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以後十年,我沒有見到伊莎貝爾和拉裏。我依然能見到艾略特,甚至由於某種原因,我稍後再說,比以前見麵的機會更多了。我不時從他那裏得知伊莎貝爾的情況。但關於拉裏,他一點情況都不能告訴我。

“據我所知,他還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大可能碰到他。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圈子裏。”他又自鳴得意地補上一句,“令人悲哀的是,他竟墮落到如此地步。他出身於很好的家庭。我確信如果他把自己交給我來安排,我可以使他出人頭地。總之,伊莎貝爾是幸免了。”

我的熟人圈並不限於艾略特認識的人;我在巴黎認識的許多人,艾略特可能會認為根本上不了場麵。我雖然經常在巴黎逗留但都時間不長;也問過認識的人是否碰到過拉裏或者有他什麽消息;有幾個碰巧認識他,但是,沒有一個可稱得上和他有深交,所以誰也沒法告訴我他的情況。我去過他常吃晚飯的那家飯館,但發現他已經好久不去了,所以他們認為他一定是離開了巴黎。我從未在蒙帕納司大街的任何一家咖啡店裏見到過他,這也是住在附近的人常去的地方。

拉裏在伊莎貝爾離開巴黎之後,原打算去希臘,但是他放棄了。他實際做了些什麽多年以後親口告訴了我,但是,我會現在進行敘述,因為把事情盡量按時間順序排列出來更方便。他整個夏天都待在巴黎,一直工作到秋深。

“我覺得我那時需要從書本裏抽身出來休息一下,”他說,“我一天看八到十小時的書已經有兩年了。所以我去了一家煤礦上班。”

“你幹什麽了?”我叫了出來。

他看到我的驚訝笑了起來。

“我認為幹幾個月的體力勞動對我有好處;我心想這樣我會有機會理清自己的思緒,接受自己的現實。”

我沒有作聲。我不知道這是拉裏走這個意外步驟的唯一理由,還是與伊莎貝爾拒絕和他結婚有關。事實是,我根本不知道他愛伊莎貝爾有多深。大多數人在戀愛時會想出各種理由說服自己,想做什麽就去做什麽這才是明智的。我想這就是為什麽有那麽多不幸婚姻的原因。他們就像這樣的人,把自己的事情交給一個他們知道是個壞蛋的人去辦理,恰好這個人是他們的親密朋友,他們不願意相信壞蛋首先是壞蛋,然後才是朋友這個道理,因為他們確信盡管這個人可能對別人不老實,對自己是決不會那樣的。雖然拉裏非常堅定地拒絕了為伊莎貝爾而犧牲自己選擇的生活,但是,失掉伊莎貝爾可能比他自己預料的要更加苦澀地去忍受。可能他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想要吃掉他的蛋糕又要擁有它。

“好,繼續吧。”我說。

“我把書和衣服放在幾個箱子裏,交給美國運通旅行社保管。然後把一套上好的衣服和一些內衣打了一個包,就動身了。我的希臘文教師有個妹妹嫁給了朗斯附近一家煤礦的經理,所以老師讓我給那個經理帶了一封信。你知道朗斯嗎?”

“不知道。”

“在法國北部,離比利時邊界不遠。我在那兒隻住了一宿,在車站旅館裏,第二天坐當地的火車去了煤礦所在地。你去過煤礦村嗎?”

“在英國去過。”

“哦,我想大致一樣。有礦井,還有經理的房子,一排排整齊的三層小樓,都是一個樣,完全相似,非常單調,使你心情沮喪。有一座新建、醜陋的教堂和幾家酒吧。我到達時,天氣陰冷,還下著毛毛雨。我去了經理辦公室,把信交給了他。他是個矮胖子,兩頰通紅,看上去是個喜歡吃的家夥。礦上正缺乏勞動力,許多礦工在戰爭中被殺害了,還有很多波蘭人在那兒幹活,我認為有二三百人。他問了我一兩個問題,他不太喜歡我是個美國人,似乎覺得這裏麵有鬼,可他大舅哥說我很好,不管怎樣他還是樂意用我了。他想要安排我在地麵上的工作,可是,我告訴他我想到礦下麵去幹活。他說如果我沒有適應,會感到很難熬的,但是,我告訴他我有準備,所以他就說,我可以做一個礦工的助手。這活確實是男孩子幹的,不過,沒有足夠的男孩子人手。他這人很不錯,他問我有沒有去找個安身之處,當我告訴他還沒有去找時,他就在一張紙上寫了個地址,說如果我去那兒,房子的女主人就會給我一個地方睡。她是個被殺害的礦工的遺孀,有兩個兒子,都在礦上做工。

“我拿了包,去了那個地方。我找到了那所房子,一個身材高大麵容憔悴的女人為我開了門,她頭發已經花白,一雙烏黑的大眼睛。她五官很好看,一定曾經漂亮過。要不是掉了兩顆門牙,她不至於像當時那樣憔悴的。她告訴我她沒有房間,但是,她租給一個波蘭人的房間裏有兩張床,我能睡另一張床。她的兩個兒子住在樓上其中一個房間,另外一間是她自己的。她給我看的那個房間在一樓,我想應該是客廳;我本該有個屬於自己的房間,但是,我想最好還是別挑剔;外麵的毛毛雨已經變成了淅淅瀝瀝的小雨,我已經被淋濕了。我不想再走了,把自己弄得渾身濕透。所以,我說行,就這樣住了下來。他們把廚房當作客廳,裏麵有幾把要散架子的扶手椅。院子裏有個裝煤的棚子,也用作浴室。兩個男孩和那個波蘭人已經帶了午飯,但是,她說中午我可以跟她一起吃飯。吃完飯後,我坐在廚房裏抽煙,她一邊做家務,一邊跟我講了她的身世和家庭。其他人下班回來了。那個波蘭人先回來的,然後是兩個男孩。波蘭人穿過廚房,當房東太太告訴他,我要和他睡一個房間時,他一言沒發隻跟我點一下頭,從爐盤上拿起一個大水壺到煤棚裏洗澡去了。兩個男孩盡管滿臉煤塵但還是高挑英俊的小夥子,他們似乎跟誰都很友好。他們把我看作是個怪人,因為我是美國人。其中一個男孩十九歲,退伍才幾個月,另一個十八歲。

“那個波蘭人回來後,兩個男孩又去清洗一番。波蘭人的名字是難叫的那種波蘭姓氏,可是他們都叫他科斯提。他是個大塊頭,比我高出兩三英寸,身材魁梧。他臉色蒼白、肥胖,鼻子短而寬,一副大嘴。他藍眼睛,由於沒能把眉毛和睫毛上麵的煤灰洗掉,看上去像化了妝一樣。黑睫毛把眼睛的藍顏色襯托得幾乎嚇人一跳。他是個醜陋粗俗的家夥。兩個男孩換了衣服出來了。那個波蘭人還坐在廚房裏抽煙鬥看報紙。我口袋裏有本書,所以拿了出來,也讀了起來。我注意到他瞥了我一兩次,一會兒他放下了報紙。

“‘你看的是什麽?’他問。

“我把書遞給他,讓他自己看。書名是《克萊夫王妃》[1],我在巴黎火車站買的,因為書小得完全可以放在衣袋裏。他好奇地看了看書,又看了看我,然後把書還給了我。我發現他露出一種諷刺的微笑。

“‘這本書有意思嗎?’

“‘我覺得很有意思——甚至引人入勝。’

“‘我在華沙上學時讀過,煩死我了。’他法語講得很好,幾乎聽不出一點波蘭口音。‘我現在除了報紙和偵探小說以外,什麽都不看。’

“勒克萊爾夫人,我們房東太太的名字,坐在飯桌旁補襪子,同時盯著正在做的晚餐的湯。她對科斯提說,我是煤礦經理介紹來的,還重複了我認為可以跟她說的話。他一邊聽,一邊吸著煙鬥,一雙燦爛的藍眼睛看著我,眼光犀利而精明。他問了我幾個關於我個人的問題。當我告訴他我從未在煤礦上做過工時,他再次露出諷刺的微笑。

“‘你不知道你要遭的是什麽罪。一個人隻要有別的什麽事可做,決不肯上煤礦來工作。不過這是你的私事,肯定有你的理由。你在巴黎住哪兒?’

“我告訴了他。

“‘有一段時間,我每年都要去巴黎一趟,不過,我都住在格蘭大道上。你到過拉呂飯店沒有?那是我最喜歡的餐館。’

“‘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因為你知道,這餐館不便宜。’

“一點不便宜。”

“我想他看出了我的詫異,因為他又一次露出那種嘲弄的微笑。可是,他顯然覺得沒必要進一步解釋。我們繼續在東拉西扯,後來兩個男孩進來。我們吃了晚飯。晚飯後,科斯提問我是否願意和他去小酒館喝杯啤酒。小酒館就是一間相當大的房子,房子的一頭是個酒吧間和幾張大理石麵的飯桌,四周是木椅子。房子裏有一架自動鋼琴,有人放進去一個硬幣,鋼琴正播放著刺耳的舞曲。除了我們坐的那張桌子以外,隻有三張桌子坐有人。科斯提問我是否會玩貝洛特紙牌。我曾經跟我的一些學生朋友學過,所以我說會玩;他就建議我們賭啤酒錢。我同意了,他叫人把紙牌拿來。我輸了一杯,接著又輸了第二杯。後來他建議我們賭錢。他的牌好,可我的運氣不好。雖然我們的賭注非常小,但我還是輸了幾個法郎。贏了錢和啤酒使他的情緒高漲,他打開了話匣子。沒多大一會兒我就從他的言談舉止上猜到他是個受過教育的人。當他再次談到巴黎時,他就問我是否認識某某和某某,我在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貝爾居住的艾略特家裏見到的那些美國女人。他似乎比我跟這些人更熟悉,我很想知道他怎麽會落到現在的這步田地。時間並不晚,可是,我們在破曉時就得起來。

“‘走之前,我們再喝一杯啤酒吧。’科斯提說。

“他呷著啤酒,並用他那精明的小眼睛凝視著我。我知道他當時使我想起一個壞脾氣的豬玀。

“‘你為什麽到這個糟糕透的煤礦來做工?’他問我。

“‘體驗一下。’

“‘你是個傻瓜,小夥子。’他說。

“‘可你為什麽在這兒做工呢?’

“他聳聳魁梧笨拙的肩膀。

“‘我是個孩子時就進了貴族的軍官學校,我父親是沙皇屬下的一個將軍,上次戰爭時我是騎兵軍官。我受不了皮爾蘇茨基[2]。我們籌劃要殺死他,可是有人出賣了我們。他槍斃了我們那些被他捉到的人。我設法及時越過了邊境。擺在我麵前的隻有參加法國軍團或者到煤礦上做工的兩條路。我選擇了兩害之輕者。’

“我已經告訴過科斯提我在煤礦上要做的工作,他當時沒有說什麽,可是,現在他把胳膊肘放在大理石台麵上,說道:

“‘你試試把我的手腕子掰倒。’

“我知道這種老式的角力,所以握住他的手掌。他笑了。‘幾個星期之後,你的手不會再像這樣軟了。’我使盡力氣掰,可是,他的力氣巨大,根本不管用,他慢慢地把我的手壓倒並按下了桌子。

“‘你很有勁兒,’他這樣說,‘不是很多人能挺這麽長時間的。聽著,我的助手根本不行,他是個弱小的法國人,連個虱子的力氣也沒有。明天你跟我來,我會讓工頭叫你當我的助手。’

“‘我很願意,’我說,‘你看他願意嗎?’

“‘破點財。你能出五十個法郎嗎?’

“他把手伸出來,我從錢包裏拿出了一張鈔票。我們回家睡覺了。我折騰了一整天,睡得像死豬一樣。”

“你覺得煤礦的活極為艱辛嗎?”我問拉裏。

“開始是筋疲力盡,”他咧嘴笑了,“科斯提和工頭一起幹,我當科斯提的助手。那時候,科斯提幹活的地方和旅館浴室大小差不多,人進去要通過一條隧道,由於非常低你隻能用手和膝蓋爬進去。裏麵灼似地獄,我們幹活時隻穿一條褲子。科斯提又白又胖的上半身叫人極其厭惡,他看上去像一隻巨大的蛞蝓。在那麽狹窄的地方,風動剪的噪音震耳欲聾。我的工作是把他劈下來的煤塊收到一起,裝進籃子裏,再把籃子拖到隧道口,在那兒把籃子裏的煤裝到煤車上,煤車間歇開來前往電梯處。這是我平生經曆過的唯一的一個煤礦,所以我不知道所有煤礦的做法是不是都如此。煤礦對我來說好像是外行,而且工作極其繁重。半日的時候,我們停下來休息,吃午飯,抽煙。一天下來之後,我並不懊悔,而且天哪,洗個澡感覺不錯。我就當作我的腳再也不會幹淨了,黑得就像墨水。我的雙手也免不了磨出了泡,痛得很厲害,但是痊愈了。我習慣了這個工作。”

“你堅持了多久?”

“隻幹了幾個星期。運煤到電梯那兒的煤車是由牽引車拖去的,司機是個技術不好的技工,引擎總出現故障。一次他發動不了車子,好像一籌莫展。還好,我是個相當不錯的機械師,所以我看了一下,半小時,就把車子修好了。工頭告訴了經理,經理把我找了去,問我是否懂得開車。結果他叫我做了那個技師的工作;當然這項工作是單調的,但輕鬆,而且他們沒有再碰上引擎的毛病,所以對我感到滿意。

“科斯提對我離開他非常傷心。我很適合他,他已經習慣我了。我開始非常了解他了,成天在一起幹活,吃完晚飯一起去小酒館,在一個房間裏睡覺。他是個有趣的家夥。是你感興趣的那種人。他不跟波蘭人交往,而且波蘭人去的咖啡館我們不去。他忘不了自己是貴族,曾經是一名騎兵軍官,所以,他把那些波蘭人看作垃圾。波蘭人自然對此耿耿於懷,但是,毫無辦法;他壯得像頭牛,要是打起架來,不管用不用刀,他一個人抵得上六個人一起上。我還是認識了幾個波蘭人,而且他們還告訴我,他當過騎兵軍官不假,是在一個精幹騎兵團,但是,他說離開波蘭是由於政治原因,這是在說謊。他打牌作弊,被人捉個正著,所以被趕出華沙軍官俱樂部並被解職。他們告誡我不要跟他打牌。他們說這就是他為什麽那麽不願和他們接觸的原因,因為他們太熟悉他的底細了,而且不願和他玩牌。

“我打牌一直輸給他,你知道,輸得不多,一晚上隻有幾個法郎,而且他贏了以後,總堅持付酒水錢,所以實際上一共沒有多少錢。我認為我的運氣一直不好或者沒有他玩得好。但是,在那以後,我留意起來,而且絕對肯定他作弊,可是,你知道,我拚了命也看不出來他是怎樣作弊的。哎,他會耍小聰明。我也知道他根本不可能總抓到最好的牌。我就像個山貓看著他的舉動。他就像狐狸一樣狡猾,而且我猜想,他已經看出我已經對他提防了。有一天晚上,我們玩了一會兒之後,他看著我,臉上帶著那種殘酷、諷刺的微笑,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微笑的方式,並且說:

“‘我教你幾招訣竅好不好?’

“他拿過去一副紙牌,叫我說一張牌,然後他洗牌並讓我選一張,我選了,結果這張牌恰好是我說的那張。他又變了兩三個戲法,然後問我玩不玩撲克。我說玩,他就發給我一手牌。我一看,手裏的牌是四個A和一個老K。

“‘你有這副牌樂意押上很多的錢,不是嗎?’他問我。

“‘我會把所有賭注都押上去。’我答。

“‘傻瓜。’他放下了發給他自己的那手牌,是同花順。怎麽會是這樣,我不知道。他看到我的驚愕哈哈大笑。‘假如我不是一個誠實的人,現在我就會讓你輸掉全部財產。’

“‘實際上你已經很不錯了。’我咧嘴笑了。

“‘那都是小錢。連在拉呂飯店吃頓晚飯都不夠。’

“我們幾乎每晚都打牌。我得出結論是,他作弊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取樂。他知道他在愚弄我,這一點使他感到有一種奇怪的滿足,而我覺得,他發現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卻看不出他是怎樣做的,從中得到很大的消遣。

“可是,這隻是他的一方麵,使我感覺興趣的是他的另一方麵。我無法把這兩方麵一致起來。雖然他自誇除了報紙和偵探小說以外,什麽都不看,但他是個有教養的人。他很健談,說起話來刻薄、嚴厲、諷刺,聽他說話使人爽快。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床頭掛一個十字架,每個禮拜天都去做彌撒。星期六晚上他總是喝醉酒。我們去的那家小酒館,當時的人擠得滿滿的,室內煙霧彌漫。有沉靜的中年礦工,帶著家人一起來的,有成群結隊吵吵鬧鬧的年輕人,有汗流滿麵圍著桌子玩貝洛特紙牌[3]的男人,在大喊大叫,而他們的老婆坐在稍後一點的地方觀看。人群和噪音對科斯提有一種奇怪的影響,他變得嚴肅並談起神秘主義來——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主題。我當時對神秘主義一無所知,隻是在巴黎讀過一篇梅特林克[4]著的論魯斯布魯克的文章。可是,科斯提卻談及了柏羅丁[5]、古希臘雅典最高法院法官丹尼[6]、鞋匠雅各·波墨[7]和梅斯特·埃克哈特[8]。這位大塊頭已經被他自己的貴族世界所拋棄,貧困潦倒,被人嘲諷,可聽到他談論萬物之主和與上帝結合的幸福真是匪夷所思。所有這些我從來沒有聽過,我是又迷惑又興奮。我就像一個睜著眼睛躺在一間黑屋子裏的人,忽然一道光線穿透窗簾,那個人知道他隻有拉開窗簾,他的眼前才會呈現朝霞映照下的彩虹之國。可是,在科斯提清醒的時候,我盡力讓他談這個話題,他竟然對我非常生氣,眼睛惡狠狠地看著我。

“‘我連自己說的什麽都不知道,還怎麽會知道我要談什麽呢?’他打斷我。

“可是,我知道他在撒謊。他十分清楚自己在談什麽。他知道很多。當然他當時是喝醉了,可是,他的眼神,他醜陋臉上全神貫注的表情,絕不是僅僅喝了酒的事。這裏麵還有其他原因。他第一次這樣跟我談,他說的話我念念不忘,因為令我悚然;他說,世界不是創造物,因為無中不能生有;世界是永恒的自然表現;嗯,是那麽回事,可是,他接著又說,惡和善一樣,都是神的直接表現。這些生僻的話語是我在那個肮髒嘈雜的咖啡館裏,伴著自動鋼琴的舞曲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