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秦朝統治的殘暴和秦末連年戰爭,西漢建國之初社會經濟凋敝不堪,史載當時“白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1〕。漢高祖采用道家“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實行“與民休息”的無為政治。惠帝、呂後時期(前194—前180)丞相曹參沿襲蕭何輔佐漢高祖的成規,“舉事無所變更”〔2〕。到了文帝、景帝時(前179—前141)繼續“與民休息”,使生產逐漸得到恢複和發展,史稱“文景之治”。

劉恒,劉邦中子,高帝十年(前196)立為代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諸呂叛亂後,為了恢複政治局麵的穩定,宗室大臣們經過反複慎重謀議,決心迎立“仁孝寬厚”的代王為帝,是為漢文帝,“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3〕,可謂是眾望所歸,劉恒在位凡二十三年。劉啟(前189—前141)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是為漢景帝,在位十六年。

漢文帝即位後,結束了諸呂篡權所造成的混亂狀態,在高、惠著力恢複農業生產,安定社會秩序的基礎上,采取“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措施。

一、減免田租算賦。秦時,收大半之賦,文帝實行“減省租賦”〔4〕。文帝前二年(前178)和前十二年曾兩次實行減收“今年田租之半”,即由漢初的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從文帝十三年以後直到他死前的十一年間,又下詔完全免收田租。景帝元年,複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稅一;並明文規定田租為三十稅一,以後相沿不變。文帝時,算賦(人頭稅)也由每年百二十錢減為四十錢。

二、減輕徭役。文帝二年下詔“務省繇(同徭)費以便民”〔5〕,把原為一年服役一個月,改為“三年而一事”〔6〕。同年詔令列侯之國,因“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國,可減輕關東漕送京師之苦。又可減少地方徭役、衛卒。景帝二年(前155),又將秦時十七歲傅籍為公家服徭役的製度改為二十歲始傅(著於《漢律》的傅籍年齡為二十三歲,是武、昭時事)。

三、提倡節儉。史稱“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飾,無所增益”〔8〕。“損食膳,不聽樂”,〔9〕,欲建一座露台,召來工匠估算,需用黃金一百斤。文帝認為“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10〕!遂取消營建計劃。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平時身著黑色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11〕。

四、重農抑商,人粟拜爵。文帝對發展農業生產非常重視,曾經多次發布詔令勸農說“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於務本”,“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治理國家沒有比它更重要)〔12〕。具體辦法是“驅民地著”,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嚴格戶籍製度,不許遷徙。同時實行貴粟政策來打擊商人、高利貸者對農業經濟的破壞。他接受政治家晁錯“貴粟”的主張。為了提高穀價,不使穀賤傷農,晁錯向文帝提出“人粟拜爵”的建議,準許富人(主要是商人)用糧食換取國家的爵位。晁錯認為,這一辦法實行後,邊境和郡縣的積粟(糧食儲存)都可以得到充足保證,這樣就有條件免除天下田租。人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可以暫時得到改善。

五、平獄緩刑。在恢複經濟的同時,“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13〕,施行“約法省禁”的政策,廢除了一些沿襲秦律的嚴刑苛法。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者處死,輕者沒人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元年下詔廢除。又十三年,齊太倉令淳於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聯接),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人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14〕文帝憐悲其意,下令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時又減輕笞刑。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但責大指,不求細苛,因此有“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15〕,及“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同悅)喜”,“犯者寡”〔16〕之說。

六、改革吏治,任用賢良。文帝主張用廉者、長者為吏,從中央到地方,從大臣到一般官吏,多用長者廉者為吏。文帝時大膽起用有膽識、有能力的新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對張釋之、周亞夫的任用。張釋之,初以貲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後因論述“秦失漢興”顯出其政治見解;麵折廷爭,執法不阿顯出其政治品德而受到文帝賞識,被提升至廷尉,成為“天下名臣”〔17〕。而周亞夫,原為河內守,為防備匈奴被任命為將軍駐軍細柳。文帝勞軍時,見其治軍嚴明,讚歎為“真將軍”,臨終還對太子說“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18〕。不出文帝所料,景帝時吳楚七國叛亂,即由亞夫平定。文帝還廣泛吸收地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參與管理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即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19〕。以後又詔舉賢良文學士,並親覽對策。他還防止寵臣弄權和外戚掌權。他任用賢良這就改變了一代吏風,使他的各項措施得以順利實施。

西漢初年“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20〕,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20〕,戶口繁殖如此迅速,而糧價亦大大降低,“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22〕。經過勞動人民幾十年的辛勤勞動,到景帝末和武帝初,國家已較富庶,“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23〕。可見文帝、景帝在治理封建國家中是有業績的。封建史家對此曾給予高度評價。司馬遷說“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24〕。班固說“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楚罔疏闊”〔25〕。司馬光說“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26〕。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其實質是為了保護地主階級長治久安而采取的一種調節政策,是地主階級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對農民實行的一種權宜之計,客觀上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農民進行生產的要求,因而使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

注釋

〔1〕《漢書》卷二四《食貨誌》上。

〔2〕《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

〔3〕《漢書》卷四《文帝紀》。

〔4〕《漢書》卷二三《刑法誌》。

〔5〕《漢書》卷四《文帝紀》。

〔6〕《漢書》卷六四《賈捐之傳》。

〔7〕〔8〕〔9〕《漢書》卷四《文帝紀》。

〔10〕《漢書》卷五一《賈山傳》。

〔11〕《漢書》卷四《文帝紀》讚。

〔12〕《漢書》卷四《文帝紀》。

〔13〕〔14〕〔15〕《漢書》卷二三《刑法誌》。

〔16〕《漢書》卷五一《賈山傳》。

〔17〕《漢書》卷五○《張釋之傳》。

〔18〕《漢書》卷四○《周亞夫傳》。

〔19〕《漢書》卷四《文帝紀》。

〔20〕〔21〕《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後文功臣表》序。

〔22〕《太平禦覽》卷三五引桓譚《新論》

〔23〕《史記》卷三○《平準書》。

〔24〕《史記》卷二五《律書》。

〔25〕《漢書》卷二三《刑法誌》。

〔26〕《資治通鑒》漢文帝後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