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對這個世界已有足夠了解,因而對任何事物都見怪不怪。但是直到現在,我仍然對自己小小年紀就遭人拋棄感到不平。我這樣一個極具才華、觀察力強、聰明熱情、敏感機靈的孩子,遭受著肉體和精神雙重痛苦的 年輕人,居然沒有人出來為他說一句話,這實在是咄咄怪事。但是真的沒有一個人出來為我說句話,十歲那年,我就成了摩德斯通與格林伯公司裏的一名童工了。

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位於黑衣修士區,挨著一條河流。那地方後來經過改建,現在已經完全變了樣了。當年,這家公司就在一條狹窄的街道盡頭的一座房子裏。街道彎彎曲曲直通到河邊,河邊還有幾級台階,供人們上船下船之用。公司的房子又破又舊,有個自用的小碼頭,緊靠著河邊,漲潮時到處是水,退潮時到處是汙泥。房子裏好像那裏都有老鼠。房間裏還安裝著護牆板,不過,經過上百年的煙熏火燎,已經分辨不出它原來的顏色了。地板和樓梯都已經腐爛了。地下室裏,成群的灰色大老鼠東奔西竄,吱吱亂叫。這裏到處充滿著腐爛和汙垢。這裏的一切,現在想起來,我也覺得不是多年前的景象,而是此時此刻眼前的情景。它們全都出現了,就像當年我渾身顫抖,跟著昆寧先生第一次走進這裏的時候看到的一樣。

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跟各種各樣的人都有生意上的往來,不過主要還是給一些郵船供應葡萄酒和烈性酒。我現在已經想不起來這些船都開往什麽地方了,不過我記得,其中有些是開往東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的。我現在還記得,這種酒類買賣需要很多的空瓶子。於是就雇傭了一批大人和小孩,每天就著亮光檢查這些瓶子,把破裂的都扔掉,把完整的洗刷幹淨,然後就裝滿酒,再貼上標簽,塞上合適的軟木塞,在軟木塞上封上火漆,蓋上印,幹完這些之後,就把瓶子都裝箱。這些活兒我都要幹,而我就是雇來幹這些活兒的童工之一。

把我也加上,我們一共是三四個人。我們幹活的地方,就在公司那個破屋的一個角落裏。昆寧先生要是高興,他就站在賬房裏他那張凳子的最低的一根橫檔上,從桌子上麵的窗子看著我。我很榮幸在獨自謀生的第一天早上,童工中年紀最大的那個就奉命來教我怎樣幹活。他叫米克·沃克,身上係著一條破圍裙,頭上還戴一頂紙帽子。他告訴我說,他父親是個船夫,曾經參加過倫敦市長的就職儀式,還是戴著黑色天鵝絨的帽子參加的。他還告訴我說,我們還有一個主要的夥伴,在給我介紹時,他叫粉白土豆,這個名字可真怪。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個並不是他出生受洗禮時的名字,而是公司裏的人給他取的綽號,因為他的臉色總是灰白的,像煮熟的土豆一樣那樣白。粉白的父親是個運水的,還兼做消防隊員,現在在一家大劇院幹活。他家還有一個親人——我想是他的妹妹吧——在劇院裏扮演啞劇中的小鬼。

我淪落到這個圈子裏了,把這些人與那些我朝夕為伴的人、還有我快樂童年時代的那些夥伴——不必說斯蒂福,特拉德,以及其他同學了——相比較,我覺得我想要成為博學多識、卓越優秀的人的夢想徹底破滅了。當時我真的徹底絕望了,因為我現在所處地位如此卑賤,我過去所學到的、所想象的、所喜愛的、那些讓我浮想聯翩的上進心等等,所有的一切正一天天、一點點離我遠去,我那個時候內心所受的痛苦,還有對這一切的深刻記憶現在都無法言傳。米克·沃克教完我之後,就離開了,我的眼淚立刻就流了下來,流進了洗瓶子的水裏,我嗚咽著,胸口有一道裂縫好像隨時都要裂開一樣。

賬房的鍾顯示到了十二點半,大家都準備去吃午吃了。這時,昆寧先生敲敲賬房的窗子,打個要我進去的手勢。我進了賬房,看到那裏坐著一個大塊頭的中年人,穿著褐色外套、黑色緊身褲和黑鞋。他的頭很大,油光光的,上麵的頭發比一個雞蛋上沒有多多少。我進去後他就把他那寬寬的大臉轉向我。他衣衫破舊,卻戴一條很顯眼的硬假領。他拿著一個手杖,顯得很神氣,上麵係了一對褪色的大穗子,他的外套上還掛了個單片眼鏡——後來我發現這隻是個飾物,因為他從不用它看什麽東西,就算他想看,估計什麽都看不見。

“這個,”昆寧先生指著我說,“就是他。”

“這,”那位陌生人說,他給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那種屈尊的語調,還有那種難以形容的上流人的神態,“就是科波菲爾少爺了。我希望你貴體安康,先生。”

我說我很好,也希望他很好。上天知道,我其實很不安,但我不願在那個時候訴苦,所以我說我很好,也希望他很好。

“謝天謝地,”那陌生人說,“我很好。我收到摩德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希望我能把我現在未住人的一部房屋當作——簡言之,出租——簡言之,”那陌生人笑了笑,好像是個知心人一樣的繼續說,“當作臥室——租給我此刻有幸結識的年輕的創業人——”那陌生人揮揮手,把下巴擱進他那硬衣領裏。

“這是米考伯先生,”昆寧先生對我說。

“嗯!”陌生人說,“這隻是我的姓氏。”

“米考伯先生,”昆寧先生說,“和摩德斯通先生是舊識。他給我們拉生意,隻要他能拉到客戶,我們就付他傭金,他收到了摩德斯通先生的信件,請他替你安排住處,他非常願意讓你當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說,“都會路,溫澤巷。我——簡言之,”米考伯先生又用那種好像知心人一樣的語氣說道,還帶著那種上流人的神態——“我就住在那裏。”

我向他鞠了一躬。

“我認為,”米考伯先生說,“你對這大都市的路況還不甚了解,要穿過這座現代巴比倫[ 古代東方巴比倫王國的首都,以奢華**靡著稱。倫敦則有“現代巴比倫”之稱。]的迷宮肯定會迷路——總之,”米考伯先生又一次親切地說,“你可能會迷失方向——我很高興今晚能來這裏接你,並讓認識一下最近的路線。”

我真心真意地謝了他。因為他竟願意來接我,真是太熱情了。

“幾點,”米考伯先生說,“我可以——”

“八點左右。”昆寧先生說。

“大約八點,”米考伯先生說,“再見,昆寧先生。我不再打擾了。”

於是,他戴上帽子,夾著手杖,筆直地挺著身子,哼著曲子離開了賬房。

就這樣,我被昆寧先生正式雇傭了,在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薪水嘛,我想是一星期六先令吧,反正記不清是六先令還是七先令了。我不能確定,我傾向於是六先令,要不就先是六先令,後來是七先令。他立刻付了我一星期的工資(我相信是他從自己口袋裏掏的),我又從中拿出六便士給了白粉,請他晚上幫我把那箱子拿到溫莎巷去——箱子雖說不重,但是我還扛不動。我又花了六便士買午飯,一張肉餅和街頭水龍頭裏的水。我還在街上隨便溜達一會,打發掉了用來吃飯的那一個小時。

晚上,米考伯先生在約定的時間來了。我洗了手和臉,表示對他的那種派頭的尊敬,然後我們一起朝我們的住的地方走(我想,這時我能這麽說了)。一路上,米考伯先生把街名、拐彎的住房式樣都指給我,讓我記住,這樣明天早上我就不用那麽費事地找路了。

到了他在溫莎巷的住宅後(我看出,這住宅其實也和他一樣寒酸,也一樣地盡可能裝體麵),他就把我介紹給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太太很瘦,顯得有點憔悴,看上去一點也不年輕了,她坐在客廳裏(樓下沒有什麽像樣的家具,窗簾總是拉著的,好擋住鄰居的視線)給一個嬰兒喂奶。這嬰兒是一對雙生子中的一個。我在這裏可以說明一下,我到這家後,從沒見過那對雙生子不在米考伯太太懷裏的時候,反正總有一個在吃奶。

還有兩個孩子——米考伯少爺,大約四歲;米考伯小姐,大約三歲。家裏還有一個皮膚很黑的年輕女仆,她喜歡哼鼻子。我來還不過半個小時,她就告訴我她是個“古兒”(意思是孤兒),從附近的聖路加貧民救濟所裏來的。這一家的家庭成員就這麽多。我的臥室在後麵的頂樓上,小小的房間被一種花紋的牆紙給覆蓋了,我童稚的想象力隻能把那花紋和藍鬆餅聯想在一起,屋裏也是隻有很少的幾件家具。

“沒結婚之前,”米考伯太太喘著氣說,坐了下來說道,她帶著雙生子和另兩個孩子帶我上樓來看住處, “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我從沒想到過,我會靠招收房客過活。可是米考伯先生遇到了困難,我不能隻考慮個人的感受了。”

我說:“是的,夫人。”

“目前,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幾乎要把人壓垮了,”米考伯太太說,“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度過這個難關,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我從來不知道困難這詞是什麽意思可是生活的經曆讓我懂得了——正如爸爸常說的那樣。”

我不敢肯定,我究竟是從她哪裏知道米考伯先生做過海軍軍官,還是出於我的想象。我隻知道,直到現在我仍然相信他一度當過海軍,但不知道為什麽。他現在隻是為各種商戶在城裏拉顧客,但我恐怕他的收入很少,或者說幾乎沒有收入。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債主不肯給他時間,”米考伯太太說,“他們就得自食其果了。他們把這事辦得越快越好。石頭裏麵可榨不出血來,米考伯先生身上也榨不出錢來還賬的,更別說付訴訟費了。”

可憐的米考伯太太!她說她曾經努力地嚐試過,我一點也不懷疑她曾這樣做過。臨街的門上,中間一塊大銅牌刻著:“米考伯夫人青年婦女宿舍”,可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青年婦女來這裏住宿過,也沒見過任何青年婦女來過或提出過這個要求,也沒見過我們這裏做過任何接待青年婦女的準備,甚至最低的標準也沒有見過。我所看到的或者聽到的來客全都是債主。他們好像在任何時候都來過,其中有的人還很凶。有一個一臉髒兮兮的人,我覺得他是個鞋匠,每天早上七點鍾就站到走廊裏,朝樓上的米考伯先生喊道:“下來!我知道你還沒出門呢。快點還我們錢,行不行?別躲著,你知道,那太卑鄙了,我要是你就不會這麽卑鄙。還我們錢,行不行?你要還我們錢,聽見了嗎?下來!”這樣的辱罵也得不到回應,他就氣得罵“騙子”、“強盜”,如果這樣還得不到回應,他就走到街對麵,衝著二樓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裏)繼續罵。這時,米考伯先生總會很難過,感到羞愧,以至(有一次,我從他太太的尖叫聲中得知)有一次還用把刮胡子刀對著自己比劃了一下。可是半個小時之後,他就會賣力地擦亮皮鞋,然後哼著曲子就出門了,那神氣比平日還像個體麵人。米考伯太太也同樣具有這樣的韌性。我曾親眼看到,她在三點鍾時被法庭下發的賬單和訴訟賬單給嚇昏過去,可是四點鍾的時候,她卻高興地吃著裹著麵糊的炸羊排,喝著熱過的麥酒(這些是當掉兩個茶匙後買回的)。有一次,我提前在六點鍾回家時,見她昏倒在火爐前(懷中還抱著雙生子中的一個),頭發披在臉上,原來法庭剛剛采取強行手段。可當天晚上,她還一邊在廚房的灶上烤牛肉,一邊給我講她爸爸媽媽的故事呢,還告訴我好多他們過去的交往的事情。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那樣樂觀的人了。

在這個住宅裏,我和這樣的一家人一起度過了我閑餘的時間。我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麵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還把另一小片麵包和另一小塊幹酪放在一個的碗櫥的一個固定的地方,留著晚上回家當晚餐。這在我那六或七先令裏算是一筆很大的開支了。我對此心裏有數;我整天就待在公司裏,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筆錢養活自己。從周一的早晨直到周六的夜晚,我想不起來有誰給過我任何忠告、意見、鼓勵、安慰、幫助或支持,直到我想到進天堂我也想不起來。

我是那麽年輕、那麽幼稚、那麽缺乏能力——我怎麽能不這樣呢?——還不了解自己的全部生活的重擔,因此每天早晨去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時,路過點心鋪門口,看見擺著的半價出售的陳糕點時,我往往就克製不住自己,花掉了本該買午餐的錢。這麽一來,我要不就不吃午餐了,要不就買個小麵包卷或一小塊布丁充饑。我記得公司附近有兩家布丁鋪,我常常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光顧這兩家店鋪。其中有一家在聖馬丁教堂不遠處的一條死胡同裏一一在教堂後麵——現在都被拆掉了。這家鋪子的布丁裏麵有小葡萄幹,味道很特別,就是價格比較貴點,一塊兩便士的布丁還沒有一塊一便士的普通布丁大。另一家隻賣普通布丁,在斯特蘭大街上——那一片後來經過改建了。這家賣的布丁塊兒大、分量足、比較鬆軟,顏色有點灰白,幾顆大葡萄幹零星地分布在裏麵。每天我們吃中飯的時間,布丁正好出爐,熱烘烘的,我那個時候的大多數日子都靠這個過活。每當我想要吃得正式而又豐盛一點的時候,我就買一根調味極濃的幹熏腸和一便士的麵包,或者花四便士從小飯館裏買一盤燉牛肉,要不就在我們公司對麵的一家叫獅子或者獅子什麽的老酒館裏,買上一盤麵包加幹酪和一杯啤酒。有一次,我記得我用報紙包著的麵包(是早晨從家裏帶來的),夾在腋下,到朱瑞街[ 倫敦西區一條街,曾以劇院集中著稱。]附近一家著名的專賣濃汁燉牛肉的牛肉館裏,叫了那麽一“小碟”這種美味,就著麵包吃了。當時,像我這樣一個小孩,獨自一人跑進去吃牛肉,我也不知道堂倌是怎麽看我的。不過,在我吃著我的美味時,他一直盯著我,還把另一個堂倌叫過來看我,他的那副模樣,我到現在還記得一清二楚目。我還給了他半個便士的小費,不過當時心裏希望他不收才好。

我記得,我們還有半個小時吃茶點的時間。如果我還有足夠的錢,我就買半品脫煮好的現成咖啡和一片塗上奶油的麵包。要是沒錢了,我就去弗利特街[ 倫敦中部一條街,以報館集中著稱,常用來喻指英國新聞界。]一家野味店看看,要不就一直走到科文特加登市場[ 倫敦一廣場,曾為倫敦主要的水果、花卉、蔬菜市場。],去仔細瞧瞧菠蘿。我也很喜歡在阿德爾菲[ 倫敦一地區,臨泰晤士河,有“地下城”之稱。]一帶溜達,因為那裏很神秘,到處都是陰暗的拱頂。現在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晚上,我一個拱頂底下出來,來到一家臨河的小酒館門前,那裏有塊空地,幾個卸煤的工人正在那兒跳舞。我就坐在一張長凳上,看著他們跳舞,隻是不知道他們是怎麽想我的!

我還是個小孩,個子還這麽小,每次我走進一家陌生的小酒館買麥酒或黑啤酒,想讓我的午飯更好下咽時他們往往都不敢賣給我。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天氣很熱,我走進一家旅店的酒吧間,對店主說:

“你們這兒最好的——真正最好的——啤酒,多少錢一杯?”因為那好像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我忘了是什麽日子了,可能是我的生日吧。

“兩個半便士,”店主說,“可以買一杯正宗的斯丹寧啤酒。”

“那麽,”我邊說邊掏出錢來,“就請給我來一杯正宗的斯丹寧吧,泡沫要滿滿的。”

店主臉上帶著奇怪的笑容,隔著櫃台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他也沒有去拿酒,隻是扭頭對著屏風後麵,跟他太太說了幾句什麽。他太太手上拿著針線活兒從屏風後麵走了出來,跟她丈夫一起上下打量起我來。此刻,我們三人仿佛都重現在我麵前:店主穿著一件襯衣,沒穿外衣,靠在櫃台的櫥窗架上,他太太從那半截的小門上邊朝我看著,而我呢,有些不知所措地從櫃台外麵仰頭望著他們倆。他們還問了我許多問題,問我叫什麽名字,幾歲啦,家住哪裏,做什麽的,怎麽來這兒的等等。為了不牽連別人,對這些問題,我恐怕都編造一些合適的答案。他們給我端來了啤酒,不過我懷疑那並不是正宗的斯丹寧。店主的太太打開那半截小門,彎下腰,把酒錢還給了我,還吻了我一下,一半出於讚賞,一半出於同情,不過我相信,這完全出於女性的一片慈愛溫柔之心。

我相信,我並沒有不知不覺地或者無心地誇大我那有限的收入和生活上的困難。我認為,不管什麽時候,隻要昆寧先生發給我一先令,我一定會把它花在午飯或茶點上。我這個衣衫襤褸的孩子跟許多普通的成年人和孩子一樣從早幹到晚。我記得,我在街上到處遊**,吃不飽,也吃不好。我知道,要不是上帝可憐我,就憑我受到的那點照顧,我早就變成一個小強盜或小流氓了。

雖然如此,我在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裏還有點地位。昆寧先生是有點粗心大意,事情那麽多,做的買賣又這麽不正規,他還盡量和我這個小家夥打交道,夠難為他了。除此之外,我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我是怎麽來這裏的,不管是大人還是孩子,我都沒有說過,也從來告訴過別人我在這兒心裏有多難過。我隻是默默地忍受著痛苦,千方百計地忍受著,除了我自己,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受了多少苦,正像我先前說過的那樣,我無法言喻。我把一切的痛苦都藏在自己的心裏,隻是埋頭幹活。從來這裏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要是我幹活比不上別人,我就會受到別人的輕視和侮辱。沒過多久,我幹活的時候就跟那兩個孩子一樣快捷,一樣熟練了。我雖然跟他們混得很熟了,可是我的行為和態度還是跟他們不同,總覺得跟他們之間有著不小的距離。他們和那幾個成年人,提到我時,總叫我“小紳士”或“小薩福克人”。有一個叫格雷戈裏的成年人,是包裝工人的頭兒,還有一個成年人叫蒂普,是個趕車的,總穿著一件紅短褂,他們有時候也管我叫“大衛”。不過我想,這多半都在我們說知心話的時候,或者我們一起幹活的時候,或者我給他們講以前在書裏讀到過的故事給他們聽時(這些故事快要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他們才那麽叫我。有一次粉白土豆起來反對我,對我受到的待遇表示不滿,但米克·沃克馬上就把他給製服了。

我決定早就沒希望擺脫這種生活了,也就完全放棄了去想了。不過我知道:我從沒對這種生活屈服過,也沒有一時一刻不感到傷心。但我忍受著這一切,就連對裴果提的書信中也不曾透露過隻字片語(我們通了很多信),這樣一半是出於愛她,一半是因為我羞於開口。

米考伯先生的困難也給我增添了痛苦。我在那種孤苦伶仃的情況下,和他們一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到處溜達的時候,總惦記著米考伯太太籌劃的各種出路,還時時想著米考伯先生的債務。星期六的晚上是我的好時光——一來我口袋裏有了六或七個先令,回家的路上總看著那些店鋪,盤算著怎麽使用這筆錢,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二來我能早點回家——米考伯太太會把最傷心的秘密都告訴我。星期天早上她也會這樣,那時我會把頭天晚上買回的茶或咖啡放在一個刮臉用的小罐裏調好,坐下吃過了鍾點的早餐。像這類星期六似的夜間談話一開始時,米考伯先生總會痛苦地哽咽一番,而在談話快要結束時,他卻在唱著“傑克快樂地和囡囡在一起[ 英國作曲家查理斯·迪布丁(1745——1814)所做歌曲中的一句。]”了。我還見到過到他淚流滿麵地回家吃晚飯,嘴裏叨念說隻有進監獄才是唯一出路,等到睡覺時,又盤算著“如果有什麽機會出現”(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就可以弄到裝弓形窗所需的費用。米考伯太太跟他是完全一樣的人。

我們各自的境遇使得我們之間形成了(我深信)一種奇特而又友好平等的關係,但是我們的年齡還是懸殊得讓人覺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當作她的心腹之前,我從不接受他們的邀請,讓他們掏錢,跟他們一起吃喝,因為我知道他們和屠戶及麵包商之間關係緊張,他們自己也經常吃不飽飯。一天夜裏,米考伯太太就如下麵所說的那樣和我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爾先生,”米考伯太太說,“我沒把你當外人,所以不怕對你說: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到了危急關頭了。”

聽到這話,我心裏難過,我看著米考伯太太那紅紅的眼睛,心裏充滿著同情。

“家裏就剩下一塊荷蘭幹酪的皮了——家裏孩子這麽多,根本不夠吃的呀”——米考伯太太說,“食品間裏除了這個,真的是什麽也沒有了。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習慣了說食品間,我就不知不覺地說了這個詞。我就是想說:家裏什麽吃的也沒有了。”

“天哪!”我很關切地說。

那時我口袋還裝著兩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測我們談話的時間是在一個星期三的晚上——我把所有的錢都掏了出來,誠懇地請求米考伯太太收下它們,就當是向我借的。可是米考伯太太一邊吻著我,一邊讓我把錢放回口袋,還一直說她可沒有這麽想過。

“不要這樣,我親愛的科波菲爾先生,”她說,“我可從來沒往這上麵想過啊!不過,你雖然年紀小,可是很懂事。如果你願意,我想讓你另外幫我一個忙,這次我一定願意接受幫助,還要感謝你。”

我立即請求米考伯太太說出來。

“我自己已經把把許多的日常餐具脫手了,”米考伯太太說,“六把茶匙,兩把鹽匙,一把糖夾,都讓我分幾次拿出去抵押了。一想到爸爸媽媽,我就為這些交易痛心,可這雙生子是個大包袱呀。我們還有幾件小物件也可以拿出去抵押的。但是米考伯先生的尊嚴決不允許他親自去處理這些東西。克裏克特呢?就是那個從救濟院來的女孩——又是個粗俗的人,如果把這事交給她辦,萬一她胡來的話,我們就很難辦了。科波菲爾先生,所以我想請求你——”

這時,我終於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就懇求她隻管使喚我,做什麽都行。當天晚上,我就開始處理他們家裏那些較輕便的財產了。之後幾乎每天早晨去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之前,我都要為此跑上一趟。

在米考伯稱為圖書室的一個小櫃裏,放著幾本書,最先被脫手的就是它們。我把這些書一本接一本拿到都會路一家書攤上了。這條路靠近我們的住所,那有一段路幾乎全是書攤和鳥鋪。我拿去的書,不管給多少錢就都賣了。那個攤主就住在書攤後的小房子裏,他每天晚上喝的酩酊大醉,第二天早晨就被他妻子痛罵一頓。有好幾次,我早上到那兒時,他就在一張折疊**接待我,額頭上的一處傷痕還有一隻又腫又青的眼睛說明他頭天晚上又喝多了(恐怕他喝酒時還喜歡和人爭吵)。他伸出顫抖的手在地板上的衣服口袋裏一個一個地搜,想找到點錢付給我,他的妻子則抱著一個小嬰兒,拖著一雙便鞋,在一邊不停地罵他。有時,他把錢弄丟了,就讓我隨後再來拿,可他老婆總有錢(我猜是趁他喝醉了的時候偷偷拿了他的),我們一起下樓時,她就偷偷把錢給我了。

在當鋪裏,我也開始小有名氣了。櫃台後那個主事的人物也開始留心我了。我記得,他和我交易的時候,常要我把一個拉丁文的名詞或形容詞變位、或者說出一個拉丁文的動詞給他聽。每次交易後,米考伯太太就要舉行一個小型宴會,一般就是一頓晚餐,這些的晚餐都很別致,所以到現在我都記得很清楚。

米考伯先生的困難終於還是到了危急關頭。一天清早,他被抓了起來,還被送進了巴洛區的國王法院監獄。他走出住宅時對我說,他的白日之神已經隕落了——我還真的以為他的心都碎了,我的心也碎了。可後來我聽人說,還沒有到中午呢,他就快快活活地玩起了九柱戲。

他被關進監獄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我打算去看看他,和他一起吃個午飯。我問了問路,得先到那麽一個地方,到那地方之後,我還會看到附近另外一個地方,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又會看到附近有一個院子,穿過那個院子一直走下去,就會看到一個看守。我順著這條路走過來,最後終於看到一個看守(當時我是多麽可憐的一個小東西呀!),我突然想到羅德裏克·蘭登在債務人監獄裏的時候,有那樣的一個人,一件衣服也沒有穿,就披著一片破地毯[ 出自英國小說家斯摩萊特(1721——1771)所著《蘭登傳》。],這時我的眼睛已經模糊了,我的心咚咚咚地跳著,而且我總覺得那個看守在我的眼前晃動著。

米考伯先生在大門裏等我。我們走上去到了他的房間(從頂上往下數是第二層)大哭了一場。我記得,他鄭重其事地請求我,要從他的經曆中吸取教訓,並提醒我說:如果一個人年收入為二十磅,他花去十九磅十九先令又六便士,他會很高興;但如果他花了二十鎊一先令的話,他就要苦惱了。之後,他向我借了一先令交給了看守,還給我寫了一張收條,讓我向米考伯太太要回那一先令,然後就收起了手帕,情趣又高了起來。

我們坐在一個小火爐跟前。生了鏽的爐門裏一邊各放了一塊磚,以免煤燒得太多了。我們在那裏坐了一會,和米考伯先生住一間屋的另一個債務人從麵包店回來了,還帶來了一塊羊裏脊肉,那就是我們的午飯了。然後,他們讓我上頂頭去見“霍普金斯上尉”,就說米考伯先生向他問好,再說明一下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問他能不能借一副刀叉讓我們用用。

霍普金斯上尉借給我一副刀叉,還讓我問候米考伯先生。在他的小房間裏,有一個髒兮兮的女人,還有兩個蓬頭垢麵的女孩,那女孩們是他的女兒。我想,好在我們是向霍普金斯上尉借的刀叉,而不是借他的梳子。上尉本人就邋遢得無以複加了,他長著一臉大胡子,穿著一件很破舊的褐色外套,外套下麵就什麽也沒有了。我看到他的鋪蓋卷被卷著放在一個角落裏,一個架子上放著他的鍋碗瓢盆什麽的,我斷定(上帝知道我是怎麽斷定的)那兩個蓬頭垢麵的女孩是霍普金斯上尉的女兒,可那個髒兮兮的女人好像並沒有嫁給霍普金斯上尉。我怯怯地站在他門口,呆了不過兩分鍾,我就帶回這麽多見識,就跟我握在手裏的刀叉一樣真實可靠。

我們那頓午飯有種吉普塞的風情在裏麵,而且吃的很愜意。午後不久,我去霍普金斯上尉那裏還了刀叉,然後就回家了,將這次探訪的情況向米考伯太太詳細地講述了一番,好讓她能安心。一看到我回來,她就昏了過去。後來她就做了一小杯雞蛋羹,我們邊吃邊聊。

我不知道,他們家的那些家具是怎麽賣出去的,又由誰經手賣的,反正我沒有經手它們。不過,家具還是被賣掉了,讓一輛貨車拖走的,隻剩下了床和幾把椅子,和一張廚房用的桌子。靠這點東西,我們像駐紮在營地一樣住在溫莎巷那所空****的房子裏。米考伯太太,孩子們,那孤兒也就是我,都住在那兩間房間裏。我也記不清我們到底到底住了多久,不過我覺得在那裏住了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終於決定搬到監獄裏去住了,米考伯先生現在一個人住在一間屋子裏了。於是,我把鑰匙還給了房東,他很高興地就收回鑰匙,除了我的床之外,其他的床全被送到最高法院的監獄了。我的床被送到離監獄圍牆外不遠的一個小房間裏了,我在這裏租了一個房間,我很滿意。因為我們在患難中已經非常親密,難舍難分了。那古兒也在那附近找到一個房租低廉的住處。我的臥室是這個房子後麵的一個頂樓,屋頂是斜的,窗戶對麵是一個木場,風景宜人。我住在這裏,一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已經變成了災難,就覺得這小屋跟天堂一樣了。

在這段時間裏,我依然在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裏幹著普通的活兒,還是跟那幾個普通人做夥伴,心裏依然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落魄,受這樣的屈辱。不過,我每天去公司,從公司回家,還有午飯時在街上瞎溜達的時候,都會看到許多孩子,可我從來沒有跟他們中的一個說過話,也不想去結識其中的一個,對我來說,我覺得很慶幸。我生活的如此不幸,而且也跟從前一樣,我依舊孑然一身,靠自己養活自己。我能感到的變化隻有兩點:第一,我穿的更加破了;第二,米考伯夫婦的事,已不再像以前那樣重壓在我的心頭了。他們的一些親戚朋友,願意出麵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了,因而他們在監獄裏的生活,比他們以前在外麵過的更舒服一些了。不知是什麽原因,反正因為某些安排,我現在可以經常跟他們一起吃早飯了。監獄早上什麽時候開門,就讓我進去,我也記不清了。不過我記得,當時我通常在早晨六點鍾起床,在去監獄之前,我就在街上溜達。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倫敦橋。我喜歡坐在石橋的某個凹處,看著過往的人們,或者趴在橋欄上,看太陽照在水麵反射出的萬點金光,或者看到太陽照到倫敦大火紀念碑上,仿佛點燃了頂上的金色火焰。有時,那個古兒也會在這兒碰上我,我就給她講了一些有關碼頭和倫敦塔[ 為紀念倫敦1666年大火所建,頂上盆狀,從中發出火焰的樣子。]的有點離奇的故事。有關這些故事,我隻能說,我希望是真的。晚上,我常常到監獄去,有時陪米考伯先生在運動場上散散步,有時跟米考伯太太玩紙牌,聽她講她爸媽的故事。至於摩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住在什麽地方,我也說不上來。反正我從來沒有對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裏的人說過這些事。

米考伯先生的事,雖然渡過了最危難的關頭,但是由於一張“契據”什麽的,所以依然還被糾纏不休。有關這種契據的事,我以前聽他們談起過。現在看來,那一定是他以前給債權人寫的某種約定償還債務的借據,不過當時我搞不清楚這些東西是怎麽一回事,把它跟從前在德國流行的魔鬼的羊皮紙[ 指浮士德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所立的契約。]混為一談了。最後,這個文件不知怎麽回事,好像不礙事了。米考伯太太告訴我說,“她娘家的人”認定,米考伯先生可以根據破產債務人法申請釋放。這麽一來,她估計再過六個星期,他就可以重新獲得自由了。

“到那時,”當時在場的米考伯先生說,“謝天謝地,毫無疑問,我的手頭就會有錢了,可以過上全新的生活了——簡而言之,隻要有機遇的話。”

為了把所有的事盡可能都寫下來,我記得,在這段時間裏,米考伯先生還起草過一份給下議院的請願書,要求修改因債務而被監禁的法律。我為什麽要把這段回憶寫在這兒,是因為它是我創作方法的一個例證,說明我如何把早年讀過的書裏的內容,和我現在不同於童年時期的生活經曆結合起來,用市井見聞和男女情事來給自己的故事增添色彩。同時,我想,這也說明我在寫我的自傳時,會不知不覺的發展起某些主要特點,在整個這段時間裏,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監獄裏有一個俱樂部,米考伯先生作為一個紳士,成了俱樂部裏很有權威的人士。他把要寫請願書的事告訴了俱樂部裏的人,人們都一致讚成。於是米考伯先生(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好好先生,隻要不是自己的事,他都幹勁十足,幹起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事來,比誰都高興)就開始寫起這份請願書來。寫好後,又謄寫在一大張紙上,鋪在一張桌子上,約定了一個時間,讓俱樂部的成員,甚至全監獄的人,隻要誰想來,都可以到他的房間在上麵簽名。

我聽說要進行簽字了,就著急的想看看他們一個個進來簽名的情況,雖然我認識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而他們也認識我。為此,我還特意向摩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請了一個小時的假,站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等著。俱樂部裏的成員能擠進來的都擠進來了。大家把米考伯先生擁到那張請願書前,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上尉”(為了表示對這一莊嚴的儀式的敬意,他特意梳洗了一番)站在請願書附近,準備把請願書念給那些不大了解它的內容的人聽。隨後房門也被打開了,獄友們排成一個長隊等在外麵,一個一個進來,進來的人簽上名字,然後走出去。“霍普金斯上尉”對進來的每個人,都要問一聲:“你看過請願書了嗎?”“沒有。”“要不要我念一遍給你聽?”隻要那人稍有一點表示要聽的意思,“霍普金斯上尉”就大聲給他從頭到尾念一遍。哪怕有兩萬個人要聽,他也會一遍又一遍地念上兩萬遍的。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每當他念到“聚集於議會之中的人民代表”、“因此請願人誠惶誠恐,向貴院呈遞此書”、“仁慈的國王畢業不幸的臣民”等詞句的時候,他的聲音洪亮悅耳,仿佛這些字眼都是吃在嘴裏的鮮活的東西,味道可口。這時,米考伯先生作為作者,帶著幾分得意,美滋滋地側耳傾聽著,兩眼還一直(不太嚴肅地)望著對麵牆頭上的鐵尖子。

我每天都在巴洛區和黑衣修士區之間來回奔走,吃飯的時間就到偏僻的街上轉悠,現在想想街上的石頭都快讓我那雙孩子的腳給踩壞了吧。我不知道,當年在“霍普金斯船長”的朗讀聲中,那些從我麵前走過的人裏,有多少人已經不在了!現在,每當我回憶起我少年時代那一段靠苦痛挨過來的歲月時,我也不知道,在我替這些人編造出來的故事中,有多少是被我想象的迷霧籠罩著的,而記得十分真切的事實!可是我毫不懷疑,當我故地重遊時,我總能看到一個在我麵前走著、讓我同情的天真而又富於想象的孩子,他憑著那些奇特的經曆和悲慘的事件,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想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