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艾略特的時候,和別人一樣就是個年輕記者,他根本沒把我放在眼裏。他從不忘記曾見過的臉,所以不論我在哪兒碰到他,他總是客氣地和我握手,但無意深交;比方說,我在劇院裏看見他正和一位高管在一塊時,他往往會看不見你。但後來我作為劇作家取得了點出人意料的成功,很快我就看出艾略特對我熱乎起來。一天我接到他的一封短柬,請我到克拉裏奇旅館吃午飯,他到倫敦就住在那裏。客人不多,規格一般,可我覺得他是在試探我的社交能力。不過,從那時起,我的成功使我有了許多新朋友,所以見到艾略特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之後不久,我在巴黎度秋日,待了幾個星期,在雙方都認識的一個朋友家裏又見麵了。他問我住在哪兒,一兩天後,又寄來一張午飯請帖,這次在他自己的公寓裏;我一到,驚奇地發現這次宴會是高朋滿座。我心裏暗笑,我知道憑他對社會關係的完美感覺,在英國社交界像我這樣一個作家根本不算什麽,但在法國,隻要你是作家就有聲望,我是沾了這個光了。在接下來的數年中,我們從相識到非常密切,但始終沒有發展成為朋友關係。我懷疑艾略特·坦普爾頓會成為任何人的朋友。他對沒有社會地位的人不感興趣。不論我恰逢在巴黎還是他在倫敦,當他覺得客人不夠或者非得招待旅遊的美國人時,總要請我去。我懷疑,這些人中,有的是他的老主顧,有些是拿著介紹信來拜見他的陌生人。他們就是他這一生背負的十字架。他覺得該做的總得表示一下,但他並不願意讓他們見到他的重要朋友們。當然,最好的打發辦法就是請他們吃飯帶他們看戲,但就是這樣的安排常常也很困難,因為他每晚都有應酬,早在三個星期前就定好了;他也知道就是那樣做了,他們也不會滿足的。因為我是個作家,也無關緊要,所以他不在乎把這等事的苦惱告訴我。

“那些給你看信的美國人太不替別人著想了。不是我不願意見那些介紹給我的人,而是我確實看不出有什麽理由我竟讓我的朋友們為他們跟著受罪。”

他給來訪客人送大花籃玫瑰和大盒巧克力,想彌補歉意,不過有時他還得請客。就在他有點天真地跟我抱怨後不久,請我前往他要舉行的宴會。

他在信上捧我:“他們非常想見你,某某太太很有文學修養,你寫的書她一字不落地都讀過。”

然後某某太太會對我說,她非常喜歡我的《佩蘭先生和特雷爾先生》那本書,還祝賀我的《軟體動物》劇本演出成功。前本書的作者是休·沃波爾,後一個劇本的作者為哈伯特·亨利·戴維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