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大城市裏，都有一些自成體係的集團，他們相互不聯係，獨立存在；它們是一個大世界裏的小世界，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其內部成員有著夥伴的關係相互依存；這些小世界仿佛居住在由無法通航的海峽相互隔開的島上。根據我的經驗，巴黎就是這樣的城市，沒有一個城市比得上它。在那裏，上流社會很少讓外界人進入其中，政客們生活在自己腐敗的圈子裏，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頻繁往來，作家和作家聚在一起（人們在安德烈·紀德[1]的日記裏明顯地看到，他似乎很少跟與他不是從事一樣職業的人交往），畫家和畫家、音樂家和音樂家交遊。倫敦也是如此，不那麽明顯罷了；在那裏，物以類聚的現象少多了，而且有十幾家的宴席，在同一桌上你可能遇見公爵夫人、女演員、畫家、議員、律師、服裝設計師和作家。
我生活的經曆使我在不同的時期短暫地領略了巴黎的所有這些小世界，就連聖熱爾曼大街那個不公開的世界（通過艾略特）也進去過；但是，我最喜歡的是構成蒙帕納斯大街幹線的那個小社會，它比現在稱作福煦大道並以此為中心的那個不顯眼的小圈子要好，比經常光顧拉呂飯店和巴黎咖啡館的大都會成員要好，比蒙馬特區那個烏煙瘴氣尋歡作樂的人群要好。我年輕時，曾在貝爾福獅像咖啡館附近的一個小公寓裏住過一年，房間在六層樓，那裏視野開闊，我看到了蒙帕納斯公墓[2]。在我看來，蒙帕納斯仍然具有外省鄉鎮的寧靜氣息，保留了以往的特征。當我走過陰暗狹窄的敖德薩街區時，一種惆悵悠然而至，我想起我們經常聚餐的那家寒酸的飯店，有畫家、雕刻家、插圖家，還有我，唯一的作家，偶爾還有阿諾德·貝內特[3]；我們坐到很晚，興奮地、荒謬地、憤怒地討論繪畫和文學。對我來說，現在沿著蒙帕納斯大街走去，看著跟我當年一樣的那些青年人，並且親自杜撰關於他們的故事，仍然是一種樂趣。當我沒有什麽更好的事情要做時，我就乘出租車去老多姆咖啡店坐坐。它已經不再是從前專門為**不羈的文人相聚的地方；現在，附近一帶的商人已經開始喜歡到這裏來了，而且塞納河對岸的陌生人來這就是為了見識一下已經不複存在的一個世界。學生也來，當然，還有畫家和作家，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外國人；當你坐在那裏，你在周圍聽到的俄語、西班牙語、德語和英語與你聽到的法語一樣多。但是，我感覺到他們說的那種事情跟我們四十年前說的非常一樣，隻是他們提到的是畢加索而不是馬奈[4]，是安德烈·布勒東[5]而不是紀堯姆·阿波利奈爾[6]而已。我非常同情他們。
我來到巴黎兩個星期之後，有一天晚上，坐在多姆咖啡店裏；由於露台上人擠，我隻得在前排找一張桌子坐下。天氣晴暖。法國梧桐正要冒葉子，空氣中有巴黎所特有的那種閑散、輕鬆和歡快的情趣。我覺得很平靜，不是由於疲乏，而是由於暢快。忽然間，有個男子在我麵前走過，停下來向我咧開嘴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說聲：“哈囉！”我瞪眼望著他。這人又高又瘦，沒有戴帽子，亂蓬蓬的深棕色頭發，早就應當剪了；上嘴唇和麵頰都是濃密的棕色胡須；前額和頭頸曬得黑黑的；穿一件破襯衫，沒打領帶，一件穿得很舊的棕色上褂，灰色褲子也破爛得不成樣子。他看上去是個流浪漢，我有十足的把握從來沒有見過他。我斷定他是那種沒出息的人流落在巴黎，存心等他編一套落難的故事，騙我幾個法郎去吃頓晚飯和找個地方過夜。他站在我的麵前，兩手插在口袋裏，露出白牙齒，深棕色的眼睛顯出好笑的神氣。
“你不記得我了？”他說。
“我有生以來從沒有見過你。”
我準備給他二十法郎，可是，我不準備放過他胡說我們彼此相識。
“拉裏。”他說。
“老天爺啊！請坐。”他咯咯地笑了，他向前走一步，在我桌子旁的空椅子上坐下。“喝一杯。”我招呼了服務員，“你臉上這樣胡子拉碴的，怎能讓我認得出你呢？”
服務員來了，他要了橘子水。因為我看著他，這才想起他眼睛的特性，那是由於虹膜和瞳孔的顏色都是黑的，使得眼睛看上去既強烈又不透明。
“你在巴黎待多久了？”我問。
“一個月。”
“打算待下去嗎？”
“還能住一段。”
當我問這些問題時，腦子裏一直在想。我注意到他的褲腳已經破了，外衣的肘部也磨漏了。他看上去和我曾在東方那些港口見到的流浪漢一樣窮困潦倒。那時，人們很難忘記大蕭條的影響，所以我想知道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崩潰是否使他變得一貧如洗了。我很不願意想到這一點，可我不是一個繞彎子的人，所以就開門見山問他：
“你一無所有了嗎？”
“不是，我很好，你怎麽會那樣想？”
“哦，你看上去好像幾天沒吃飯的樣子，而且你穿的衣服隻配扔到垃圾箱裏。”
“有這麽糟糕嗎？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事實上，我一直想給自己買些零碎東西，不過，我好像從來沒能落實到行動上。”
我想他是感到害臊了或者是某種自負，但是我怎麽也不能看著他在胡說而無動於衷吧。
“別犯傻了，拉裏。我不是百萬富翁，但也不窮。如果你缺錢的話，讓我借你幾千法郎。這不會搞垮我的。”
“多謝，不過，我不缺錢。我的錢足夠我花的了。”他哈哈大笑。
“經曆了這次經濟崩潰還是這樣嗎？”
“哦，崩潰沒有影響我。我所有的錢都買了政府的公債。我不知道這些債券是否貶值了，我從來沒有打聽過，但是我的確知道山姆大叔[7]那時仍然付利息，就像現在一樣是個正派的老當事人。其實，在過去的幾年裏我幾乎沒怎麽花錢，所以我手頭上一定有相當多的現金。”
“那麽，你是從哪裏來的呢？”
“印度。”
“哦，我聽說你去過那裏。伊莎貝爾告訴我的。她顯然認識你存錢的芝加哥銀行經理。”
“伊莎貝爾？你最後一次是什麽時候見到她的？”
“昨天。”
“難道她在巴黎嗎？”
“她的確在巴黎。就住在艾略特·坦普爾頓的公寓裏。”
“太棒了。我想見她。”
雖然在我們這樣交談時，我非常留神地觀察他的眼睛，可是，我隻察覺到一種自然的驚喜和愉悅，感覺不到有什麽更複雜的東西。
“格雷也在那裏，你知道他們結婚了？”
“是啊，鮑勃大叔——納爾遜醫生，我的監護人——寫信告訴我的，可是他幾年前去世了。”
我這才想起，納爾遜醫生好像是他與芝加哥和他在那兒的朋友之間的唯一聯係人，由於這個聯係斷了，他很可能對這幾年發生的事情毫無知曉。我告訴他，伊莎貝爾生了兩個女兒；亨利·馬圖林和路易莎·布蘭得利都死了；格雷的破產和艾略特的慷慨。
“艾略特也在這裏嗎？”
“不在。”
艾略特沒有在巴黎過春天，這是四十年中的第一次。他雖然看上去年輕些，但已經是七十歲的人了。通常，到了這個歲數的人開始感到身體疲倦和有病了。他除了散步外，其他的鍛煉逐漸都放棄了。他擔心自己的健康，他的醫生一周來看他兩次，在屁股兩邊輪流打針，注射一種當時流行的針劑。每頓飯，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他都從口袋裏掏出個小金盒子，取出一粒藥片吞下去，就像一個人在鄭重其事地履行宗教儀式。他的醫生勸他去蒙特卡蒂尼療養，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個礦泉療養地；之後，又建議他去威尼斯尋找一個設計適合放在他的羅馬式教堂裏的聖水器。他不太願意前往巴黎了，因為他感覺到巴黎的社交生活逐年地令人不滿意。他不喜歡年紀大的人，而且使他更為惱火的是，赴約所見到的都是和他一樣年紀的人。但是，見到的年輕人他又覺得索然乏味。裝飾他建造的教堂現在是他生活中主要的興趣；在這方麵，他可以滿足自己對購買藝術品的根深蒂固的熱愛，同時也會感到心安理得，因為他所做的一切是在讚頌上帝。他曾經在羅馬找到一座蜜黃色石頭砌的早期祭壇，並在佛羅倫薩討價還價六個月的時間，買下了錫耶納[8]派的一幅三聯畫放在祭壇上麵。
後來拉裏問我格雷喜歡不喜歡巴黎。
“恐怕他在這裏有點不知所措。”
我極力向他解釋格雷給我的印象。他一邊聽我說，眼睛緊緊盯著我的臉看，一眨也不眨，若有所思；這使我想到——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他不是用耳朵，而是用一種內在的、更靈敏的聽覺器官在聽。這很古怪，而且令人感到不舒服。
“不過，你會親眼看見的。”我講完時說。
“是啊，我很願意去看他們。我想我會在電話簿上找到住址的。”
“可是，如果你不想把他們嚇得神經錯亂，使兩個孩子發瘋似的尖叫，我想你最好還是去剪個頭，刮刮胡子。”
他笑了。
“我一直都在想這個事。我不是故意把自己弄得那樣打眼的。”
“既然你也這樣說，不妨給自己買一套新衣服。”
“我想我是有點寒酸。當我最終離開印度時，我發現除了我身上穿的衣服，我一無所有。”
他看看我穿的那套西裝，問我是哪一家裁縫做的。我告訴了他，不過補充說這個裁縫在倫敦，所以對他沒有多大用處。我們停止了這個話題，他開始重新談起格雷和伊莎貝爾來。
“我見到他們的次數非常多，”我說，“他們在一起非常開心。我從未有過機會單獨和格雷談話，不管怎樣，我敢說，他不會跟我談到伊莎貝爾的。但我知道他非常愛她。他臉色陰鬱，眼神疲倦，可是，當他看見伊莎貝爾時，目光裏充滿了那種溫柔慈祥的樣子，相當感人。我認為，在他們度過的那些艱難的日子裏，伊莎貝爾堅如磐石地站在他一邊，所以他永遠不會忘記對她有多少虧欠。你會發現伊莎貝爾變了。”我沒有告訴他，伊莎貝爾從來沒有像她現在這樣漂亮。說不定他真看不出那個好看的高個兒女孩，是怎樣變成一位非常文雅、嬌美、精湛的女人。有的男人對藝術能增添女性的美這一點感到不忿。“她對格雷很好，為了恢複他的自信，可謂是嘔心瀝血。”
由於時間漸晚，我問拉裏是否到大街上一起吃晚飯。
“不，我不想吃，謝謝，”他回答，“我得走了。”
他站起身，友好地點點頭，起步走上了人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