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狀元出身的宰相為數不少，可狀元出身的實業家卻隻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南通籍狀元張謇。清朝二百多年，狀元共有114人，江蘇一省就出了49位，但其中下海經商的，隻有張謇一人。
商人經商靠錢，官員謀私靠權，狀元下海靠什麽？張謇的“實業救國”之道為什麽半途而廢？
楔 子
張謇的好運，從他41歲中狀元那年開始。
那一年，正值農曆甲午（1894年）。這個中國曆史上非常倒黴的年份，以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慶典開局，以中日黃海海戰北洋艦隊慘敗收場。
冒 籍
新年剛過，朝廷特開恩科的消息傳到南通。接到這個信息後，張謇根本沒放在心上。老父張彭年卻雄心勃勃，比正當壯年的張謇還要激動，因為他很早就認準兒子可以奪魁天下。
那還是張謇剛入學堂不久，有一天，老師見門外有人騎白馬走過，脫口而出：“人騎白馬門前過。”但一時想不起下聯，便讓學生應對。張謇的三哥張詧搶著說：“兒牽青牛堤上行。”張謇沉吟道：“我踏金鼇海上來。”
老師一聽大喜過望，逢人便誇張謇是神童，誌向遠大，將來肯定有出息。從那時起，張謇就成為家族的希望之星，被父兄寄予蟾宮折桂的重望。
清朝科考與現在高考最類似的一點就是考生資格審查，不過現在高考重視的是戶籍，到處查高考移民。而清朝重視的是家庭出身，如果三代以內沒有讀書應試的人，就會遭到公開的歧視。“三輩不讀書，一家賽過豬”，是之謂也。這樣的家庭，在當時稱為“冷籍”，家中子弟如果要參加科舉考試，經常會受到地方學官和保人的多方刁難、勒索，稍稍應付不當，就可能誤了考期。
不幸的是，張謇恰恰是出自這樣的冷籍家庭，15歲那年，張謇首次參加童試就麵臨著這樣的境況。張彭年對兒子的才能滿懷信心，他不想兒子的成績因家庭出身而受到影響，因此，就想方設法避開這種困難。
這時，張謇的老師宋琳出了個冒籍赴考的主意。他多方活動，找到了如皋人張駒。經過磋商，雙方商定，張謇冒充張駒的孫子張育才，在如皋參加縣試，如果縣試考中，張彭年必須付給張駒一定數額的酬金。作為中人，宋老師當然也有提成與酬金，人家這叫教書買賣兩不誤。
冒籍考試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被揭發的後果同樣很嚴重，但為了兒子能順利考中，張彭年甘願冒險。
童試分為“縣試”、“府試”及“院試”三個階段。張謇參加這年的如皋縣試，一考得中；隨後參加通州州試，成績卻不理想，名列百名之外。但同鄉中與張謇同年的孩子卻考中了第二名，因此，鄉裏人都嘲笑張謇，說神童也不過如此。
最惱火的還是張謇的老師宋琳，他本想張謇順利考中秀才好名利雙收，不料小張州試成績就如此之差。惱羞成怒之餘，他當眾嘲笑張謇說：“如果有1 000人應試，取999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
當眾受奚落，張謇淚流滿麵。從這一天起，他在自己的臥室的窗戶、蚊帳頂上、床頭、案頭等處都寫上“九百九十九”五個字，警示自己要用功。這年10月，張謇在院試中考取第26名，順利獲得生員也就是秀才資格。
兒子考中秀才，張彭年也信守承諾，如約向如皋張家付款，張謇也以如皋生員的身份入如皋縣學讀書。孰料張駒是當地的無賴，他不僅要張謇父子再交學官所派的其他費銀150兩，還以其他借口讓張彭年再拿200兩白銀作為酬謝，不然就要向官府舉報。
與此同時，知道張謇冒考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以類似的理由進行敲詐。如此下去怎麽得了？張彭年就請宋琳出麵疏通，讓張謇修改學籍，回家就讀。哪知宋琳也是局中人，利益攸關，哪裏肯去拆騙局。他斥責道：“歸籍等金榜題名之後申請不遲。現在申請，張謇的功名就要立即被革除，你們家出一個秀才容易嗎？”
自此，張謇一家成了待宰的羔羊，誰都想來訛一把。
有一次，如皋張氏誣告張謇，如皋縣衙便派人來捉。張謇得悉後連夜逃往朋友家躲避。出門不久，狂風暴雨就劈頭而來，一不小心，他掉進了爛泥深達3尺的護城河裏，險遭滅頂之災。張謇掙紮著爬出來，這時外雨內汗，衣服已經濕透，到朋友家的路不過３裏路，他竟走了三四個時辰才到，一雙腳磨得血泡連連。
張謇一生堅忍不拔，耐力超人，這些性格品質的底色都是從冒籍風波而來。正是這人生的第一碗苦酒，讓他在未來的人生中，不管遇到什麽困難，哪怕是斯文掃地，也依然能挺住！
為了徹底擺脫糾纏，張謇主動向學校申訴，要求革除自己的秀才，讓他到南通重考。海門書院的院長王崧畦和海門訓導趙菊泉看到張謇的才學，十分同情他，他們四處為張謇說情。後經與知州孫雲錦、江蘇學政彭九餘等人的多方交涉，1873年，禮部終於同意讓張謇重填履曆，恢複原籍。
此時，張家因為張謇冒考的事情，負債達1 000多兩白銀，瀕臨破產。張氏昆仲原指望老四（張謇在家中排行老四）能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不料卻是這樣一個結果，看來這不是什麽有前途的投資項目，此時不撤更待何時？於是，兄長們正式提出了分家，幾番吵鬧，大部分債務落到了張謇身上。
功名重要，吃飯更重要。從此，為了養家糊口，張謇半工半讀，再也難以一心隻讀聖賢書。這也許就是張謇後來屢試不第的重要原因之一。
折 桂
從1874年起，剛滿21歲的張謇，為了生活東奔西跑，開始了為時近10年的幕僚生涯，先後追隨調任江寧（現南京）發審局的孫雲錦、淮軍名將吳長慶。
1884年9月，吳長慶受李鴻章排擠抑鬱而死，張謇哀痛之餘還鄉。此時，家境大為改善，生活可保無虞，三十而立的他，決心重走“學而優則仕”的正途，安下心來參加科考。
1885年5月，因孫雲錦知江寧，張謇為避恩師嫌乘船北上順天應考。10月，順天鄉試揭曉，張謇高中第二名。這是他參加科舉17年來最好的成績。當時，南人北考能中第二名的非常少，有清一代不過3人，這些人雖非會元，卻被尊稱為“南元”，在士林中聲譽甚高。
順天之行，不僅為張謇贏得巨大聲譽，而且在藏龍臥虎的京城，讓他結識了許多名士，並與本科考官翁同龢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誼。
遺憾的是，張謇在考場上的好運就此止步。中舉後的10年間，他連續4次參加會試卻次次落第。10年消磨，是鐵也磨明了。張謇韌性雖好，但接二連三的打擊真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一氣之下，他把應考用具通通砸碎，發誓再不進考場。
在他想來，自己雖然未能進士及第，摘取最高功名，但“南元”之譽已足以對得起父母的苦心，也無愧於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讀，應該知足了。
孰料張彭年的耐心比兒子還足，他堅信張謇生來就是當狀元的料。難得太後恩典，這樣的機會不去把握，太可惜了。
這一次，為動員兒子趕考，老張連哄帶勸：“孩子啊，趕考固然很辛苦，可你畢竟還年輕；我今年76歲，才剛步入老年，身體沒問題，你就放心大膽地去再試一把吧！”
父命難違，落榜專業戶張謇隻得收拾行李，打起精神上路。3月月底，張謇才磨蹭到京。
這時候入場時間也到了，張謇借了朋友的考試用具，倉促入場。發榜之前，他不抱任何希望，連錄取消息都懶得打聽，可這一次他竟取中第60名貢生。４月，在禮部複試他又取中一等第10名，從而獲得了參加殿試的資格。
這樣好的運氣，大出張謇的意料。從16歲考中秀才以來，25年了，他還是第一次離狀元桂冠這樣近，這讓那顆早已冰冷的心又活泛起來。
事實上，科舉本是個高難度的活兒，不僅要學問好，還要運氣正，更要人脈旺。越往上考，人緣越重要。所謂狀元，從來都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考分第一名，而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結果。有時一個很偶然的因素，比如相貌，就能決定這頂桂冠的最終歸屬，不然怎麽會有那麽多狀元及第、駙馬乘龍的故事呢！
對於張謇本人來說，能否蟾宮折桂完全是未定之數。但這對於以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相當於當今的副總理）翁同龢為首的清流集團來說，卻是誌在必得。
這些年翁同龢很鬱悶，雖然貴為光緒帝的老師，眷倚隆重，領袖清流，但在與太後支持的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集團的爭鬥中卻屢居下風。老戰友李鴻藻（協辦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垮台後，清流派人才凋零，青黃不接，在日趨激烈的朝廷紛爭中，急需培植人才。因此，早在光緒八年（1882年），張謇就開始進入翁同龢的視野。
無奈張謇學運不佳，10年來竟然始終未能入圍，讓翁老十分沮喪。這一次恩科會試，得知張謇獲得殿試資格後，他老人家非常欣慰。親自參與閱卷的翁老，對張謇的卷子評價甚高：“文氣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他與7位閱卷大臣磋商後，將張謇定為第一名。
24日清晨，張謇以一甲一名的身份被引至乾清宮西暖閣拜見光緒帝。當時，翁同龢特地介紹：“張謇，江南名士，大孝子呀！”求才若渴的光緒帝非常高興，當庭欽點張謇為狀元，並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
從16歲那年考中秀才起，張謇就開始了中國古代青年人人向往的狀元之旅。這條路究竟有多長？張謇的經曆告訴我們，起碼要25年，在考場上至少度過120天，還要有“副總理級”的高幹力挺。一句話，這簡直就不是凡人能做的事！
金榜題名後，張謇成為國家公務員，同時也正式登上清流派的戰車。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當年9月，北洋艦隊全軍覆沒。麵對慘敗，清流派“口水抗日”進入**。由丁立鈞領銜，翰林院35人聯名上《請罪李鴻章公折》。
作為打李先鋒，除了參與集體討伐外，張謇以自己熟悉朝鮮事務為原因單獨上《推原禍始，防患未來，請去北洋折》。奏疏中，新科狀元慷慨激昂，圍繞朝鮮問題的由來，對李鴻章處理朝鮮問題和對日本和戰問題的種種錯誤，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在奏折最後，新科狀元強烈控訴：“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場學堂六七處，曆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挾製朝野，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
這篇討李檄文一出，群情激憤，李鴻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迫於壓力，慈禧被迫以恭親王奕訴替代李鴻章。但是恭親王麵對日本的不斷進攻，也沒辦法，戰事節節告敗。到了10月11日，山海關已經告急，張謇夜訪翁同龢，師徒兩人說起局勢，隻能相對落淚。
正在這當口，張謇父親病逝，他馬上請假回家奔喪。1894年，張謇經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這一年就這樣在風雨飄搖中過去了。
下 海
1895年，中國有3個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康有為選擇了變法、孫中山選擇了革命、張謇選擇了實業，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救國。張謇棄官從商的決心在京城暴雨中萌生，在家丁憂時滋長，在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張之洞的鼓動中下定。
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順心。丁憂在家的新科狀元，心情很沮喪，“既成進士而父見背，不及視含殮，茹為大痛，國事亦大墜落，遂一意斬斷仕進！”
其實，急流勇退的念頭，早在1894年9月就已經在張謇心中萌生。
那月下旬的一天，張謇隨文武大臣去迎接從頤和園回宮的慈禧太後。當日恰逢暴雨，路麵積水一兩尺深，文武百官一個個匍匐路旁，衣帽盡濕，頂戴上的紅纓流下鮮紅的水，其中有不少七八十歲的老臣。而慈禧乘轎子經過時，卻視若無物，連轎簾也沒掀一下。
這件事給張謇很大震撼，讓他心寒：狀元又如何？一品大臣又怎樣？還不是一輩子匍匐在地任人驅使？這場暴雨，澆滅了張狀元朝堂論戰的**，讓他從書生意氣的亢奮中徹底清醒，退隱之念由此而生。回寓所後，他在筆記中寫道：“願為小民盡稍有知見之心，不願廁貴人更不值計較之氣；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
在鄉居喪期間，他不時想起生母金氏的臨終遺言：“科舉是出人頭地的歸宿，為了光耀門楣，一定要追求它，但你性剛語直，最好不要當官。”慈母的遺言，讓張謇更加堅定了退出朝廷紛爭的決心。
不做官，又能做什麽？在鄉間小路上，麵對朝日夕陽，張謇在苦苦思索著。
轉眼間到了1895年的夏天。一天，洋務派幹將、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來信約張謇去江寧麵談洋務。
對於張大帥，張謇並不陌生。十幾年前，張謇從朝鮮還鄉時，就曾先後接到張之洞、李鴻章的聘書，但被他一概婉拒，被人稱為“南不拜張，北不投李”，一時傳為美談。張謇曾對友人說過：“我們好比大家閨秀，處子之身豈可不擇媒妁，草草嫁人！”
十幾年過去了，這一回再次接到張大帥的邀請，作為新科狀元，談的又是洋務，張謇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動身上路了。早在1886年，張謇就在家鄉提倡蠶桑，還試製過高粱燒。與張之洞一樣，他也認為“中國要振興實業，還是要看讀書人能不能有作為！”
這年夏天，張謇兩次前往張之洞衙署長談，交換了許多關於學務商務的看法。在日記中，張謇寫道：“南皮（張之洞籍貫河北南皮，故人稱南皮）身上帶有‘五氣’——少爺氣、美人氣、秀才氣、大賈氣、婢姬氣。”
大帥雖然“五氣”俱全，但和狀元卻談得非常開心。張謇對張之洞的主張很讚同，二張一拍即合。暢談之餘，張之洞正式邀請張謇“總理通海一帶商務”。這意味著，張謇可以帶著“公務員”身份的“救生圈”下海。這對正琢磨退出官場紛爭的張謇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
一開始，張謇沒敢答應，辦廠可不是鬧著玩的。他起自農家，苦讀成名，雖然狀元及第，但終究隻是一介寒士，既沒有從商經驗，囊中也頗為羞澀，一旦失敗，自己承擔不起。
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張謇最後還是決定冒一次險。因南通棉花“力韌絲長，冠絕亞洲”，棉紗銷路旺，張謇下決心先在通州辦棉紡廠。
他對張之洞坦言：“世人都說書生隻會空談，隻會負氣，我偏要做出個樣子給人看看。但要辦實業，難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
1895年12月，兩江總督張之洞正式委任張謇“總理通海一帶商務”，這位南洋大臣終於把兄弟拉下了水。
丁憂期滿後，張謇進京銷假。當時，翁同龢已被慈禧勒令告老還鄉，戊戌變法的敗象已現，張謇一心想的是盡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在獲準複職的第二天，張謇就以“通州紗廠係奏辦，手續未完”為由再度請假。當天晚上，他就離開北京前往塘沽返鄉了。他在當晚的日記中自嘲：“讀書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
在唐家閘選定廠址後，張謇為紗廠取名“大生”。
“大生”二字源自《易經》上“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古語，他還親自撰就一副楹聯：“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這副對聯後經翁同龢手書，筆力千鈞，氣勢宏大，既道出了紡織工業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張謇實業救國的誌向。
招 股
狀元經商，就像秀才帶兵，聽著就不怎麽靠譜。
商人經商靠錢，官員謀私靠權，狀元下海靠什麽？麵對狀元經商的種種質疑，張謇的回答是：自強不息。他曾對兒子說過，他“時時刻刻，抱著用世之心和創造事業的大誌”。
下海的張謇，身份很特別。他既不是有職權的官員，也不是廣有資財的買辦商人。當時敢轟轟烈烈辦廠的，也就是這兩類人。前者如盛宣懷，挾北洋大臣李鴻章之勢，利用大量國資創辦招商局、電報局；後者如唐廷樞，作為當時最著名的洋行買辦，唐不僅積累了不菲的身家，身後更有一呼百應的香山商幫的支持。
張之洞的最大支持，是給了張謇一個頭銜；而張謇本人，除了實業報國的雄心和狀元這個招牌外，並無萬貫家財。雖然作為狀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並沒有經商的經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時的張謇類似官、商之間的橋梁，但橋梁不是那麽好當的，有的買賬，有的不買賬。這一點，很快就在紗廠募資中暴露無遺。
不錯，他有一定的政府資源，通過張之洞等人的關係，他獲得了官方的支持，可以向地方征地，與地方官僚協商動用地方財政資源。但在麵對社會時，他的資源很少，號召力也沒法和唐廷樞相比。
大生紗廠初創時采用當時流行的股份製，每股100兩白銀，計劃招集6 000股，募資60萬兩白銀。
一開始，官招商辦，包括張謇的老朋友沈敬夫在內的南通籍的朋友和幾位上海買辦願意投資入股，分別叫“通董”和“滬董”。其中，通董認購四分之一，滬董認購六分之一。張謇自己認購20股，但他自己實際上隻能拿出1 300兩，剩下700兩是沈敬夫幫他墊資。
通董比較實在，紗廠選址不久，沈敬夫等人就開始墊資建房。滬董的資金卻遲遲不能到位，不久他們又找借口集體打起了退堂鼓。滬董們退出的借口千奇百怪，真正的理由是當時上海幾大紗廠均因種種原因虧損得一塌糊塗，他們怕入股後錢就像扔到水裏去了。
不得已，張謇隻有與繼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商量，從官方想辦法。這時，劉坤一想到了張之洞任上留下的一批價值60萬兩白銀的紡紗機器。這批機器早在多年前就已從英國運到中國，扔在黃浦江邊無人問津，隻是用蘆席蓋著，風吹雨淋，鏽跡斑斑。劉大帥想，把這批機器作價50萬兩白銀讓給張謇，既可滿足新科狀元辦實業的願望，又可盤活這筆國有資產，可謂一舉兩得。但就是這批生鏽的機器，也被半路殺出的盛宣懷分去一半。至於辦廠的其他資金，劉大帥可就隻有口頭鼓勵，沒有實際支持了。
就這樣，大生紗廠由官招商辦變成官商合辦，官商各領一半，官方以機器作價25萬兩白銀入股。但當時官商合營的企業幾乎沒有不虧損的，連大名鼎鼎的招商局也差點破產。官商合辦弊端太多，民間商人聽說後幾乎無人敢投資。於是，張謇又與劉坤一商量，改官商合辦為紳領商辦，在這種形式下，官股隻“按年取息，不問盈虧”。
紳領商辦其實質和商辦無異，但作為領辦者，張謇的話語權就大大提高了。但權大責任也大，剩下的近25萬兩白銀的商股就要靠張謇自己想招了。張謇沒有想到，說服人投資那麽難，大生募資之旅近乎乞討。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標。他們甚至連當地道觀的有限資金也吸收了，有時湊不了一股（100兩白銀），連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筆僅37兩白銀，半股都不夠，隻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難，可以想見。
在招股過程中，張謇被各色人等涮過多回，最著名的就有4次，其中最讓張謇傷心的是受到盛宣懷的忽悠。
當初，盛宣懷在分領官機的時候曾答應幫助籌資25萬兩白銀，雙方還訂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盛宣懷卻開始支支吾吾，始終沒能兌現當初的承諾。特別可恨的是，一次，張謇到滬催款，盛宣懷佯稱正在籌集，要張謇為他寫字題詞。張謇這個老實人信以為真，不辭勞苦，寫字兩個月。狀元書畫還是挺暢銷的，盛宣懷總計賣得兩萬多兩白銀。可到了最後，這家夥仍是一毛不拔，氣得張謇恨不得當場跳樓。
1899年開機試生產時，大生紗廠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白銀，甚至沒有資金購買棉花。情急之下，半個月內，他給劉坤一連發了5封信，乞求用少量的地方公款以解燃眉之急。劉坤一指示南通知州汪樹堂將存在典當行的地方公款轉存到紗廠，以先應急用。這對汪來說，隻是舉手之勞。汪卻故意刁難，甚至煽動鄉紳秀才發難，差點讓紗廠被地方民眾縱火燒掉。
遭到汪樹堂刁難後，張謇再次來到上海，一連奔走了兩個月，卻連一分錢也沒借到，急得嘴上起泡，雙眼紅腫。彷徨之際，張謇與幾個朋友在上海大馬路的電燈之下、黃浦江邊，仰天俯地，一籌莫展。在上海盤桓多日，連路費都用完了，無奈之下張謇隻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馬路旁賣字三天。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讓張謇備感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為了籌資，那些市儈小人的冷嘲熱諷、油滑官吏的陰陽怪調、無恥文人的侮辱誹謗，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辯駁，不敢作色。他在給劉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載以來，謇之所以忍侮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筆凋，晝慚而夜椣者，不知凡幾。”“若不是經商，我一輩子不會和某些人來往；若不是經商，我一輩子都不會說某些我不屑於說的話。”
看來，張謇在創業者中絕對算是個長跑選手，而大生也是IPO（指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首次向社會公眾公開招股的發行方式）最艱難的上市公司之一。
就在張謇在上海灘走投無路之時，在家主持廠務的沈敬夫來信提議：“用現有棉花紡紗，用賣紗收入再買棉花，循環運轉，先幹起來。真正維持不下去了，再關門不遲！”
有了老朋友的打氣，張謇決定豁出去了，反正是個死，索性死得壯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紗廠正式生產。
派 息
大生的機器在日夜轟鳴，不少人都在捂著嘴偷著樂，等著看張、沈二人的笑話。
人算不如天算，隨後幾個月，棉紗價格大漲。大生的資金流開始順暢，不但生產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後，竟然還贏利7.8萬兩白銀。
大生終於活了下來，張謇臉上的愁雲也煙消雲散。1899年年底，張謇帶著紗廠出產的棉紗，到南京去看望兩江總督劉坤一，棉紗用紅綢布紮著，一共是兩束。
“這是我們大生紗廠自己生產的棉紗，送給總督做個紀念。”張謇笑著說。劉坤一接過棉紗，仔細翻看後連聲稱讚道：“好，好，我收下！過去人們稱這種棉紗叫洋紗，織出布來叫洋布，現在我們自己也能生產了。這可全靠你的苦爭苦鬥啊，我要給你記上一大功！”
張謇說：“苦是苦一點，但這是我‘自討苦吃’，怨不得別人。” 有一句話張謇沒有說，那就是為籌措購買棉花的資金，他妻子連首飾都賣掉了。
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隻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八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夥計；要做夥計，難有東家。”話雖如此，南通的龐大事業，靠他一個人是絕對忙不過來的。1905年，他在寫給農工商大臣載振的信裏說，他辦廠、開墾、興學，靠的是一友、一兄、兩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張詧，兩弟子是江導岷、江謙。
大生初創時，除了創始人張謇外，主要靠沈敬夫等幾個元老。由書生初入實業，一開始張謇不能得到社會信任，在籌款等多方麵都須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沈敬夫是當地花布商，高清是當地木材商，徐翔林是當地典當商，他們都是當地知名商人，與張謇差不多都有10年以上的交情。他們都以個人銀錢入股，因此，大家能以企業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形成利益共同體，從而使大生得以度過艱難的初創歲月。
開機兩年後，1901年2月，張謇辭去文正書院的教職，回鄉專心打理紗廠業務，正式進入企業家角色。這時，大生紗廠的經營已經走上正軌，但此時，創業團隊內部的摩擦開始顯現，特別是沈敬夫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一次，沈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沈借口足疾提出辭職。張謇認為，沈敬夫憨直，忠實可信，但度量不夠，不能與其他董事和平共處，不利於大生長遠發展，痛苦斟酌後就批準了。
沈敬夫離開不久，張謇的三哥張詧進入大生，此後日常事務就由他掌管。隨後，其他大生創業元老也逐漸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經營。
張謇雖是大生的精神領袖，但平時不怎麽過問廠裏具體事務。曾有女工回憶說：“四大人是大個子，四方臉，白白的。他不常到車間裏來，可是每次來之前，都會先有通知，工頭就急忙叫我們快快揩車子，掃地。”一些女工有小孩，家裏沒人帶，就把伢兒帶到廠裏。伢兒們坐在放紗的柳條筐裏，廠裏專門安排人照看，張謇見了雖覺得不像話，但也沒說話，眉頭一皺也就走了。
張謇的三哥張詧雖是花布商出身，但精於盤算，又做過官，執行力相當強。因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人稱“三先生”，幹練但不免有些專斷。大生從此形成張老三主內、張老四主外的格局，二十幾年沒有變動。
但張謇畢竟隻是一個經理人，要長期擁有企業絕對管理權，必須獲得股東們的背書。大生紗廠中張謇個人的股份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不過區區2 000兩白銀（在全部資本中隻占0.4%）。由於采用“紳領商辦”的形式，從一開始，張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話語權。這種權威不是來自資本，而是靠他的名望與人脈，他以士紳身份，居官、商之間，擔當二者之間的橋梁，官替代不了，單純的商也不可能替代。這是他獨特的優勢。
大生紗廠的股東，除官股外，商股股東很雜。除了沈敬夫等創業元老，張謇後來招募的商股，絕大多數來自當地富商、退休的官僚或依靠祖蔭的遺老遺少，這些人對紗廠的日常管理沒有興趣，對什麽產業救國也不關心，他們在乎的是自己能否拿到高額股息。這一點，倒與官股不謀而合。
因此，建廠之初，張謇就與股東們討價還價，二者達成一種危險平衡：高息換治權。
從1899年正式開機起，大生就很少提取積累，利潤幾乎全部分紅派息，即使當年虧損，不惜借債也要發息。有了豐厚穩定的高息紅利，股東們不再關注經營方麵的任何細節，張謇對企業的絕對領導也得到了保障。
現在好了，張謇終於在大生集團內部徹底實行了“一元化”領導，沒有人在耳邊唧唧歪歪了，以後廠裏大事包括最為重要的投資決策和資金使用，幾乎都是張謇一人拍腦門說了算。就這樣，公司製在狀元郎的手中徹底走樣。
當時正是大生的上升期，企業經營得紅紅火火。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歡喜，誰也沒去好好想過：這樣分幹拿盡，近似於竭澤而漁，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企業拿什麽去抗禦風險？
營 誌
與長三角地區其他差不多同時開業的紗廠相比，大生的生意分外紅火。
1903年，外紗傾銷，上海各紗廠受挫，而大生不僅獲利，而且繼續擴張，添了2萬多紗錠。之後，大生繼續迅猛發展，光是1905年這一年就賺回了半個廠。
大生紗廠之所以能脫穎而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這麽幾條：一是地利。南通地處長江北岸，夾在長江與大海之間，三麵環水，類似半島，戰火一般不會波及。此外，當地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棉花生長，向來有“種棉賣錢，勝過種稻販鹽”的說法。二是人和。南通當地熟練工人多，尋常農家的女孩多是天足，十一二歲就會紡紗，“上工能遠行，做工能九立”。而且，當地工資要比上海等地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資最多1角，而全國工人日均工資1.5角至2角。三是天時。 這裏的天時，主要有兩點：一是輿論好，二是機會好。張謇以狀元辦實業，主張關稅自主，實業救國，當時的《申報》《時報》以及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等經常報道他的消息，稱譽他“執東南牛耳”；而聲譽日隆的大生紗廠，還趕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國資本無暇東顧，這是中國民族產業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那些年，大生紗廠可謂利潤滾滾。麵對大把金錢，張謇並沒有沉醉其中。與一般商人不同，張謇下海的初衷是實業救國。
“營誌重於營利。”建廠之初，他就這樣向各大股東表白過。他說：“我們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數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這是儒者應盡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個偏僻小城，“十字街放個爆竹，全城聽得見”。1895年張謇籌辦大生之前，城內不過4萬人，沒有任何工業，隻有零星的手工業，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過著自己的小日子。張謇用自己的雙手，改變了這一切。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這是張謇的口頭禪，也是他實踐村落主義、建設新南通的原則。
1899年，大生開機，當地許多男女洗腳上岸，走進工廠。1901年，為了解決大生原料問題，張謇聯合當地士紳創辦通海墾牧股份公司，許多流民走進海灘，墾牧定居。1902年，大生開機不到3年，他就與沈敬夫等捐資興建通州師範，許多娃娃從此得以走進課堂。
10年過去了，南通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09年，劉厚生應張謇之約出任大生二廠經理。當年秋天，他隨張謇來到墾區。以往彌望皆水、浪花飛灑、鳧雁成群、獐兔縱橫的黃海之濱，已然變成一個闊大無比的棋盤。走近看，每個長方形棋格四麵都環繞著小溝渠，溝渠外是縱橫交織的道路。
墾牧區不僅人畜兩旺，糧棉豐收，還建了多所小學。沿途不斷聽到童聲合唱：“新世界，墾牧鄉。新少年，小學生。”這首張謇創作的《墾牧鄉小學校歌》，透著理想和朝氣。
一路上，張謇與劉厚生圍繞墾區未來計劃熱烈地討論著。他設想在沿海五縣開墾棉田100萬畝～200萬畝，可供50萬人～100萬人生活。途中，劉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為真正的書呆子，你竟把古時候井田製那套陳詞濫調，一件一件地實行起來了。”
這句話讓張謇興奮不已，他邊擊掌邊說：“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別人都不了解我呀！這種事，我如不做，恐怕沒有第二個人來做啦！”
第二年的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張謇帶著劉厚生走進通州師範（簡稱通師）的校園。荒廢多年的千佛寺書聲琅琅，成為江淮地區最大的學堂。民間傳唱：“淮南隻有狼山高，興學隻有狼山早。”
大禮堂正中，懸掛著校訓：“艱苦自立，忠實不欺。”張謇告訴劉厚生，這些條幅，都是通師開學時他親手書寫的。在校園，張謇特意領著小劉看了廁所和食堂。他說：“辦學堂，要注意這兩處地方的清潔。看學堂，也要看這兩處是不是清潔。”
張謇在校園各處視察，直到積翠滴露，更深許久，才緩緩離去。
父教育，母實業——這是張謇村落主義的核心。通師是張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說過：“家可毀，師範不可毀。”
為培養多方麵人才以振興實業達救國之目的，張謇還創辦了女紅傳習所、憐工學社等多種教育機構，以適應社會對特殊技藝的需要。辛苦奔忙中，張謇一不小心被溫柔撞了一下腰，輕輕地浪漫了一把，傳出一段佳話。
這段故事的女主角是蘇繡藝術大師沈壽。兩人相識於1910年在南京舉辦的全國第一屆南洋勸業會，當時沈壽36歲。會上，張謇對沈的作品及鑒賞力大加讚賞。會後，張謇5次致信盛邀她來南通。1914年10月，沈壽來到南通就任女工傳習所所長。
不久，在舊金山舉辦的第20屆世博會上，沈壽繡製的《耶穌像》榮獲金獎。在沈壽赴美期間，她的丈夫餘覺居然娶了兩房姨太太，兩人的婚姻名存實亡。憂鬱成疾，沈壽生病了，張謇對她非常關心，他一麵延醫為之診治，同時讓她搬到環境清靜的謙亭靜養，並收她為學生，親自教授詩詞。
朝夕相伴，沈壽對張謇的關懷豈能無動於衷？長期臥床養病，沈壽開始慢慢地掉頭發，於是她就用自己細柔的長發繡出了張謇的手跡《謙亭》。落發不夠用，她就用剪刀剪下自己的頭發，以此繡品很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內心的情感。
兩人神交的結晶就是《雪宦繡譜》，由沈壽口述，張謇筆錄，留下蘇繡藝術的絕唱。
南通建設是全方位的。根據張謇自己的總結，大生集團哺育了大量公益機構，包括240多所小學、6所專科學校、1座博物館、1座圖書館、1個氣象台、16家慈善團體等。
張謇在南通的開拓帶有強烈的個人奮鬥色彩，所謂“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至今南通還有個說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擁 袁
自從投身實業後，張謇基本上不太摻和政壇紛爭。但隨著大生集團實力的壯大，其商業關係逐漸輻射東南乃至全國。此時，張謇即使想躲在南通，做一個現代陶淵明也沒有可能了。這正所謂你不惹政治，政治主動找你。
自離京城後，張謇積極參與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東南互保。
1900年夏天，八國聯軍借剿滅義和團之名攻打北京。到了６月，張謇看到全國的動亂即將爆發，他急忙乘輪船前往江寧，會見兩江總督劉坤一，勸其“定計維持江南”。但是6月20日，慈禧太後下旨宣戰，調動清軍圍攻外國使館，並命令各省督撫廣召義民總署戰守。太後開口，劉坤一當然害怕，如果違旨自保，弄不好有殺身滅族之禍。
眼看戰火就要燒到江南。關鍵時刻，張謇聯合盛宣懷等江浙大資本家，最終說服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大家共同約定，實行“東南互保”，使長江以南半壁江山免於塗炭。此時，東南各省社會安定，張謇的大生紗廠“紗路大暢”，江南各省新開各種新式企業近百家。
1912年，民國初立。在南北對峙的大格局中，各種政治勢力開始重新站隊。在這場政治拔河中，張謇選擇了梟雄袁世凱的北方隊，而不是海歸總統孫中山的南派。這樣的選擇，不是一時心血**。
張謇的政治觀念的變遷和他的經濟事業有著密切的關係。既然選擇了實業之路，張謇對政治的考慮也就無一不是從利於實業的角度出發。
辛亥革命前後的張謇，事業局麵已經打開，正迎來一戰期間的事業高峰。從1901年至1907年，圍繞大生紗廠，他先後創辦了19家企業，初步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大生資本集團。這樣一個教父級的實業家，張謇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
清朝的保守政策顯然不利於商業的發展；孫中山動用武力，不利於秩序和市場的穩定；袁世凱手握重兵，能保證國家穩定與統一，又讚成共和，當然是他當時的最佳選擇。
作為帝黨成員，張謇一直主張君主立憲。在此期間，張謇就矚目手握重兵的袁世凱，而兩人的結識那就更早了，30年前他們就一起扛過槍、跨過江。
壬午事變時，當年陪同吳長慶入朝的，除了張謇，還有比張謇小6歲的袁世凱。張、袁二人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後，一文一武，在朝鮮亂局中開始嶄露頭角。後來，吳長慶回天津述職時，張謇也一道回國。吳就把慶軍在朝鮮的日常事務，全都托給了袁世凱辦理。兩個月後，袁公開投靠李鴻章，很令吳長慶難堪，吳不久鬱鬱而終，張、袁二人也因此公開決裂。
30年後，張謇既非當日的幕僚書生，袁世凱亦非當日的武夫。因為立憲、共和，曾經割袍斷義的兩人，在現實政治麵前，開始第二次握手。由此形成北袁南張，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南北互動、呼籲立憲的格局。
1911年（農曆辛亥年）5月11日，張謇進京途中路過彰德（安陽）。此時，慈禧已死，袁世凱被迫下野，正蟄居彰德附近的洹水河畔。對這樣一隻政治潛力股，張謇當然明白其投資價值，但對是否親自拜訪仍有顧慮。大家現在都是有身份的人，畢竟絕交多年，陡然見麵，如果冷場，恐怕顏麵很難看。在同行人員的勸說下，張謇終下訪袁決心，並仔細商討會晤細節。
這次會麵從下午5時一直進行到午夜12點，隨行者劉厚生回憶說：“我們同車的人一覺醒來，見張謇登車含笑對我們說‘慰亭（袁世凱，字慰亭）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
數小時的“道故論時”，內容應當極為廣泛，交換對時局的看法想必是最重要的內容。這次見麵，張感覺袁的見識非同一般，遠在碌碌諸公之上；袁對張關注的導淮事業給予高度評價，並以人民利益相標榜，獲得張謇極大好感。臨別時，袁表示，如有出山之日，定當遵從民意，希望張謇給予多方合作。
對這次會晤，張謇抵京後意猶未盡，致函袁世凱稱：“30年別離，世事滄桑，一夜暢談，慨係橫生。”洹上會談，使袁張多年的芥蒂進一步消弭，為日後張謇擁袁做了極重要的鋪墊。
當年10月，為了慶祝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張謇趕到武昌。10月10日上午，張謇過江在漢口等船，晚八時登輪返滬。船開動時，他發現長江對岸起火，“舟行二十餘裏，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張謇沒有想到，他居然目睹了武昌起義的烽火。
武昌起義，舉國震動。作為立憲運動的領袖、新興實業家代表，張謇的心中對革命及其可能帶來的動亂充滿了擔憂。但眼看星火燎原，江山變色，一向務實的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觀望後，迅速轉向共和，辮子剪了，日記裏的時間也換成陽曆。通州很快宣告獨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資本集團毫無損失，張詧出任地方總司令。
不久，孫中山來信邀請張謇到南京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然而，去了一趟南京，張謇反而更加堅定了棄孫投袁的決心。很多年以後，後人在張謇的日記中發現，南京會麵後張謇對孫中山的評價，僅僅四個字——不知崖畔”。說白點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太浪漫了。
實際上當時民國政府政令不能出南京城，軍餉都發不出來。這樣的政權能有什麽前途？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政治經濟學原理，張老板比革命黨領袖們更清楚。
袁世凱將“二次革命”鎮壓下去以後，張謇即於當年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齡主持的所謂“名流內閣”的農林工商總長。
1914年2月，熊希齡被迫辭職，張謇雖然暫時留任，但已不安於位。在內閣垮台5天後，張謇就寫信勸告袁世凱警惕已經在國內外廣泛傳播的“帝製複活”的流言，小心因此誘發新的動亂。他借用蘇軾的話以示諷喻：“操網而臨淵，自命為不取魚，不如釋網而人自明也。”
1915年2月，張謇辭去袁記政府農商總長一職，標誌著他一生全國性政治活動的結束。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
消息傳來，張謇不由得感歎：“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來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群小之手。謂天之訓迪吾民乎？抑人之自為而已。”
清 盤
1920年至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非常搶手，但這一切都隻不過是表麵現象。
1922年，持續走紅的紗布市場突然暴跌，棉貴紗賤，虧損像瘟疫一樣，蔓延到整個行業。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萬多兩白銀，二廠虧損31萬多兩白銀；一廠負債709萬餘兩白銀，二廠負債125萬餘兩白銀。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就此來臨！
其實，這一切並非來自一朝一夕，危機苗頭其實早已存在。
一般學者認為，這次行業性危機源自外來衝擊，因為一戰結束後，外國資本卷土重來。但發生危機的當年，洋紗進口隻有107萬餘擔，反而低於1918年的118萬擔。因此，外來衝擊說很難服人。
事實上，這場危機的真正原因是早已露出苗頭的生產過剩。
1922年以前的數年內，國內棉紡業一直高速膨脹，紗廠由戰前的55家發展到65家，紗錠由55萬枚增加到163萬枚紗錠。不少“卷土重來”的日資紗廠擴張凶猛，從戰前的5家工廠、11萬枚紗錠，增長到1922年的25家、67萬枚紗錠。
與此同時，國內市場的容納程度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供過於求的矛盾一直在激化。生產過剩的危機之所以在1922年爆發，導火索是棉貴紗賤。
這些年，紗廠用棉由戰前的143萬擔增加到1922年的469萬擔，而國內棉花種植根本跟不上，加之1921年秋黃河、長江流域普遍發生水災，棉產銳減，原料大戰更加激烈，棉貴紗賤導致業內多數企業陷入虧損狀態。
具體到大生紗廠，則是多年積累的問題的集中發作。
這些年，以大生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企事業，實際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投資總額達到3300萬兩白銀。張謇以一己之力建設南通新世界，而支撐這一偉業的就是大生集團。從此，大生集團被張謇當做一台現金提款機，資本的運用經常服從於張謇個人的熱情和理想，大量資金被抽調到那些公益事業中。隻有輸出，沒有回報，大生的基礎早已不足以支撐。
因為沒有計劃，大生這些年的投資過快過亂。當時，除了紡紗分廠越開越多外，張謇還向交通運輸、釀酒、榨油、製皂、製鐵、電話乃至印刷出版等行業全麵出擊，用他日後自我檢討的話來說，就是“急進務廣”。但是，超生、濫生的子公司、孫公司大多都經營困難，不僅對主業毫無裨益，而且占用了大量資金，並積累起巨大的債務黑洞。
大生集團本身的管理也是問題重重，人才少，管理亂，跑冒滴漏嚴重。離開大生後，劉厚生曾感慨萬千：“大生各實業事無巨細，表麵上都要向張家兄弟請示，但他們對下麵的實情並不完全了解，讓人鑽了不少空子。集團內人才匱乏，特別是各鹽墾公司，除了江導岷可以獨當一麵，幾乎沒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不過，過度分紅、殺雞取卵才是讓大生走向衰敗的致命毒藥。
一戰期間，有一年年終結賬，大生付給股東的息金竟然高達50%。劉厚生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覺得“駭人聽聞”，寫了一封長信忠告張謇：“歐美各國股息最多不過3%，上海、無錫各紗廠股息也沒有超過10%的。通州人總以多付股息為榮，而不知其違反經濟原理，風險非常大。”但這些忠告並未引起張謇的注意。
其實，張謇也許不是不知道，而是沒辦法。分幹拿盡是張家與大生股東的一項約定，不然當初如何能順利確立張家在大生集團經營管理上的絕對權力？這副毒藥當時吃起來很甜蜜，現在藥性發作了才追悔莫及。
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他說：“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辦這個紗廠，其誌不僅在紗廠，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慮之中，那時人人都說好。等到這兩年不發利息了，則謠言紛起，說南通沒有一個好人。我不敢說南通沒有壞人，但目前遇到一點不順，就變得人言嘖嘖，隻知人利而不顧時勢如何，輕下判斷，這不是典型的眾口鑠金嗎？！”
其實，大生集團問題的核心，就是因為沒有公積金，加之銷售不暢，導致現金流枯竭；拯救之道莫過於及時注資，然後資產重組。據當時日資機構調查，隻需注入400萬兩白銀的流動資金，大生集團資產即可全麵盤活。
為拯救大生，張謇曾向國內銀行求助。當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莊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隻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裏，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但銀行都是嫌貧愛富的主兒，隻會錦上添花，這時候哪會雪中送炭？向日、美財團求助，最終也沒有結果。
時來天地同發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此時的張謇，真的大有身陷絕地之感，也更加體會到什麽叫世態炎涼。
1925年，大生一廠資不抵債，被債權人組成的銀團接管，張謇成了名義上的董事長。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業也半途而廢。一世心血，付諸東流，張謇不由得感歎：“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
張謇的不幸，其實正是文人經商的悲哀。也許，張謇本人對實業救國的工具性態度，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謇更像是一位為國為民的政治家，而不像是一位注重投入產出比的企業家。不計成本的政治家張謇被鮮花與掌聲包圍，而麵臨虧損的企業家張謇的危機卻在悄悄逼近。
在理想與成本之間，畢竟需要一個權衡。這一點，日本人也許比中國人更清醒。有人說，近代日本與中國在實業救國上的一個最大差別就是：在日本人看來，依據經濟規律，做好實業本身就是救國，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將實業與救國割裂，把實業看做是救國的墊腳石。
傷 逝
張謇曾說過:“人生要經曆3個時期:30歲以前是讀書時期，30歲至六七十歲是做事時期，70歲以後又是讀書時期。”
退出大生的管理後，勞碌一生的張謇真正開始有了一些空閑，他從濠南別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堅持每日臨懷素帖，讀《左傳》。
1926年，張謇已是73歲高齡的老人，精力雖然有限，但依然熱心公益。這年８月月初，張謇冒著酷暑，拄著拐杖，與人一起在江堤上走了10多裏，觀察分析了主要危險地段，並籌備護江保堤的石料。一連幾天，張謇筋疲力盡，適逢氣候悶熱，他再也支撐不住，倒下了。
自此，張謇病勢轉重。兒子張孝若跟三伯父張詧商量，將張謇接回城裏濠南別墅家中，商請著名西醫診治。但畢竟年事已高，張謇病情愈發嚴重，不時陷入昏迷之中。
8月23日子夜，雷電交加，大雨滂沱。次日，張謇在床已奄奄一息，處於彌留之際。上午10點過後，各方麵有關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張詧扶杖含淚而至，移步至乃弟病榻旁，俯身耳語說：“汝來有所自，去有所歸，看來時機已到，要把定神誌，好好地歸去吧！”張謇微微頷首，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終於帶著遺憾的神情閉上了眼睛。
張謇去世的消息傳到全國各地，全國各地的唁電像雪片一樣飛到南通。胡適聞訊後，感慨萬千，他這樣寫道：“張季直（張謇，字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力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誌願而死。”
1926年12月，張家出殯，南通萬人空巷，遠近的民眾都來送行。
那天清晨，天氣異常晴爽，朝陽漸升，光芒四射。蔚藍的天穹，明淨到一片雲都沒有。霜露凝蓋在樹上，愈覺澈亮，寒肅之氣，侵入肌骨。
上天好像有意給他一個光明而又冷峻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