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先生所創辦的民生實業公司，是民國規模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也是當時最成功的現代企業集團樣板。盧作孚在重慶北碚進行的漸進式社會改革試驗，是腐敗、混亂、落後的大環境下的一個“民主特區”，也是現代中國新型社會的一個雛形。有學者說，盧作孚“雖然在這個世上隻活了59歲，卻跨越了‘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生涯中充滿艱辛、風險和挑戰”， 其成就和影響遠遠超出了工商界。
船王包玉剛曾經說過：“如果盧作孚還健在，就不會有我今日的包玉剛。” 在中國現代史上，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船王是盧作孚。盧作孚去世一個多月後，1952年3月15日，毛澤東在回顧民族工業發展時說，中國實業界有4個人是不能忘記的，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
楔 子
1925年是四川青年盧作孚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
當年10月，前往上海買船的盧作孚，在上海巧遇少年中國學會的老朋友惲代英，後者正追隨毛澤東在上海搞國共合作，編輯《新建設》月刊。
在盧作孚借住的上海裕川公司樓上，兩人連續談了3個晚上。當時正是“五卅”運動之後、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時代在孕育著新的變革大潮。他們每晚都談到深夜，話題涉及的是國民革命的前途、社會改革的步驟、救國之路的選擇等等。惲代英希望盧作孚能跟他一起去廣州黃埔軍校投筆從戎。
盧作孚對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抱負和獻身精神非常敬佩，對他們的奮鬥目標也了解。他和惲代英在立誌救國的總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已決定實業救國的盧作孚謝絕了惲的邀請，他說：“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響、改變社會。”為表示對惲代英的支持，盧作孚讓四弟盧子英於1926年3月去廣州，投考了黃埔軍校，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
恰巧，少年中國學會（簡稱“少中”）這時候麵向全國會員印發了一張“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竟抱何種主義？”
“少中”會員毛澤東如是回答：“……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實現革命民眾的統治。”
而“少中”會員盧作孚則是這樣寫的：“……以教育的方法訓練民眾，為種種組織、種種經營，以改革政治……”
當時正值北伐前夜，兩位熱血青年，因為不同選擇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這一年，兩人恰好都是32歲。而同在這一年出生的，還有另外兩個對中國未來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宋慶齡與梁漱溟，他們在不同時間與盧作孚都產生過交集。
中國的現代史，是一部大浪淘沙史，這一群人在後來的表現各有不同，而盧作孚是自始至終堅守會員信條的極少數人之一。少年中國學會的理想主義精神，對盧作孚的影響極深。他後來的一係列奮鬥，始終都堅持了學會的宗旨，恪守會員“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的信條，所思所行，無不是為了強國富民。
求 知
1893年4月14日，盧作孚出生於四川合川縣北門外楊柳街的一個貧困家庭。父親盧茂林曾是“棒棒軍”一員，後來轉業做起了麻布小販，全縣聞名，遠近鄉親都親昵地稱他為“盧麻布”。
為了改變孩子的命運，盧茂林勒緊腰帶將盧作孚兄弟倆送到當地最好的瑞山小學讀書。不料，入學不久的盧作孚突患重病，家中實在無錢請醫生，母親李氏隻好上山去采草藥。哪知道藥不對症，服下後，盧作孚竟說不出話來，成了啞巴。
起床後，“啞童”盧作孚堅持到校讀書。每天放學回來與哥哥討論課文，嘴不能說，就用筆寫，課業一點也沒因病情而耽誤。溫習完功課，他一如既往地幫母親做家務。兩年後的一天，他在追逐小燕子時跌倒，情急呼喊：“燕子！燕子！”嗓子竟奇跡般痊愈，如常人一樣發聲，令全家人驚喜萬分，感謝蒼天有眼。
1907年，高小畢業後，窮困生盧作孚失學了。在瑞山小學的6年，對盧作孚一生的做人基調影響甚大。在這裏，他不單是獲取了認識新世界的知識，養成了良好的學習態度和方法，而且贏得了師生們由衷的讚佩，在同學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望。
離校時，一位老師特意送他八個字：“好而不恃，為而不有。”盧作孚將字精心裝裱好，掛於床頭，牢記終身。日後盧作孚投身於實業救國，在籌辦民生公司的艱難起步階段，得到了許多瑞山校友的鼎力相助。1925年在合川召開的民生公司發起人會議，參會者就多為瑞山校友。後來，瑞山小學遭遇困境時，事業剛剛起步的盧作孚，出於對母校的熱愛，接手了瑞山小學的管理，他把瑞山學校辦成了一所充滿新風尚的名校，成為向民生公司輸送初級人才的一個重要來源。
離開瑞山小學後，盧作孚再沒上過任何正規學校。幾十年後，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曾邀請盧作孚到校講演，他不無幽默地說：“我怎麽能在大學講演？我僅僅是個被人稱為‘小學博士’的人！”
失學對一般鄉下少年來說，也許意味著從此告別書香，走進田野，從此一輩子麵朝黃土背朝天。但對盧作孚來說，這隻不過是求知道路上的一次短暫挫折，絕不是人生的陷阱，而是絕地重生的起點，他日後的“自學——求知——報國”之路，就是在這樣一個並不高的起點上開始的。
盧作孚的勤奮，在少年中是罕見的。他經常藏在家附近的觀音竹林深處，聚精會神地讀書，連吃飯都會忘掉。如此苦讀，整整有一年時間。但家鄉藏書畢竟有限，無書可讀之後，他在竹林中做了一個決定：走出合川，到成都去求知。
去成都需要盤纏，家裏是無論如何拿不出來的。但決心已定的盧作孚自然不怕這點困難。那時，從合川到成都去經商的人很多，他決意跟這些商人一起步行到成都，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錢。路上的食宿費用，由親友們資助了一些。出發前，他準備了一些家鄉著名的小食品——合川桃片，準備到成都後賣掉，當做最初的生活費。
1908年，15歲的盧作孚滿懷求知的渴望，步行前往成都。經銅梁、大足、安嶽，一直走了十多天，他方才抵達成都，棲身在西禦河沿的合川會館。
初到成都，盧作孚幾乎身無分文，圖書館是他最好的書庫。這一點，倒與在長沙自修時的毛澤東很像，那一代有誌青年，很多人出身貧苦，他們都是借助公共圖書館而自學成才的。
在會館閉門苦讀的幾個月，盧作孚便把當時在圖書館能看到的中文和數學書籍全部讀通。但他覺得不解渴，便又開始自學英文，然後再讀英文版的數學原著。前後不過半年時間，他不僅讀了一大批中英文數學書籍，還了解了大量數學難題。自學之餘，他還先後編著了《代數》《三角》《解析幾何》《數學難題解》等書籍，並開始以 “盧思” 為名在成都提學使署立案。
在成都滯留日久，為了不給家中增添額外負擔，盧作孚開始勤工儉學。他到合川會館附近的街道貼了一些廣告，招收中學補習生，每人收一點授課費。剛從小學畢業一年半的盧作孚，就這樣奇跡般地教起了中學生。那時，他才16歲。小盧老師采取的是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教學態度非常認真。學生什麽時候來，他就什麽時候開始講課，反正他有的是時間。
這樣現學現賣一段時間後，盧作孚覺得不是長久之計。第二年，他改變了策略，經過充分準備，打算報考清華留美學堂。可是這一年，清華留美學堂在成都不設考場，考生要到北京去投考。於是他急忙徒步趕回家鄉，籌集學費。
這是盧作孚第一次打算出川。好不容易湊足學費後，盧作孚興衝衝地趕到重慶。不料，開往漢口的“蜀通”輪當天早上已開走了。那時，客船很少，誤了這班船，就無法如期趕到北京。
眼望浩**東流的江水，沒趕上船的小夥子無比失望，更讓他心痛的是留學夢自此破滅，人生軌跡也就此改變。盧作孚後來決心從航運入手“實業救國”，這件事是最原始的動因。從此，清華流失了一位可能的留美高才生，中國卻多了一位傑出的實業家。
出 川
算起來，到上海買船，這是盧作孚第三次出川。四川有句老話，人不出川不成龍。非常巧合的是，盧作孚每一次出川，都給他帶來人生巨變。
盧作孚第一次出川，不是求學，也不是辦實業，而是逃亡。
在一次演講中，盧作孚回顧自己的青年時代曾說，他“由18歲起在社會上奮鬥”。那正是1911年，18歲的盧作孚參加了辛亥革命。
報考清華未遂，盧作孚繼續自學。此時，已經長大的他，閱讀範圍已不僅僅是純粹的課本，還包括大量政治社會書刊。正是在這種自學過程中，年輕的小盧接受了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他結合大量社會問題，不時在成都的報刊上發表自己的看法與感想。這些文章，自然引起了成都的同盟會會員的注意，他們設法弄到了作者的通信地址，按圖索驥，找到了盧作孚。
令這些革命黨人驚訝的是，盧作孚隻有18歲，嚴格來講，這還是一個少年，但盧作孚的思考深度已經遠遠超過尋常之人。雙方見麵後，一拍即合，談得非常投契。在會員們的引薦下，他加入了同盟會，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會員。這樣一個機緣，確實是時代需要與個人選擇的契合。
1913年，軍閥胡文蘭當上了四川都督之後，立即開始捕殺革命黨人，20歲的盧作孚因為是同盟會員而悄然離開了成都，回到了老家合川縣。後來他得知，有許多僥幸逃脫的革命黨人都紛紛去了上海，便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頭。上海是個國際大都會，經濟發達，思想活躍，信息靈通。他相信，在那裏他能夠學到新的知識，能夠找到新的救國辦法。
1914年夏，盧作孚辭去江安中學的教職，回合川辭別了父母，然後從重慶乘坐“蜀通”輪東下。這是他第一次出川，當時，他21歲。
川江如練，三峽如削，一路極目都是大好河山。然而，旅程中有兩件事卻讓他心情沉重。
一是沿途江上往來的大小船隻幾乎全都懸掛著外國旗，有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可就是見不到中國旗。二是他乘坐的中國輪船“蜀通”輪，客艙分為幾等，等級待遇天壤之別，“高等華人”和洋人享用最豪華的頭等艙，貧苦乘客隻能住最低等的“統艙”。
一路行來，憤青盧作孚感慨萬千。這兩件事，與他後來決心從事航運業有著直接的關係。
一個星期後，船抵達上海。一上岸，盧作孚就去聯絡先前從四川來的“革命同誌”。可是，讓他大失所望的是，劫後餘生的戰友們熱血早已冷卻，有的陶醉於十裏洋場，有的忙著在官場鑽營。
盧作孚看不慣這些人的行徑，和這些人一刀兩斷，獨自在滬上自學。可是，讀書是沒有收入的，隻有依靠遠在家鄉的父親往上海寄錢。每次寄錢，盧茂林都要從合川徒步走到重慶。這樣的錢盧作孚自然要放在胸前焐熱了才舍得花。盧作孚租住最便宜的“亭子間”，站在屋裏腰都伸不直。吃飯也是隨便湊合，有時吃不起飯，他就買個最便宜的燒餅，在圖書館裏邊看邊吃。後來回憶起這段生活，他仍刻骨銘心：“住在小閣樓裏，餓過兩三天，出來不能走路。”
在黃炎培等人的影響下，盧作孚意識到：辛亥革命之不徹底，就在於民眾尚未覺悟；而要使民眾覺醒，就要廣開教育之路，讓教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使民眾都能受益。“教育救國”信念的形成，是盧作孚此次出川的最大收獲。
在上海逗留一段時間後，盧作孚起程回鄉。路費不夠，他隻能乘船到宜昌，然後步行千餘裏回到合川。此時盧家極其貧困，盧作孚靠給《上海時報》寫通訊勉強度日。後來，他又經友人推薦去成都《群報》擔任記者兼編輯，月薪14元，僅夠全家人吃鹹菜度日。
1917年初夏，盧作孚受聘去合川縣立中學當了監學兼數學教師。這年秋，由同事熱心做媒，盧作孚與16歲的蒙淑儀喜結良緣。蒙淑儀父母早亡，她是九兄妹中唯一的女孩，精於女紅，為人十分善良。盧作孚對妻子非常關愛，讓她放了腳，耐心教她讀書識字。兩人恩愛相依，攜手走過了人生幾十載。
不久，《群報》改名為《川報》 ，成為四川新文化思潮的主要陣地。盧作孚應邀到《川報》擔任記者，後來又成為編輯和主筆。
1921年，川軍第二軍第九師師長楊森的一紙邀請，讓一直呼籲教育救國的盧作孚獲得一次寶貴的實踐機會。楊森久聞盧作孚之名，但兩人相見還是第一次，其場麵很富有戲劇性。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初次見麵，楊森問道。
盧作孚坦然答道：“我沒有上過大學。”
楊森大為詫異道：“那你怎麽教得了中學的數學？”
“我曾在成都一個補習學校讀過幾天。”盧作孚回答。
驚異之餘，楊森更加惺惺相惜，當場聘任盧作孚擔當永寧道尹公署教育科長。
好景不長，四川軍閥混戰，楊森戰敗出逃。靠山倒了，川南的“新教育”試驗驟失依憑，不久即人亡政息。自此，盧作孚開始懷疑：在軍閥的指揮刀下，何來滿園桃李？
孫中山曾提出過“改造中國”的口號，然而清朝政府垮台後，“中華民國”並沒有顯出多少新氣象，軍閥混戰甚至帶給民眾更多的流離痛苦。什麽才是“改造中國”的最佳方式？當時的國人在迷茫中，都在思考，青年盧作孚更是為此上下求索。
有一次，盧作孚請他一位朋友來給公眾演講，那位朋友向聽眾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我是一顆炸彈。”但盧作孚卻當場委婉地提出了另一種理念：“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這就是他獨特的社會改造理念。
1922年歲末，盧作孚再次出川，到上海和江蘇考察實業及職業教育。這次考察，讓盧作孚大開眼界。在南通拜訪了狀元實業家張謇後，他認識到，教育救國必須有實業做後盾。
三十而立。第二次出川，盧作孚終於完成了人生理想的三級跳：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
買 船
1925年8月，炎天暑熱的蓉渝道上，幾位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趕路。領頭的人身材瘦小，衣著簡樸，神情剛毅，他正是打算回鄉創業的盧作孚。
回到合川後，談笑敘舊之間，盧作孚向親朋、老師、同學們**了心跡：創辦一家自己的航運公司。公司第一條航線的構想，就在那些黑瓦簷下喧鬧的堂屋裏漸漸浮現。
盧作孚回憶當時的情景：“許多長輩和朋輩見著這幾位好不容易回到鄉裏的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必得從‘請吃飯’表現出來。甲當了早飯的主人，乙又當了午飯的主人，丙又當了夜飯的主人。當我們離開甲家便到乙家，離開乙家便到丙家，廢時利用，便討論起事業來了。如果資本集得起來的話，我們應得造一隻小船走重慶與合川間，或辦一個工廠在合川城內外。大家認為造小船比較容易些。”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裏，盧作孚開始了緊張的調查研究。他和友人黃雲龍一道去了重慶，把長江上遊所有的輪船公司統統調查了一遍。結論令他們觸目驚心：清末民初更替之際，是川江航運業的黃金期。那時一條船隻要運營一年，幾乎就可以賺回一條船。中外資本見有利可圖，紛紛搶占這一領域，“航業以極短的時間，發展到極盛，而且發展到過剩”。慘烈競爭的結果是：大多數的船公司陷於船本折完，欠債無法償還，隻能轉租或者賣船。市場一片紊亂，風險和壓力極大，尤其對沒有強大實力背景的中國籍輪船公司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盧作孚在多年後坦承，那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
怎麽辦？難道就此罷手？此時，他那臨危不亂的心理素質再次顯現作用，他決心在絕境中找出一條生路。其他中國輪船公司的老路肯定是不能走，隻能尋找新的路數，否則，隻能是下水折騰一番淹死。
沿著長江上下遊航線反複掃描，盧作孚驚喜地發現：重慶到合川之間至今沒有通航，這是空白。隻要吃下這一段，養活一隻船應該不成問題。有了這樣清晰的分析，他心中總算有了底氣。
10月11日，盧作孚在合川縣的通俗教育館召開了第一次發起人會議，討論並決定興辦航運公司的資金募集問題。與會者共13人，多為他的老師和同學。有人曾形象地比喻：“民生公司不是實業公司，乃是朋友公司。”當時真正清楚盧作孚將要做到多大的，可能寥寥；但是相信他能做出一番事業的，應是全部。一個企業領袖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見。會議最後議決：未來的公司籌集股金2萬元，分為40股，每股500元，分4次繳納。股金由發起人負責分頭勸募。這次會議，標誌著民生公司正式起步。這一天，後來被定為民生公司成立紀念日。
書生下海，最難是錢。13位發起人幾乎無一不窮，要拿出募股的錢來，就需3人或4人湊成1股，但這樣，也僅能湊成兩三股而已。盧作孚在以往瑞山同學中廣泛勸募，同樣也隻能是數人合為1股，湊不上幾股。
本縣的士紳、商賈成為盧作孚勸募的主要對象，可是這些有錢人多持觀望態度，有的甚至斷然拒絕。早晚東拚西湊，連街上賣豆花的那些老板他都去募錢。
關鍵時刻，原合川縣知縣鄭東琴被盧作孚的熱忱所感動，他利用自己的名望向各方打招呼，許多人礙於情麵，表示願意入股，這才將僵局打開。資金到位後，盧作孚決定馬上動身去上海買船。可是籌備處無力負擔旅費，他隻得向人借貸300元，這才得以動身。
到上海後，盧作孚一口氣聯係了9個造船廠。曆時兩個月的考察，對盧作孚智慧和膽略是一個考驗，因為船太貴，“愈考慮愈困難，直困難到沒有膽子訂造了”。最終確定由合興造船廠來做，製造一艘長22.86米、寬4.27米、深1.52米、載重70噸、吃水較淺、馬力較大的客運小輪船。
經過艱難的討價還價，最後議定為3.5萬元。就是這個數，也大大超過了公司現有2萬元的總股本。
實際上，由於多數股東對造船持觀望態度，遲遲不願意交付股金，已收上來的股金僅有8 000元，而且，這還包括籌辦中的合川電廠的柴油引擎和發電機的費用5 000多元，這樣就隻餘下2 000多元的經費了。
造船合同簽還是不簽？盧作孚決心背水一戰，“惹禍訂約”，先交了2 000元定金，回去說服股東增資，再付造船的餘款。
天公不作美。恰在此時，川江航業中，接連發生了幾起因破產而累及股東血本無歸的事件。影響所及，尚未交錢的股東更加惶然，死也不肯出錢。那些天，眼看交款日期逼近，盧作孚真的有點走投無路了。
良人自有天助。功敗垂成之際，三個人及時出手，拉了盧作孚一把，讓他終生難忘：
一是發起人之一、合川縣視學（相當於教育局長）陳伯遵，在上司和同僚的默許下，從縣教育基金中“大膽借出七八千元”；二是鄭東琴再次出手相助，慷慨拿出自己的積蓄幾千元；三是合川士紳鄭禮堂，同意借給幾千元。
這三筆錢一到位，恰好湊足了造船預付款。大家長舒一口氣：第一道難關終於闖過了！籌備處立即派出彭瑞成、周尚瓊攜款赴上海，去船廠辦理付款和接船事宜。
為早日將船接回，昭信於人，盧作孚當機立斷，帶著陶建中、五弟盧魁傑親赴宜昌去接船，但船期還是被延誤了。原來，其所購買的隻是一條小輪船，艱難航行其間，航速大受影響；且又在城陵磯下遊等處，兩次遇到水上慣匪欲趁夜色上船搶劫。如此一番折騰，船到6月下旬才駛抵宜昌，盧作孚在此已等候半個月了。
了解到情況後，盧作孚不禁嗟歎再三：如果在航程中稍有疏忽，船被劫持，那又如何向股東交代，如何才能彌補損失？好在新船完好無損，盧作孚滿心歡喜：未來所有的事業，都將由這條小小的輪船載負著起航了。
6月上旬，新船被命名“民生”，完成製造後駛離上海，從長江駛抵重慶，完成了它艱難的處女航。打拚多年，盧作孚終於有了一個可以穩穩立足的甲板！
1926年年初，籌辦中的民生公司成立了事務所，盧作孚任總經理。
此時，駐紮在萬縣的楊森執意邀請盧作孚去萬縣做市政佐辦（市長助理），被他婉言謝絕了。作為總經理，盧作孚月工資是30元，而市政佐辦的月工資是500大洋，車馬費另計。楊森很不理解，盧作孚寫信告訴他：“我平生隻願做事，不願做官。”
開 道
登上自己的客輪，縱目萬裏江流，第一次出川時的遭遇不由得浮上盧作孚的心頭。他決心再造川江客運，創出一番新氣象。
嘉陵江水，萬古如斯。因為一個人和他腳下的一艘客輪，從這一天起，開始了巨變。
開業伊始，盧作孚就擲出航運業管理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廢除聲名狼藉的“包辦製”，實行公司統一管理的經理負責製。包辦製導致的結果，就是任用私人，三親六故、親朋好友都一起來謀碗飯吃。
第二板斧，是推出全新的旅客服務方式。當時川江貨運利潤厚，客運利潤薄，船員普遍對旅客態度惡劣。尤其是外輪公司，十分歧視中國旅客，中國人坐一趟洋船，有如蹲一回拘留所。“民生”輪則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板斧，就是禁止船員向旅客索要小費。
這三板斧，大得民心，客人爭著搭乘“民生”輪，體驗一把主人的感覺。
雖然人氣很旺，但因為隻有一艘船，民生公司很快遇到了難題。一是一條船不能當日對開，因此在渝合這條航線上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二是冬季枯水期一到，就意味著渝合航線要停航五個月以上，近半年人和船都要白養著。
這讓不少人深感悲觀：“民生輪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但盧作孚則根本沒有動搖，他說服股東把公司的股本由5萬增加到10萬，於1928年春末，在上海訂造了一艘34噸的淺水小輪，命名為“民用”，投放到渝合航線。這樣，不僅實現了渝合間的每日對開，而且“奪回”了嘉陵江冬季航運的收入。
局麵一扭轉，股東當中的失敗情緒便一掃而光。但是盧作孚並沒有滿足，他想到了更遠的布局，想造第三隻船。
恰在此時，有一個南充商人譚謙祿，看到民生公司的船在渝合航線上獲利甚豐，也想來試試。他集資在上海造了一艘120噸的客貨船，命名為“順慶”。“順慶”輪開到重慶的時候，遇到了川軍師長“範哈兒”。範認定“順慶”輪是駐紮在順慶的師長羅澤洲的。他與羅有宿怨，不由分說就扣了船，折騰了半年，才把船歸還。
譚謙祿經此一嚇，再無膽量獨自經營，就把惹禍的船名改為“長江”，托人求到盧作孚，委托民生公司代管，專跑渝涪線。一年後因急於還債，他幹脆把“長江”輪賣給了民生，之後這艘船更名為“民望”。
手裏有了三張牌，施展空間更大了，盧作孚的“經營魔術”也把股東們看得目瞪口呆。
這個時期，渝涪、渝合兩條航線上的客貨運輸火爆，每天都需要有對開航班才能夠用。這樣就得有四條船才行，可是民生隻有三條船。
這道題難不倒數學老師盧作孚！在盧老師眼裏，這就是一道簡易的涉及順流逆流的數學方程。
從涪陵到重慶再到合川，逆流而上需時兩天；從合川原路順流而下，卻隻需一天。隻要循環滾動，就保證了涪陵、重慶、合川這三個碼頭之間，每天都有一班民生的船開出和抵達，“三隻輪船，兩條航線”就此實現。
短途運輸上初戰告捷後，盧作孚又把目光落到了重慶至敘府（宜賓）航線上。這是連接川西、雲南、西康的水運孔道，客貨源都很充足。雖然這條航線上當時已擠滿了8家華商公司的20多條船，但多數管理不善，運價奇高，航行緩慢，且多為貨運。
民生的“渝—瀘—敘”航線一開，立刻顯出了後發先至的勢頭。“民望”輪從重慶開出，頂多3天就到了敘府；而其他公司的船不定期，跑一趟敘府要7天之久。一些川幫商人與民生簽訂了包攬運輸合同，從此不再找別家；四川旅行社也給予了民生公司優先售票權。
這一來，“民望”輪每趟都能滿載，營業收入遠高出其他輪船，民生公司的人都把它看成是“發家船”。民生第一次跑長途就一舉成功，整個川江航運界都嘖嘖稱奇。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船不在多，招人就行。後生可畏，大家算是見識了！
民生初創時，盧作孚不僅率領員工從絕境中殺出一條生路，更在公司的人力資源建設上，開辟了一條新道。人才是企業發展之本，招才、育才、用才是民生公司的生存之根，也是公司事業越做越大的動力源泉。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盧作孚這樣寫道：“天下事業之成，必有一批人披肝瀝膽，推心置腹，以相糾其短、相攜於義，此種精神亦正待吾輩倡之。”
盧作孚曆來用人的辦法是“大才過找、小才過考”，即依據事業的需要，對學者、專家、工程技術或高級領導人員，要從社會實踐卓有成效的人中去尋找、去招聘；中層以下的幹部，則經嚴格的招考和訓練。他為事業尋求專才，曾訪遍省內、國內甚至國外，對後來兼並收購的船隻的管理班子，隻要是有真才實學的，一律放手重用。
童少生原來是倒閉的美商捷江公司的負責人，他不僅精通航運，還是個留美海歸。盧作孚拍板為童還清兩萬元債務，並委以重任，讓童進入民生最高管理層。兩萬元，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而民生當時的經濟並不寬裕。童少生非常感動，他說，自己之所以加入民生公司，就是欣賞盧作孚的主張與作風，覺得與這個人一起可以真正幹一番事業。
相反，對於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論是親朋好友，還是達官顯要推介的，他都一概批示：“苦無機會。”一次，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親自向盧推薦一個大學生，他知道此人抽大煙後，堅決不錄用。盧作孚的弟弟盧魁傑，公司初創時有一定貢獻，後來卻辦事馬虎，還抽大煙，屢教不改。他親筆批示：“立即除名，永不敘用。”
一般民生員工都要“過考”，擇優聘用，先培訓，後上崗。一次，民生公司在成都招15名實習生，卻有391人報名。其中，財會人員由盧作孚親自麵試。招考時，辦公桌上散亂放著一堆賬簿、鈔票，半掩著門，屋裏卻沒人。應試的人大多不進來，隻有兩個人進來，先打開門，把東西收拾好，再出來把門關上，然後在門外守著。這兩人當場被他錄取。
1930年，盧作孚曾說過：“今天中國什麽都不缺乏，隻缺乏人——隻缺乏有訓練的人。”盧對青年的訓練，不隻是為了事業發展的需要，不隻是為了解決青年的就業和出路，更主要是為國家培訓大批有理想、有技能，而又願意為社會服務的人。訓練的基地設在北碚公共體育場一端的一進三大間的草屋——新營房，門首左右牆上寫了一丈見方的十個大字——“忠實地做事，誠懇地對人”。盧對同事和學生的教育，最大的特點是處處以身作則。因此，他強調：“從行為上影響別人，自得人佩服，才會收到教育人的效果；以事業的成績去影響社會，才會得到人們的同情、支持，進而可收到改革社會的良效。”
進入民生的要求很嚴，進去後待遇卻相當好。盧作孚先生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公司的事情大家解決，大家的事情公司解決”。當年人們進入了民生公司，就像進入了一個大家庭。民生公司給員工提供了遠遠高於其他企業的工資，還享受優厚的福利，員工免費就醫，免費膳食，定期休假。民生還規定，年滿60歲，給予終身養老金。
一位老船長講，民生公司基本上不解雇員工，不開除員工。員工犯錯怎麽辦？他說：“有時我們的船停在南京，突然從碼頭上來一個人，一看是盧作孚先生，先生從甲板走到客艙，從客艙走到機房，逐一檢查。發現差錯或重大失誤，當船返回重慶後，有關責任人會被請下船，不但不開除，反而加薪水讓你休息，我們把這叫做“坐冰桶”。我們最怕的就是坐冰桶，熬不過一兩個月，你就會到盧先生那裏去，檢討你的過失，請求重新上船。這時候，盧先生會很高興地同意，而重新上船的人，會比以前更用心更賣力。”
合 流
1930年，盧作孚決心以民生為核心，實施“化零為整”、“統一川江”的發展戰略。此時的民生公司僅有三條船，總噸位230噸，比有些公司一條船的噸位還小。民生發起航業整合，完全是以小博大的蛇吞象，可是盧作孚毫不畏懼。
作為一個企業家，盧作孚在這段商戰中顯示出多方麵的能力，比如政府關係、資源優化配置、企業文化、員工管理、品牌營銷。當時這些名詞尚未出現，但是盧作孚在自己的實踐中蘊涵了這些現代化的商業元素，並且運用自如。
盧老板的第一步棋，是先從川江上遊即重慶至宜賓航線開始，這一段洋商少，華商多。民生公司首先針對負債累累的弱小輪船公司，提出非常優厚的兼並條件：凡願意將輪船出售給民生的，不論船況好壞，民生一律作價收購；凡願意將公司並入民生的，無論負債多少，一律由民生代償債務；償債或退還原股東股本需要多少現金，就支付多少現金，餘款則作為加入民生的股金；原來公司所有員工，全部由民生接收安排工作，不使一人失業。
唯一的要求就是：凡接收一條輪船，即廢除原來一切陳規陋習，代之以民生公司創立的全新規章製度。麵對民生伸出的橄欖枝，很多小公司都非常歡迎。當然，社會上也有異議，認為“民生公司抱的是帝國主義，壓迫弱小公司”。
事實勝於雄辯。
在川江航業整合過程中，被兼並的公司沒有一個老板因公司易手而投水，沒有一個工人因改換門庭而失業。
“化零為整”進展迅速，但民生公司並沒有借行業壟斷攫取暴利。
以重慶至涪陵航線為例，以往單程票價為4.8元，民生在取得這條航線的專營權後，票價不升反降，下調至3元。在其他航線也一直維持票價穩定，絕不因兼並了其他公司而漲價。
民生的這種良苦用心，贏得了旅客的極大好感，他們寧願耽誤行程，也要等候民生的船。民眾的這種支持，實際上是民生成功並購的最強大的推動力。當“民福”輪首航至宜昌後，民生航線遍及川江，一躍而成為川江上一支勁旅。
不是猛龍不過江。從1932年年初起，民生公司整合重慶下遊航業的行動全麵展開，進展十分迅猛。
川江輪船公司，是川江下遊成立最早也是規模最大的一家公司，但在同業殘酷競爭下，經營不善，航運事故迭次發生，債主登門坐等催債，員工領不到工資，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四麵楚歌之時，盧作孚及時向他們施以援手，以極其優惠的條件，將其並入民生。原屬川江輪船公司的“蜀亨”輪是條大船，噸位986噸，合並後更名為“民貴”輪，成為民生公司衝出川江、經營渝滬航線的第一艘主力船。
“化零為整”運動，在大多數華商輪船公司的支持下，幾無障礙，但是激流之下也有暗礁，那就是掌握在軍閥手裏的輪船公司。這些隸屬軍閥的輪船公司及輪船，俗稱“軍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