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經曆過血雨腥風，同樣都挑戰過威權的神壇，英國人回到了“向善”軌道，而我們在哪裏呢？
在格拉斯哥，第一個用漢語向我打招呼的人並不是中國大陸人，也不是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或海外僑胞，而是一個英國傳教士。
我去學校報到那天，正走在林蔭道上，一個老外目光炯炯，笑容燦爛，迎上前開口就是一句“你好嗎？是中國人嗎？”漢語發音比“大山”要生硬些，但很清晰，聽懂沒問題。我的驚訝變成了驚喜，回答道：“你好，我是中國人。”他興奮地點著頭，伸出手。“我叫John，很高興認識你。”“我叫Andrew，你的漢語真好！”我一邊同他握手，一邊嘖嘖讚歎。
“沒有，沒有，一點點。”他擺了擺手，順手拿出一本小冊子。他指了指冊子的封麵，一字一頓地念著標題：“你—信—上—帝—嗎？”然後又對我笑了笑。真是沒有免費的問候，第一次接觸，意識形態的碰撞就開始了。
John見我沒有說話，馬上又補充道：“不過這個沒關係。我在教堂工作，你有興趣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我看了看他送上來的材料，也是中文的，上麵還有教堂詳細的位置示意圖。
梧桐樹的落葉從我肩膀滑下去了，我一時有點莫名的緊張，眼前的這個人不會是……我忽然警覺起來。是邪教？還是和平演變？或是傳銷？西方的滲透真是無孔不入啊！我的狐疑並沒有影響他的興致，“周日歡迎你來。謝謝你。再見。”John走後，梧桐樹下恢複了安靜。而我的心緒開始起伏了。
John並不像是利瑪竇那樣穿著宗教儀式的袍子、胸前懸掛十字架的傳教士，西方的“敵對勢力”估計已經換用了新的手法了。要知道，利瑪竇可是一度被定性為“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
起初我並沒有很在意，後來遇到的傳教士越來越多，“手法”也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為中國人“定製”的宣傳模式。不過倒並沒有讓我厭煩的感覺，不像在國內景點“不買東西不許走”那種近乎恐怖的推銷方式。
後來，在Motherwell工作期間，Anna閑談時說起她周末與平時工作一樣忙，主要是兩項“任務”：一個是接待或看望她那12個孫子、外孫、孫女、外孫女，這也要排個時間表，一年到頭很少有間隙。另一個就是去教堂了，不一定每周都去，但也很頻繁。
她忽然若有所思地問我，信不信上帝。我堅定地回答：不信，我隻信自己。這種“氣節”是怎麽出來的，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受唯物主義教育多年，又深受共產主義思想洗禮，但我竟沒有什麽信仰，隻是覺得權威或偶像多半是人造的，頂禮膜拜了半天，有什麽用？
上帝能改變什麽？我的至親曾住在陰冷、潮濕的大雜院裏（後來有了新名詞，叫棚戶區），盼著拆遷；真拆了，又得不到好的補償，還得擠在新的大雜院裏。而留下的土地上，蓋起了四合院小區，上億元一個大宅院，住進了達官顯貴。上帝是誰的上帝呢？
Anna驚異地點著頭，仿佛遇到了陌生人，盯著我看了許久。在一個宗教盛行的地方，沒有信仰是異類。我揣摩著Anna眼神中的困惑不解，為自己的異類身份有些局促不安。
Maybe you are right. Who knows.（也許你是對的，誰知道呢。）Anna若有所思地說道。
過了一會兒，她點了點頭，臉上的疑雲被風吹走了，露出了本來的微笑：
I believe in God. But I still have lot of problems unsolved. It doesn’t seem that useful, does it?（我信上帝，但我仍然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看來不那麽管用是嗎？）
說著，Anna大笑起來。Anna點出了我的信仰——功利主義，但並沒有諷刺的意味，因為在她看來這無所謂，信與不信都應該得到尊重。
Motherwell最高的建築除了Council Building（政府公共廉租房）之外，就是那座鎮上的教堂了。我喜歡教堂建築的恢宏氣勢，總能聯想起當年在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裏那種宏偉、深邃。
在教堂門口，我遇到了Ken和Margaret夫婦，他們已經快70歲了。攀談中，他們得知我為這裏帶來了第一批中國學生，便忙不迭地問起這些孩子是否需要幫助，還特意邀請我到他家裏做客，聊聊中國的事，聊聊英國的事，像爺爺奶奶那樣對人友善、寬容。
他們不會說中文，卻說得出孔子、莊子，還把英譯本的《論語》和《莊子》給我看，讚歎中國古人的思想偉大、精深。Ken還特意說起，這些先知教人向善，算得上是中國的上帝了。
中國的宗教基本上是外來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本土上帝，沒想到讓Ken用英國人的感悟這麽一解讀，倒讓我覺得儒、道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雖然沒有“領導”至高無上，但也稱得上是靈魂導師了。
Ken和Margaret邀請我到鎮上的教堂聽唱詩。教堂裏除了寬敞，就是一種彌漫在身邊的熱情，每個人都親切地打招呼，像是家裏人的聚會一樣。當穿袍子的人（這個有點像利瑪竇了）宣布開始後，所有人都畢恭畢敬地坐下。寂靜中，偶然聽到小孩子的哭鬧，人們可能側目，但都是善意地一笑。我隨著大家翻開椅子上預留的歌本，大家跟著管風琴和唱詩班一起吟唱。
旋律有的舒緩，有的莊重，有的高亢，有的低沉，不過主題都是歌頌上帝的偉大。我隻是哼著曲調，濫竽充數，而頭腦裏卻回響著“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這類的旋律。
一個是西洋音樂，一個是中國民歌——天哪！異曲同工！《聖經》難道就是“紅寶書”？英國教徒餐前默念的“咒語”難道就是“早請示、晚匯報”？那一刻我真覺得自己應該讀個博士，好好研究一下這個東西方共有的課題——信仰與神壇。
同樣經曆過血雨腥風，同樣都挑戰過威權的神壇，英國人回到了“向善”軌道，而我們在哪裏呢？
我住在愛丁堡的日子裏，結識了在英國的至交——Stephanie和Ross夫婦，他們同樣是傳教士。Stephanie是清潔工，Ross是屋頂修理工，他們都沒有上過大學，聽說我碩士畢業，都稱羨不已。他們覺得中國人學習很努力，成績超群。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人讀書就是飯碗，與其他無關。他們說，當地人十七八歲離開家後，一切都是自己決定。很多人，像他們一樣，選擇了開始工作，做力所能及的事，掙了錢再做些自己更想做的事。他們的最大理想是傳教，重修一座在社區內的教堂。
他們的工作談不上體麵，比較辛苦，但收入和生活沒有問題，一樣銀行按揭住獨門獨棟的大House（不過是在郊區），一樣出國旅遊，隻是需要精打細算才行。盡管有些拮據，他們仍樂此不疲地做誌願者。早些年去非洲的馬拉維為當地人修房子、開英語課、做醫院護工等，餘暇時間就傳教。我們每次見麵，他們都會帶一些中文的小冊子給我，上麵的中文還特意配上拚音，他們憑著拚音朗讀中文。每次我這個偽教徒沒有真正聆聽上帝的呼喚，卻深深被Stephanie和Ross所打動。他們的故事讓我看到了朝聖之路，他們的微笑讓我找回了那份久違的溫暖。
我可能終了一生也不會信教，我讚賞克裏希那穆提的那句名言：“一個有愛的人是沒有信仰的——他隻是去愛就夠了。消耗在心智活動力的人往往會有各種的信念，因為頭腦總是不斷地追尋安全感和保障。他永遠在躲避危險，所以會不斷地建立概念、信念和理想來保護自己。”但這並不是說，我與克氏一樣，要否定宗教的意義。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宗教成全了愛。信仰可能是“有愛”的前傳，“有愛”之前，我們通過信仰來培養愛。
我們始終保持著聯係。其間還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2007年，我邀請Stephanie和Ross來北京參加了我的婚禮，之後一起去爬長城，回來後，Stephanie便感覺很不舒服，吐了好幾次，估計是在路上吃羊肉串不消化。送他們上飛機前，我一直有些遺憾，第一次來中國，因為細節上的疏忽沒能盡興。過了一個月，Stephanie和Ross發來郵件說Stephanie的嘔吐並不是病變，而是懷孕的征兆，他們的小孩兒也不知不覺地隨著父母遊曆中國！沒想到我們的友誼傳到了下一代身上，中國也成全了Stephanie和Ross這對晚育模範（Stephanie懷孕時已經快40歲了）。
新年到了，我記得Stephanie和Ross是不過聖誕節的，因為那是瑪利亞的受難日。我總是很注意這個細節，所以特意選擇元旦，提起筆，給他們寫了賀卡，連同我和愛人、孩子的照片一起寄往愛丁堡，每年都如此。我還提醒自己要促成一兩個獎學金項目，資助中國學生去英國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