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大城市都有一些對外封閉的團體，互不往來，是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大世界中的小世界，團體內的成員相互依賴為伴，好像他們居住在由無法通航的海峽所隔離的海島上。根據我的經曆，這種現象在巴黎比任何城市都要明顯。這裏的上流社會很少容許局外人插足其中，政客生活在他們自己腐敗的圈子裏，大大小小的布爾喬亞互相交往，作家跟作家聚會（從安德烈·紀德的日記裏可以明顯地看出和他交往密切的人幾乎都會響應他的號召），畫家和畫家對酌，音樂家和音樂家共飲。同樣的情況在倫敦也存在，但不如巴黎顯著；這裏“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現象少得多，有一打餐館你可以在其中的同一張餐桌上遇見公爵夫人、女演員、畫家、議員、律師、裁縫和作家。
我的生活經曆時常引導我短暫地存在於巴黎的幾乎所有界別，甚至（通過埃略特）進入過聖日爾曼街這個封閉的世界；但我最喜歡的是以蒙帕納斯大街為幹線的那個區域，它勝過以現名為福煦大道的那條街為中心的那個拘謹的圈子，勝過惠顧拉律飯店和巴黎咖啡館的那幫四海為家的船員，也勝過蒙馬特爾喧鬧肮髒的尋歡作樂。我年輕時曾在利翁·德·貝爾福附近一套小公寓房裏住過一年，是在第五層，從那裏可以一眼望盡公墓。蒙帕納斯現在對我來說仍然有外省城鎮靜謐的氛圍，那是它當時的特點。當我穿過幽暗狹窄的奧德薩路時，我痛苦地記起了我們常常邂逅相遇並一起進餐的那家寒酸的餐館，我們當中有油畫家、插圖畫家和雕刻家，還有我，除了間或出現的阿諾德·本涅特以外，我是唯一的作家，我們坐到很晚，興奮地、荒謬地、憤怒地討論繪畫與文學。沿著那條林蔭大道散步，看著那些和我當年一樣年輕的人，為我自己構思有關他們的故事，對我而言仍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當我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幹時，我便乘出租車去古老的圓頂咖啡館坐一坐。這裏已是今非昔比，不再是清一色**文化人的天下；附近的小商販常來這裏，塞納河對岸的外地人來到這裏，想來見識一下一個已經不複存在的世界。
大學生仍然到這裏來，當然還有畫家和作家，但其中大多數是外國人；當你坐在那裏時，你會聽到周圍講俄語、西班牙語、德語和英語的人，和講法語的人一樣多。但我覺得他們談的事情和我們四十年前談的沒什麽不同，隻是他們談的不是莫奈而是畢加索；不是紀堯姆·阿波裏耐，而是安德烈·布雷東。我的心飛向他們了。
當我在巴黎住了兩周左右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坐在圓頂咖啡館，由於露台擁擠，我不得不占了前排的一張桌子。天氣晴朗而暖和。法國梧桐新葉初長，空氣中散發著巴黎所特有的那種悠閑爽快、自由自在的氣息。我感到安詳自若，但並非昏昏欲睡，倒還有點興奮。突然一個人走過我身邊，停下，咧著嘴衝我直笑，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他說：“你好！” 我茫然地看著他。他又高又瘦。他沒戴帽子，一頭蓬鬆的深棕色頭發，非剪一剪不可了。他的上唇和下巴被濃密的棕色胡須遮住了。他的額頭和脖子曬得很黑。他身穿一件領口磨損了的襯衣，沒打領帶，棕色的上衣也已磨得露了線，下身穿一條破舊的灰色寬腿褲。他像個流浪漢，我完全肯定自己從未見過他。我估計他是個失敗者，在巴黎墮落了，我猜想他會編出一段命運不濟的故事，騙取我的幾個法郎去吃頓飯、租張床。他站在我的麵前，兩手插在口袋裏，露出潔白的牙，深色的眼睛裏顯出頑皮的神色。
他說：“你不記得我了？”
“我這輩子都沒見過你。”
我已準備給他二十法郎，但我不允許他冒充和我相互認識。
“萊雷。”他說。
“老天爺！快坐下！”他嘿嘿地笑著走向前來，在我桌旁的那個空位上坐下。“喝點什麽吧。”我招呼侍者過來，“你長了這滿臉胡子，叫我怎麽能認出你來？”
侍者來了，萊雷點了一杯桔子水。現在我看著他，便記起他兩眼的特點是眼珠與瞳孔一樣黑，因此色彩既強烈又不透明。
“你到巴黎多久了？”我問。
“一個月。”
“打算住下去嗎？”
“住一陣。”
我問這些問題時，腦子飛快地運轉。我留意到他褲腿的翻邊已經破了，上衣的兩肘部位穿了洞。他顯得和我在東方碼頭上見到的流浪漢一樣貧窮。在那些日子裏，人們很難忘記經濟蕭條，我猜想是不是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使他一無所有了。我不希望是這樣，我不喜歡旁敲側擊，便直接問他。
“你潦倒了嗎？”
“不，我很好。你怎麽會這樣想？”
“瞧，你看起來好像吃不上一頓飽飯，你身上穿的那些東西隻能扔到垃圾桶裏去。”
“有這麽糟糕嗎？這我可沒想到。其實我一直想給自己買點七七八八的東西，卻好像總是閑不下來去置辦。”
我認為他是不好意思，或者是出於自尊，但我看不出自己有什麽理由要忍受這種胡說八道。
“別傻了，萊雷。我不是百萬富翁，可我並不窮。你要是沒錢用，我可以借給你幾千法郎。那不會讓我破產。”
他大笑起來，說道：“非常感謝你，可我並不缺錢。我的錢花不完。”
“盡管發生了經濟危機？”
“噢，那對我沒有影響。我的錢都買了政府公債。我不知道那些債券是否已經貶值，我沒打聽過，但我確實知道山姆大叔像老派的體麵人一樣繼續按支票如數付款。其實我在過去幾年極少花錢，一定攢了不少。”
“那你是從哪裏來的？”
“印度。”
“噢，我聽說你到過那裏。伊莎貝爾告訴我的。聽說她認識你在芝加哥存款那家銀行的經理。”
“伊莎貝爾？你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什麽時候？”
“昨天呀。”
“她不會是在巴黎吧？”
“她就在巴黎。她住在埃略特·坦普爾頓的公寓裏。”
“太好了！我真想去看她。”
雖然在我們說這些話時我密切地觀察他的眼睛，但我隻看出了一種自然的驚訝和愉快，卻沒有更複雜的感情。
“格雷也在那裏呢。他們結婚你知道吧？”
“知道，鮑勃叔叔——尼爾森博士，我的監護人，寫信告訴我了，可他在幾年前去世了。”
我突然想到，這樣一來，他和芝加哥以及那裏的朋友之間的僅有的聯係就斷了，他大概對那裏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我告訴他伊莎貝爾生了兩個女兒，告訴他亨利·馬圖林和路易莎·布萊德雷去世了，告訴他格雷破產了，而埃略特對他們慷慨相助。
“埃略特也在這裏？”
“不在。”
四十年來第一次，埃略特沒在巴黎過春天。盡管他看上去還不到七十歲，但現在確實有這把年紀了，和這個年紀的人常有的情況一樣，有些日子他會感到疲憊和不適。他一點一點地放棄了各種運動，隻剩下散步。他擔心自己的健康，他的醫生每星期來看他兩次，在兩個屁股蛋上輪流插入皮下注射針，注入當時的時髦注射劑。每當吃飯時，不論在家裏還是在外邊，他總要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小金盒，從裏麵取出一片藥，如同舉行宗教儀式一般，先吸一口氣，再把藥咽下去。他的醫生曾建議他去蒙特卡提尼治療，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個礦泉療養地。後來他提出去威尼斯找一個在設計上適合於他那羅馬式教堂的聖洗池。他沒來巴黎，已不如過去那麽遺憾，因為他覺得巴黎的社交一年比一年使他更加不滿。他不喜歡老年人，他應邀赴宴時見到的人都和他年紀相仿，他就會生氣。而年輕人他又覺得乏味。他建的那座教堂的裝修現在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興趣。在這裏，他能充分發揮根深蒂固的熱情購買藝術品，充分相信這麽做是為了上帝的榮光。他已在羅馬發現了一座蜂蜜色石頭製造的早期祭壇，又在佛羅倫薩用半年時間討價還價，想要買下錫耶尼斯畫派的三幅套畫，以鋪在祭壇之上。
接著萊雷又問我格雷是否喜歡巴黎。
“我恐怕他在這裏會有點失落感。”
我試圖向他解釋格雷為什麽會令我吃驚。他聽我講的時候，眼睛盯著我的臉，陷入沉思，那種一動不動的凝視，使我不知為何會覺得他不是用耳朵聽我講話，而是用內在的某種更敏感的聽覺器官傾聽。這很古怪，但令人不很舒服。
“不過你會親眼見到的。”我說。
“是的，我很想見他們。我想我會從電話簿裏找到住址。”
“不過，如果你不想把他們嚇得靈魂出竅，不想把孩子嚇得大哭大叫，我想你最好還是
先去剪剪頭發，把胡子刮掉。”
他笑著說：“我想到了這一點。沒必要讓我自己引人注目。”
“與此同時你也得買套新衣。”
“我想我穿得有點破舊了。我離開印度時發現隻剩下身上穿的這套衣服了。”
他望著我身上的服裝，問我是誰做的，我告訴了他，但又補充說，此人在倫敦，所以對他沒多大用處。我們放下這個問題，他又開始談到格雷和伊莎貝爾。
“我見他們很多次了，”我說，“他們在一起很快活。我還沒機會跟格雷單獨交談，反正我敢說他不會跟我談伊莎貝爾，但我知道他對伊莎貝爾傾注了全部感情。平靜時他的臉色有點陰沉，眼光疲憊，但他望著伊莎貝爾的時候，眼裏就有一種非常溫柔體貼的神情，有點令人感動。我覺得在整個困難時期，伊莎貝爾都像巨石一樣站在他身邊，他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欠了伊莎貝爾多大的恩情。你會發現伊莎貝爾變了。”我沒有告訴萊雷，伊莎貝爾變得前所未有的漂亮了。我不確定他是否具有洞察力，看出從前那個高大結實的漂亮女孩，已經把自己變成了極為優雅、嫻熟而精致的婦人。有些男人認為藝術對女人天性提供的幫助是一種冒犯。“她對格雷很好。她煞費苦心地讓格雷恢複自信心。”
可是天色漸漸黑下來，我問萊雷願不願和我沿著那條大道走一走，並和我共進晚餐。
“不，我想還是不去了，謝謝！”他答道，“我得走了。”
他站起身來，友好地點了點頭，走出去上了人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