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亂興衰，全係於此。而如何得人，即采取什麽樣的途徑和辦法，選拔社會需要的優秀人才，至關重要。隋唐時期興起的科舉製，就是當時社會條件下，保證相對優秀人才進入仕途的一項較好的製度。雖然到後世，科舉製度的弊病越來越嚴重，但它在選拔人才方麵的一些具體措施和辦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隋唐時期科舉製度的產生，是中國古代人事製度中的一大變革。這一時期科舉製度的興起，為後世科舉製度的興盛奠定了基礎。它對當時社會的進步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顯露出一些弊端。
中國古代在隋唐以前的人事製度，大體經曆了世卿世祿製、察舉征辟製和九品中正製等幾個階段。這些製度都是當時社會條件下的必然產物，有過積極的作用，也造成過嚴重弊端。在這些製度之中，已逐漸萌生出科舉製的萌芽。
相傳夏、商、周時期，較為可信的是西周時期，實行世卿世祿製。所謂世卿世祿，就是最高統治者按血緣關係的遠近，分封自己的親屬；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權力，分別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貴族手中，而且世代相傳，不能隨意任免。這種世卿世祿製度，是與當時的宗法製和分封製互為一體的，其主要特征是嫡長子繼承王位，餘子分封，逐級逐層類推下去，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體係。應該肯定，這種世襲製的出現，是國家產生的重要標誌和原因之一，是人類由野蠻向文明的一種過渡，也是原始公有製向私有製演變的必然產物。但它在對社會文明進步起到一定推動作用之後，日益暴露出內在的弊端，又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阻礙。
僧人坐禪春秋戰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坐大，各諸侯國之間互相攻伐，對人才的爭奪十分激烈，對有用人才的選拔使用自然十分重視。有的諸侯國將一些有才幹的人供養起來，以便隨時使用，稱為“養士”，如齊國的孟嚐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魏國的信陵君，各養士成百上千人，以備使用；有的諸侯國注重從立有戰功的人中選拔官吏，稱為“軍功”，如當時的秦國就著重以軍功大小用人，軍事力量因此而十分強大，終於征服其他六國；還有的國君任命別國的人才擔任自己國家的要職，稱為“客卿”，商鞅就是從衛國到秦國當官的，顯赫一時的蘇秦、張儀，更是身兼數國之職，十分榮耀。這一時期，還有其他一些選拔任用人才的辦法，呈現出“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的人才輩出的狀況。這表明以血緣世襲為紐帶的世官製，已經不能繼續下去了。
到了漢代，逐漸形成察舉征辟製。所謂察舉，就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轄區內進行考察，發現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異等”、“賢良方正”等名目，推薦給中央政府，經過一定的考核，任以相應的官職；所謂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長官直接進行征聘。察舉和征辟，對於原先實行的世卿世祿製來講，是一大進步。但是這一製度又帶有舉士與舉官不分，選舉與考課不分，選舉與教育分離，沒有選官的專職官員，先選後考等特點，給各級官吏在察舉和征辟中徇私舞弊留下很多縫隙，所以到了東漢末年，竟然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潔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即被推薦為秀才的人，竟然不識字；舉薦為孝廉的人，竟然和父親過不到一起；舉薦為德行清白的人，竟然昏濁不堪；舉薦為將軍的人，膽小得像隻雞）的怪現象。
曹魏時期，魏文帝曹丕采納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製”的人事製度。這一製度創始於曹魏，發展成熟於兩晉，衰落於南北朝時期。它的基本內容，是各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選派當地“賢有識鑒”的官員擔任。大小中正將自己所轄區內的人物分為九等，或稱“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央政府根據中正評定的等第授予官職。這一製度多少改變了東漢以來州郡名士操縱輿論，左右薦舉和征辟的局麵，能夠選拔出一些比較有才能的人充實官僚機構。但是隨著豪門世族力量的發展，大、小中正官都為世家大族所把持，從而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積弊，使有才能的寒士發出“貴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歎。“九品中正”到後來完全成了鞏固門閥勢力的工具。
這幾種人才選拔製度，與後來的科舉製當然是不同的。但是，在實行上述幾種人事製度的時期，甚至就在這些製度本身之中，又多少孕育著後來科舉製的胚胎。相傳周代在實行世卿世祿製的同時，還保留有前代“鄉舉裏選”的辦法，如據古代典籍《周禮》記載，鄉大夫每3年舉行一次“大比”，考察鄉人的“德行道藝”，選拔賢能之士貢獻予周王，有人說這就是後世科舉中“賢良方正科”的雛形；後代的進士、貢士等名稱，也已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文獻中。漢代的察舉征辟中，科目較多，如“明經”、“明法”、“秀才”、“孝廉”、“賢良方正”等，都與後世科舉中科目相同；又有所謂“特科”，相當於後世科舉中的“製舉”；對於舉薦到朝廷的人，也要經過一定的考試或考核，隻不過不像後世科舉中那麽嚴格罷了。
隋、唐初建之時，都曾沿用過一段“九品中正製”。待條件具備之時，科舉製應運而生。大體說來，隋為初創階段；唐初為恢複階段；武周至開元天寶時期為發展階段；“安史之亂”後的一個時期中出現過反複，到憲宗以後的唐後期，科舉製基本確立下來。
隋初與唐初，由於社會尚未完全安定下來，積弊難返，故都曾一度實行過前代的“九品中正製”，以應急需。隋文帝楊堅即位後不久，即實行“九品中正”選人之製。因為楊堅的父親叫楊忠，為了避諱，將“中正”改為“州都”。但因其時的世家大族已日趨沒落，寒門士族的勢力日益上升，這一做法受到較大的反對和抵製，固守舊的用人標準的兩位官員還因此而丟了官。唐初與隋初情況相似，王朝建立時，人才十分缺乏，為了籠絡各地的豪強勢力，也曾一度恢複“九品中正製”，但這隻是權宜之計，不久即被廢除。
為了適應封建經濟的發展，加強中央集權，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隋文帝在開皇年間，終於以分科取人的辦法，取代了魏晉以來的“九品官人”之製。據史載，開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開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詔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大業三年（607年）四月，隋煬帝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驍壯”等10科舉人。大業五年（609年）正月，又詔令諸郡以“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等4科舉人。這些雖都是臨時取人之法，尚未形成製度，但分科舉人的特征，已具科舉製的雛形。大業年間，隋煬帝還曾設置明經、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這標誌著科舉之製已經誕生了。
隋朝創始的科舉製度，到了唐代，經過幾個階段的發展，最終得以確定下來。
第一階段在高祖和太宗時期，是恢複階段。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四月一日，發布敕令，要求諸州的學士，以及原先的明經、秀才、俊士、進士，如果確實明於治國之才理，並為鄉裏稱譽者，委托本縣考試，各州重加審核，選取合格者，於每年十月在諸州送物到京之時一並入貢。這是迄今見到的唐王朝恢複隋朝產生的科舉製的最早的一道詔令。次年（622年）三月，又詔令諸州的總管、刺史舉人，以備朝廷錄用。唐太宗即位後，深知“致安之本，唯在得人”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使用工作。在采取各種辦法廣選人才的同時，尤重以科舉的辦法取人。據史載，有一次唐太宗走到殿後端門，見到新考中的進士們一個個排著隊，規規矩矩地走出來時，心中大喜，情不自禁地說：“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意思是天下的優秀人才，都落人我的圈套中了。但是這一時期的科舉，隻是士大夫獲得出身資格即做官資格的幾種途徑之一，據統計，貞觀時期每年平均錄取的進士隻有9人，明經人數多一些，約為三四十名。可見，這一時期科舉製尚處在恢複階段，並沒有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階段，是高宗、武周到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為科舉製的發展階段。經過唐初幾十年的發展，封建經濟開始繁榮起來，要求進入仕途的大小地主及讀書人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科舉取士的數量比過去明顯增多，如唐高宗總章（668～683年）以後，每年平均錄取進士24人，比高宗初年增加70％。武則天當政以後，為了收攏人心，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對於科舉取士也十分重視，尤其重視常選之外的“製舉”，如從垂拱四年到大足二年（688-702年）的15年間，便有11年舉行製科考試；載初元年（690年），又親自在洛城殿策問貢人，開後世殿試的先例；長安二年（702年），又創立武舉科目，專門考試選拔武將。這些都使得科舉製度得到改進與發展，科舉在選官中的地位也進一步提高。據統計，高級官員特別是宰相中科舉出身者的比重，由太宗時期的3．4％，上升到高宗時期的25％，武周時期再上升到50％。一般地主家庭出身中舉為相者的比重也大大增加。如武則天稱帝期間，明經、進士出身的20名宰相中，普通地主家庭子弟及中下級官吏的子孫即有14人。到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713-755年），科舉選官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據說當時每年貢舉的人數有數千名。自神龍、開元年間規定以詩賦作為進士科考試的內容之後，以詩賦取士的風氣大盛。中小地主和下層讀書人通過科舉入仕，特別是以進士科獲得顯要官職的人越來越多。
螳螂捕蟬第三階段是“安史之亂”後到唐末，這期間雖曾出現過反複，但科舉製最終還是得以確立。“安史之亂”前發生的關中大族宇文融與清河顯姓崔隱甫聯合起來，排擠出身寒微的張說、張九齡事件，已開朝廷中朋黨之爭之端。“安史之亂”後科舉出身者與非科舉出身者的爭鬥更加激烈，如代宗、德宗時期，隴西冠族李揆當政時，拒絕任用家本寒微的元載；到元載為相時，又重用進士出身的楊炎、常袞等人；李揆一派劉晏掌權，殺元載；楊炎為相後，又殺劉晏：範陽大姓盧杞為相，又殺楊炎。在朋黨紛爭中，藩鎮割據勢力坐大，宦官專權嚴重，朝政日非。這期間又出現“牛李黨爭”，非進士出身的“李黨”首領李德裕，主張重用門蔭子弟，對科取入仕者竭力排擠。在他當政的時候，雖未完全廢除科舉取士，但把進士及第後的許多儀式如“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等予以取消。但是，唐代科舉製畢竟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所以盡管遭受到門蔭出身官僚集團的反對，但最終還是發展成為唐代占主導地位的選拔人才入仕的途徑。據統計，從憲宗朝以後，進士出身者在宰相中一直占據絕對優勢的份額，具體情況為：憲宗朝占58．6％，穆宗朝占57．1％，敬宗朝占85．7％，文宗朝占75％，武宗朝占80％，宣宗朝占87％，懿宗朝占81％。
隋唐科舉製在考試的科目內容、考生對象、考試方法、考試手段及中舉後的待遇等方麵，都處在不斷改進和規範之中，為後世科舉製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處在興起、發展階段的隋唐科舉製，其基本內容時有變更，大致而言，可從以下幾個方麵窺見其麵貌輪廓。
這一時期科舉考試的科目與內容，主要有常選、製舉以及武舉3種。
常選又稱常科、常舉，按規定每年都要進行。常選的具體科目，隨時有增減，前後總計不下幾十種，其中比較常見的有6種。①秀才。這原是漢代察舉的一個科目，曆魏晉南北朝，至隋成為最高科目，唐初也是如此。秀才科主要考方略五道。初唐以後幾次廢置，總的趨勢是地位越來越下降。②明經。漢代察舉中也有此科，南朝國子生策試入仕也稱明經。作為科舉中的科目，大約始於隋。到唐代，明經又分為九經、五經、四經、三經、二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史料等多種具體科目。主要以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唐初時明經隻試策，以後內容及方法不斷變化。由於唐時崇文之風尚盛，故明經科不為人們重視。③進士。創於隋，發展完善於唐。考試內容及方法時有變化，大概起初隻試策；後試帖經，經通試雜文，雜文通試策，共3場；如果考4場，是先試雜文，次試論，試策，試帖經；第一場雜文通過者，才能再試二、三、四場。到了神龍、開元年間，又把詩賦規定為必考項目。進士科原分甲、乙二科，武德後隻有乙科。唐朝科舉中，起初是考明經、進士的人最多，後來以進士為重，當時明經科錄取率為10％～20％，而進士科隻有1％～2％，故人們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30歲考上明經就算老了，50歲考上進士還算少）。④明法。漢代察舉中有此名目。隋唐時前後多有變更。主要考律令10條，試策10條，全通者為甲等，通8條以上為乙等，7條以下不及格。⑤書。又稱書學、明學、明字等，屬於小學、文字科。先口試，通過後再考《說文》、《字林》等內容。⑥算。又稱算學、明算等，屬於數學科，主要考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輟術》、《緝古》等古代數學著作中的內容。
製舉又稱製科、特科、特舉。大概來源於漢代的製詔舉人，科目極其繁多，考試的日期和項目，也由皇帝臨時決定，普通人和官員都可以參加。據考證，唐時製舉科目達數十種之多，歸納起來，可以分為9大類。①文詞類。大致有“詞殫文律科”、“詞標文苑科”等15科。⑦軍武類。大致有“將帥科”、“武足安邊科”等8科。③吏治類。大致有“嶽牧科”、“龔黃科”等13科。④長才類。大致有“絕倫科”、“拔萃科”等8科。⑤不遇類。大致有“長才廣度沉跡下僚科”、“才高位下科”等10科。⑥儒學類。大致有“抱儒素之業科”、“文儒異等科”等10科。⑦賢良忠直類。大致有“誌烈秋霜科”、“臨難不顧殉節寧邦科”等8科。⑧玄道類。大致有“洞曉玄經科”、“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著科”等2科。⑨方伎類。大致有“博雅典度科”、“六律五音科”、“暢於辭氣聰於受領善敷奏吐訥者科”等3科。製科雖然名目繁多，但考試的內容卻大多仿佛，一般都要考時務策，玄宗以後還加試詩賦。參加製科或其他科目考試得官後，還可再考製科。不過唐時人們認為製科不是入仕的正途，製科出身者往往受歧視。
武舉是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所置，隻實行了一段時間便告停止。武舉考試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等內容。唐朝名將郭子儀，就是武舉出身。
考生的來源及對象，因科目的不同有所區別或側重。常科的考生，有兩個來源：一是生徒；二是鄉貢。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設有學校，中央有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地方有州、縣學。這些學校的學生，都有一定的名額。學生的入學年齡和學習年限，也有明確的規定。每年冬天，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以及各州縣學，都要將經過考試合格的學生，送尚書省參加考試，這些考生，就叫“生徒”。那些不在學校學習而學業有成的人，可向州縣“投牒自舉”，也就是以書麵形式提出申請，經考試合格，由州送尚書省參加考試，這些考生因隨各州進貢物品解送，所以稱為“鄉貢”。製科的考生，可以是已得第得官的人，也可以是登過常科的人，還可以是庶民百姓。武舉的考生，和明經、進士的鄉貢一樣，由各州選送。但唐時規定，凡是曾經觸犯法令的人，工商之子，以及州縣小吏，不得參加科舉考試。
考試的方法，主要有口試、帖經、墨義、策問、詩賦等5種。關於口試的內容，已不得其詳。其他4種方式大略如下：①帖經。凡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各科，均須帖經。所謂帖經，就是將所試經書內容掩蓋，隻露出一行，中間又用紙帖住3個字，讓考生讀出或寫出被帖的字。類似後世的“填空白”。②墨義。墨義又稱問大義。就是對有關經文的問答。最初是口試，因口試不便事後查考，改為筆試，故稱墨義。③策問。這是難度較大的一種考法。其體例源自漢代的賢良對策，與現代考試中的問答題相當。所提問題，多是有關治國方略、時務方麵的，由考生據題義作出回答。④詩賦。唐初科舉考試，以策問為重。永隆二年（681年）因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建議，進士科加試雜文2篇，所謂雜文，即箴、銘、論、表之類，這樣就使進士科向偏重文辭方麵發展。到神龍、開元年間，進士科正式開始考試詩賦；到了天寶年間，製舉也試詩賦，科舉以詩賦取士就成了定例。
考試的程序，逐漸趨於嚴格。主持科考的官員，規格較高。常科考試最初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開元二十四年（736年）發生考生與考官爭執的事情後，大家認為考功員外郎品位低（從六品上），不能主持全國性的考試，改由禮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以後還有用中書舍人或諸司四品以上官“知貢舉”的。製舉考試由皇帝親自主持。武舉考試則由兵部負責。省試一般都在長安進行。各地舉子一般都是秋季起程赴京，省試在翌年暮春“槐花黃”時舉行，故當時有“槐花黃，舉子忙”的諺語。應試之日，考生們須自帶水、炭、蠟炬、餐具等，等候胥吏唱名，依次進入考場。場中由兵士設防，搜索衣服，以防假濫。考試一般不糊名（武則天時曾糊名）。時間以一日為限，到了晚上，如仍未交卷，許燃燭3條為限。故時人又有“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之說。考試被錄取者，稱為“及第”。凡落第者，可以入國子監學習，準備再試。由於當時人們重視進士科，所以考進士便漸漸成了科舉的代名詞。史載唐時每次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多則2000人，少猶不下千人，但取中的最多不過三四十人，少的時候隻有幾人。當時的舉子都習慣穿白色麻布袍衫，故人們把考中的進士稱“白衣卿相”、“一品白衫”，稱登科為“登龍門”。但常科考試登科後，不是立即授予現職，還要再經過吏部考試，這種考試叫“省試”或“釋褐試”（意思是脫去平民的褐衣，準備穿上做官的紫衣），考試合格，才能授予官職。進士第一名稱“狀元”或“狀頭”，新科進士互稱“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師”，被錄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門生”。
進士及第後，還有一係列的優遇。首先是喜報家書。當時的主司以黃花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報之，叫做“片旁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由進士附家書中寄回，鄉鄰親戚，以聲樂相慶，稱為“喜信”。其次是曲江宴遊。及第進士在向主司謝恩，行座主、門生之禮後，便齊赴期集院，開始各種宴遊活動，同年們宴飲於曲江者，稱“曲江大會”，有時皇帝也親禦紫雲樓，垂簾以觀，公卿之家則乘機選擇佳婿。新進士們還可遍遊長安各園，每到一處即設宴，稱“杏花宴”，席間有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等名堂，出任“探花”者須比別人先采得園內名花，否則挨罰。後世殿試第三名“探花”之稱，即源於此。再次是慈恩題名，即新科進士宴於慈恩寺塔（今大雁塔），即席題名於塔身，稱為“題名席”或“題名會”。複次有“平康之樂”，當時平康裏為妓院所在地，舉子高中後，在此宿妓作樂。若一旦正式通籍為官，就有不便了，故抓緊機會遊樂一番。最重要的，則是親故改容，即一身登科及第，家人親屬也馬上隨之榮耀起來，光宗耀祖，改換門庭，還可進入“衣冠戶”（唐戶口類別之一），享有免賦役等多種優待。
處在興起階段的科舉製，對於隋唐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的加強、推動社會進步、改善官吏隊伍素質、促進文化事業的繁榮，都有積極的作用。同時由於製度的不盡完善，也出現了營私舞弊、朋黨之爭以及浮誇不實的形式主義等弊端，並對後世產生不利影響。
隋唐時期的科舉製，還處在興起上升階段。它的實施對當時社會產生的積極作用，應當說是主要的。
首先，它有利於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科舉製是作為九品中正製的對立麵出現的。它反映了南北朝以來寒族勢力的興起，體現了庶族地主參政的要求。它的實施，為庶族地主乃至平民知識分子開辟了一條新的人仕途徑，從而擴大了封建統治的階級基礎。科舉製把選拔人才的權力集中到中央朝廷之手，使大批比較優秀的人才為朝廷所用，不再成為豪門貴族及其他割據勢力的附庸，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另外，科舉考試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又有一套嚴格的程序，中舉後可享受種種優惠待遇，這就把大批知識分子籠絡、吸引到符合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軌道上來，形成一種無形的思想導向和意識禁錮，從而削減了可能的反抗潛力。正因為如此，唐太宗見到新科進士列隊走出端門時，高興地說：“天下英雄都落入我的圈套之中了!”
其次，它有利於當時社會的革新進步。當時科舉人仕的人，大都政治視野開闊，頭腦清醒，不因循守舊，敢冒犯陳規陋習，並且多少與下層人民有較為密切的聯係。因此，他們一旦入朝為官，尤其是進入最高決策圈後，大都主張革新朝政，敢於為民請命。如唐玄宗即位後，為了改革弊政，求得國內的安寧，先後用姚崇、宋璟、張嘉賢、張說、杜暹、韓休、張九齡等科舉出身者為相，這些人正視現實，直言諫諍，扶正祛邪，匡正朝綱，對開元盛世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唐順宗時發生的“永貞革新”，王叔文、王伾集團中的核心人物劉禹錫、柳宗元、韋執誼、程異等，都是科舉出身。唐憲宗即位後，決心裁撤藩鎮，而貫徹削藩政策的得力宰相武元衡、裴度，都是科舉出身。尤其是裴度，在武元衡遭刺身亡，自己也身負重傷的情況下，置生死於度外，平藩之誌不移，終獲大勝。
再次，對於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吏隊伍的整體素質，也有積極作用。因為科舉入仕者，大都學有專長，肯於勤奮做事，具有強烈的上進心，所以他們進入國家機關後，增添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工作效率。如狄仁傑是明經出身，他在武則天時期任大理丞，一年內斷決淹滯不決的案犯1．7萬人，沒有一個稱冤的。劉晏，童子科出身，被任為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後又兼轉運、常平等使，他在任職期間，采取食鹽專營，改善漕運，對唐王朝後期財政經濟的貢獻，連反對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同時，科舉製度注重學識，科舉入仕者文化素質都比較高，他們進入官場後，又帶動、誘導著其他途徑入仕者的文化意識，從而使官吏隊伍的文化素質得以提高。另外，科舉進入仕途時，還要通過吏部的身、言、書、判四項考試，合格者，要以德行為先錄用；如果兩人以上德行相同，以才高者為先；才等者，以勞績為先。這樣就使整個官吏隊伍的外在形象、內在品德以及才能政績都得到重視，從而使官吏隊伍的整體素質和形象得到改善和提高。
最後，唐代科舉考試中，尤其是受士人高度重視的進士科必考詩賦，使應考者把相當大的時間與精力放在吟詩作賦上麵，並且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詩壇泰鬥，從而把唐詩的繁榮發展推向了後世無法企及的高峰，為中國古代文化，增添了舉世讚譽的奇葩。
同時，也要看到，這一時期的科舉之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弊端，對後世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由於科舉考試中有關製度尚不夠健全和完善，使得科舉考試過程中，出現了種種舞弊營私的行為。這在科舉中的幾個主要環節中都有發生。比如在解送生徒和鄉貢中，由於有關規定不夠明確，或者沒有得到執行，出現了權貴操縱舉送應試者的現象，使一些真正有才學德行者在一開始就被拒之門外。再如，在考試前，實際上允許考生為自己製造聲譽，一些考生就把自己平時寫好的文章詩賦等，托關係送到禮部（稱“公卷”）、達官貴人（稱“行卷”）那裏，為以後中舉鋪平道路。這中間自然少不了拉關係、走後門、行賄受賄等行為，當然，也有一些是確有真才實學、擔心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又如，在科考中，還有“槍替”（請人代考）、“挾帶”（私藏參考書之類入場）等舞弊行為，使本來公平競爭的場所，也變得不那麽公平了。最後，在錄取時也還有“請托”，就是通過各種關係，請求主司錄取，當時的韓愈就曾為多人請托。因為有這種不正之風，大和二年（828年）的進士科考試，錄取的前5名，包括第五名的杜牧在內，都是通過請托、推薦或其他關係事先決定的。由於權貴控製了這幾個關鍵環節，元和年間以後，公卿大臣子弟及第的比重在錄取總數中迅速上升。到後來，原先是從地主階級各階層的土人中選拔人才的進士科，幾乎變成了公卿大臣用來世襲高位的工具。
科舉考試後及第者與主考官之間，是“座主”、“座師”與“門生”的關係，同年錄取者又稱“同窗”，及第後門生拜座主，同年結伴遊，容易形成一種不正常的關係。故當時有人當上一兩次主考官後，就把在自己手中及第人仕的“門生”，看成可以供養自己的“良田美玉”。這反映出科舉考試潛伏著形成官僚中朋黨及朋黨之爭的問題。當年李德裕力主革除科考後的“曲江大會”等議程，不完全是對科舉出身的人存有偏見，確有防止因此而朋比為奸、不利於清明吏治的良好意圖。這一點，在後世的科舉製中，發展得更為嚴重，使本來鞏固君主專製的一種良好辦法，走到了它的反麵。
最後，由於科舉考試中注重文章辭賦，講究格式程序，容易使應舉者重文而不經世，重虛而不務實，使官場乃至社會上形成一種浮華的形式主義作風和風氣，這在當時，已出現過一些笑話。如唐德宗時製舉中有“懷才抱器，不求聞達”科。有人在昭應縣（今陝西臨潼）碰到一個書生，往長安趕路，很是匆忙，就問他為什麽這麽著急，回答說“要去參加‘不求聞達’科考試”。後來，尤其是明、清時期“八股文”的興起，則表現的尤為明顯。至於有的人一味追求功名富貴，甚至連親娘都不認的事，這時已有發生。到後來，就出現了“陳世美”式的一批新貴，這也是在所難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