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堅定的有神論者和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辯論，你來我往，各不相讓，從早晨開始，直到夜幕降臨，才見出分曉，各自退下：無神論者跑到神廟大哭一場，請求神靈原諒自己的無知狂妄，此後一定痛改前非，虔敬侍神；有神論者回到家中，把神像統統敲毀，慶幸從此獲得新生，不再為虛幻的教條拘束。這是我過去讀過的一個故事，很顯然屬於莊子所謂“寓言”之列，聰明人編出來諷喻“真理”之脆弱，人心之無恒，改宗何其易也！
不過故事隱含的道理不止一層，它也啟發我們注意曆史辯證的一麵：自以為勢不兩立的敵手，卻往往彼此型塑。王汎森教授早年寫《章太炎的思想》，即注意到章氏“暗中與康有為搏鬥而又處處陷入康氏的牢結”的困境：康有為在名著《新學偽經考》中大力批判劉歆偽造儒家經典，章太炎則自稱劉氏的“私淑弟子”，又擁劉歆以與孔子抗衡。“表麵上看他是在和康有為爭鋒，其實他的思維方法與康氏是一樣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你要打擊誰，我就來捧他——此類例子在思想史上比比皆是，然不論當事人自己，還是後來的史家，卻往往忽略了其結果：論者從此陷入對手的思維邏輯，實際等於作繭自縛。
美國文化史家雅克·巴讚的《從黎明到衰頹》一書，提供了西洋史上一個同類故事。1517年，路德推開宗教改革的大門，批判天主教會腐化墮落，壟斷詮釋《聖經》的權力；在他看來，與上帝的交通全不用教會和教士這類媒介，“人人都是神甫”，可以通過閱讀和思考《聖經》，據其字麵意思，直接感受真理。由於切中時代脈搏，路德新教迅速風靡。經過30多年的戰鬥，羅馬教廷終於決定召集特倫多會議，邀請新教參加，共同商量教義，卻被斷然拒絕。雖然如此，路德的身影卻時刻在會上晃動——會議對教會做了諸多改革，主要目標即在“糾正新教錯誤”，但它的“結果卻把天主教信仰綁死在西元1500年，甚至更早之前的思想位置”。
巴讚指出，天主教會傳統“一向極富彈性”，隻要把握住核心信仰，其他皆可因時因地製宜，“不必受《聖經》牽製”。且“《聖經》不在一般人手中，隻有神職人員識字”，他們思想活躍，帶動了“西方心靈的前進腳步”。經過特倫多會議，思想的流動反而“被阻絕起來”。為了表明天主教也尊重《聖經》，會議采取了“按照字麵解讀經文的立場”。“這個舉措純屬被動反應，全受新教對頭左右而不自知。我們甚至可以說，伽利略的天文說之所以遭天主教會定罪，都是那些滿腦子《聖經》狂熱的革命分子輾轉造成。”此前的思想管製主要針對宗教和道德，如今卻擴大到“科學”領域，拉開了“科學”與“宗教”的戰爭。這“勢不兩立的二分法，隻能為宗教製造出源源不絕的不信者（因為二分法強迫非此即彼的二選一），等於剝奪了許多人接受相信的機會”。
天主教會與新教競爭的結果，並沒有像那個故事裏的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一樣，位置倒易，而是強化了彼此固有的立場，但在相互模仿和塑造這一點上，並無二致。巴讚提供的這個例子向我們具體展示了一對思想的對手怎樣變成孿生子的過程：首先，一旦選定一個敵人，有針對性地對其做出回應，就意味著接受了對方的話題，從而堵住了其他各種可能的思路，限製了自己的思想境域。其次，假如要有意識地與對方做出區分，勢必會分外凸顯自己那被認為與對手“相異”的一麵，甚至會刻意回避、遮掩與敵人“共同”的成分。問題是，所謂“相異點”未必就是準確的認知，有時甚至根本就出自論敵的“汙蔑”，這樣，反抗敵人的過程，常常就是一個人不自覺地走上被對方塑造的過程。最糟糕的是，思想論戰變為人身攻擊，以朋友和敵人劃分討論陣營，終致大家的人格一齊垮掉。
我們在曆史上看到的，往往是不同派別彼此攻錯，推動了社會更加開放、思想愈發深入；但也應注意到，並非所有論戰皆可起到同樣效果——巴讚講的這個故事，就是思想經由論爭而進一步封閉化、膚淺化的例證。眾聲喧嘩，未必就是思想豐富、心靈自由的表現，它也可能是思想貧乏、心靈狹隘的結果。自許為致力社會進步的人，自然會因各種因緣，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各種論爭，但關鍵全在於我們的發言是緊盯著對手，還是對手的思想。前者乃是門戶之見，後者才是真的百家爭鳴。前者與人貼身肉搏，破口詈罵；後者立定腳跟，有自己的姿態，不會聽憑對方界定自己，更不會選一個下等“對手”，和他一起抓頭發，扯耳朵，使絆子，弄得不成體統。據說今日中國有這“派”那“派”之分，那麽，他們到底是彼此型塑共同墮落，還是相互切磋更上層樓，鑒往知來，有心人能不審慎！