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要給諸位講述的，是一起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
不說說背景可能不大合適，所以先扯遠點說幾句。據我的研究——事先聲明，我不是曆史學家，隻是業餘研究：在張居正生活的時代，我們中國的文人中，已經開始出現了思想解放的跡象。總的說，在明代，除了朱元璋、張居正掌權的兩個時期，朝政相對比較寬大，學術相對比較自由，各種觀點、流派紛紛湧現，結社、出版、集會（主要是講學和研討會性質），似乎不大受當局的幹擾，大家都習以為常。
這麽說吧，到了張居正進入官場的時候，官方意識形態——被當權者為我所用閹割後的儒家名教聖訓——已受到普遍質疑甚至挑戰。其實，就連張居正本人，對儒家意識形態、對孔孟程朱那套說教，也未必心悅誠服。當然，為了做官，不得不死記硬背；為了權力，不得不天天捧為神聖。僅此而已。
但是，張居正當國，形勢大變。
張居正這個人，是權力崇拜者，作為一個文官，他是少有的文化專製主義者。對官方意識形態、名教聖訓，張居正內心可以不信，行動上可以背離，卻不允許別人公開說不信那一套啦，或者自己又創造什麽學說，並且按照這樣的學說對時政指手畫腳。他所要求的，是要用自己所理解的那套意識形態統一思想，不允許有不同聲音，更不允許有反對他的聲音存在。
這個國家最高實權人物，大權在握，他不光是說說的，是要付諸行動的。比如，他以皇帝的名義下令毀書院、禁講學，並削減府、縣學校的學生數量。總之，未雨綢繆也好、見微知著也罷，反正凡是在張居正看來有可能聚集輿論力量的，有可能議論時政、裁量公卿的，就是他打擊的對象。目的是加強對各個層次的知識分子的嚴厲約束，用高壓手段、國家機器的鎮壓功能，來鉗製思想言論，強迫知識分子就範！
可是這種情況下，偏偏就有人不聽、不服。何心隱就是一個代表人物。
要我說，何心隱這個人了不得！為什麽這麽說呢？他公開蔑視官方意識形態，說，什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虛的，假的！要知道，當權者之所以把儒家學說當成官方意識形態，不是喜歡那幾個老頭子，而是看中了三綱五常這一套，偏偏何心隱公開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都是假的，這不把意識形態的筋骨給敲斷了嗎？
何心隱還公開蔑視權貴，不僅自己拒絕考進士、入官場，還不把當權者放在眼裏，曾經在家鄉組織抗拒縣領導亂攤派、增加農民負擔的活動，並因此差一點送了性命。更有甚者，何心隱對國家的政治體製也公開表示反對，他認為國家領導人應該由文人選舉產生，而不是私相授受。在這個方麵，誰要聯想到西方的聖哲柏拉圖，我看也很自然。
總之，他不僅公開倡導在當權者看來屬於異端邪說的東西，還付諸行動，組織團體，結社、講學，影響非常廣，名氣非常大。
以我的看法，何心隱有點社會主義思想，還帶點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色彩。他反對貧富差距過大、反對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專製政體、反對控製人的思想言論；要民主（和西方早期的民主思想有相同的地方，比如有限選舉權）、要自由。
何心隱不僅公開呼籲，還有實際行動，算得上是狂放不羈的一個名流。顯然，他與文壇領袖王世貞，還不屬於一類人。應當說，何心隱是名副其實的持不同政見者，是體製外的反對派。
不用說，不僅在當局眼裏，就是在長期受到愚民政策愚弄的廣大幹部群眾心目中，何心隱也是個異類。所以，何當時就有“布衣狂禪”的雅號。
前麵說過，除張居正當國的十年外，總體說，明朝中後期朝政相對寬大（不然可能也不會出現這樣的人物了），何心隱在國中四處活動，在首都聚會講學，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的麻煩。而且不少熱衷學術、喜歡講學的中央幹部，跟他還是朋友。
在何心隱的朋友中，不能不說到張居正的同鄉兼朋友耿先生。這個人也是進士出身，因為和張居正的關係比較好，此後也曾經官居要職，地位顯赫。要說，耿先生這個人還屬於學術上的保守派，可是他居然和當時最有名氣的“異端”思想家李贄和何心隱都是好朋友。老耿可能是一個仗義疏財、喜歡交朋友的人吧，要不，何心隱在首都期間，怎麽會經常住在耿先生的家裏呢？
於是，到耿先生家串門的張居正，就和何心隱見麵了。當然，這個時候，還是嚴嵩當國，張居正還是中層幹部，擔任著最高學府的副校長——國子監司業。
奇怪的是，張居正和何心隱兩個人見麵，很不愉快。何心隱對張居正很不客氣，說你在太學（漢代的最高學府稱太學，所以何心隱有此說法），知道太學之道乎？如果用現在的話說，意思好像是說，你在大學當領導，那你明白該怎樣辦大學嗎？張居正是城府很深、自視甚高的人。他在何心隱麵前，擺出當官的架子，顯得很威嚴（也可能正因為如此，何心隱見到他就反感，才那樣不客氣說話）。聽了何心隱的話，張居正以極其嚴厲的目光緊緊盯住何心隱，即所謂“目攝之”，冷冷地說：“聽說你時時想著要飛到天上去？我看，你飛不起來！”何心隱何其狂妄的一個人，聽到張居正這樣說，竟然“舍然若喪”！他很是悲壯地對耿先生說，我看，張居正這個人厲害！他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
正史是這麽記載的。
難道，何心隱第一次見到張居正，就預見到了殺機？雖然正史記載，言之鑿鑿，我還是覺得是後來的人為了說明何心隱這個人不簡單而編造的，或者說得稍微緩和些，猜測的。不過，何心隱感覺到張居正這個人不一般，挺狠，倒有可能。不管怎麽說吧，反正何心隱和張居正第一次見麵的十三年後，張居正果然已經當國執政，成為國家最高實權人物。
何心隱呢，還是那樣狂放不羈，還是那樣到處鼓吹他的“異端邪說”，還是那樣喜歡對當政者說三道四。張居正則忙於鞏固地位，收拾政敵，打壓體製內的反對派；忙於他的新政，隻爭朝夕，推動已經鏽跡斑斑的國家機器正常甚至高速運轉起來。
也可以理解為，他暫時還顧不上何心隱？當然，打擊的信號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出，中央的指示發了，領導的講話強調了，就是禁止講學；禁止創辦書院——其實就是私立大學兼民間“議會”。不知道是何心隱太狂妄了，還是有錯覺，反正他不收斂，不屈服，我行我素。
說何心隱狂妄，不難理解；那說有錯覺，是怎麽回事呢？我分析，關鍵還是地方和中央有關部門，對禁止講學、毀壞書院的政策領會不深、不透，執行起來也不那麽有力。也是，好多年了，辦書院、聚會講學，大家都認為挺好，當年，連嚴嵩、徐階這樣的當國者，都是熱衷講學的，也沒有看到出什麽亂子啊？怎麽現在突然間就不允許了呢？所以，有的半心半意應付了事，有的陽奉陰違光說不辦，大概有那麽一兩年，毀書院、禁講學這個政策，執行得並不理想。這樣，會不會給何心隱一個錯覺，就是政府或許隻是說說罷了，動真格的，不那麽容易吧！
可是，張居正做事，是不允許半心半意的，到了萬曆七年初，更為嚴厲的政策和相應的處罰措施，終於又出台了。這次，張居正的要求很明確，對書院，必須斬草除根，使其不能死灰複燃；對講學，必須嚴格禁止。
這一次，地方不敢稍有遲疑和鬆懈了，不然，那是要摘帽子的，甚至，還可能遭到嚴厲打擊。
書院，毀了；講學，禁了；人，不管是山長、教授還是生徒，都趕跑了，就連財產、田地，也都沒收了。
何心隱怕了嗎？似乎沒有。他不是怕了，而是受不了了！哪有這樣幹的啊？張居正也太過分了吧？你一個讀書人出身的領導人，怎麽這麽恨讀書人呢？怎麽可以如此跟讀書人過不去呢？官場中人不太敢說話，那何心隱不說話不行了。他非要和張居正叫板不可。
於是，何心隱寫了一篇相當於大字報性質的文章，論述書院之不當毀，講學之不能禁。他還宣布，自己要到北京上訪，和張居正當麵辯論。何心隱不光是說說，批評領導人——用現在的話說——太“左”，太專製，太霸道，太沒水平，太沒腦子，還以實際行動表示抗議：新創辦了一座書院，繼續公開聚眾講學。
張居正也是膽大包天的人。他怕什麽？誰敢跟他叫板？國家最高領導人——皇帝，在張居正的訓導下，乖乖地挺聽話，時常還要想方設法討好他；同僚，都是他的奴隸一般；其他的高級領導幹部，無論中央和地方的，都是他精心培養、提拔的。至於反對他的人，殺的殺，關的關，流放的流放，炒魷魚的炒魷魚，收拾得已經差不多了。
況且，那個時候也不存在國際壓力，像當年的索爾仁尼琴啦，曼德拉啦，金大中啦，還有昂山素季啦等等，動輒國際社會就為之呼籲一番，甚至製裁一下，讓恨這些人入骨的本國領導人投鼠忌器，不敢造次。那時候也不存在這個因素，獨裁的、有魄力的領導人，差不多可以為所欲為的了。
既然別的辦法封不住這個狂人的口，那就隻好開殺戒了！張居正一定是這麽想的。他是不是把自己的想法明確說出來了，我是不敢斷定的。
在何心隱預見到——如果真有預見的話——張居正會殺他的二十年以後，也就是萬曆七年，張居正以皇帝的名義在全國毀書院、禁講學的命令下達後，持不同政見者何心隱被逮捕了。逮捕何心隱的命令，是張居正下達給湖北巡撫陳先生的。這個時候，何心隱正在湖北孝感聚眾講學。
何心隱當然明白，這個時期是非常時期，張居正毀書院、禁講學、打擊反對派的決心很大，信心很足，風聲很緊，形勢很嚴峻。對追求獨立自由的人士來說，這個時期完全可以說是風聲鶴唳，黑雲壓城城欲摧。可越是形勢嚴峻，何心隱越是活躍。他從祁門到南安，從南安到湖北，馬不停蹄，講學不止，對當局的文化專製政策的抨擊，也越發起勁兒。
到孝感講學，那顯然是故意給張居正示威了。在溜須拍馬盛行的年代，何心隱敢這樣做，應該說，他絕對是有膽識的人，是難能可貴的，值得敬佩的。通緝何心隱的布告，到處張貼。羅織的罪名，也挺嚇人。按照現在的說法，那些布告的內容估計都是相當於諸如反黨反社會主義，還可能有煽動推翻政府之類。
老百姓並不認識何心隱；但是，大家都覺得當局給何心隱羅織的罪名太牽強附會，太不像話。據知情人記載，當列有何心隱的所謂罪狀的布告張貼出去以後，大家異口同聲，說純粹是胡說八道，純粹是誣陷好人！有的甚至捶胸頓足，長籲短歎，不忍再看下去了！
可是，老百姓也隻能發發牢騷，如果你氣量小因此被氣死，那也是活該！反正國家的任何事情，老百姓說了是不算的。所謂人心向背，那也隻是說說罷了。權力，隻有權力才是值得畏懼的。對當權者來說，他們最怕的，是丟掉權力；隻要權力在手，何懼之有？老百姓不是議論紛紛嗎？那就是要看看，到底誰說了算！
所以，不僅要逮捕何心隱，還要永遠封了他的口。或者說，當權者要逮捕、殺害何心隱的決斷，絲毫沒有受到影響，或許，是更加堅定了。
恰在這個時候，湖北的領導調整了。為什麽調整，我說不好，反正調整了；而新來的一把手王先生，對張居正更加效忠，領會意圖更加完整準確。另一方麵，既然王先生的後台很硬，那他膽子也就格外大。
於是，這個剛剛上任的領導，就決定趕快把何心隱處理掉。
何心隱是名流，要殺他，總要有點借口，最好能有口供。這樣對輿論也好有個交代。於是，王先生就審訊何心隱。與後來我們了解的不少有名的非暴力持不同政見者一樣，何心隱也是不會承認自己有罪的。不但不承認有罪，他還要大聲說，當局逮捕他，這才是犯罪！
“不動大刑，量你不招！”這句話諸位耳熟能詳。估計這話，一定也給何心隱說過。簡單說吧，當局嚴刑拷打，何心隱寧死不屈。最後，湖北的“一把手”王先生可能威脅何心隱說，你要這樣的話，那別怪我不客氣，我就送你見閻王！
“哈哈！”何心隱大笑，“就你？”他輕蔑地說，“你敢殺我？”王先生被激怒了，“你以為我說了玩兒的嗎？”“你不敢殺我！”何心隱堅持說，但是，他話鋒一轉，說，“殺我者，張居正也！”王先生什麽反應，我們無從知曉了。不過他殺何心隱的底氣一定更足了。
能夠有口供當然更好，真沒有口供，也無所謂！無非換個法子罷了。這個特能領會領導意圖的王先生，於是交代了那些獄警，讓他們完成一項光榮任務——棍棒和沙袋伺候！所謂打壓，還真是名副其實。棍棒打，沙袋壓，轉眼間，何心隱就嗚呼哀哉！
死了，也就死了。誰也不敢追究幕後指使者，甚至，提出這個要求也是危險的。然而，顛倒是非，不吝殺人者，即使不受到現實的懲罰，也必然受到曆史的審判。殺何心隱，確是張居正的一大失著！
專家韋先生對張居正評價很高，他站在張居正的立場上評論說，對何心隱這樣的人，“本不必采取斷然殺害的辦法來消除其影響”，實際上，“殺害了何心隱，並不可能鏟除其思想影響，相反，卻使其名聲更高，甚至成為一部分人的偶像，博取得很大的同情。”他還說，“（張）居正此舉，四百餘年來一直受到批評，可說其所得遠未償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