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總在變化，總是充滿著不可預見性。但讓我們驚訝的是，不管生命如何變化，美好的、真正的教育都能包容它、提升它。
2010年，我國著名力學專家錢偉長離世。他的受教育經曆很有些“傳奇色彩”：18歲那年，他以中文、曆史兩個100分，物理5分，數學和化學共20分，英語0分的成績進入清華大學曆史係學習。
然而，就在他進入曆史係後的第二天，九一八事變爆發。當錢偉長從收音機裏聽到這個消息時，他拍案而起：“我不讀曆史係了，我要學造飛機大炮。”隨後，他轉入物理係學習。
從此，中國少了一個曆史學家，多了一代力學大師。
在這個故事當中，接受錢偉長轉入物理係的教師的做法讓人驚訝：他們既沒有把錢偉長當成是天才苗子，充滿期待地去接受（我相信，他們當時也沒看出這個青年的未來），也沒有因為他的理科成績如此之差，而心懷冷漠地去拒絕，他們隻是以一顆平常心，去悅納一個有著無窮可能性的生命。
這是多麽智慧的老師啊！他們的智慧，在於他們深知：教育是一種有機的過程，不是機械地從a推到b，再從b推到c，而是a可以生成無數種可能：b、c、d…更重要的是，這無數種可能之間，並沒有價值的高低之分。
隻可惜，現在聰明的老師太多，智慧的老師太少了。
智慧者選擇栽下銀杏樹。百年方成，哪怕他們看不到那一天；聰明者卻選擇種牽牛花，經年即開，隻是希望看見那一瞬間的耀眼。
一所農村學校校長，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要讓學生成才，考上重點大學。”
記者追問他：“有沒有另外的可能呢？當你的學生走上社會後，即使是一個打工者，如果內心仍然有美好的願望，仍然能在打工之餘過一種豐富的精神生活，也是你們教育的成功。”
校長沉默了，臉上閃過一絲不以為然的神情。過了一會兒，他說：“對學校育人來說，我們的目的，就是讓他們成才。”
采訪無法繼續下去。
什麽時候，我們的教育連鼓勵學生去做個平民的勇氣都沒有了？
誠然，漠視個性、流水線般地對待學生是不對的。但是，對學生抱著過高的期待，恨不得人人成才，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表明改革的徹底和成功，這種做法就符合教育的規律嗎？
“殺君馬者道旁兒”，是蔡元培在要求辭去北大校長時寫下的話。他的意思是，殺你馬的人，就是給你馬鼓掌的人：正是旁人過分的期待與厚愛，才讓駿馬奔到超出極限而死亡。其實，教育者天天把成才、成功放在嘴邊，甚至提出“把每一個孩子當成天才來教”的口號時，不也成了催促學生使勁前奔的“道旁兒”嗎？
教育難得的是平常心。平常心源於兩個方麵，一是教育的規律；二是學生成長的規律。
教育是一種浸潤，它真正引發的變化很多時候是內隱的，不會立即外顯出來，甚至可能潛伏多年。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讀大學時，放棄自己的必修課，專挑自己感興趣的課程旁聽。多年後，他說：“你現在所經曆的將在你未來的生命中串聯起來。”但什麽時候會串聯起來？誰都不知道，誰也無法預測。就像我們唱歌，心裏的旋律一直在流動，可是哼唱不出來，某一天，或許突然大聲歌唱了出來。
那種帶有高度功利色彩的期待，往往違背規律，脫離常識的軌道。鍾啟泉教授曾經批評，某些名牌中小學罔顧基礎教育的性質與定位，紛紛提出口號，要把中小學建設成培養拔尖型、創新性人才的基地；還有一些學校，短短幾年時間就開設出上百門校本課程。鍾啟泉稱之為“嚴重的狂躁”。
教育是一種信仰，但信仰在當下成了一種奢侈品。人人似乎都信奉著張愛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麽痛快。”可是，大自然不需要早熟的果子，因為那是生澀的，不甜美的。人類需要漸漸長大的兒童，揣著童心，長著兒童的樣子；我們也需要有定力的教育，俯下身，向著生命朝聖，那才是長久、健康、醇美無比的事業。
拋棄信仰，取悅社會，取悅大眾，把教育的專業主義束之高閣，無視教育的基本價值，是一種媚俗的表現。這樣的教育，讓兒童的成長失去優雅，失去從容。教育的精神麵貌，也變得過分的世俗化。
教育的精神麵貌應該是什麽樣的？
據新聞報道，一個小男孩在4歲半時就完成42.195公裏的馬拉鬆跑，此舉震驚了他的國家，人們稱他為“馬拉鬆神童”。
2007年，5歲的小男孩計劃用10天時間跑完500公裏行程。然而，就在他準備開始自己的漫漫征程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了：大量警察封鎖了小男孩的長跑路線。原來，警方接到政府的指令，嚴禁他參加這項馬拉鬆活動。當地政府的理由是：小男孩隻是一個5歲的孩子，而500公裏的路程，對他的體力和情緒都是一個負擔。讓一個孩子去嚐試不屬於他年齡的生活，是一種極大的殘忍。國家可以不要神童，但有責任保護一個孩子的生命健康。
“要孩子，不要神童”，這是多麽振聾發聵的呼喚！
很多人感動於這件事，是因為這句話切中了教育的肯綮：把孩子當成孩子。而不是看那些附加在他們身上的東西，甚至把附加的東西等於了孩子本身。
隻是，我們太習慣於在平凡中去搜索孩子的天分，卻忘了把孩子當孩子。
也許，家長和老師會說，現實的評價體係在那兒擺著呢，不及時挖掘天分，不成才，教育怎麽向社會交代？
這話有道理。但是，盡管教育要受社會的影響，但絕不等於教育沒有自身獨立的價值取向和終極目標：教育不僅要為人才奠基，更要為“人”奠基。唯有如此，教育才能以自身的價值為他人所承認，才能真正地回歸“教育”。
這是一件難辦的事情，但絕非辦不到的事情。
20世紀80年代初，呂型偉任上海市教育局負責人。他碰到一所中學，高考連續三年剃了“光頭”，大家都諷刺校長是“光頭校長”。
怎麽回事呢？呂型偉悄悄到學校去考察。他發現學校環境十分整潔，師生舉止也很文明，這不是很好嘛！後來，校長告訴他，學校周邊環境很差，家長素質也低，學生從小耳濡目染，沾染了很多壞習慣。所以，他就把辦學目標定位在培養正派的、有一技之長的人上。他把那些有希望進大學的苗子轉到附近的重點中學，同時把重點學校認為考不上大學的學生，換到自己學校來。因此，他這所學校的升學率一直是“零”。
呂型偉感慨萬分，他對校長說：“你真了不起，教育界能出你這樣的人，是教育界的驕傲。我要召開全市校長會議，請你來講這三年剃‘光頭’是光榮的！”
為什麽光榮？就是因為教育在此處回到了教育本身：當它麵對生命時，不是急於得到膚淺的、一時的成績，而是著眼於人複雜而又長久的生長。
這位校長明白，教育對生命所產生的那種遙遠、闊大和不可比擬的影響，常常會超出一般人的設想。
所以，他願意以淡定的心態去對待成功、對待成長。隻因他堅信：教育是偉大的，它所思考和關心的問題，以及它對人性發掘的方式和著力點，都是其他行業所不能輕易抵達的。不管社會的人才觀和價值取向如何扭曲，真正優秀的教育工作者仍然能堅信這份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