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強盛時期，產生了不少學術大師和輝煌的學術成就。清朝設置文化機構，集中全國的學術力量，從事大規模的文化工程，官修了不少書籍。隨著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西學輸入中國，對於當時的學風由浮虛轉為務實，也是有相當的激勵作用。他們將西方科技介紹給中國人，擴大其知識領域，使中國的學術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鴉片戰爭之後，大量西方科技與思想帶動了中國近代化革新。
學術三大家
清初學術三大家指的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三個人都經曆了明清政權的更替，參加了抗清鬥爭。抗清失敗後，拒不出仕，以著書立說終其一生。他們分別逝世於康熙三十四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三十一年，是康乾初期的著名學者。
黃宗羲是浙江餘姚人，世稱梨洲先生。他師從劉宗周，屬於王(王守仁)門後學。他接受了王守仁心外無理的哲學，但又肯定了“理在氣中”的唯物主義觀點。他一生著述達一百多種，一千三百多卷，涉及的學科有經學、史學、文學、天文學、地理學、曆學、數學、宗教、政治等門類。他的代表作有《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未完之作，由其兒子和弟子最後完成)。
3-1黃宗羲
他致力於明代曆史文獻的搜集和研究，編有明人文集《明文案》，後擴充為《明文海》，是研究明朝曆史非常有用的資料集。他講學多年，培養了大量弟子，形成了以他為開山的清代浙東學派。他講學注重實學，反對空談，主張經世致用。他既重視經史之學，又在自然科學方麵有很高的素養，甚至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知識。他的著作中影響最大的是史論和政論相結合的《明夷待訪錄》。在該書中，他對專製的暴君政治和當時的封建體製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封建皇帝把天下作為自己的產業，“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說，君與臣的關係，是一種同事關係，師友關係。治理天下“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還提出，通過加強法製和學校輿論以及恢複丞相製，來限製君權。他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形勢下，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張。
顧炎武是江蘇昆山人，世稱亭林先生。在哲學上，他認為“盈天地之間，氣也”，也就是說，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意識產生於物質。他對空疏的陸王心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更加注重形而下之學，主張要恢複原始意義的儒學。他花費三十多年的時間寫了一本音韻學著作《音學五書》，是他“一生之獨得”，希望通過審定字音的變化，來認識經學的本來麵目，這是一部用功很深、對後世音韻學的發展很有影響的著作。他還編著了《肇域誌》和《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述各地的地理形勢、山川要塞、水利、物產、賦稅、兵防。為編寫這兩部書，顧炎武閱讀了大量的正史、方誌、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冊之類，是他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的體現。《亭林文集》收集了他的政論文章、為別人寫的誌、狀和論學方麵的書信等，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張和學術思想。他的代表作是《日知錄》，自謂“生平之誌與業皆在其中”，是他勤於劄記，精心編纂的著作，三十二卷，約一千零二十條。顧炎武將其內容歸為三類：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對這部書，他非常自信，稱“近代二百年來未有此書”，希望“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書中包含他豐富的政治、經濟、學術思想。他去世後，這部書的三十二卷本才出版，學者們對它很重視，紛紛校勘、注釋，《日知錄》幾乎成為專門的學問。顧炎武一生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不仕清朝，但又關心民生，未嚐一日忘天下。他力戒作空虛無用之文；反對做學問講求名利，批評說“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求名無非是為了求利。他為人謙虛，雖有高名，但對他人的長處，總是稱讚不已，虛心學習。顧炎武偉大的人格和為學精神、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對後人影響很大，他之後的清朝學者，大都很佩服他。他是開一代風氣的學者。
3-2顧炎武
王夫之是湖南衡陽人，世稱船山先生。他一生著述百餘種，三百餘卷，涉及哲學、史學、文學、政治、宗教等多個方麵，代表性的著作有《張子正蒙注》、《周易外傳》、《讀通鑒論》、《宋論》、《老子衍》、《黃書》、《七十自定稿》等。王夫之的貢獻當然是多方麵的，但最突出的是他把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到更高的水平，說他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殿軍和集大成者並不為過。他有一句名言：“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天乞活埋。”在思想學術上，他既善於繼承傳統，更具有創新精神。他明確肯定客觀世界是由“氣”所構成，指出，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他闡述了“理”、“氣”的關係，說“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也就是說，理是事物的內在規律，表現為一種必然趨勢。“理”是“氣”之理，離開了“氣”，就無所謂理。他還豐富和發展了古代對立統一的思想，認為事物都處在對立統一之中，是不斷運動的。運動是絕對的，靜止也是一種運動形式。“動”是經常的，是絕對的；靜是暫時的，相對的。在認識論上，他論述了客觀事物的第一性，主觀認識的第二性，強調主觀認識必須符合客觀事物。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都是史論，體現了他在史學方麵的成就和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代表了中國傳統史學曆史評論的最高水平。他的《讀通鑒論》，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發表曆史評論，意在總結經驗教訓，為後來者提供借鑒。他希望人們根據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曆史經驗，不能把曆史經驗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王夫之在去世之前，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他一生的追求和誌向，都在這兩句話中。
3-3王夫之
在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中，黃、顧曾有書信交往，彼此尊重。王夫之與他們二人似乎沒有往來。王夫之著述雖富，但百年之後才大行於世。他們三人的學行和思想到清末產生了政治影響，被時人稱為“三大思想家”。與他們同時代的學者還有方以智、傅山、唐甄、孫奇逢、張爾岐、顏元、顧祖禹等人，他們都是既博學又講求經世致用的學術大師。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乾隆以紀昀等為總纂官編纂而成的一部大型叢書。叢書與類書不同，類書是按照性質的不同，分門別類地把各種書籍相關的內容編輯在一起，將原書的完整性打破了；而叢書則是將原屬單行本的書籍，匯編為一部大書，意在成套保存古籍，方便人們檢閱。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下諭征求國內所有存書，以備編輯《四庫全書》之用。諭令下達後，安徽學政朱筠於十一月提出了搜訪校錄書籍的四條建議：一是抓緊搜集罕見的舊刻本和抄本；二是充分利用皇家藏書，公布內廷藏書目錄，並組織人員從內廷收藏的殘本《永樂大典》中輯錄佚書；三是著錄與校勘並重；四是對於金石、圖譜，也要留心搜集。朱筠的建議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視，交軍機大臣討論後決定：選派翰林官員開館編輯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與各省采進的書籍，成書後總名《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開館，館址設在北京東安門外的翰林院。四庫全書館設有正、副總裁，總纂官、總閱官、總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調官、監督官、監造官等。在前後九年時間裏，正式任命的纂修官員先後共計360人，此外還征用了大量的抄寫人員和勤雜人員，四庫全書館裏聚集了全國最有名望的專家學者，人才濟濟，極一時之盛。其中最為著名的有紀昀、戴震等人。
紀昀是直隸獻縣人，才思敏捷，學問淵通，自開館即充任總纂官，與修書活動相始終，對《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出力最多。全書的體例、分類和各種類中書籍的排列次序等都是由紀昀一手確定。他把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之中，“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編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成為目錄學史上總結性的著作。由於他在編纂《四庫全書》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貢獻和表現出的卓越才華，紀昀被人稱作“一代文宗”。
3-4紀昀
充任纂修官的戴震是極負盛名的漢學大師，皖派領袖，以舉人身份而蒙特召入館，負責輯校《永樂大典》中的佚書和校勘古籍。他的學問根基深厚，館中其他人遇有疑難，經常向他求教，他總是竭誠相助。戴震在館數年，晨夕披檢，靡間寒暑，輯出久已亡佚不傳的《算經五書》，並且校訂整理了《水經注》《儀禮集釋》等大量古籍，為《四庫全書》的修纂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由於積勞成疾，戴震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於館中逝世。
為了編纂《四庫全書》，清廷進行了大規模的征集圖書的工作。
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1772-1778年)，乾隆帝多次下詔訪求圖書，還特別宣布：凡進書獻五百種以上者，獎給《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一百種以上者，獎給《佩文韻府》一部；還將在被收錄的圖書的提要裏記上藏書者的姓名；進獻圖書特別名貴的，皇帝將親自在書上題詩，用後盡快送還。由於朝廷的不斷督催和各地官員的努力，自各地征集到的圖書總數達13000多種，其中有許多是舉世罕見的珍本秘籍。這些書籍大部分征自文化特別發達的浙江地區，當地的一些著名藏書家，如揚州馬裕、寧波範懋柱等人，進獻圖書都在六百種以上。這樣一次規模空前的征集圖書活動為《四庫全書》的纂修提供了豐富的基礎材料。
在征集到的大量圖書中，包括一部分不利於清朝統治者的文字，特別是明清之際的一些野史，頗多“違礙悖逆”之詞。乾隆帝征集圖書，修纂《四庫全書》，目的在於鞏固其統治，對這些不利於其統治的書籍當然不會等閑視之，因而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就諭令四庫館和各省官員，一定要趁此征書之機，大力查禁一切違礙圖書，盡數銷毀。當時文字獄正盛，各處官員對禁書之令不敢怠慢，於是在征書的同時，又大肆收繳禁書，經過十幾年的時間，查繳禁書竟達3000多種，15萬多部，而且查禁的範圍不但包括明末清初的稗官野史，還包括許多學士文人的文集、筆記、奏疏以及劇作曲本，甚至一些宋、元時代有關抗擊遼、金、元兵的作品也遭到毀禁。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根據乾隆帝的指示，對許多古籍中一些“違礙”的章節、段落和字句進行了削刪竄改，使得一些珍貴典籍麵目全非。
經過近十年的努力，第一份《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正式修成。這部巨大的叢書集古今圖書3500多種，共計79000餘卷，內容包羅萬象。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部下分類，共四十四類，其中十五類下又分為六十五屬。其基本分類為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共十類；史部：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共十五類；子部：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共十四類；集部：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共五類。所收書籍不但包括一般著述，還包括一部分叢書以及如《冊府元龜》和《佩文韻府》這類的巨型類書和工具書。《四庫全書》“以萬千之遺書而匯為一團，以多數之簡冊而勒成一部，不惟齊整，易於保存，且完備，易於尋覓。吾國先人之寶籍得賴以不墜者，亦斯役之力也”。
在編纂過程中，《四庫全書》的編者為收入全書和未收而存目的書籍共10200餘種撰寫了提要。每篇提要都開列書名、卷數、采進來曆，考證作者名號經曆，介紹書籍的性質與內容大要，評論其得失利弊，說明其流播與影響。這些提要由紀昀編排統稿，按《四庫全書》的部類次序編輯成書，即所謂《四庫全書總目》。由於各書提要均出自淵深學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獨到見解，再配合以《四庫全書》嚴密精致的分類框架，所收書目又數量宏大，這部《四庫全書總目》因而成為我國目錄學中最高成就之作，對後世的學術影響巨大。《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最初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內廷刊刻，後來民間依殿本翻刻，在全國廣泛流傳。
3-5《四庫全書》部分
《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沒有刊印本，編成後僅抄寫了七份，各裝訂成三萬六千多冊，分別藏於北京大內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沈陽故宮文溯閣和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抄成後又多次重校、補校。後來由於戰亂，文源閣本、文匯閣本和文宗閣本都**然無存；文瀾閣本毀損過半後補抄完整，與文淵閣本、文津閣棧、文溯閣本現在分別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肅蘭州。
《四庫全書》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整理和保存了許多珍貴古籍，被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總匯和古代典籍的淵藪。
洪昇的《長生殿》
洪昇(1645-1704年)《長生殿》的作者，他是清代傑出的戲曲作家。其家庭曾遭到清政府的迫害，長期懷才不遇，因而對現實心存不滿，養成了狂放、孤傲的性格。他文學修養極高，善寫詞曲，所撰有《長生殿》、《四嬋娟》、《回文錦》、《天涯淚》等劇本多種。康熙二十八年，因在佟皇後喪期內演唱《長生殿》，為人所劾，被革去國子監生的資格。康熙四十三年，於吳興醉後失足落水而死。洪昇的《長生殿》是清代傳奇中最有名的一個。
《長生殿》全劇共五十出，以唐朝安史之亂為背景，描寫唐明皇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愛情悲劇。作品深刻的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歌頌了民族氣節，鞭撻了在外族入侵麵前的無恥投降行徑，抒發了人們對國家興亡的感慨。作品沒有揭示出問題的本質，因而它並未從根本上否定封建製度，但是它卻是一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優秀作品。
故事描寫唐玄宗寵幸貴妃楊玉環，終日遊樂，將其哥哥楊國忠封為右相，其三個姐妹都封為夫人。但後來唐玄宗又寵幸其妹妹虢國夫人，私召梅妃，引起楊玉環不快，最終兩人和好，於七夕之夜在長生殿對著牛郎織女星密誓永不分離。為討楊玉環的歡心，唐玄宗不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從海南島為楊玉環采集新鮮荔枝，一路踏壞莊稼，踏死路人。
由於唐玄宗終日和楊玉環遊樂，不理政事，寵信楊國忠和安祿山，導致安祿山造反，唐玄宗和隨行官員逃離長安，在馬嵬坡軍士嘩變，強烈要求處死罪魁楊國忠和楊玉環，唐玄宗不得已讓高力士用馬韁將楊玉環勒死。
3-6馮耘《長生殿圖》
楊玉環死後深切痛悔，受到神仙的原諒，織女星說：“既悔前非，諸愆可釋”。
郭子儀帶兵擊潰安祿山，唐玄宗回到長安後，日夜思念楊玉環，聞鈴腸斷，見月傷心，對著楊玉環的雕像痛哭，派方士去海外尋找蓬萊仙山，最終感動了天孫織女，使兩人在月宮中最終團圓。
洪昇繼承和發展了前代有影響作品的成就，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三易其稿，寫成了《長生殿》這部在同類題材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戲曲作品。
《長生殿》抒情的色彩極為濃厚，曲詞清麗流暢，充滿詩意，遣詞用韻，非常講究。
《長生殿》寫出後，經常被演出，在戲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這部劇本以宮廷生活為主線，穿插社會政治的演變，情節跌宕起伏，有幾個**。並讓蘇州音樂家徐麟幫助他嚴格地按照曲律填詞，使整個音樂布局與曲辭密切配合，風格各異，與人物場景配合的恰如其分。楊玉環酒醉後用《南撲燈蛾》曲“宛然一幅醉楊妃圖”；郭子儀唱用北曲雄渾激昂。所以此劇一經演出，立刻轟動，北京城中幾乎家家會唱其中的唱段。其中片段被各種戲劇劇種改編，梅蘭芳的京劇《貴妃醉酒》也是改編自《長生殿》。
考據學派的興旺
考據學是清代出現的一種特別的學派，以考據為治學內容。它尊崇、提倡漢代對經學的解釋，采用漢朝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因此又稱“漢學”，又因這一學派貴樸素、重證據，也稱“樸學”。它源出於清初，形成於乾嘉，衰落於道光，所以又稱乾嘉學派。
康熙中後期一直到整個乾隆朝，是考據學興起並占據學術主流的時代。三大家中的顧炎武，學風紮實，其《日知錄》帶有考據的特點。但《日知錄》的考據隻是手段，目的是為了論證其經世思想。比顧炎武稍晚一點的考據學者有閻若璩和胡渭。閻若璩的代表作是《古文尚書疏證》，用豐富的材料證明《古文尚書》是一部偽書。胡渭的著作《禹貢錐指》和《易圖明辨》，辨河圖洛書和先天後天圖等非《易》本原。從閻、胡開始，學風開始有所改變，其治學的目的從“經世”轉入了“避世”，從關心社會現實到為考據而考據。
這種學風的轉變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從內因上說，清初學術發展的趨向是黜虛崇實。明朝學界陸王心學占據統治地位，心學尚虛，特別是發展到末流，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一種學風發展到極致，弊端叢生，必然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空虛之學的反麵是崇實之學。清初學問尚實，所以出現了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潮。由虛向實的發展取向，就是重視材料的搜集、比勘、辨偽、考證等，而且中國曆史典籍中的問題很多，到清朝也需要來一次全麵整理了。從外因上說，這種轉變是這一時期清朝的文化政策導致的。考據學在任何朝代都有，因為它是學術研究比較基礎的工作。但這一時期考據學壟斷了學術界，人們埋頭考據，不問政治，就是不正常的了。與這一時期的文化高壓政策有直接的關係。康、雍、乾三朝均發生了很多次文字獄，每次涉及人數之多，懲處之嚴酷，均令士人不寒而栗。因為一旦觸及文網，不但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而且家人、親戚、師徒、朋友都跟著遭殃。這一點凡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都不可能不顧忌。所以，他們盡可能遠離現實，寫文章、寫書不與現實政治產生瓜葛。這是清皇朝對學者采取威壓政策導致的結果。另一方麵，清皇朝采取拉攏的手法，引誘、鼓勵學者走上這條學術之路。科舉考試、博學鴻詞科特召的舉行、明史館和四庫館的設立，都是采取高官厚祿和提高地位的方式，籠絡知識分子，給這些知識分子一定的用武之地。在這種恩威並用的文化政策下，知識分子無非就是這樣幾種命運：或犯忌諱而慘遭殺戮；或趨炎附勢，為統治者抬轎子、吹喇叭而受重用，乃至飛黃騰達；或埋頭治學，博古而不通今；或緘口不言而明哲保身。選擇第一種危險之路的人恐怕絕少，沒有人敢與清政府公然對著幹，文字獄不少是統治者後來發現或牽強附會地捏造出來的；走與統治者合作之路，也必然是搞考據；埋頭治學及明哲保身主要還是得走考據的治學路數。這樣，統治者給學者留下的學術空間除了考據，幾乎沒有其他的選擇了。可見，考據學的興盛更主要的是文化政策導致的。
考據的對象以經書為主。由於要通經，就不得不精通文字音韻、名物訓詁，乃至地理金石、天算樂曆、校勘輯佚等學問，再用這些來解經考史。當時，考據學者主要分為吳派和皖派。吳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棟(1697-1758年)。他是蘇州元和人，著有《古文尚書考》、《九經古義》、《周易述》等書。
3-7惠棟
惠棟幼承家學，接受了遵從古訓並謹守漢儒家法的經學傳統。他的弟子有餘蕭客、江聲、汪中、劉台拱、李悖、賈田祖等人。
吳派的缺點是對漢人解經達到迷信的程度。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也曾向惠棟執經問難，這三個人以後在考史方麵成就卓越，分別撰著了《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廿二史劄記》，被稱為三大考據學家。皖派以戴震為代表。戴震是安徽休寧人，二十歲時，從學於漢學大師江永。他研究經書從小學人手，認為讀經是為了明道，而明道則要靠語言文字。他撰著的《孟子字義疏證》，就是他這種治學方法的代表作。戴震精通小學、禮經、算術、輿地、金石等，集漢學之大成。但他對漢宋之學有比較公允的評論，認為“漢儒得其製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製數”。在學術研究上，他提倡“實事求是”的態度。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孫、任大椿、孔廣森等。其中以段玉裁、王念孫最知名。段玉裁精通音韻訓詁，是一位很有造詣的古文字學家，作《六書音韻表》，用以解《說文解字》而明《說文》之意。他的《說文解字注》代表了他的文字學成就。王念孫著有《讀書雜誌》、《廣雅疏證》。他的兒子王引之從他受學，也很有成就，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
考據學家在音韻、訓詁、經傳、子史等方麵確實下了很大工夫，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使一向難以通解的書得以讀通，一向真偽難辨的書得到正確的理解，久已不明的古音、古義得以再現。考據學者踏實嚴謹、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對後世的影響也很深遠。但是他們的成績，畢竟僅限於很小的天地裏，與明清之際經世致用的學術氣象，是不能相比的。其繁瑣細碎、不求規律、脫離現實的學術趣味，也具有很大的弊端，限製了它朝更高的學術境界發展。當然，這些局限不能由考據學家們完全負責，他們也是時代的犧牲品。
與考據著述旨趣不同的著作是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它是在考據主流下的一個另類，是繼唐朝劉知幾《史通》之後的又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對唐宋以後的中國史學進行了理論總結和反思，代表了中國傳統史學理論的新水平。但是，總體來看，中國這一時期的理論思維比較萎靡，不像西方那樣產生了那麽多如維科、孟德斯鳩、伏爾泰、休謨、康德等等哲學家、思想家，其中主要原因還是與清朝的文化專製政策有關。首先，殘酷的文字獄使人們不敢思考，更不敢自由立說；其次，考據學的學術導向使第一流的人才把精力都用到名物訓詁上去了。思想家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發展和進步是至關重要的。康乾中後期沒有產生與這個時代相稱的大思想家，這在學術文化方麵是令人惋惜的。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是一部類書，一萬卷。類書是采集各種書籍的資料，按照反映事物的性質，分類編輯而成為一部書。
在類書中，《古今圖書集成》的卷帙和字數僅次於明朝編的《永樂大典》。但《永樂大典》早已殘缺不全，所以《古今圖書集成》是現存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
《古今圖書集成》是康熙諭命皇三子誠親王允祉主持編輯的，實際負責總編纂工作的是大學者陳夢雷。陳夢雷是福建侯官人，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授編修。
三藩之亂時，陳夢雷正在福建家中，因與好友李光地約定，陳夢雷偽降耿精忠以為內應，李光地為清軍秘送情報，一旦形勢轉變則相互提攜、作證。後三藩之亂平，李光地受賞，而陳夢雷卻以通逆之罪被遣戍遼東。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東巡遼東，陳夢雷獻詩稱旨，因召還京師，命侍皇三子誠親王允祉。允祉在康熙諸子中最為崇尚學問，身邊聚集著一批頗具學識的知識分子。由於康熙帝非常重視纂修書籍一類文化事業，其時編輯著述之風十分盛行，因而誠親王允祉積極讚助陳夢雷編修一部包羅萬象的大型類書，務求做到“凡六合之內，巨細必舉”。
在陳夢雷的主持下，招集眾多學者，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四月編纂完成，定書名為《文獻匯編》。
《文獻匯編》，分為六編，薈萃了古代各類書籍。這部巨型類書後由誠親王允祉進呈康熙帝，康熙帝很是欣賞，賜名《古今圖書集成》。但康熙帝認為此書還不夠完善，於是命儒臣進一步補充、編排、校定。由於這是一項極其巨大的工程，因此直至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逝世，仍然沒有完成。
雍正帝即位後，由於忙於對政敵的鬥爭，因而把編書工作暫時放下。後來，雍正帝決心重新修書，並頒布詔書：“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匯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間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
雍正帝無端借故處理陳夢雷，顯然是為了打擊其兄誠親王允祉，好在他尚沒有因人廢文，仍然重視《古今圖書集成》的編修工作。雍正年間，禮部侍郎蔣廷錫主持了校勘和重編工作，至雍正四年(1726年)而終成。
3-8雍正帝
最後編定的《古今圖書集成》共一萬卷，約一億六千萬字，分六匯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其中曆象匯編分為乾象、歲功、曆法、庶征四典共一百二十部；方輿匯編分為坤輿、職方、山川、邊裔四典共一千一百八十七部；明倫匯編分為皇極、宮闈、官常、家範、交誼、氏族、人事、閨媛八典共二千九百八十七部；博物匯編分為藝術、神異、禽蟲、草木四典共一千一百二十部；理學匯編分為經籍、學行、文學、字學四典共二百三十五部；經濟匯編分為選舉、銓衡、食貨、禮儀、樂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共四百五十部。是書所錄常常是將原書整部、整篇或是整段抄人，並注明出處，由於分類細密，條理清晰，非常便於檢索。像這樣編排細密、匯集廣泛、規模宏大的類書在我國古代學術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在學術上具有極大價值。
《古今圖書集成》編成後由內府用銅活字印製六十五部，雍正六年(1728年)完成，共裝訂成五千冊又目錄二十冊，分裝五百七十六函。這種殿本的銅活字版《古今圖書集成》印製極其精美，堪稱古代印刷藝術的傑作。《古今圖書集成》是康熙時期一批官修或半官修圖書中最有價值的一部，也是我國古典百科全書發展的最高峰。
曹雪芹和《紅樓夢》
《紅樓夢》是乾隆時期曹雪芹的作品。它不僅是中國最優秀的古典小說，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奇葩。曹雪芹名霈，字夢阮，漢軍旗人，他的先輩是滿洲正白旗，曾祖母是康熙帝的奶媽。因為這個關係，他家受到康熙的恩寵，曾祖曹璽、祖父曹寅、父輩曹頤、曹煩相繼擔任江寧織造達六十多年之久。這是一個很有前途的職位，曹家因此富貴過人。
3-9曹雪芹像
雍正即位後，宮廷鬥爭激烈，曹雪芹的父親受到牽連，被革職抄家。此後舉家遷到北京，境況一蹶不振。在窮困潦倒、貧困異常的景況下，曹雪芹開始了《紅樓夢》的寫作。
《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全書共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由曹雪芹寫成，原名《石頭記》；《紅樓夢》內容極其豐富，它通過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形象的反映了十八世紀中葉中國封建社會的社會矛盾和危機。《紅樓夢》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主線，以一張“護官符”為引子，描寫了賈、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的活動及其裙帶關係，刻畫了眾多人物形象，真實生動地展示出一幅封建家族由盛而衰、而敗的曆史畫卷。這幅畫卷，是整個封建專製社會的縮影；四大家族的命運，隱約地預示出封建專製社會必然滅亡的曆史趨勢。
《紅樓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貪汙納賄，仗勢欺人，官官相護，草菅人命，收租放債，殘酷的壓迫與剝削勞動人民的罪行。“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就是四大家族財勢逼人的形象概括。賈府修造的省親別墅--大觀園，則是統治階級驕奢**逸腐朽生活的藝術寫照。
《紅樓夢》作者以極大的同情，熱情歌頌了被奴役、被**的奴婢向封建勢力、封建製度挑戰的反抗精神，特別是塑造了賈寶玉、林黛玉兩個封建貴族叛逆者的形象。他們要求婚姻自由、個性解放，並對封建禮教和整個封建製度進行了猛烈抨擊和尖銳的諷刺。《紅樓夢》的藝術成就是卓越的，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它情節複雜，事件紛繁，人物眾多，但是結構緊嚴，脈絡分明，語言洗練，形象動人。由於階級和曆史的局限，《紅樓夢》還存在一些傷感、厭世的消極情緒、虛無主義和宿命論思想。但是《紅樓夢》不愧為中國古典小說中思想性最強，藝術性最高的一部偉大作品。
《紅樓夢》全書共一百二十回。一般認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寫的，而後四十回則由高鶚和程偉元所著。
公元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經高鶚續補後四十回的《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出版。
高鶚(1738-1815年)，字蘭墅，清代文學家；因酷愛《紅樓夢》，別號“紅樓外史”；祖籍鐵嶺(今屬遼寧)，漢軍鑲黃旗內務府人，寓居北京。高鶚熟諳經史，熱衷仕途，但屢試不第。乾隆六十年中了進士，任過內閣侍讀、刑科給事中等官職。他通曉詩詞、小說、戲曲、繪畫及金石之學，著作如林，但唯有續補《紅樓夢》得以傳世。
也有一說是高鶚與程偉元共同續成《紅樓夢》後四十回。程偉元(？-約1818年)，字小泉，蘇州人氏，科場失意未能人仕，流寓京師時結識高鶚。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高、程二人首次以活字排印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自此《紅樓夢》的版本係統大致有二：一為帶脂硯齋批語的八十回抄本係統，題名《石頭記》，有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等；一為一百二十回印本係統，程、高首次活字排印本稱程甲本，次年修訂再印的稱程乙本。現在通行的是以程乙本為根據的一百二十回印本。
高鶚能根據原書線索，悉心揣摩曹氏的創作意圖，在全書的總體構思上一脈相承，把結局處理成悲劇，使《紅樓夢》成為一部情節首尾齊全、結構完整的義學巨著。如賈府危機四伏、大禍迭起終至家敗人散；黛死釵嫁寶玉出家，愛情婚姻的主線以悲劇告終等等，這些重要情節的發展都能與前八十回相呼應，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續作中不乏精彩生動的章節，如黛玉焚稿，襲人改嫁等。而最大的敗筆則在於寫寶玉中舉、賈府複興、“蘭桂齊芳”等等，這顯然有違原著精神。
《紅樓夢》後四十回雖然在思想意義、藝術價值和審美情趣等方麵都與曹雪芹所作的前八十回有著相當的差距，但由於續作能遵循曹氏原著中的隱喻暗示，大體實現了曹氏的悲劇構思，故得以隨曹著前八十回廣泛流傳。
高鶚的貢獻在於使《紅樓夢》成為完璧，促進了這部有巨大社會意義的經典之作的傳播。
吳敬梓與《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1701-1754年)，字敏軒，安徽全椒人。他出生於世代簪纓的官僚家庭，到他父親這一代，家道開始衰落。他自幼聰穎異常，詩賦援筆立就，但不善治理產業，而且性格豪爽，慷慨好施，性耽揮霍，不到十年，家產**盡，開始過起了窮困潦倒的日子。他被鄉人視為敗家子的典型而引以為戒。他二十三歲考中秀才，但此後在科舉的道路上一直不順，最終連個舉人也沒有考取。這種經曆，使他對科舉製度的本質有了切身的認識和體驗。考試失敗，親友故舊或拒之門外，或避於路途。世態炎涼，人生百味，他都在科考中感受和品嚐了。官場和科舉考試中的各種醜惡現象，諸如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紳的武斷鄉裏、富家子弟的平庸愚蠢、文人學士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風雅和清客們的招搖撞騙，都暴露在了他的麵前，使他變得憤世嫉俗。這為他寫作《儒林外史》積累了生活素材。他三十三歲移居南京，五十四歲寄居揚州，在貧病交加中辭世。
《儒林外史》大約寫於吳敬梓三十六歲的時候。在他生前，僅有抄本。他死後出現幾個不同的版本，卷數也各不相同。一般認為，《儒林外史》應為五十五卷。為避文字獄，吳敬梓把其小說的故事背景定在明朝中葉，但實際上是清統治下的十八世紀。
3-10吳敬梓
《儒林外史》屬於白話小說，全書共計五十五回，筆鋒所指遍及封建社會各個角落，集中揭露了封建科舉製度的腐敗，諷刺了利欲熏心的封建文人，從一個側麵深刻地反映了封建製度必然滅亡的曆史趨勢。
首先，作品對封建的八股科舉製度做了深刻的揭露。作品從一開始就借書中人物之口，反對明太祖製定的八股考試製度，指出這是一代文人的厄難。接著他通過塑造的兩個封建文人周進和範進的典型形象，揭露了一心往上爬的封建文人，一旦出仕即為貪官汙吏的醜惡，無情抨擊了科舉製度的虛偽及其所造成的社會罪惡。其次，作品有力地痛擊了封建官府和官僚政治的腐敗。它形象地描繪了封建官吏的昏聵無能和愛錢如命，他們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他們滿口仁義道德，實際卻是男盜女娼。
作品在諷刺、揭露儒林群醜的同時，還塑造和歌頌了一批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麵人物。書中的杜少卿是一個反對科舉製度，鄙視功名利祿，蔑視八股文和封建禮教的叛逆者。沈瓊枝則是一個敢於向封建勢力挑戰，自食其力，要求婦女獨立，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型女性。書中的人物，大都有現實生活的原型，因此令人感到真實自然。《儒林外史》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作者以喜劇的筆法產生了悲劇的效果，令讀者在閱讀故事發出笑聲之餘，陷入沉思，為人生和社會而悲歎。《儒林外史》中的正麵人物，仍不能擺脫理教色彩，缺少進取心和朝氣，是作者囿於時代的局限而找不到出路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