知縣，無可奈何，含羞忍辱，隻好跑到上級領導那裏去訴苦。這個上級領導不是一般人，他很有來頭，名氣也相當大。他，就是管轄荊州的副省級的特別行政區的最高領導——鄖陽巡撫，名字叫王世貞，張居正的同年，和國家最高實權人物的關係應該說這個時候還是很親密的。
前麵已經說過，王世貞其人，雖然是高官，但是他扮演的更多的是文壇領袖的角色，算得上是當時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
要說，王世貞對學生自然是有偏袒之心的，如果能夠維護的，他一定會維護。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那幫學生未免有些欺官太甚了，所以聽完匯報，王世貞不禁勃然大怒！
必須嚴肅處理！王世貞斷然指示說。看來，這些鬧事的學生，要付出代價了！
且慢！人物關係梳理出來以後，才好下結論。現在，事情正在起變化。
家鄉發生的這件事，很快，就傳到了首都，傳到了最高實權人物張居正的耳朵裏了。而且，張居正還非常重視，采取了出人意料的措施。
國家最高實權人物張居正很勤政，需要他處理的事情很多。在他處理的事情中，有驚天動地意義深遠的大事件，也有雞毛蒜皮的小事情。之所以特意講一講他對這起群體性事件的處理，是因為過去的皇皇史書中，大而化之的多，真正研究威權社會當權人物治國理政具體過程的少；更重要的是，我們或許可以從中窺見威權社會、人治官場，在每天掛在嘴上的冠冕堂皇的名教聖訓的背後，那些高級領導幹部實際是如何操弄權力之一斑。由此，我輩足以對人治官場所謂是非、所謂公正、所謂正義，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了。
現在，接著說說萬曆三年暮春時節，這起發生在張居正的家鄉荊州的學生衝擊江陵縣首腦機關的群體性事件，在傳到張居正的耳朵裏以後，他有什麽具體的反應。
在事件發生地，江陵縣的“一把手”李知縣（首縣的“一把手”，按照今天的理解，相當於副地級啦）當眾受辱，丟人現眼，威信掃地，隻好向鄖陽巡撫王世貞訴苦，同時提出了辭職。
王世貞作出的決策，就是對鬧事的學生，必須嚴肅處理。所謂嚴肅處理，其實也未必說得上嚴肅，就是開除學籍而已。當然了，處理到什麽程度先不要說，關鍵要有個態度。如果我是王世貞，我也會是這樣的態度。
請允許我站在王世貞的立場上，來說說這樣做的理由。
首先，從法律的角度說。“憲法”——祖製、成例和法律上都很明確，學生隻能一心向學，不得參與政治，妄議國政。而且，正是張居正本人，在執政後整頓“學風”，剛剛下發了明確的規定。
原文是這樣的：“其事不幹於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汙革除。若糾眾抗幫，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為首者照例發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為民。”王世貞或許對這些規定不以為然——事實上他也喜歡以知識分子的立場妄議國政，但是他是一個地方的“一把手”，職責所在，對於發生在國家最高實權人物的家鄉、“幾於首善之地”的荊州的，遊行示威、發傳單、衝擊政府、淩辱領導的群體性事件，當然不能不嚴肅處理。
其次，從講政治的大局，或者說從現實的角度說。丈量土地是中央的部署，遊行示威、衝擊政府，勢必對推進土地丈量工作形成壓力、造成幹擾。如果不及時嚴肅處理，那麽最高實權人物會怎麽看？要知道，張居正是喜歡無限上綱的，動輒就以反對新政為口實，打擊對他稍有異議者；而那些對所謂反對改革者懲治不力的領導幹部，張居正是一百個看不上的，不換思想就換人，態度曖昧是會讓張居正很不高興的，後果是嚴重的。
再者，從張居正對讀書人的態度說。張居正自己是讀書人出身，但是一旦成為執政者，他就把讀書人視為異己力量，壓製打擊不遺餘力。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還可能大禍臨頭，何況居然還鬧事？何況還是因為他推行的政策引起的呢？是對他推行新政的直接幹擾呢？
凡是涉及讀書人的事，寧左勿右，政治上絕對不會犯錯誤的。
還有一點或許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江陵知縣雖然在張居正眼裏不是什麽大官，但是畢竟是他家鄉的父母官，他肯定是熟悉的，也是欣賞的，說不定就是張居正親自挑選的呢！李知縣坐在這個特殊的位置，應該是有政治前途的。如今因為積極推進中央部署的工作，竟然當眾受辱，不得不卷鋪蓋回家賣紅薯，倘若不嚴肅處理肇事者，怎麽說得過去呢？
我敢肯定，如果這件事要張居正來處理，他一定發雷霆之怒，不要說肇事的學生吃不了兜著走，那荊州府學能不能繼續辦下去還是疑問呢！別忘了，因為張居正的兒子沒有達到預謀的名次，居然把三年一度的科舉考試狀元名額空缺！這樣的事情，張居正都敢幹，天下的書院，都被張居正下令焚毀啦，何況一個小小的府學？
還有一個背景，也要考慮的：本來，張居正刻意安排王世貞到自己的家鄉任職就是為了給他鍍金（張居正明確說過的），如果王世貞在處理這個群體性事件問題上態度曖昧，那很可能是金沒有鍍上，反粘了一身鏽。
所以，王世貞表態說，要嚴肅處理，這是很正確的。
但是，事物常常是複雜的。如果事情都像我輩書生想像的這樣，那領導幹部的水平如何能體現出來？這不，荊州府學的學生鬧事，這起群體性事件，就出了個棘手的問題。地方“一把手”王世貞表了態，就得處理了。處理就要先查清事實吧？工作程序嘛！調查組對這起群體性事件的調查報告，很快就出來了。
似乎不是表麵看到的那麽簡單了。
雖然此事是因為許同學家裏的私事引發的，實際上為首的並不是許同學，而是許同學的同學王同學。據調查組的調查，整個事件，都是這個王同學策劃並指揮的。
那又怎麽樣呢？許同學和王同學，不都是府學的學生嗎？這有什麽複雜的呢？
我也這麽想。可是，諸位不知道，這個王同學，攤上了個好姐姐，而他的這個好姐姐，嫁給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誰呀？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人一跳！就是響當當的國家最高實權人物，張居正啊！
明白？就是說，這起群體性事件的主使者、指揮者，是國家最高實權人物張居正的小舅子！
直到這個時候，或許我們才能明白，領導對王同學的同學——許同學的上訪為什麽那麽重視；這幫學生為什麽敢如此膽大妄為！這個時候，替王世貞王領導想一想，是不是有點麻煩呢？
其實，這個時候，才是考驗一個領導幹部政治上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夠把握分寸、是不是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不是值得信用的好機會。可是，越是這個時候，領導幹部的壓力也就越大。這是很正常的。
該怎麽處理呢？要我說，可以不考慮王同學小舅子的身份。為什麽呢？
想想看，張居正是國家高級領導幹部，是執政者，他平時連對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的要求都很嚴，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對各級領導幹部們就不用說了，大會小會，都要求領導幹部尤其要以身作則，遵紀守法，清正廉明。從整個官場對這個大人物的印象來看，張居正對徇私枉法的事情，是很痛恨的，處理起來是不手軟的；他自己的小舅子仗勢欺官，近乎胡鬧，他不至於會袒護吧？說不定他聽到這個消息——絕對很快就會知道——會震怒的，一怒之下，會拿自己的小舅子開刀，進一步樹立公正廉明、大公無私的高大形象！
還可以告訴諸位一個事實，這個小舅子，地位顯然沒有國舅那樣高，連國舅，張居正也處理過的。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不把問題複雜化呢？
何況，張居正教育萬曆小皇帝的，教育全體幹部的，都是要講大局，要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這起群體性事件，提高了看，也可以說是對“改革”大業的幹擾。想必張居正為了推進“改革”，也會要求依法嚴肅處理這起群體性事件的。
我是這麽想的。估計王世貞王巡撫，也是這麽想的。
但是，王世貞是那個時代的書生，我是這個時代的書生，我們都是書生。書生的最大毛病，就是凡事兒愛較真兒，認死理兒，對領導的話不能活學活用。就領會領導意圖而言，比起遊七遊“秘書”來，那差別簡直如同天壤了！也可以說，書生看問題，愛鑽牛角尖兒。再說直白些，書生考慮問題，不如領導站得高、看得遠。如果說書生是在牛角尖裏看問題，那領導至少也是坐在牛背上看問題的。所以，書生看問題，難免片麵。
管轄張居正家鄉荊州府的鄖陽“特別行政區”的“一把手”——巡撫王世貞，雖然也算得上高級領導幹部了，但是他本質上還是書生，而且自己也從來就是以書生自居。所以，他在考慮學生鬧事這起群體性事件的時候，就犯了認死理兒的毛病，鑽在牛角尖裏看問題。這樣一來，就沒有坐在牛背上的領導幹部看得遠了。
那麽，從領導幹部的角度，該怎麽看待這件事呢？
我不敢妄加猜測。隻知道作為高級領導幹部，一般不會是就事論事，也不會隻考慮條條框框，而是考慮得更全麵，更長遠。如何算全麵、如何算長遠，實際上我也說不好；但是，從處理結果上看，似乎可以作出些推斷。
什麽結果？就是鄖陽巡撫王世貞，因為不為民——比如王同學——做主，而是要為官——比如李知縣——做主，因此被張居正打發回家“賣紅薯”去了！如果說，這次群體性事件以前，王世貞還算得上是國家最高實權人物的“知己”，關係不錯，屬於重點培養對象的話——至少，王世貞是這麽理解的，那麽，此次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竟然成了張居正和王世貞關係逆轉的分水嶺；王世貞從此成為張居正眼中的不可信用者，在張居正當國的年代裏，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結了。
張居正為什麽打發王世貞回家“賣紅薯”，自然有他分析問題的角度。是真的因為王世貞不為民做主嗎？如果誰這樣看，甚至提出這樣的問題，恕我直言，那真算得上是愚昧可笑的人了！那到底什麽原因？有一位研究王世貞的孫專家說，“在張居正看來……將王世貞派往自己家鄉為官，王世貞竟不知照顧其親屬”，因此，張居正“積不能堪”，不得不施展權術，把王世貞打發回家。這個說法可謂一針見血。
不過，這從看問題的角度方麵說，還稍嫌不夠。我的看法是，領導在處理任何問題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其個人的威信。一件事情發生了，如何處理更有利，那是需要權衡的，有時候還需要反複掂量、慎重拿捏。認死理兒、鑽牛角尖是不行的。
要說，如果秉公處理了帶頭鬧事的王同學——也就是張居正的小舅子這樣的權貴親屬，那隻能有助於樹立張居正的威信。可是，領導不這麽想。
如果對領導的親屬和對普通老百姓一樣看待，那是不是在這些人的眼裏，根本就沒有領導？處理問題，是不是就可以不考慮領導？那領導的權威何在？再說淺顯些，領導的麵子，是不是有些過不去？還有，如果任憑下麵的幹部認死理兒，按照規章製度辦事，那領導的意圖誰還會去認真領會？
隻會照章辦事、不認真領會領導意圖的幹部，還能用嗎？結論隻能是：絕對不能用。
所以，關鍵時刻，最能考驗一個幹部政治上是不是靠得住；麵對群體性事件，最能考驗一個幹部是不是有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都照章辦事，哪裏還會有什麽複雜？如果照章辦事就是政治上可靠的表現，那還需要什麽考驗？
這，就是人治的悲哀。
倘若這樣的事件發生在現代國家——-注意，現代國家不是時間概念——那越是涉及領導幹部親屬的事件，越會被媒體緊追不舍，處理起來就越要可丁可卯。所以，越是高級領導幹部，不僅他本人，就是他的親屬，越是要夾著尾巴做人。甚至有人感慨說，難道身為高級幹部的親屬，本身就是“原罪”？不管怎麽說，你要做高級幹部，那對你的監督就越嚴格，這個是現代法治國家的慣例。
王世貞生而不幸，他是在威權社會、人治官場從政的，所以，他隻能滿懷不平，又不斷自我安慰著，慢慢卷鋪蓋回家；而張居正的小舅子王同學，可想而知，一定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誰還敢惹他呢？不要說惹他，巴結他，還未必有機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