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先生所創辦的民生實業公司,是民國規模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也是當時最成功的現代企業集團樣板。盧作孚在重慶北碚進行的漸進式社會改革試驗,是腐敗、混亂、落後的大環境下的一個“民主特區”,也是現代中國新型社會的一個雛形。有學者說,盧作孚“雖然在這個世上隻活了59歲,卻跨越了‘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生涯中充滿艱辛、風險和挑戰”, 其成就和影響遠遠超出了工商界。
船王包玉剛曾經說過:“如果盧作孚還健在,就不會有我今日的包玉剛。” 在中國現代史上,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船王是盧作孚。盧作孚去世一個多月後,1952年3月15日,毛澤東在回顧民族工業發展時說,中國實業界有4個人是不能忘記的,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
楔 子
1925年是四川青年盧作孚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
當年10月,前往上海買船的盧作孚,在上海巧遇少年中國學會的老朋友惲代英,後者正追隨毛澤東在上海搞國共合作,編輯《新建設》月刊。
在盧作孚借住的上海裕川公司樓上,兩人連續談了3個晚上。當時正是“五卅”運動之後、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時代在孕育著新的變革大潮。他們每晚都談到深夜,話題涉及的是國民革命的前途、社會改革的步驟、救國之路的選擇等等。惲代英希望盧作孚能跟他一起去廣州黃埔軍校投筆從戎。
盧作孚對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抱負和獻身精神非常敬佩,對他們的奮鬥目標也了解。他和惲代英在立誌救國的總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已決定實業救國的盧作孚謝絕了惲的邀請,他說:“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響、改變社會。”為表示對惲代英的支持,盧作孚讓四弟盧子英於1926年3月去廣州,投考了黃埔軍校,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
恰巧,少年中國學會(簡稱“少中”)這時候麵向全國會員印發了一張“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竟抱何種主義?”
“少中”會員毛澤東如是回答:“……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實現革命民眾的統治。”
而“少中”會員盧作孚則是這樣寫的:“……以教育的方法訓練民眾,為種種組織、種種經營,以改革政治……”
當時正值北伐前夜,兩位熱血青年,因為不同選擇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這一年,兩人恰好都是32歲。而同在這一年出生的,還有另外兩個對中國未來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宋慶齡與梁漱溟,他們在不同時間與盧作孚都產生過交集。
中國的現代史,是一部大浪淘沙史,這一群人在後來的表現各有不同,而盧作孚是自始至終堅守會員信條的極少數人之一。少年中國學會的理想主義精神,對盧作孚的影響極深。他後來的一係列奮鬥,始終都堅持了學會的宗旨,恪守會員“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的信條,所思所行,無不是為了強國富民。
求 知
1893年4月14日,盧作孚出生於四川合川縣北門外楊柳街的一個貧困家庭。父親盧茂林曾是“棒棒軍”一員,後來轉業做起了麻布小販,全縣聞名,遠近鄉親都親昵地稱他為“盧麻布”。
為了改變孩子的命運,盧茂林勒緊腰帶將盧作孚兄弟倆送到當地最好的瑞山小學讀書。不料,入學不久的盧作孚突患重病,家中實在無錢請醫生,母親李氏隻好上山去采草藥。哪知道藥不對症,服下後,盧作孚竟說不出話來,成了啞巴。
起床後,“啞童”盧作孚堅持到校讀書。每天放學回來與哥哥討論課文,嘴不能說,就用筆寫,課業一點也沒因病情而耽誤。溫習完功課,他一如既往地幫母親做家務。兩年後的一天,他在追逐小燕子時跌倒,情急呼喊:“燕子!燕子!”嗓子竟奇跡般痊愈,如常人一樣發聲,令全家人驚喜萬分,感謝蒼天有眼。
1907年,高小畢業後,窮困生盧作孚失學了。在瑞山小學的6年,對盧作孚一生的做人基調影響甚大。在這裏,他不單是獲取了認識新世界的知識,養成了良好的學習態度和方法,而且贏得了師生們由衷的讚佩,在同學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望。
離校時,一位老師特意送他八個字:“好而不恃,為而不有。”盧作孚將字精心裝裱好,掛於床頭,牢記終身。日後盧作孚投身於實業救國,在籌辦民生公司的艱難起步階段,得到了許多瑞山校友的鼎力相助。1925年在合川召開的民生公司發起人會議,參會者就多為瑞山校友。後來,瑞山小學遭遇困境時,事業剛剛起步的盧作孚,出於對母校的熱愛,接手了瑞山小學的管理,他把瑞山學校辦成了一所充滿新風尚的名校,成為向民生公司輸送初級人才的一個重要來源。
離開瑞山小學後,盧作孚再沒上過任何正規學校。幾十年後,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曾邀請盧作孚到校講演,他不無幽默地說:“我怎麽能在大學講演?我僅僅是個被人稱為‘小學博士’的人!”
失學對一般鄉下少年來說,也許意味著從此告別書香,走進田野,從此一輩子麵朝黃土背朝天。但對盧作孚來說,這隻不過是求知道路上的一次短暫挫折,絕不是人生的陷阱,而是絕地重生的起點,他日後的“自學——求知——報國”之路,就是在這樣一個並不高的起點上開始的。
盧作孚的勤奮,在少年中是罕見的。他經常藏在家附近的觀音竹林深處,聚精會神地讀書,連吃飯都會忘掉。如此苦讀,整整有一年時間。但家鄉藏書畢竟有限,無書可讀之後,他在竹林中做了一個決定:走出合川,到成都去求知。
去成都需要盤纏,家裏是無論如何拿不出來的。但決心已定的盧作孚自然不怕這點困難。那時,從合川到成都去經商的人很多,他決意跟這些商人一起步行到成都,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錢。路上的食宿費用,由親友們資助了一些。出發前,他準備了一些家鄉著名的小食品——合川桃片,準備到成都後賣掉,當做最初的生活費。
1908年,15歲的盧作孚滿懷求知的渴望,步行前往成都。經銅梁、大足、安嶽,一直走了十多天,他方才抵達成都,棲身在西禦河沿的合川會館。
初到成都,盧作孚幾乎身無分文,圖書館是他最好的書庫。這一點,倒與在長沙自修時的毛澤東很像,那一代有誌青年,很多人出身貧苦,他們都是借助公共圖書館而自學成才的。
在會館閉門苦讀的幾個月,盧作孚便把當時在圖書館能看到的中文和數學書籍全部讀通。但他覺得不解渴,便又開始自學英文,然後再讀英文版的數學原著。前後不過半年時間,他不僅讀了一大批中英文數學書籍,還了解了大量數學難題。自學之餘,他還先後編著了《代數》《三角》《解析幾何》《數學難題解》等書籍,並開始以 “盧思” 為名在成都提學使署立案。
在成都滯留日久,為了不給家中增添額外負擔,盧作孚開始勤工儉學。他到合川會館附近的街道貼了一些廣告,招收中學補習生,每人收一點授課費。剛從小學畢業一年半的盧作孚,就這樣奇跡般地教起了中學生。那時,他才16歲。小盧老師采取的是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教學態度非常認真。學生什麽時候來,他就什麽時候開始講課,反正他有的是時間。
這樣現學現賣一段時間後,盧作孚覺得不是長久之計。第二年,他改變了策略,經過充分準備,打算報考清華留美學堂。可是這一年,清華留美學堂在成都不設考場,考生要到北京去投考。於是他急忙徒步趕回家鄉,籌集學費。
這是盧作孚第一次打算出川。好不容易湊足學費後,盧作孚興衝衝地趕到重慶。不料,開往漢口的“蜀通”輪當天早上已開走了。那時,客船很少,誤了這班船,就無法如期趕到北京。
眼望浩**東流的江水,沒趕上船的小夥子無比失望,更讓他心痛的是留學夢自此破滅,人生軌跡也就此改變。盧作孚後來決心從航運入手“實業救國”,這件事是最原始的動因。從此,清華流失了一位可能的留美高才生,中國卻多了一位傑出的實業家。
出 川
算起來,到上海買船,這是盧作孚第三次出川。四川有句老話,人不出川不成龍。非常巧合的是,盧作孚每一次出川,都給他帶來人生巨變。
盧作孚第一次出川,不是求學,也不是辦實業,而是逃亡。
在一次演講中,盧作孚回顧自己的青年時代曾說,他“由18歲起在社會上奮鬥”。那正是1911年,18歲的盧作孚參加了辛亥革命。
報考清華未遂,盧作孚繼續自學。此時,已經長大的他,閱讀範圍已不僅僅是純粹的課本,還包括大量政治社會書刊。正是在這種自學過程中,年輕的小盧接受了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他結合大量社會問題,不時在成都的報刊上發表自己的看法與感想。這些文章,自然引起了成都的同盟會會員的注意,他們設法弄到了作者的通信地址,按圖索驥,找到了盧作孚。
令這些革命黨人驚訝的是,盧作孚隻有18歲,嚴格來講,這還是一個少年,但盧作孚的思考深度已經遠遠超過尋常之人。雙方見麵後,一拍即合,談得非常投契。在會員們的引薦下,他加入了同盟會,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會員。這樣一個機緣,確實是時代需要與個人選擇的契合。
1913年,軍閥胡文蘭當上了四川都督之後,立即開始捕殺革命黨人,20歲的盧作孚因為是同盟會員而悄然離開了成都,回到了老家合川縣。後來他得知,有許多僥幸逃脫的革命黨人都紛紛去了上海,便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頭。上海是個國際大都會,經濟發達,思想活躍,信息靈通。他相信,在那裏他能夠學到新的知識,能夠找到新的救國辦法。
1914年夏,盧作孚辭去江安中學的教職,回合川辭別了父母,然後從重慶乘坐“蜀通”輪東下。這是他第一次出川,當時,他21歲。
川江如練,三峽如削,一路極目都是大好河山。然而,旅程中有兩件事卻讓他心情沉重。
一是沿途江上往來的大小船隻幾乎全都懸掛著外國旗,有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可就是見不到中國旗。二是他乘坐的中國輪船“蜀通”輪,客艙分為幾等,等級待遇天壤之別,“高等華人”和洋人享用最豪華的頭等艙,貧苦乘客隻能住最低等的“統艙”。
一路行來,憤青盧作孚感慨萬千。這兩件事,與他後來決心從事航運業有著直接的關係。
一個星期後,船抵達上海。一上岸,盧作孚就去聯絡先前從四川來的“革命同誌”。可是,讓他大失所望的是,劫後餘生的戰友們熱血早已冷卻,有的陶醉於十裏洋場,有的忙著在官場鑽營。
盧作孚看不慣這些人的行徑,和這些人一刀兩斷,獨自在滬上自學。可是,讀書是沒有收入的,隻有依靠遠在家鄉的父親往上海寄錢。每次寄錢,盧茂林都要從合川徒步走到重慶。這樣的錢盧作孚自然要放在胸前焐熱了才舍得花。盧作孚租住最便宜的“亭子間”,站在屋裏腰都伸不直。吃飯也是隨便湊合,有時吃不起飯,他就買個最便宜的燒餅,在圖書館裏邊看邊吃。後來回憶起這段生活,他仍刻骨銘心:“住在小閣樓裏,餓過兩三天,出來不能走路。”
在黃炎培等人的影響下,盧作孚意識到:辛亥革命之不徹底,就在於民眾尚未覺悟;而要使民眾覺醒,就要廣開教育之路,讓教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使民眾都能受益。“教育救國”信念的形成,是盧作孚此次出川的最大收獲。
在上海逗留一段時間後,盧作孚起程回鄉。路費不夠,他隻能乘船到宜昌,然後步行千餘裏回到合川。此時盧家極其貧困,盧作孚靠給《上海時報》寫通訊勉強度日。後來,他又經友人推薦去成都《群報》擔任記者兼編輯,月薪14元,僅夠全家人吃鹹菜度日。
1917年初夏,盧作孚受聘去合川縣立中學當了監學兼數學教師。這年秋,由同事熱心做媒,盧作孚與16歲的蒙淑儀喜結良緣。蒙淑儀父母早亡,她是九兄妹中唯一的女孩,精於女紅,為人十分善良。盧作孚對妻子非常關愛,讓她放了腳,耐心教她讀書識字。兩人恩愛相依,攜手走過了人生幾十載。
不久,《群報》改名為《川報》 ,成為四川新文化思潮的主要陣地。盧作孚應邀到《川報》擔任記者,後來又成為編輯和主筆。
1921年,川軍第二軍第九師師長楊森的一紙邀請,讓一直呼籲教育救國的盧作孚獲得一次寶貴的實踐機會。楊森久聞盧作孚之名,但兩人相見還是第一次,其場麵很富有戲劇性。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初次見麵,楊森問道。
盧作孚坦然答道:“我沒有上過大學。”
楊森大為詫異道:“那你怎麽教得了中學的數學?”
“我曾在成都一個補習學校讀過幾天。”盧作孚回答。
驚異之餘,楊森更加惺惺相惜,當場聘任盧作孚擔當永寧道尹公署教育科長。
好景不長,四川軍閥混戰,楊森戰敗出逃。靠山倒了,川南的“新教育”試驗驟失依憑,不久即人亡政息。自此,盧作孚開始懷疑:在軍閥的指揮刀下,何來滿園桃李?
孫中山曾提出過“改造中國”的口號,然而清朝政府垮台後,“中華民國”並沒有顯出多少新氣象,軍閥混戰甚至帶給民眾更多的流離痛苦。什麽才是“改造中國”的最佳方式?當時的國人在迷茫中,都在思考,青年盧作孚更是為此上下求索。
有一次,盧作孚請他一位朋友來給公眾演講,那位朋友向聽眾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我是一顆炸彈。”但盧作孚卻當場委婉地提出了另一種理念:“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這就是他獨特的社會改造理念。
1922年歲末,盧作孚再次出川,到上海和江蘇考察實業及職業教育。這次考察,讓盧作孚大開眼界。在南通拜訪了狀元實業家張謇後,他認識到,教育救國必須有實業做後盾。
三十而立。第二次出川,盧作孚終於完成了人生理想的三級跳: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
買 船
1925年8月,炎天暑熱的蓉渝道上,幾位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趕路。領頭的人身材瘦小,衣著簡樸,神情剛毅,他正是打算回鄉創業的盧作孚。
回到合川後,談笑敘舊之間,盧作孚向親朋、老師、同學們**了心跡:創辦一家自己的航運公司。公司第一條航線的構想,就在那些黑瓦簷下喧鬧的堂屋裏漸漸浮現。
盧作孚回憶當時的情景:“許多長輩和朋輩見著這幾位好不容易回到鄉裏的人,都有深厚的感情,必得從‘請吃飯’表現出來。甲當了早飯的主人,乙又當了午飯的主人,丙又當了夜飯的主人。當我們離開甲家便到乙家,離開乙家便到丙家,廢時利用,便討論起事業來了。如果資本集得起來的話,我們應得造一隻小船走重慶與合川間,或辦一個工廠在合川城內外。大家認為造小船比較容易些。”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裏,盧作孚開始了緊張的調查研究。他和友人黃雲龍一道去了重慶,把長江上遊所有的輪船公司統統調查了一遍。結論令他們觸目驚心:清末民初更替之際,是川江航運業的黃金期。那時一條船隻要運營一年,幾乎就可以賺回一條船。中外資本見有利可圖,紛紛搶占這一領域,“航業以極短的時間,發展到極盛,而且發展到過剩”。慘烈競爭的結果是:大多數的船公司陷於船本折完,欠債無法償還,隻能轉租或者賣船。市場一片紊亂,風險和壓力極大,尤其對沒有強大實力背景的中國籍輪船公司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盧作孚在多年後坦承,那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
怎麽辦?難道就此罷手?此時,他那臨危不亂的心理素質再次顯現作用,他決心在絕境中找出一條生路。其他中國輪船公司的老路肯定是不能走,隻能尋找新的路數,否則,隻能是下水折騰一番淹死。
沿著長江上下遊航線反複掃描,盧作孚驚喜地發現:重慶到合川之間至今沒有通航,這是空白。隻要吃下這一段,養活一隻船應該不成問題。有了這樣清晰的分析,他心中總算有了底氣。
10月11日,盧作孚在合川縣的通俗教育館召開了第一次發起人會議,討論並決定興辦航運公司的資金募集問題。與會者共13人,多為他的老師和同學。有人曾形象地比喻:“民生公司不是實業公司,乃是朋友公司。”當時真正清楚盧作孚將要做到多大的,可能寥寥;但是相信他能做出一番事業的,應是全部。一個企業領袖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見。會議最後議決:未來的公司籌集股金2萬元,分為40股,每股500元,分4次繳納。股金由發起人負責分頭勸募。這次會議,標誌著民生公司正式起步。這一天,後來被定為民生公司成立紀念日。
書生下海,最難是錢。13位發起人幾乎無一不窮,要拿出募股的錢來,就需3人或4人湊成1股,但這樣,也僅能湊成兩三股而已。盧作孚在以往瑞山同學中廣泛勸募,同樣也隻能是數人合為1股,湊不上幾股。
本縣的士紳、商賈成為盧作孚勸募的主要對象,可是這些有錢人多持觀望態度,有的甚至斷然拒絕。早晚東拚西湊,連街上賣豆花的那些老板他都去募錢。
關鍵時刻,原合川縣知縣鄭東琴被盧作孚的熱忱所感動,他利用自己的名望向各方打招呼,許多人礙於情麵,表示願意入股,這才將僵局打開。資金到位後,盧作孚決定馬上動身去上海買船。可是籌備處無力負擔旅費,他隻得向人借貸300元,這才得以動身。
到上海後,盧作孚一口氣聯係了9個造船廠。曆時兩個月的考察,對盧作孚智慧和膽略是一個考驗,因為船太貴,“愈考慮愈困難,直困難到沒有膽子訂造了”。最終確定由合興造船廠來做,製造一艘長22.86米、寬4.27米、深1.52米、載重70噸、吃水較淺、馬力較大的客運小輪船。
經過艱難的討價還價,最後議定為3.5萬元。就是這個數,也大大超過了公司現有2萬元的總股本。
實際上,由於多數股東對造船持觀望態度,遲遲不願意交付股金,已收上來的股金僅有8 000元,而且,這還包括籌辦中的合川電廠的柴油引擎和發電機的費用5 000多元,這樣就隻餘下2 000多元的經費了。
造船合同簽還是不簽?盧作孚決心背水一戰,“惹禍訂約”,先交了2 000元定金,回去說服股東增資,再付造船的餘款。
天公不作美。恰在此時,川江航業中,接連發生了幾起因破產而累及股東血本無歸的事件。影響所及,尚未交錢的股東更加惶然,死也不肯出錢。那些天,眼看交款日期逼近,盧作孚真的有點走投無路了。
良人自有天助。功敗垂成之際,三個人及時出手,拉了盧作孚一把,讓他終生難忘:
一是發起人之一、合川縣視學(相當於教育局長)陳伯遵,在上司和同僚的默許下,從縣教育基金中“大膽借出七八千元”;二是鄭東琴再次出手相助,慷慨拿出自己的積蓄幾千元;三是合川士紳鄭禮堂,同意借給幾千元。
這三筆錢一到位,恰好湊足了造船預付款。大家長舒一口氣:第一道難關終於闖過了!籌備處立即派出彭瑞成、周尚瓊攜款赴上海,去船廠辦理付款和接船事宜。
為早日將船接回,昭信於人,盧作孚當機立斷,帶著陶建中、五弟盧魁傑親赴宜昌去接船,但船期還是被延誤了。原來,其所購買的隻是一條小輪船,艱難航行其間,航速大受影響;且又在城陵磯下遊等處,兩次遇到水上慣匪欲趁夜色上船搶劫。如此一番折騰,船到6月下旬才駛抵宜昌,盧作孚在此已等候半個月了。
了解到情況後,盧作孚不禁嗟歎再三:如果在航程中稍有疏忽,船被劫持,那又如何向股東交代,如何才能彌補損失?好在新船完好無損,盧作孚滿心歡喜:未來所有的事業,都將由這條小小的輪船載負著起航了。
6月上旬,新船被命名“民生”,完成製造後駛離上海,從長江駛抵重慶,完成了它艱難的處女航。打拚多年,盧作孚終於有了一個可以穩穩立足的甲板!
1926年年初,籌辦中的民生公司成立了事務所,盧作孚任總經理。
此時,駐紮在萬縣的楊森執意邀請盧作孚去萬縣做市政佐辦(市長助理),被他婉言謝絕了。作為總經理,盧作孚月工資是30元,而市政佐辦的月工資是500大洋,車馬費另計。楊森很不理解,盧作孚寫信告訴他:“我平生隻願做事,不願做官。”
開 道
登上自己的客輪,縱目萬裏江流,第一次出川時的遭遇不由得浮上盧作孚的心頭。他決心再造川江客運,創出一番新氣象。
嘉陵江水,萬古如斯。因為一個人和他腳下的一艘客輪,從這一天起,開始了巨變。
開業伊始,盧作孚就擲出航運業管理的“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廢除聲名狼藉的“包辦製”,實行公司統一管理的經理負責製。包辦製導致的結果,就是任用私人,三親六故、親朋好友都一起來謀碗飯吃。
第二板斧,是推出全新的旅客服務方式。當時川江貨運利潤厚,客運利潤薄,船員普遍對旅客態度惡劣。尤其是外輪公司,十分歧視中國旅客,中國人坐一趟洋船,有如蹲一回拘留所。“民生”輪則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板斧,就是禁止船員向旅客索要小費。
這三板斧,大得民心,客人爭著搭乘“民生”輪,體驗一把主人的感覺。
雖然人氣很旺,但因為隻有一艘船,民生公司很快遇到了難題。一是一條船不能當日對開,因此在渝合這條航線上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二是冬季枯水期一到,就意味著渝合航線要停航五個月以上,近半年人和船都要白養著。
這讓不少人深感悲觀:“民生輪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但盧作孚則根本沒有動搖,他說服股東把公司的股本由5萬增加到10萬,於1928年春末,在上海訂造了一艘34噸的淺水小輪,命名為“民用”,投放到渝合航線。這樣,不僅實現了渝合間的每日對開,而且“奪回”了嘉陵江冬季航運的收入。
局麵一扭轉,股東當中的失敗情緒便一掃而光。但是盧作孚並沒有滿足,他想到了更遠的布局,想造第三隻船。
恰在此時,有一個南充商人譚謙祿,看到民生公司的船在渝合航線上獲利甚豐,也想來試試。他集資在上海造了一艘120噸的客貨船,命名為“順慶”。“順慶”輪開到重慶的時候,遇到了川軍師長“範哈兒”。範認定“順慶”輪是駐紮在順慶的師長羅澤洲的。他與羅有宿怨,不由分說就扣了船,折騰了半年,才把船歸還。
譚謙祿經此一嚇,再無膽量獨自經營,就把惹禍的船名改為“長江”,托人求到盧作孚,委托民生公司代管,專跑渝涪線。一年後因急於還債,他幹脆把“長江”輪賣給了民生,之後這艘船更名為“民望”。
手裏有了三張牌,施展空間更大了,盧作孚的“經營魔術”也把股東們看得目瞪口呆。
這個時期,渝涪、渝合兩條航線上的客貨運輸火爆,每天都需要有對開航班才能夠用。這樣就得有四條船才行,可是民生隻有三條船。
這道題難不倒數學老師盧作孚!在盧老師眼裏,這就是一道簡易的涉及順流逆流的數學方程。
從涪陵到重慶再到合川,逆流而上需時兩天;從合川原路順流而下,卻隻需一天。隻要循環滾動,就保證了涪陵、重慶、合川這三個碼頭之間,每天都有一班民生的船開出和抵達,“三隻輪船,兩條航線”就此實現。
短途運輸上初戰告捷後,盧作孚又把目光落到了重慶至敘府(宜賓)航線上。這是連接川西、雲南、西康的水運孔道,客貨源都很充足。雖然這條航線上當時已擠滿了8家華商公司的20多條船,但多數管理不善,運價奇高,航行緩慢,且多為貨運。
民生的“渝—瀘—敘”航線一開,立刻顯出了後發先至的勢頭。“民望”輪從重慶開出,頂多3天就到了敘府;而其他公司的船不定期,跑一趟敘府要7天之久。一些川幫商人與民生簽訂了包攬運輸合同,從此不再找別家;四川旅行社也給予了民生公司優先售票權。
這一來,“民望”輪每趟都能滿載,營業收入遠高出其他輪船,民生公司的人都把它看成是“發家船”。民生第一次跑長途就一舉成功,整個川江航運界都嘖嘖稱奇。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船不在多,招人就行。後生可畏,大家算是見識了!
民生初創時,盧作孚不僅率領員工從絕境中殺出一條生路,更在公司的人力資源建設上,開辟了一條新道。人才是企業發展之本,招才、育才、用才是民生公司的生存之根,也是公司事業越做越大的動力源泉。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盧作孚這樣寫道:“天下事業之成,必有一批人披肝瀝膽,推心置腹,以相糾其短、相攜於義,此種精神亦正待吾輩倡之。”
盧作孚曆來用人的辦法是“大才過找、小才過考”,即依據事業的需要,對學者、專家、工程技術或高級領導人員,要從社會實踐卓有成效的人中去尋找、去招聘;中層以下的幹部,則經嚴格的招考和訓練。他為事業尋求專才,曾訪遍省內、國內甚至國外,對後來兼並收購的船隻的管理班子,隻要是有真才實學的,一律放手重用。
童少生原來是倒閉的美商捷江公司的負責人,他不僅精通航運,還是個留美海歸。盧作孚拍板為童還清兩萬元債務,並委以重任,讓童進入民生最高管理層。兩萬元,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而民生當時的經濟並不寬裕。童少生非常感動,他說,自己之所以加入民生公司,就是欣賞盧作孚的主張與作風,覺得與這個人一起可以真正幹一番事業。
相反,對於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論是親朋好友,還是達官顯要推介的,他都一概批示:“苦無機會。”一次,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親自向盧推薦一個大學生,他知道此人抽大煙後,堅決不錄用。盧作孚的弟弟盧魁傑,公司初創時有一定貢獻,後來卻辦事馬虎,還抽大煙,屢教不改。他親筆批示:“立即除名,永不敘用。”
一般民生員工都要“過考”,擇優聘用,先培訓,後上崗。一次,民生公司在成都招15名實習生,卻有391人報名。其中,財會人員由盧作孚親自麵試。招考時,辦公桌上散亂放著一堆賬簿、鈔票,半掩著門,屋裏卻沒人。應試的人大多不進來,隻有兩個人進來,先打開門,把東西收拾好,再出來把門關上,然後在門外守著。這兩人當場被他錄取。
1930年,盧作孚曾說過:“今天中國什麽都不缺乏,隻缺乏人——隻缺乏有訓練的人。”盧對青年的訓練,不隻是為了事業發展的需要,不隻是為了解決青年的就業和出路,更主要是為國家培訓大批有理想、有技能,而又願意為社會服務的人。訓練的基地設在北碚公共體育場一端的一進三大間的草屋——新營房,門首左右牆上寫了一丈見方的十個大字——“忠實地做事,誠懇地對人”。盧對同事和學生的教育,最大的特點是處處以身作則。因此,他強調:“從行為上影響別人,自得人佩服,才會收到教育人的效果;以事業的成績去影響社會,才會得到人們的同情、支持,進而可收到改革社會的良效。”
進入民生的要求很嚴,進去後待遇卻相當好。盧作孚先生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公司的事情大家解決,大家的事情公司解決”。當年人們進入了民生公司,就像進入了一個大家庭。民生公司給員工提供了遠遠高於其他企業的工資,還享受優厚的福利,員工免費就醫,免費膳食,定期休假。民生還規定,年滿60歲,給予終身養老金。
一位老船長講,民生公司基本上不解雇員工,不開除員工。員工犯錯怎麽辦?他說:“有時我們的船停在南京,突然從碼頭上來一個人,一看是盧作孚先生,先生從甲板走到客艙,從客艙走到機房,逐一檢查。發現差錯或重大失誤,當船返回重慶後,有關責任人會被請下船,不但不開除,反而加薪水讓你休息,我們把這叫做“坐冰桶”。我們最怕的就是坐冰桶,熬不過一兩個月,你就會到盧先生那裏去,檢討你的過失,請求重新上船。這時候,盧先生會很高興地同意,而重新上船的人,會比以前更用心更賣力。”
合 流
1930年,盧作孚決心以民生為核心,實施“化零為整”、“統一川江”的發展戰略。此時的民生公司僅有三條船,總噸位230噸,比有些公司一條船的噸位還小。民生發起航業整合,完全是以小博大的蛇吞象,可是盧作孚毫不畏懼。
作為一個企業家,盧作孚在這段商戰中顯示出多方麵的能力,比如政府關係、資源優化配置、企業文化、員工管理、品牌營銷。當時這些名詞尚未出現,但是盧作孚在自己的實踐中蘊涵了這些現代化的商業元素,並且運用自如。
盧老板的第一步棋,是先從川江上遊即重慶至宜賓航線開始,這一段洋商少,華商多。民生公司首先針對負債累累的弱小輪船公司,提出非常優厚的兼並條件:凡願意將輪船出售給民生的,不論船況好壞,民生一律作價收購;凡願意將公司並入民生的,無論負債多少,一律由民生代償債務;償債或退還原股東股本需要多少現金,就支付多少現金,餘款則作為加入民生的股金;原來公司所有員工,全部由民生接收安排工作,不使一人失業。
唯一的要求就是:凡接收一條輪船,即廢除原來一切陳規陋習,代之以民生公司創立的全新規章製度。麵對民生伸出的橄欖枝,很多小公司都非常歡迎。當然,社會上也有異議,認為“民生公司抱的是帝國主義,壓迫弱小公司”。
事實勝於雄辯。
在川江航業整合過程中,被兼並的公司沒有一個老板因公司易手而投水,沒有一個工人因改換門庭而失業。
“化零為整”進展迅速,但民生公司並沒有借行業壟斷攫取暴利。
以重慶至涪陵航線為例,以往單程票價為4.8元,民生在取得這條航線的專營權後,票價不升反降,下調至3元。在其他航線也一直維持票價穩定,絕不因兼並了其他公司而漲價。
民生的這種良苦用心,贏得了旅客的極大好感,他們寧願耽誤行程,也要等候民生的船。民眾的這種支持,實際上是民生成功並購的最強大的推動力。當“民福”輪首航至宜昌後,民生航線遍及川江,一躍而成為川江上一支勁旅。
不是猛龍不過江。從1932年年初起,民生公司整合重慶下遊航業的行動全麵展開,進展十分迅猛。
川江輪船公司,是川江下遊成立最早也是規模最大的一家公司,但在同業殘酷競爭下,經營不善,航運事故迭次發生,債主登門坐等催債,員工領不到工資,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四麵楚歌之時,盧作孚及時向他們施以援手,以極其優惠的條件,將其並入民生。原屬川江輪船公司的“蜀亨”輪是條大船,噸位986噸,合並後更名為“民貴”輪,成為民生公司衝出川江、經營渝滬航線的第一艘主力船。
“化零為整”運動,在大多數華商輪船公司的支持下,幾無障礙,但是激流之下也有暗礁,那就是掌握在軍閥手裏的輪船公司。這些隸屬軍閥的輪船公司及輪船,俗稱“軍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